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簡體書）

在十八大結束後的第一個年末，通過與《財經》主筆馬國川的對話，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推出新著《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顯得頗具深意。書名看上去似乎四平八穩，但無論從邏輯還是情緒上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都是吳敬璉此前兩本著作——《何處尋求大智慧》及《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的延續。對中國未來道路的選擇，吳敬璉一直有著自己清晰而連貫的思路，即進一步開放市場並加速民主法治的進程，使中國的經濟及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轉型。．

吳敬璉，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經濟學、比較經濟制度分析、中國社會轉型的理論和政策。他倡導並努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是“市場取向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對中國改革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有著重要的貢獻。他也是經濟體制比較研究學科的開創者之一，引介傳播了眾多對中國改革有益的現代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馬國川，《財經》雜誌主筆。1971年生，河北威縣人，曾供職於中國改革雜誌社、經濟觀察報社。出版《大碰撞》、《風雨兼程》、《我與八十年代》等書。．

《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編輯推薦：中國為什么能夠在過去的30年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從一個貧窮的國家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是怎么造成的？如何應對這些問題與挑戰？中國怎樣才能實現順利轉型，成為民主、文明、富強的現代國家？一句話，中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些問題關系到每個公民的福祉，《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將與讀者朋友一同思考，共同為中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前言第一講 中國再度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第二講 蘇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什麼需要改革？第三講 1956年，中國改革問題的提出第四講 第一輪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第五講 向國企放權讓利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沒有奏效第六講 農村承包開啟“增量改革”新戰略第七講 民營經濟異軍突起第八講 開放為改革增添動力第九講 雙軌制的作用和它帶來的問題第十講 1993年：經濟改革進入“整體推進”的新階段第十一講 構築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基礎第十二講 重建金融系統第十三講 回歸公共財政第十四講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之路阻且長第十五講 經濟波動與宏觀經濟政策第十六講 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第十七講 “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第十八講 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困境第十九講 中國會成為尋租社會嗎？第二十講 重啟改革議程．

馬國川：30年來的改革和開放，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促成了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上升，也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然而，近年來，中國卻似乎走到了歷史發展的一個新十字路口。一方面，被改革開放釋放出來的活力使中國經濟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權力腐敗幾乎蔓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貧富懸殊的程度使世人震驚，而且這一切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由這里，就提出了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嚴肅問題。
吳敬璉：目前，中國這種光明與黑暗“兩頭冒尖”的圖景的確顯得十分突出。從光明面看，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一位。與此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貧地位。
像我這樣經歷過苦難年代的人對比現在和當年的情況，簡直恍若隔世。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當年為了取得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需要持有從糧票、布票、肉票、食用油票到婦女衛生紙票等幾十種票證的生活情景。人們也很難設想，短短的30年，這個國家的經濟就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可是事情還有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而且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GDP總量增長并不足以說明問題。特別嚴重的是，近年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威脅到社會穩定。
馬國川：現在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什么原因使這種“兩頭冒尖”的現象愈演愈烈？因為只有弄清楚發生問題的原因，我們才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吳敬璉：在我看來，這種“兩頭冒尖”的表現是與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的整個歷程，或者說從蘇聯式的社會體制向現代中國轉型的方式密切相關的。在這個歷史過程的不同階段里，提出了性質有所不同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馬國川：您的這番話，提出了解答我的問題的一種思路。我們不妨從啟動改革前夕的狀況開始我們的討論。
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所面對的，是一種“國將不國”的深重危機。在當時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中國人對于“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
吳敬璉：是的。當時中國面對的經濟社會情況是：50年代末期“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剛剛過去，經濟開始恢復，極左路線的領導又發動了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說，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運動和“大躍進”使普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受難，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作為舊路線執行者和舊體制支柱的黨政高級干部也飽受迫害之苦，連國家主席也未能幸免。據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掌權者“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干部，下整群眾，制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