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歧路

序
在中國期待進步主義／錢永祥

朱嘉明先生是五星紅旗下誕生的第一代人，與共和國一起渡過了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及六四事件這三大歷史階段。他在本書中對中國當前體制歧路的分析與前瞻，表現了這一代人在歷經滄桑、志業未竟之後，身為國家主人的責任感卻依然昂揚。

朱嘉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成長於北京。身為「老三屆」中較為年輕的一輩，他捲入了兩千萬學生上山下鄉的浪潮，在十年之間務農做工，先去西藏、後駐守黑龍江、再到山東，直到1978年考取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為止，在貧窮的青春歲月中見證了中國革命最亢奮也最灰暗的十餘年。

從1979年開始，朱先生參與了當時剛啟動的改革開放。以國務院的研究單位為立足地，他與一批經歷、志向相近的年輕人，針對當時中國在工業、農業、歷史與國際關係等方面的迫切問題進行研究與思考，撰寫文章，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列名時稱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接下來，他參與籌辦了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聚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於一堂研討經濟改革的具體問題，在當時意義深遠。他也擔任過趙紫陽時代「三所一會」中「中信國際所」的副所長，對國際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

但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識來不及見到結果。1989年天安門流血鎮壓之後，黨與知識界分裂、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分裂、知識界的內部也告分裂，多數改革運動的主力份子被迫退隱或者流亡。

朱嘉明主動中斷了此前的人生軌跡，先是積極參與海外民主運動，擔任過民運組織負責人，之後又浪跡海外多年，最後執教於維也納大學經濟系，繼續他的思想與著述工作。

像朱嘉明這樣由文革、改革開放、與六四這三大歷史局面所塑造出來的一代人，往往能對中國的歷史、現狀與前景提出獨特的全局觀點。畢竟他們所經歷的時代與事件，曾經具有撼動歷史、讓國家命運翻轉的宏大意義，養成了他們大局著眼的習慣。在這方面，朱嘉明也不例外。本書所收三篇文章，均表現出了這種時代精神面貌。〈訪談〉交代個人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

訪談之外的兩篇文章，一篇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與失敗為脈絡，縱向分析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並上溯民國）的歷史經驗，作為今天的教訓；另一篇聚焦於八個現實問題，橫向剖析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動態認識今天中國的國情。這種透過縱橫兩個維度掌握上下全局的視野，並不是一般學院社會科學的近視習慣所能企及的。

但是朱嘉明本人的專業研究領域，卻是極其現實的經濟運作策略問題，他本人也「厭惡討論主義」，所以他的論述即使宏觀，仍處處貼近現實，關注所在是社會、國家的如何歸於「正常」。

中國今天不夠正常嗎？朱嘉明的一個論斷或許已經足以傳達他所憂心的癥結所在：中國看來十分強大，但又顯得十分脆弱。國家的經濟、軍事、國際地位已經躋身於強國之列，不過整套體制的正當性（合法性）卻愈來愈空洞虛渺。民間的剝奪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高漲，冷漠、譏誚、虛無的氣氛瀰漫在官員、知識份子、以及一般人民的言行之中。統治者則圍繞著家世與權力凝聚成利益集團，在風聲鶴唳中以高強度的維穩換取苟安。

朱嘉明認為這個局面的代價太高，也無法持久。由於急迫的危機感在心，他不取冷漠、譏誚、虛無的作態，但他也不相信再一場改革或者更激進的革命能夠解決問題。他認為問題所在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後來走上了歧路，其標誌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平；而財富壟斷與掠奪的成因，乃是政治體制上的封閉與壟斷。他寄希望於回到八十年代，不是回到那時的任何主義，而是回到八十年代的價值觀，「藏富於民」與「還權於民」。

換言之，朱嘉明並不是按照左與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西化主義的覆轍思考，也不是在緬懷一個已逝的金色年代。而是借鑑於「進步主義」的「民生」與「民權」的雙重價值，要求國民在這個政治共同體中能夠平等的參與、能夠自主的安排生活、能夠按照公平原則共享社會的財富。

