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最難是糊塗（簡體書）

《寫作最難是糊塗》介紹了很少有作家的寫作，像閻連科這樣和生命貼得如此之近，與痛苦纏得這麼緊密，他的作品總是有著一種“靈魂淌血的聲響”，走向心靈之死，又使心靈復活。《寫作最難是糊塗》囊括了閻連科數十篇有關文學和寫作的短論與隨想，以及十幾部重要作品的序和後記，為讀者展示《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丁莊夢》等作品誕生的前前後後。

閻連科編著的《寫作最難是糊涂》主要囊括了閻連科數十篇有關文學和寫作的短論與隨想，以及十幾部重要作品的序和后記，其中包括《回頭一望的傷感》、《再現與再造》、《難見新曙光》、《第二形式與第三主題》、《轉型時期寫作的三種困惑》等內容。

回頭一望的傷感再現與再造難見新曙光恐慌書店寫作憶舊仰仗土地的文化閱讀與經歷第二形式與第三主題少識潘金蓮一個書名的尷尬寫作是一種日子努力做個好作者超越與獨一轉型時期寫作的三種困惑閱讀是都市的心跳寫作最難是糊塗《最後一名女知青》序求得不到的真走向心靈之死的寫真摯的光芒《日光流年》原版自序敬畏呼吸尋求超越主義的現實念求平靜寫作的崩潰《丁莊夢》寫作散記靈魂淌血的聲響小書大說《風雅頌》後記三章寫作的叛徒敬畏散文心與土地散文的貪求從實招來笨拙與誠實誰人是作家？水裡的光激情的歷史一把傘，或者一棵樹從心底和土地中升起的虔誠記憶的路標山水一顆心思念刺痛土地養育的心靈中國的尤瑟納爾之筆

