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輝格解釋（簡體書）

輝格式的歷史又稱為“歷史的輝格解釋”，這一術語是由英國史學家巴特菲爾德首先創用的，它指的是19世紀初期，屬￿輝格黨的一些歷史學家從輝格黨的利益出發，用歷史作為工具來論證輝格黨的政見，依照現在來解釋過去和歷史。
《歷史的輝格解釋》1931年出版。作者指出，本書所討論的是在許多歷史學家中的一種傾向：他們站在新教徒和輝格黨人一邊進行寫作，讚揚使他們成功的革命，強調在過去的某些進步原則，並寫出即使不是頌揚今日也是對今日之認可的歷史。作者認為，這種直接參照今日的觀點和標準來進行選擇和編織歷史的方法，對於歷史的理解是一種障礙。因為這意味著把某種原則和模式強加在歷史之上，必定使寫出的歷史完美地會聚於今日。歷史學家將很容易認為他在過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實際上卻是一個與今日相比內涵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部著作內容本身雖然只涉及政治史與宗教史，但它的影響則波及整個歷史學界。“輝格式的歷史”一詞成了歷史學界進行史學批評的標準專業用語。在很長的時間中，幾乎沒有什麼歷史學家願意成為（或被人稱為）輝格式的歷史學家。在科學史界，巴特菲爾德的這種影響尤為強烈。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基督教思想家，劍橋大學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20世紀“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非國教徒身份、衛理公會的循道主義信仰、對輝格式歷史編纂的反思，以及對“信仰與歷史”兩者之間關係的持續關注，成就了他在20世紀西方知識界的獨特性。

《歷史的輝格解釋》在內的四部史論著作，影響了整整一代學人思考及研究歷史的方式。“輝格式的歷史”又稱“歷史的輝格解釋”，這一術語是由巴特菲爾德首先創用的，並成為歷史學界進行史學批評的標準專業用語。它指的是十九世紀初期，一部分輝格派歷史學家，從輝格黨的利益出發，用歷史作為工具來論證輝格黨的政見，依照現在來解釋過去和歷史。柴德維克評價此書：“這部作品終結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寫作。它使歷史學家進入到自我反思和小心謹慎的狀態。我們只能從兩到三本書中獲得關於歷史編纂問題的富有成果的現代思考，這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基督教思想家，劍橋大學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1963-1968），20世紀“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巴特菲爾德研究領域廣泛，著作頗豐，涉及宗教與歷史、歷史編纂學、科學史、歐洲現代政治史與外交史、18世紀英國史以及國際政治理論等諸多領域。其最有名的四部史論著作《歷史的輝格解釋》（The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1931）、《現代科學的起源，1300-1800》（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1300-1800，1949）、《基督教與歷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1949）以及《人類談論自己的過去：關於史學史的研究》（Man on His Past：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1955），影響了整整一代歷史學界思考及研究歷史的方式。他的非國教徒身份、衛理公會的循道主義信仰、對輝格式歷史編纂的反思，以及對“信仰與歷史”兩者之間關係的持續關注，成就了他在20世紀英國史學界的獨特性；而他在歐洲現代外交史、歷史編纂學、科學史、國際政治理論、現代學術與宗教思潮等領域的研究和思考，則奠定了他在20世紀西方知識界的重要地位。
鑑於國內對於巴特菲爾德的著作譯介較少，研究不多，在這裡有必要介紹巴特菲爾德的生平、基本史學立場及其在西方當代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序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基本預設