這種價值觀，能不能成為今日中國分裂局面中的最大共識？我並不很樂觀，但是我認同朱嘉明的思考方向。人民共和國的創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當初所許諾的是民主、公有、平等、結束壓迫與剝削，到今天竟然退化到國家主義、官僚與權貴的資本主義，淪落為全世界最不公平、貧富最懸殊的社會之一，部分原因正是社會主義所高舉的進步價值遭到扭曲與異化，中國的黨國背棄了最基本的社會主義的人道門檻：

即每個個人的1. 基本權利平等、2. 政治參與的權利平等、3. 生活機會與物質分配的公平。今天中國知識界各種新說爭奇鬥艷，對於無數個別國民的命運與遭遇卻關心不多；嘉明兄自勉「同情、懂得、理解貧窮，關懷窮人，才能理解經濟學精髓，成為真正的經濟學家」的情懷，在學界更屬罕見。我認為，嘉明兄用美國進步主義詮釋八十年代的改革運動的價值觀，不僅在歷史上可信，並且有助於今天中國的社會逐漸找到一種「平民的理想主義」來恢復道德生機。

今天的進步主義若想實現憲政民主與機會公平的雙重訴求，就必須為了一般人民抗衡官僚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尤其應該為農民工、為女性、為少數民族、為偏遠地區與都市角落的弱勢國民，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讓他們都能分享國家權力與社會發展的成果。

這樣的呼籲來自朱嘉明這樣的一位知識份子，格外有其份量。他的文革經歷、他在八十年代的參與、他的挫敗與流亡，無數中國人都有親身的體會與情感上的共鳴。他歷劫歸來，國門對他雖仍設防，他並無怨懟激憤，反而以精衛填海、杜鵑啼血般的關愛心情盼望國事上軌道，國人能夠過上安定、公平的生活，我相信這份謙和、純樸的心志，更會令本書讀者感到親切與動容。

嘉明兄在台灣出版此書，要求我寫序。我並不以為自己有能力來議論本書論點的短長，但是說來感慨，我倒是很能夠體會嘉明兄在字裡行間洋溢著的切切心情與殷殷用意，也很信服他的進步價值觀有著深重意義（包括對於兩岸關係的積極、正面意義），因此我願意藉著書序表達我的感動與認同。我深信讀者──無論身在大陸、在台灣、或者在其他地方──讀過本書之後，會同意我的這一點點體會。

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
中國現在的國情，「超大」無疑是最顯著的特徵，例如，十幾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等；除了「超大」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特徵，那就是「變動」，例如，經濟發展階段更迭，制度解構和重建，社會轉型，等等。

而造成「變動」的因素，從歷史到現實，從國際到國內，從意識型態到經濟利益，相當複雜。其中，發生過影響的各種主義就不下十種。所以，三十餘年的改革過程，就是各種因素的「雜合化」過程。中國當然早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畫經濟，也不是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更不是計畫和市場結合的「混合經濟」。「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甚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不可能概括中國的基本特徵。中國是什麼，竟然成為了問題。

以至很難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形態給以清晰的「定義」。古今中外，都沒有觀察中國的現成參照系。關於中國的判斷，此時此刻似乎是正確的，到了彼時彼刻就會錯了。所以，分析中國，僅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夠的。因為，連中國是不是一頭真的「象」本身都是問題。當你事先假定中國是「象」的時候，其實就已經犯了「先驗主義」的錯誤。退一步，即使中國曾經是「象」，因為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不斷處於變異和演進之中，此「象」非彼「象」。

總之，中國是一個處於持續「變動」之中的龐然大物。認知中國新國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動態的雙重意識。本文選擇和討論的是關於中國現階段國情的八個問題，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個描述中國的概念，都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作重新解讀。

