青春戲劇檔案（簡體書）

《青春戲劇檔案》一書收錄當代戲劇文學10部，包括：朱宜的《長生》、趙秉皓的《微觀世界》、何薇的《紙桃》、任淼的《歌盡桃花扇底風》、楊小雪的《人間童話》等。這些作品有兩個特點：第一，它們的作者沒有一位在創作它們時年齡超過了22歲，因此它們都是很不成熟的習作，比起專業技巧上的幼稚來說，它們的作者在生活上缺乏起碼的歷練和積累是更致命的弱點；第二，非常可能也是因為作者們年輕，他們的藝術想像大膽地進入了當代中國主流戲劇視為“雷池”的精神空間。

頭發亂了的年代，無處安放的青春。南京大學戲劇專業的學生，用他們的激情與想象，在戲劇舞臺上書寫著他們的青春。呂效平主編的這本《青春戲劇檔案》收錄的十部經典創作劇目，有選取歷史題材的《歌盡桃花扇底風》、《三國小戲二枚》、《紙桃》、《蔣公的面子》，有以現代生活為背景的《長生》、《人間童話》，也有探究生命、價值、死亡的《婚禮》、《謀殺歌謠》、《微觀世界》等。其中《蔣公的面子》更是作為南京大學110周年的校慶大劇引人注目，目前更是在全國多個城市展開巡演。
對照著名導演孟京輝的《先鋒戲劇檔案》，這部《青春戲劇檔案》或顯稚嫩，但是其中展現出的新一代戲劇新勢力的思考和才華，熠熠發光、不容小覷。

獻給校慶的精神美餐——看話劇《蔣公的面子》有感
董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
一、史中有戲。戲中有史
我很高興能夠在南京大學110年校慶期間看到《蔣公的面子》這出話劇，這是獻給校慶的精神美餐。中國的大學大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的，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1998年北大校慶起，全國各地都開始興師動眾，紀念校慶。但是不夸張地說，校慶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了一種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濃厚的官味和商味。官味指的就是官本位，通過接待有權勢的人來強化學校對政治的依附。本來，學校通過校慶籌資很正常，可在我們這里卻往往加進了商業的因素。去年清華校慶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今年，我們的校慶，學校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序長不序爵”，這確實是很好的。但是光講“序長”恐怕還不夠。我認為校慶的目的應該是總結學校歷史上辦學的經驗教訓，找到其自身的文化傳統，并把它發揚光大。增加校慶的學術性和精神性探索，為我們當前的辦學之路提供借鑒，這才是校慶的核心價值。
從這個角度看，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所制作的這個戲劇我覺得正好實現了這一訴求。這個戲從精神的角度挖掘了我們校史上的一些細節，有很強的學術性和思想性，帶給我們啟發。該戲名為《蔣公的面子》，將1943年蔣介石在中央大學任校長這一歷史事實作為題材。關于這段歷史，過去我們無論從左還是從右的角度，都不太敢碰。但這個戲的作者卻勇敢地對此予以了處理，并且處理得非常好。
從對待歷史這一點看，這個戲寫得比較真實。首先，作者并沒有簡單地辱罵蔣介石。文革時我們出于政治原因完全地否定了蔣，正如戲中所寫的，叫他“蔣該死”。但從歷史看，中央大學在蔣介石當校長的情況下仍是有發展，有成績的，因此不能簡單否定。其次，她比較真實地描繪了當時三位中央大學教授不同的政治傾向和思想狀態。時任道是一個帶有左翼傾向，對國民黨政治有很強批判性的知識分子。蔣介石曾下令打死過他的學生，他對蔣的專制統治非常憤怒，不能接受。夏小山則是另外一種典型，埋頭做獨立學問，好美食，對蔣介石既不反對也沒有興趣。在我們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原型。夏小山盡管承認蔣是整個國家的領袖，但從學術而言，他認為蔣沒有做校長的資格。在戲中，他仍想去赴宴，原因是他想吃宴會上的一道菜。這個人物的性格被刻畫得非常細致真實。卞從周則是一個比較官方化的教授，他擁護政府，希望能夠去赴宴。但他也并非那種昧著良心不顧事實的官方走狗，基本上仍可以認為是知識分子中偏右的類型。作者描寫了這三個教授對蔣介石當校長的不同態度，通過是否去赴宴，是否給蔣公這個面子將各自的形象刻畫出來。
更為可貴的是，戲劇作者對于一種真實存在的知識分子精神的把握。無論這三位教授有著怎樣的差別，是擁護蔣還是反對蔣，總體上看，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價值，那就是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他們并不把蔣介石請吃飯當作是皇帝的賜宴。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從周也沒有這種傾向。這點恰恰是我們校史中最重要的精神傳統，可惜多年來被我們所忽視了。在1949年后，知識分子經過了歷次運動，大學中的精神傳統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舉一個例子，在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有一個教授，某個項目很有成就，正好毛澤東來南京接見知識分子，他就去了。回來之后，他激動地說：“我的手不能洗，你們趕快來握一握我的手，這是毛主席握過的手。”他的這種感受是真誠的。前不久，我讀到一些知識分子回憶自己五十年代時的思想狀態，那種如坐春風的幸福感。這些感受既是真實的，但又顯得多么可笑和可悲。可是我們在1943年的中央大學的教授中看不出這種人身的依附，即便從和蔣介石關系不錯的卞從周身上也很難看出來。作者把握住了這一點，寫出了我們現實生活中所失去了的東西，寫出了大學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這非常難得。同時，對這一主題的表現，她并不是通過抽象的說教，而是選擇一系列的細節，充滿了生活味道。尤其是對夏小山教授的塑造，寫他既想吃火腿燒豆腐這道菜，因而準備去赴宴，又不贊成蔣當校長，因此要求蔣改掉請帖中的身份，顯得非常生動。
