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與紅學

序
胡菊人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為唐先生的《五十年代底塵埃》寫序，那是他的散文集，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歷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書裏。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作者在本書裏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歷史〉的文章以及〈小說和歷史〉的講稿，據作者的見解，歷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Ｑ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Ｑ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Ｑ的特性，所以作者說「歷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面。」

作者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那是記述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衹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作者所言歷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作者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是從事實來反映中共的治國之道，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惑」在哪裏？──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及〈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難得的是，雖然是在西安，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批評馬克思主義及中共之史學觀，是極為難得的。例如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衹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雖然在美國紐約居住了數十年，然而對於中國卻是一刻也不能忘情，這固然是生為中國人的應有之義，然而如果中國不能興盛，沒有民主和自由，於海外的中國人也是心裏不安的。因此，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日子，便不得不發而為文，寫成〈「惑」在哪裏？──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直斥毛澤東個人崇拜之不是。

作者是歷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就負責口述歷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歷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快樂的事件。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是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的哥大口述自傳，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　蔣廷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及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的說明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卻不能不敘述的，卻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徵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他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

唐先生是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他老人家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李宗仁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想，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功夫，而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歷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李宗仁是不應回到中國的，在毛澤東治下的歲月返回中國，實是愚蠢之極，然而李宗仁畢竟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間回去了，回去的那一天及其後的數天，當然熱鬧，成為世界性的轟動新聞，北京方面亦由毛、周歡讌並妥為照顧。然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內部是非常緊張的，而李宗仁夫婦完全不知。及至幾個月之後文革發生，李宗仁就被利用了。

據說，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單」，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竟被稱為「國特」，一度被判「死刑」，而李宗仁本人竟是被慢性毒藥毒死的。此說如果屬實，真是千古奇冤。因此，李宗仁夫婦如果留在美國，或再等遲至文革發生之後，看中共更能清楚一些　當不至蒙此不白之冤　不幸李宗仁以為毛澤東的世界是新世界，他回去以後又可能有高職位，可以貽養天年，結果卒成悲劇。

除了《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做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是「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作者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裏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字組便知字義，但在拼音文字裏便各個字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電腦，作者認為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一九八一年的年末，電腦之漢字化已經實現。

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拼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拼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後一點意見是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鑑》，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面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躁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溫哥華

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的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末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裏，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

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

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伙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

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裏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

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

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的感激吧。

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

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的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時期，毛公口口聲聲的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鉅著細細的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採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是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

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栖栖遑遑，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序／胡菊人

自序

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在「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成立會講辭原稿

中國前途在中國人
──大陸民主運動與中國前途研討會「中國人與中國前途」

文學與口述歷史

小說和歷史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講稿

也是口述歷史
──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代序

海外中國作家的本土性

「惑」在哪裏？
──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

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清季中美外交關係簡史

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
──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

桃園縣的「下中農」

《通鑑》與我
──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鑑》說起

從「人間」副刊談到台灣文藝

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
──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

前人著史後人評

《紅樓夢》裏的避諱問題
──《胡適的自傳》譯註後案

曹雪芹底「文化衝突」
──「以經解經」讀紅樓之一

海外讀紅樓

《通鑑》與我
──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鑑》說起

我近來最羨慕柏楊。

羨慕他，不是因為他名滿天下、稿費如潮、美眷如花。

我羨慕他已經有這把年紀，還有此「勇氣」、「決心」和「機運」，來「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資治通鑑》！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體會出所謂「學術的世界性」。我們這部《資治通鑑》，不管從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來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鉅著！在人類總文明的累積中，找不到幾部。

「啃」是樂趣、是福氣、是運氣

我為什麼說柏楊在「啃」呢？這也根據我自己的讀書經驗。癡生數十年，啥事未幹過，只讀了一輩子的書。如今謀生吃飯的「正常工作」便是讀「正書」。工作之暇，去尋點消遣、找點「娛樂」，則去讀點「歪書」（借用一句我鄉前輩蘇阿姨的名言）。結果呢，工作、娛樂，正書、歪書，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釋卷」。

據說夏曾佑、陳寅恪諸大學者，胸藏萬卷，讀到無書可讀──他們嫌天下書太少了。我是個大笨蛋，越讀覺得書越多，好書太多、讀不勝讀──我嫌天下書太多了，有時真有點同情秦始皇帝。

書多了，讀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來他個「一目十行，千目萬行」。針對著這個「需要」，聰明的美國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應」──他們搞出個賺錢的行業叫「快讀」（rapid reading），這也是今日美國商場很時髦的生意。