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只要面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是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存在兩種極端主張。一極是肯定政府干預，甚至主張由政府來控制市場和管理市場，以求產生超越自由市場的效率。另一極則傾向 「自由市場經濟」，為了避免資源配置扭曲，壓制公平競爭，製造尋租機會，權錢交易，反對政府參與和干預市場活動。上述兩種看似極端不同的主張，卻都包含了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存在於中國。其實，這是最大的「幻覺」。

在中國過去三十餘年間，「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經歷了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年代，計劃經濟解體，政府作用下降，市場經濟開始；第二階段是1990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彈，發育不久的市場經濟遭到壓制。在這個階段中，既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路徑依賴」，也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背離。

第三階段是在2000年之後，政府徹底控制市場，市場淪為政府工具，不僅遠離了市場經濟，跳躍過自由競爭階段，直接走向了國家壟斷經濟。其間，只有1980年代，曾經有過市場經濟發育和成長的機會。那麼，為什麼政府在和市場的博弈中成為了贏家，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卻沒能使之建立市場經濟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優勢，主導「市場經濟」的創建。
第二，政府改造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的主要工具。
第三，政府異化為經濟實體。

歷史告訴我們，計劃經濟制度的衰敗和瓦解，並不能推導出市場經濟必然取而代之的結論。1990年代以後，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顯現的市場經濟雛形，很快遭遇扼殺。

沒有約束的政府，憑藉在計劃經濟時期對經濟的「自然壟斷」地位，包攬「市場經濟」的設計和建造，怎麼可能產生出獨立於政府的自由市場呢？經過政府之手所建立的所謂市場，天生地不具備排除政府干擾公平競爭的本能，不過是政府的一種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所以，政府也就無需扮演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角色，為經濟活動提供法治、秩序、保護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響和改變經濟制度和經濟秩序。對於壟斷，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擊，而是推動和加劇壟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仲介」；對於國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會公平，而是擠佔民間和個人財富，加劇貧富懸殊。

在股票市場開放之時，人們曾經對其抱有極大希望，以為是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然而，二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在政府操縱下，通過國有企業上市劫取民間資本的場所。簡言之，政府以市場的名義，不斷重複著各種反市場的行為，將市場異化為實現擴大經濟權利的手段，政府權力已經超過計劃經濟時代，至今看不到衰減的趨勢。

關於壟斷國有企業
1949年之後，伴隨私有制地被消滅，中國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企業形式。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是國有企業。1970年代末初始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實現「政企分離」，擴大企業自主權，推動企業加入市場競爭。與此同時，各類中小型民營企業得到政府的扶植，經歷了短暫的「黃金」 時期。但是，1990年代以後，中國再次回歸對國有經濟的依賴和培育，市場基本中止了正常發育和成長，加之政府設置越來越多的障礙，以及國有企業強化對資本、原材料、能源，以及市場的壟斷，私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全面進入被限制、被壓抑和日益萎縮的狀態，成為了國有企業的附庸。

至2000年前後，壟斷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壟斷，導致了中國企業結構進入嚴重的單一化和畸形化狀態。不論是企業組織，還是企業行為，都以國有企業為標準，以極少數中央企業為馬首是瞻，地方政府所屬企業跟進。嚴格地說，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國進民退」，因為根本沒有過「民進國退」。以下是國有企業的若干基本特徵：

第一，國有企業的行業和部門壟斷。
第二，政府和國有大型企業的「結盟」。
第三，全民喪失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

中國的壟斷國有企業現象，不僅讓人們看到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的經濟特權傳統，還讓人們聯想到美國建國初期的那種政府和公司緊密關係，在重商主義影響下，從公司創立目的，公司運營到公司資本構成，都需要和政府權力相結合，需要體現著政府的意願，甚至不乏官商「混合企業」。

特別是，伴隨中國和世界經濟的接軌，中國的壟斷國有企業嵌入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corporation」的「獨立法人」和「自然人」等新特性。所以，壟斷國有企業包括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的基因，現代資本主義公司特性，以及國家賦予的壟斷特權，正在異化為「超級」力量。