在這三位教授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教授，他們擁有自己的人格，他們看重自己的崗位，在統治者面前，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價值判斷，堅持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用這樣一個戲來回憶南大校史，我覺得確實做到了史中有戲，戲中有史。 二、才華與自由精神
該劇的作者溫方伊，只有二十一歲，是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的本科生。現在正讀三年級，能夠寫出這個戲，確實是不容易。在演出當天，呂效平教授引用了我的話說了關于才華的問題。我的確講過這方面內容。我認為，就戲劇專業而言，研究和創作都離不開才華。但研究和創作需要才華的比重并不一樣。做研究，恐怕有八分的努力，兩分才華即可出成績，但劇本創作和舞臺實踐所需要的才華比重則要大得多。
那么才華是什么呢？這很難說清楚，才華并不僅僅是指聰明，盡管它包含了聰明。有智慧的人并不一定有才華。我覺得，才華很可能是這樣的東西：一個聰明的人，從對生活的感受中，發現了一種天然的合乎規律的價值觀。有一些聰明人，知道編劇的技術，會寫戲，但他卻找不到這種價值觀，或者說找到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效果就截然不同了。戲與別的藝術門類不一樣，戲說到底是一種自由精神在公眾面前的公開地、集體地亮相。這種自由精神，天生不會順從現存的文化道德規范。簡單地說，戲劇就是要在精神領域“倒點亂子”。規規矩矩的東西根本不配稱做戲。俄羅斯的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所講的“狂歡化”恐怕也可以這樣來理解，他強調的正是這種民間對官方的否定，一種造反的精神。人們很喜歡引用拿破侖的話說“不想當元帥的兵不是好士兵”，但人們不記得拿破侖還有另外一句話叫做“沒有自由精神的士兵打不好仗”。實際上沒有自由精神的人，一樣編不好劇本。從這個二十一歲的學生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這種自由精神。
戲中，她所寫的是兩段生活，無論是1943年的那段，還是文革中的那段，離她本人都比較遠，但她通過對一些資料的閱讀，根據一些老師的回憶，比較真實地把握了這兩段歷史。更為可貴的是，除了表現歷史的真實外，溫方伊還能夠用今天對生活的感受來觀照那兩段歷史，使之與今天的現實發生碰撞。這一碰撞所產生的火花使我們感到非常親切。我們看到的是歷史，想到的卻是今天的現實。演出中，我注意到現場觀眾的反應，他們用笑聲表達對戲中內容的接受和贊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句臺詞：中國政府腐敗已是國際聞名的了。全場為之歡呼。這句話之所以引起這么大的反響，事實上體現的是觀眾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感受。觀眾對今天腐敗的感受與戲中的歷史呼應了。所以我覺得，才華就是指一個作者能夠在把握歷史的同時，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通過自己的價值觀成功地表現出來。這一點可以說溫方伊做到了。
從技術層面看，能夠編寫劇本的學生在很多學校可能都能找到。但是，并不是每個大學都能找到這樣有才華的學生。有些人很聰明，能夠寫出一個干干凈凈有戲劇性的戲，但未必能夠擁有這樣強大的精神力量。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是南大為她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南大的歷史傳統、文化氛圍和當前的狀態，為她的創作提供了動力。如果這樣的題材讓北大的新左派教授來寫，恐怕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南大的傳統。在20世紀初，南大與北大相比是比較保守的，當時的學衡派與新青年有過多次的論戰，以至于人們或許以為南大缺乏自由的精神。事實上，有一點必須澄清，盡管在一些激進的口號上，學衡派的確與北大知識分子有分歧，但在對待現代化這一總體的要求上卻是一致的。學衡派精通古文，熟悉外國，主張開放，尤其在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這一點上，和北大是一致的。我在校慶一百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立人為大學之本》，談了南大的傳統。盡管我們沒有出現李大釗和陳獨秀這些共產黨的創辦人，但在自由精神這一點上，在中國的現代化與啟蒙這些方面，我們與北大從來都沒有區別。
從1949年以來，中國大學的這種獨立、自由精神一共經歷了五次破壞。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調整，南大的損傷可以說是最厲害，法學、社會學等等被認為是危險的學科都被砍掉，工科被分出去，整個被肢解了；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凡是堅持大學精神的人，一旦公開地表露這樣的觀點，都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全國性的大災難，南大也不能幸免；第四次是在1989年后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這是我親自經歷的，感觸極深，這幾年推行極左的一套，對南大的科研教學的基本精神作了根本性的破壞；第五次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今天仍然持續的經濟大潮的沖擊，很多高校開始搞產業化，從一個教育機構變成了圈錢的工具。很多學校經過這些破壞后，大學精神便蕩然無存了。但南京大學卻依然保持著這個線索不斷，仍能夠不絕如縷地堅持著獨立和自由的精神，時隱時現、時強時弱地通過一些細節表現出來。