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笨經驗，有些書──尤其是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讀」。相反的，對這種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頭一樣地去「啃」。我個人的體會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燈一盞，清茶一杯，獨「啃」古人書，真是阿Ｑ的最大樂事。可是在當今這個「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商業社會裏，你哪有這種福氣和運氣，去啃其愛啃之書呢？

先師胡適之博士曾經告訴我說，讀名著要寫劄記，然後消化、改組，再自己寫出來，這樣才能「據知識為己有」。這條教訓，對我這個笨學生、懶學生來說，還嫌不夠呢！因為有些「知識」我「消化」不了，「改組」不了，「寫」不出來，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裏去了。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徹底的辦法，還是翻譯──漢譯西、西譯漢、古譯今。

「翻譯」工作，一定要對「原著」，一字一句，翻來覆去的「啃」，是一點含糊不得的。

苟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所以專就「為己」之「學」而言，翻譯一部鉅著，真要有不世的「機運」和「福氣」．進而能「人己兩利」，兼以「為人」，豈不更好？

咱也「讀」過《通鑑》

羨慕柏楊譯《通鑑》，我還有點私情，因為咱也讀過《通鑑》。通鑑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愛彌篤；為著她，我也曾闖過點「言禍」，而為士林泰斗所不諒。

說句更丟人的話，在下做了一輩子「學人」，如今將到「已無朝士稱前輩」的昏庸階層，我一輩子也只讀過這麼一部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頭偕老，我也仗著她招搖撞騙一輩子，終老不能改。

更慚愧的則是，我對《通鑑》只是「讀過」，而沒有「啃過」。

「讀」書──如果沒有個人拿著戒尺或皮鞭站在後面的話──是會偷懶的。再到難懂之處、不明不白之處、半明半白之處、索然無味之處，你會學楊傳廣跳高欄的──一躍而過，永不回頭。所以從「治學」方面來說，「跳高欄」和「啃骨頭」，就是兩個截然不同底境界了。

對於這部鉅著，我也曾「跳高欄」地跳過一遍，從頭跳到尾。我對《通鑑》有偏愛，數十年來，時時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數十年來，就從無此「機運」、「勇氣」和「決心」來幹這傻事。今見柏楊為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新生活運動」的副業

我什麼時候也「讀」過一部《通鑑》呢？
說來好笑，那是當年蔣委員長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推出來的。

記得那年我正在家鄉一所「縣立中學」讀初二。我們那所學堂雖小，口氣倒大──以「南開」自比。平時功課不輕，「暑期作業」尤重。但是這年──「新生活運動」開始之年──我們的「暑期作業」忽然全部豁免。原來蔣委員長要我們全部中學生，在暑期中「宣傳新生活運動」。

為此，我校在學期結束之前，還辦了一個短期宣傳訓練班，並學唱「新生活運動歌」。這個歌，我到現在還會唱。前年還在家鄉，對那些搞「五講四美」的小朋友們，唱過一遍。那歌的開頭是：

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
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
……

另外還有一首「宣傳使用陽曆歌」。什麼：

使用陽曆真方便，二十四節真好算
上半年來七念一，下半年來八念三

原來陰曆裏的什麼「立春」、「小滿」……等所謂「二十四節」是不定期的。使用「陽曆」了，則每月兩個節日，排得整整齊齊的，好不「方便」也？！

唱歌之外，我們又練習了一些當時山東韓青天所不能理解的「走路靠左邊」、「扣好風紀扣」、「刷牙上下刷，不應左右拉」等等新生活的規律。
準備停當，暑假返家，我就當起「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員」了。在下原是個「好學生」、「佳子弟」，老師怎說，咱怎做。

我家是在農村裏，住的是毛澤東要「打」的「土圍子」。我的家叫「唐家圩（土音圍）」。我是那大土圩子裏的小「土少爺」。附近農民中，看我長大的人，都尊稱我為「二哥兒」。可是這次返鄉我這個「二哥兒」要向他們做宣傳可就難了。
那正是個農忙季節，農民們三三兩兩地在水田內工作，我如何向他們「宣傳」呢？最後總算蒼天不負宣傳員，我終於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原來那年雨水不多。我鄉農民乃結伙自大河內車水灌田，俗名「打河車」。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通過一條「之」字形的渠道，用三部足踏大水車，連環把河水，車向地面。那大水車每部要用六個人去「蹬」，三部車便有十八條蹬車好漢──這豈不是我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我拿了鉛筆和拍紙簿，靜立一旁，等他們停工，好向他們宣傳「新生活」。