第三章 歷史的進程

第四章 歷史與價值判斷

第五章 歷史學家的技藝

第六章 歷史學中的道德判斷

輝格派歷史學家的一系列基本誤解所造成的最明顯的後果，莫過於他們對於起源的追問；因為如果我們把這種追問轉化為對相似性的探尋，或者如果我們試圖過於直接地在過去中尋找當下的影子，我們就會產生巨大的混淆。如果我們問對於今日的宗教自由來說我們應該感謝誰，這種問法本身就有問題。我們可以問宗教自由是如何興起的，但即便這樣，我們仍然要動用全部歷史來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僅僅發現了第一個談論它的人就說我們發現了宗教自由的起源，那麼我們就錯了。如果我們在過於簡化的所謂“觀念史”的範疇內研究問題，或者如果我們將這些觀念擬人化並且認為它們是歷史上自足的能動因素，那麼我們就錯了。如果當我們說宗教自由“能夠追溯到”某個人或其他什麼人時，我們以為揭示了許多真相，那麼我們就成了我們自己措辭的受害者了。如果我們堅持認為，“要不是路德的話，宗教自由不會這樣來到我們面前”，言外之意就是說今天的宗教自由乃是路德的榮耀和成就，那麼我們就是在賣弄一套教科書式的說辭，那套說辭已經成了輝格派史學家的慣用花招了。人們當然可以斷言，如果馬丁•路德沒有對抗教皇的話，歷史上和今天的許多事情絕不會是那個樣子；如果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的話，同樣有許多事情不會發生。但是，正如我們不能認為哥倫布創造了現代美國，我們也不能說路德是現代的起源。我們只能說，這兩位人物為四個世紀以前的由其他限制條件組成的整個歷史之網又加上了一個限制條件。實際上，我們不能計算出路德對於宗教自由到底做出了多少貢獻，正如我們不能計算出1930年一套男裝的價格分別有多少來源於珍妮紡織機的發明者、蒸汽機的發明者和真正從事於紡織的公司一樣。我們僅僅因為路德曾一度在那個與我們有著不同意義的世界中提出了一些自由原則，就沿著一條直線把自由追溯到路德，這種做法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當路德看到了這些原則的結果中顯露出我們希望看到的東西時，他恰恰退縮了。人們不應把宗教自由演進到今天的歷史過程畫成一條直線，而應該將其畫成一個迷宮網絡的片斷。這是因為，如今的宗教自由誕生於一些奇怪的偶然局勢之中，並 且發展曲折。也許，與其說它是人們目的的實現，不如說是對人們目的的扭曲。它的出現要歸功於大量我們難以言明的歷史力量，那些歷史力量與宗教和自由兩個觀念並沒有多少關係。我們不能說對於今天的宗教自由來說，我們應該感謝誰。除了感謝產生出整個現在的整個過去，我們感謝任何人或感謝任何事物都是不合邏輯的。如果真要感激的話，那麼我們就感激天意吧，是它讓這許多的偶然最終對我們有益。
如果我們在每個時代都看到未來與過去的鬥爭，所謂進步派和反動派之間的鬥爭，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把歷史故事的編纂建立在了一個逐漸顯露的進步原則之上，而我們的眼睛將緊盯著那些似乎推動進步的特定歷史人物。我們將不免追問絕對錯誤的問題，我們應該將宗教自由歸功於何人？但是，如果我們在每個時代都看到不同意誌之間的衝突，而且看到在衝突之中產生出可能任何人都未曾想要的東西，那麼我們將會把注意力集中到造成不可預料的結果的歷史過程上，並且我們將會為對隱藏在歷史變遷背後的運動和互動的研究敞開大門。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就會被合適地轉化為：宗教自由是如何興起的？這樣的話，歷史轉變的過程就不會像輝格派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它並不是一個邏輯論證的過程，而也許更像一種方式，人們藉助它來設想一個人是如何掙脫某種“情結”的。這一過程是由一系列中介來推動的，那些中介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產生出來的——也許是罪愆，也許是誤解，也許就是幸運的機緣巧合。事物狀態的轉變所要經過的橋樑往往是非常古怪的。在通史之中我們往往看不到這些橋樑，但是發現這些橋樑恰恰是歷史研究的榮耀之處。歷史研究與其說是關於事物起源的研究，不如說是對促成過去轉變為現在的所有中介的研究。
正因為路德完全相信世俗的君主一定是虔信的君主，正因為他也全然認同著中世紀社會的觀念，他才會將某些《舊約》裡的王權賦予了那些統治者，並賦予他們改革教會的責任。路德太確信統治者應該是宗教的僕人，以至於他忘記了教皇在與世俗政權打交道時所堅持的那些防備原則，並且，在他向君主們求助的特定時期，他也幫助了國王和諸侯們成為了一切事物的主人，甚至成了教會的統治者。如果中世紀有不准世俗君主掌控精神事務的禁令的話，那麼路德他自己會打心眼兒裡認同它。不過，沒有解放思想的路德不自覺地促使了中世紀的各種爭論發生短路，並且瓦解了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思想情結，至於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那就太複雜了，歷史學家難以追尋。不過，也許路德並沒有做出這麼大的事情，也許在其他時期他的行為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其他時代君主即便參與改革教會，也不會獲得支配教會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