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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沃迪奇卡一穆卡若夫斯基這些思想影響的“接受美學”主將堯斯曾經坦言,布拉格結構主義、符號學、接受美學等互不相同的批評流派之間有共性:它們都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問題置于各自研究興趣的中心。“文學接受和效應理論基本上建立在一種文本科學上。其理論嘗試發展成一種文學交流的理論。這種理論試圖正確對待文學生產、接受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的功能”。
“接受美學”的另一位主將伊瑟爾則以“結構”、“功能”和“交流”這3個關鍵詞來縱觀批評潮流的演變。伊瑟爾認為,結構分析是描述既定文本、建構意義的方法,但它只限于以描述與分類本身為目的,而遺留了意義的意義問題;功能分析能通過重構過去世界而恢復歷史經驗,但并不能回答重構的有效性問題;為解決結構分析與功能分析所遺留的問題,必須引進交流經驗這一維度。因為它是建立在文本與讀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因而不僅包括結構與功能,還為有效性提供了答案。可見,伊瑟爾是把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協作互動這一交流看做文學理論發展的新階段④。
深入的研究表明,伊瑟爾還將俄羅斯形式論學派的一些概念吸納于他的文本理論中。而在其兩本主要著作——《閱讀行為》(1976年)與《隱含讀者》(1976年)——中則吸收了波蘭學者羅曼?英加登的文學哲學以及后者的導師愛德蒙?胡塞爾的思想。
一如重讀者接受的“康斯坦茨學派”吸收了布拉格結構論學派和英加登的文學作品理論,重主體意識的“日內瓦學派”也借鑒了英加登現象學文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
英加登把通過文本而可以感知的符號來重構作品叫做“具體化”。他認為,當作者的意識按照一定的“意向”進入作品時,會有許多潛在因素和不確定因素,這樣,讀者在建構作品時,就需要在自己的意識里重新體驗這些潛在的或不確定點,用自己的意識去“填補”空白。日內瓦學派的批評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英加登“具體化”理論的注解①。
在文學批評的哲學定位上,日內瓦學派與英加登的觀點基本一致,即強調作者的意識滲透在整個作品里,強調承載作者意識的作品不是一般的客體,而是“精神客體”。
喬治?普萊主張批評家應該關注“意識現象”,即重構作者意識。不應把作者意識簡單地歸結為作品的意義,尤其不能歸結為我們通常所說的某種特定的社會、哲學、道德、歷史甚至審美的意義。作者的意識是無形的卻是一種活生生的存在,是復雜的、多形態的,甚至是不確定的,一如讓?斯塔羅賓斯基所言,是“活的眼”。日內瓦學派的批評家追求的是借助于作品的閱讀,“重新生活在他人的意識中”。他們強調的是一種以作品為媒介的“體驗”,一種在作品世界里的精神歷險,一個“體認”過程,而不是某種結論。誠如巴特所言,日內瓦學派已然“不是所指的批評,而基本上是一種能指的批評”,它關注的是作品的“網絡組織”,而不是將作品的意義給“確指”出來②。日內瓦學派的旨趣其實是在積極追尋作者意識活動的蹤跡,而力圖重構作者意識,這與英加登要積極“建構作品”的理論是很有相通之處的:兩者都十分鐘情于現象學意義上的“意向”。
一如英加登的現象學文論之于“日內瓦學派”的文論,布拉格的結構論學派之于“接受美學”的文論,“俄羅斯形式主義”在法國結構主義運動中獲得了第二青春,更是不爭的事實。
人們發現,巴黎的結構主義與俄羅斯的形式主義可謂異曲同工:均推重文本分析,均執著于文本的語言特征,均傾心于語言的能量。莫斯科一布拉格一巴黎——可謂顯在的思想之旅。只要我們系統地清理一些關鍵性的基本概念與總體性的理論建構的學理譜系,就不難看出,20世紀初葉的俄羅斯形式論學派、20世紀30—40年代的布拉格結構主義、與20世紀50—60年代的法國結構主義者這三者之間有著根本的相通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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