這樣的壟斷官員企業，不僅成為權貴用以轉移或者攫取國民財富的工具，還是的阻止市場經濟發育，破壞市場規則和市場的自組織機制，以及加強國家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政府企業化和企業政府化已經成勢。如果沒有深入的政治改革，壟斷國有企業作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會進一步滲透、侵入和影響到國家政治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會參與制定「遊戲規則」，政府系統會繼續墮落，國家走上逐漸被國有大型企業控制之路。

關於地方政府「公司化」
從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期，雖然多次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但是，因為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的互補性，中央集權構架大體穩固。在1980年代，開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人民公社制度解體，鄉鎮企業興起，國有企業下放，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政府的經濟資源得到顯著擴大。

在1980年代末期，伴隨中央控制經濟資源的減少，中央集權弱化，地方權力增強，一種中央和地方分權的模式開始形成。但是，自1990年代開始，中央和地方分權的模式被否定，集權模式被重新確立。發生這樣的轉變，既有國內的1989年64事件的影響，也有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包括來自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的衝擊。

如果說，1989年重申「党管幹部」是再建中央集權的重要政治舉措，那麼，1994年的「稅制改革」是再建中央集權過程中重要的經濟舉措。但是，在過去二十多年間，在重建中央集權權威的同時,地方權力不但沒有遭到真正抑制,而是以更大的能量崛起。毫無疑義,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地方權力崛起的關鍵。以下是與地方政府公司化相關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結果。
第二，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運作方式。
第三，地方政府公司化和科層化。
第四，地方政府公司化與經濟聯邦制格局。

應該說，中國經濟連續二十多年高增長，與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以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分不開的。但是，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間接地參與企業的經營活動，甚至直接公司化，成為具有無限管理職能和利益訴求的經濟主體，以GDP增長作為政府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追求GDP背後的經濟利益，導致政府迷失公共價值目標，本應承擔的公共職能則是嚴重缺位元，公共產品和服務匱乏，社會保障制度滯後。

不僅如此，一旦政府進入公司化的軌道，在權力的駕馭下，不可避免的無視市場經濟秩序，破壞遊戲規則，為官商的「權利和金錢」交換提供制度性條件。特別是，因為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的各級黨組織的「一把手」就具有了「董事長」的身份，政府的「一把手」也具有了「總經理」身份，這種事實上的雙重身份，加速了腐敗向各級政府及其各個職能部門的蔓延。人們對於因為地方政府公司化所付出的歷史代價，至今還沒有給以充分估計。

放任地方政府公司化繼續下去，無疑會徹底腐蝕現存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但是，如若停止，地方政府回歸其履行一般公共職能的角色而不是發展地區經濟和維護政治穩定，那將意味著地方政府和官僚體系的獨立利益被徹底否定，也意味著改變地方政府參與中國式經濟增長模式和動搖現存的政治統治架構。對於中央政府而言，這是個兩難的選擇。

關於既得利益集團
在現代民主社會，幾乎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總是歸屬於某一個或幾個利益集團，也就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群歸屬於不同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不過是各種利益集團的一種特殊形態。在中國，各種利益集團尚在發育和形成之中，但是，既得利益集團卻已經捷足先登。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於1990年代之後，獲得長足發展則是過去十年間的事。雖然，既得利益集團的歷史不過二十年，其人數在整個人口中比例很低，卻足以影響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和歷史走向。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是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產物，並注入了西方國家既得利益集團的某些特性，具有如下中國特色：

第一，既得利益集團是由特權階層轉換而來。
第二，既得利益集團的高度家族化。
第三，既得利益集團的擴張基於權力和資本的持續交換。
第四，既得利益集團的板塊化、體系化、國際化和多面化。
第五，既得利益集團左右政府政策，卻不受制衡。

毫無疑義，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是中國過去二十年中最重要的社會現象。如今，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顯現出兩個趨勢：首先，既得利益集團和壟斷國有企業融合。壟斷國有企業成為既得利益集團重要的安身之所，從而強化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壟斷國有企業對某些產品、行業和區域的市場控制，增加超額壟斷利潤。在中國，沒有壟斷的既得利益和沒有既得利益的壟斷是不可想像的。