回憶《日光流年》的寫作過程，至今仍使我有著后脊發冷的感覺，那種備受煎熬的不光是自己的軀體，更是心靈的一次死亡過程。或者說，那是一次走向心靈之死的漫長寫作。
13年前，1994年的4月，我從河南攜著妻小調往北京二炮部隊的電視劇制作中心，“名分”是編劇，實際上我仍在天天思考著小說。雖然那時腰椎病使我幾近癱瘓在床，每走幾步快路，腰的疼痛和左腿的麻木便讓我感到活著沒有意義，而死去又是一種恐懼。就在這樣的矛盾中，我把家安在了二炮文化部專門為我騰出的兩間會議室里，把床擺在西邊，把鍋放在東邊，把孩子的課本擱在床頭，把新買的拖把掛在公用廁所的門后。收拾一畢，迎接我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小說《夏日落》因為在香港有了稱贊，被那邊的一些報紙雜志譽為是大陸“第三次軍事文學浪潮”到來的代表之作：“其第三次浪潮的宗旨，就是描寫軍人靈魂的墜落。”他們哪里明白那個時候我們的社會意識，正忙著進行“反和平演變”，社會思想中，還有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這樣一股強烈的暗流。既然香港那邊如此頌贊我的小說，那必然是小說中有著被“敵人”歡迎的地方；加之有人連續寫信給總政有關部門，狀告我的軍事文學創作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于是，我就被組織約去進行嚴肅的“談話”。談話之后，我就開始忍著腰病，趴在床上一份一份地寫著總也不能通過的檢查。腰上離不開用鋼板制作的寬大腰帶，又因為經常趴在床上寫作，出現了不停的眩暈癥狀，而寄往《鐘山》、《花城》等刊物都已排版的小說全被緊急撤回，精心寫出的檢討又總是被退回修改……
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之下，在兩個多月如行走在黑暗胡同中樣等待上級給我的處理決定中，在我和妻子說好若被處理轉業就從此不再寫作、一心回家種地的時候，我又迎來了二炮部隊成立三十周年的盛大紀念活動。為了立功，為了表現，為了“將功贖罪”，我拖著病體，希望能為部隊三十周年寫些什么。各級領導為了讓我能從困境中解脫出來，為了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現，使人家在幫我解困時有些說辭，也就把紀念三十周年的電視劇的編劇任務恩于了我。于是，為了完成這部電視劇創作，我就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中國殘聯專門為殘疾人服務的下屬工廠，請他們根據我的病情，為我設計、制作了一個能在活動躺椅上半躺、半坐、仰頭向天進行寫作的一個鐵器寫作架。那個寫作架，既能在地上滑動，又能在地上固定；架上的寫作板，能根據我仰躺的姿勢，調整出和我手臂、眼睛相適應的各種寫作角度。這樣，我就在等待處理決定的過程中，開始了那部歌頌部隊官兵“愛國愛軍，敢于犧牲”的電視劇創作。劇本不長，只有十集，取名為《青山巍巍》。可每次我扶著墻壁或讓妻子攙著，從床邊走向那只有幾步路的寫作架時，我都會忍不住掉下眼淚。
妻子問我：“是腰疼得厲害嗎？”
我向她搖頭。
妻子又問：“那為啥？”
我就咬著嘴唇，讓她離開，說我要寫作了，最好家里沒人。妻子就提著菜籃上街買菜，買完了在樓下轉悠，不到燒飯的時候，不回家打擾我的寫作。可是，妻子走了，我也不一定真寫，就那么躺在椅子上發呆，一呆就是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甚至半天。樣子好像是在思考我的命運、我的生存，還有我活著的意義和寫作的目的。其實，那時候腦子里一片空白，空白中又堆著些許人生的雜物。 就這樣，一個多月之后，我交掉了十集電視劇劇本，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主旋律寫作。
就這樣，在劇本通過之后的下半年，我躺在殘疾人工廠為我特制的寫作架上，開始了長篇小說《日光流年》的創作。因為躺椅太硬，我總是在椅面上墊下一床被子。那年夏天，寫《日光流年》時，我的后背出了很多痱子。那年夏天，寫《日光流年》時，關于《夏日落》挨批、被禁的許多事情，慢慢有了不了了之的結果。后來，聽說莫言因為《豐乳肥臀》的創作離開了部隊。后來，見到了一個中國作協的批評家，他說你被不了了之的原因，是港臺都又報道了你閻連科被批的這起事件，禍起于此，禍息于此。而我們單位的領導，則給我說是，你寫《夏日落》是偶然的一樁事情，總體上你是好黨員、好干部，又帶病為部隊成立三十周年進行寫作，就在黨員會上作一次公開檢討，事情也就了了。
也就作了公開的檢討。
也就繼續著《日光流年》的創作。
下年，《日光流年》寫到三分之一時，電視劇拍攝完畢，還拿了總政的“星光杯”獎和優秀編劇獎。領獎時我沒參加，領導領獎回來開會，興奮地在會上表揚了我。我為表揚感動，也為拿獎高興。可從辦公室回家又躺下寫作時，忍不住冷淚直流，默默哭泣。這次流淚，腦子里不是空白。腦子里寫滿了生命、生存和生活，還有《日光流年》中人物為活著的意義和無意義。流淚，是為自己在寫作中的心靈之死，為心靈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這樣，我一邊四處求醫看病，一邊躺在椅子上寫作。殘聯為我制作的寫字架是深紅顏色，厚漆，寫作中漆沒被磨掉，可不知為什么我會在那塊活動寫字板上涂滿了各種各樣的墨水，寫滿了發呆時胡亂寫上去的沒有意義的字和句子。 到了兩年之后，第三年時，小說寫到了四分之三，我遇到了西安的一位教馬列主義哲學的教授，他對馬列主義哲學心存疑惑，可對中醫堅信不已。他是治腰椎病業余、神秘的奇人高手，經了他的精心，最終使我從腰上卸掉了那六年時間下床時必須捆在腰上的鐵板腰帶。疾病雖未根除，但卻使我終于可以行走，可以每天拿出一點時間坐下寫作。在我可以重新坐下寫作時，我沒有繼續《日光流年》的創作，而是用一周的時間寫了中篇小說《年月日》。由于對坐下寫作的渴望，由于坐下寫作又給我帶回了寫作的生命之愉，《年月日》的創作不是在寫，而是在瀉，一稿而就，就而寄出。
1997年11月，我完成了《日光流年》的初稿，完成了走向心靈之死、又使心靈復活的一次寫作。那年單位年終總結，因為我連續幾年表現不錯，或多或少進行了主旋律的創作，大家一致同意要給我記功，可被我委婉而拒了。我說：
“我把我的長篇寫完了，我已經給我記過了功。”
2007年1月21日于北京P4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