在《懷念高華》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五次南大獨立研究的立場與有關當局的矛盾：第一次是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人盡皆知，這里不談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應學梨(蔣廣學)對于農業合作化的批判，當時遭到“查處”，但現在看來，對的’是南大；第三次是許志英發文論述1919年為新舊民主主義分界線不準確，也遭到嚴厲批判，并有不少學界同仁迫于壓力而來“圍剿”許志英，而現在許的觀點已成為學界公認的常識了；第四次是哲學系學生馬丁(宋龍祥)談市場經濟的文章，受到指責和批判，現在馬丁之說也已成了常識；第五次是1990至1992年，南京大學堅決抵制國家教委(今教育部)發動的“清理文科”的政治運動。當時南京大學壓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護，事后看來，這抵制是完全正確的，連教育部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談當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這五次沖突正是南大精神傳統的體現。即便在目前大學精神普遍萎靡的情況下，南大還能有這樣的學生，寫這樣的戲，并且制作演出，為大家所接受，這也正好說明了南大自由精神仍然存在。
三、關于兩個時段的對比
這個戲通過暗轉的方法不斷表現兩個時段所發生的事。一個時段是討論是否給蔣公面子去赴宴，另一個時段是表現1967年文革中知識分子的狀態。從分量上看，文革的這段處理顯得不夠充分。
作者溫方伊來見我的時候，我曾建議，描寫這段歷史最好應與當前知識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識分子精神已經退化到怎樣的程度，別說是一把手，就算是一個部級干部接見都會感到無限的光榮。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過去我一直有花瓶情結，覺得給政府當花瓶很光榮，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很喜歡領導重視”。記得在文革后期，我開始被重新使用。江蘇省委的刊物《群眾》約我寫稿。我就按照當初“評水評紅”的精神寫了一篇文章。雜志編輯部告訴我說，這是省委書記許家屯親自審閱定稿的，并且說我的文章寫得很好。當時我感到受寵若驚。建國后，領導的欣賞、表揚、重視，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精神動力，我當時就是這樣的狀態。
建國后知識分子從原先的獨立精神，蛻變到對“領導”的崇拜，這是一個漸漸演變的過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知識分子的這種依附性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特產，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很難看到。我曾讀到一個報道，法國總統薩科齊出席一個會議，想要主動與一個青年握手，結果被那個青年斷然拒絕。在我們中國，這種文人的依附性有著很長的文化傳統，過去皇帝要召見，不管是怎樣壞的皇帝，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極大的恩寵。但在1943年，情況已經所有不同，蔣介石請吃飯，教授們卻開始討論是否給他這個面子，這是帶有極大主動性的行為。這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經過了20世紀初幾十年的現代化發展，知識分子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所以我就想，能否將1943年的這段戲與今天知識分子的面貌做一個對比。這樣的要求從編劇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難。1943年的教授到現在都已經去世了。現在的這個本子將時間選擇在文革，我覺得對比性還是不夠，處理得過于簡單和表面。如果能把這一點改的更好一些，將可能更有利于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來發揚我們的大學精神。
2005年溫家寶在看望錢學森時，錢學森提出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他說為什么我們在建國后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覺得錢學森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潛臺詞，他沒有明說，但意思卻已經很明確。建國后在我們的制度下，教育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壞，獨立、自由精神萎靡不振，因此培養不出人才。我想，這個戲也應當想辦法將這點意思融入進去。

代序：獻給校慶的精神美餐：看話劇《蔣公的面子》有感長生微觀世界紙桃歌盡桃花扇底風人間童話無題三國小戲兩枚婚禮謀殺歌謠蔣公的面子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