其次，既得利益集團會向媒體延伸，主導輿論，完成從「硬實力」向「軟實力」的轉變。特別是，既得利益集團對司法系統的影響全面增強。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推動下，國家利益不斷被分解，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格局不斷被重組。

所以，今天的既得利益體集團，已經不是一個「集團」二字所能容納，而是擁有共同意識、共同利益、共同生活方式的新的社會階層，甚至說，是一個新的「階級」。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既得利益階層，蔑視法律體系，破壞市場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機制，壓縮中產階級生長的空間，加劇貧富差別，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中國要進步，不僅要正視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而且必須打破其存在的格局。

關於經濟增長
過去二十年，中國處於一個特殊的經濟增長時期，在政府、國有金融機構和大型壟斷國有企業共同組成的「增長聯盟」主導下，實行了一種接近「大推進」理論的增長模式。2012年，幾乎所有宏觀經濟指標顯現和預示著經濟增長速度發生下落。對於這樣的經濟現象，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

一種判斷是，2012年的經濟下落是暫時的，只要調整經濟增長方式，找到新的增長點，仍舊可以重新回到高增長的軌道。另一種判斷是，2012年是歷史性拐點，從此，中國開始進入中、低速增長時期。後一種判斷更接近事實。從中長期看，至少有如下五個約束條件發生作用，使中國的高增長被中速甚至中低速所替代：

第一，經濟增長階段。
第二，經濟週期。
第三，產業結構。
第四，人口年齡結構。
第五，生態環境。

事實上，約束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還不止上述五個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高增長時代結束。但是，從經濟決策層、各級政府、主流經濟學家，都已經習慣了高增長，拒絕接受這樣的事實，以為只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尋求新思路和新辦法，還可以刺激經濟高增長。在短期內，某些刺激手段可能還有效果，但是，長程的代價將會更大。中國的可持續經濟增長，最終取決於是否可以完成從「外生增長」模式向「內生增長」模式的轉變。「內生增長」的核心機制是通過學習，知識積累，形成內部自創的優勢。建立知識經濟和創新體系。中國要實現這樣的轉變方面，需要改變經濟、教育和科研制度。

關於城市化和城鎮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大躍進。人們對於城市化的前景普遍抱樂觀態度。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裡茨說過：影響未來世界的是兩大經濟事件，一是美國高科技發展，一是中國城市化。

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51.3%，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最近一、兩個月，政府、學界和媒體，將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寄託於城鎮化，並且形成了輿論熱潮。中國的真實情況是：城鎮化和城市化已經不可分割。而城市化已經和正在逼近極限。這樣的判斷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第一，城市的擴張和小城鎮空間的喪失。
第二，城市化或城鎮化和農村空間減少、農業用地惡化。
第三，城市化難以持續地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
第四，城市開發強度正在逼近極限。
第五，城市的生態系統日益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化，不是市場經濟推動的結果，沒有經歷傳統城市的自然發育和成長過程，而是政府人為推動的結果，更像「城市化」運動，有著顯而易見的「揠苗助長」痕跡。這樣的城市化，不是緩和區域發展的不均衡，而是拉大區域經濟的失衡；不是提高空間經濟積聚效應，而是造成土地資源嚴重浪費、密度減少。在城市化過程中，形成了以房地產業為核心，包括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參加的利益集團，不斷外推城市邊界，刺激地域級差，共同分享因為城市化所形成的財富果實。有人說，房地產業綁架了城市化。並不過分。

如果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依靠新的一輪「城鎮化」，無疑是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內重複過去二十年城市化的模式，形成一次波及窮鄉僻壤的「城鎮化」運動。所不同的是，此次「城鎮化」需要突破城鄉「二元制」戶籍制度，實現農業人口的市民化。各級政府不僅需要向農民提供物質生活條件，就業環境和就業機會，還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可以肯定地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城市化和城鎮化將全面遭遇因為資本、空間、生態和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極限」的挑戰，不能夠克服和超越這些「極限」，關於「城鎮化」的「經濟潛力」「之說，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已。

關於執政黨、國家和社會
在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還權於民」和民主憲政導向的政治改革努力。但是，1989年64事件之後，這樣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滯，繼續党國體制，壓制民間社會。但是，這絕不是說，執政黨、國家和社會，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沒有變化。相反，過去二十餘年，執政黨、國家和社會，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都在發生改變。讓我們分別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執政黨。
第二，國家。
第三，社會。

雖然政府權力還在持續擴大，政治干預無所不在，政府不斷加大控制社會的資金和人力資源，設立管制社會事務的新部門、新機構，壓縮社會的自組織空間，但是，中國社會的自我覺醒、自我發育和自我組織不可阻擋。

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變化可以歸納為兩句話：黨開始「罩不住」國家，國家開始「罩不住」社會。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正從傳統的「單行線」變為「雙行線」：也就是從簡單的「黨」控制 「國家」，「國家」再控制「社會」，轉變為「社會」可以影響「國家」和「黨」，社會的深層結構變化，特别因为法律、輿論和來自社會底層的壓力，現代國家意識的復蘇已經，國家行為開始與黨的系統保持至少是形式上的距離，發「黨國體制」已經呈現出明顯的解構跡象。但是，上述這些變化並不能說明現在的中國已經走上國家制度現代化之路和形成公民社会。但是，这已經不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而是實現的時間問題。

關於中國與全球化
毛澤東時代也是世界的冷戰時代，中國處於封閉狀態。在經濟上基本做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國際關係方面，雖然被長期排斥於聯合國之外，但是，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和第三世界的朋友加領袖，奉行反帝、反修的立場。在文化革命期間，中國一度是「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輸出國。自1980年代實施改革開放，恰逢冷戰時代走向結束，全球化興起。中國自覺不自覺地捲入全球化，實現了經濟成長和經濟起飛，參與了全球化的財富創造和財富的再分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在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的同時，也不得不受制於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後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國即使想回到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時代，也是斷然不可能的。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第一，中國和國際分工。
第二，中國和國際市場。
第三，中國和世界經濟的「遊戲規則」。

現在，中國與全球化與世界經濟關係正處於一個轉捩點：從全球化得到的邊際效益下降，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擠壓下，「後發優勢」流失，日益受制于現存的世界經濟格局和經濟秩序。中國雖然開始形成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和經濟秩序的意向，但是，因為並不具備可以影響世界經濟格局和走向的勢力，而且對全球化的「路徑依賴」還在深化，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中國可以影響世界經濟秩序的可能性。說到底，現存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基礎是商業社會，是公司，是消費者，並不是政府和政治家。而商業社會、公司和消費者需要的是穩定的利益分配和利益預期。

小結
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革，人們發現，中國非但沒有改變毛時代的那個社會主義的制度性缺陷，反而在嵌入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發生兩個制度中的不良遺傳基因的雜合和變異：公有制沒有了，私有制沒有建立起來，有的是國家壟斷；按勞分配沒有了，福利分配制度沒有可能，只有按「權」分配；平均主義沒有了，機會平等無法實現，只有「弱肉強食」的「丛林法則」。如今，這個所謂轉型之後的制度已經難以維繫下去，中國業已處於非均衡和非穩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體系，正面臨著解構和失序的危險。

面對如此失敗的轉型，無非是兩種選擇：其一，繼續「拖下去」。即只做一些局部性工作，諸如整肅「貪污腐敗」，以緩和官民對立，希望通過時間使得很多社會矛盾獲得自然解決。這種選擇，因為不能治「本」，勢必導致各種經濟和政治問題的聚變。其二，儘快開始包括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再轉型」，開啟民主化進程，再建市場經濟和發展公民社會。為此，需要政治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以及全民共識。只有這樣的選擇，方可以最低的歷史成本換取最大的歷史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