果然不久，那第一部車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漢忽然大叫一聲「哦……哦……」，接著那十七條大漢也跟著大叫「哦……哦。」水車停下了。郭七卡好了水車，便坐下來抽他的旱煙。另外的人則在水桶內用瓢取茶喝，還有幾個小漢則溜到河下，泡在水裏。

我想把他們集合起來，來聽我講「走路靠左邊」，顯然不易做到了。「扣好風紀扣」就更難了，他們之中有幾位連褲子也沒穿，只在屁股周圍圍了一條又髒又大的白布──他們叫「大手巾」──哪有「風紀扣」好「扣」呢？
我認識郭七，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還是想試試，要郭七把他的隊伍集合一下。誰知郭七卻用他的「旱煙桿」敲敲我的臂膀，嬉皮笑臉的說，「哥兒，去偷一包『大前門』來抽抽嘛！」

郭七這話並沒有冒犯我。事實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偷」了多少包「大前門」呢？但是這次我是來「宣傳」「新生活」的。宣傳新生活，怎能繼續做「小偷」呢？所以我們二人，談判決裂。

「哦……哦……」郭七吹了個大口哨，十八條好漢，又去騎他們底水單車去了。

我只有失望而歸。

認識了司馬光

「宣傳員」做不成了，但是晝長無事，我卻學會了用馬尾絲扣「知了」（蟬）的新玩藝，樂趣無窮。

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全神貫注地向樹上扣「知了」，忽然發現背後站著個老頭子。回頭一看，原來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歲的老爸爸！父親問我為什麼不做「暑期作業」，而在此「捉知了」？我據實以對──我這期的「暑期作業」，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好吧！」老頭子說，「那你就替『我』做點『暑期作業』吧。」

說著，他把我捕捉的「知了」全給「放生」了。

「替『我』做！」他又老氣橫秋地重複一遍。

跟父親回到家裏的「書房」。這個三開間、全面落地玻璃窗、面向一座大花園的「書房」，有個現代化的名字叫「唐樹德堂家庭圖書館」。這個洋名字是當年「清華學校足球隊中鋒」唐倫起的。唐倫是我的三叔，他那足球隊的隊長名字叫孫立人。

在書房內，父親搬下了一個小木箱，這個精緻的黃木書箱上，刻了幾個碗口大的紅字《資治通鑑》。

父親抽開木箱蓋，取出一本線裝書給我說：「這書，你的程度，可以讀。」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樣漂亮的「線裝書」。那時我最恨線裝書，但對這部書卻一見鍾情。那米黃色的紙，那麼賞心悅目，字體又那麼端正、整齊、清晰，書又是嶄新的，真是美觀極了。

我接過書來，立刻便被她美麗的裝潢迷住了──真可說是「愛不忍釋」。再翻翻內容，覺得並不難讀──因為我有讀《史記》的底子──故事也頗合我胃口。

「知了」早已忘記了，「老頭子」何時離去，我也未注意。拖了一張圓籐椅，我便在那花香陣陣的紫藤架下，讀起《通鑑》來了。

這對我是個難忘的時刻。事隔數十年了，書被燒了，房子被拆了，人也被整死了……，但是此情此景，卻隨時在夢中和冥想中，不斷地出現。

替老子讀書

記得自那天起，我替父親做「暑期作業」，便一刻未停過，終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之外。有時我自黎明開始，一讀便讀到日落西山，蚊雷陣陣，我還不肯放書。我讀得那樣入迷──直使母親抱怨父親，父親自己也懊悔不迭。原因是我有讀書生病的前科──一場傷寒，幾乎把小命送掉。

其實我那場病，與讀書並無關係。「書」只是替「病」揹黑鍋而已。但是那時無現代醫藥常識的鄉巴佬哪裏知道呢？

我把《通鑑》讀得太沉迷了，有些不明真相的老長輩們還誇獎我「用功」呢。可是我如把《通鑑》換成《七劍十三俠》，他們便不會那樣想了，而事實上我看《通鑑》卻和看《七劍十三俠》的心情，並無兩樣。講一句八十年代的漂亮話，我只是覺得「歷史比小說更有趣」而已，「用功」云乎哉？！

不過讀歷史和讀小說，也多少有點不同。因為讀歷史有個逐漸向前發展的「境界」，一個接一個迫人而來，讀小說則是一泓秋水，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那時我讀《通鑑》的境界，似乎每日都在迅速改變之中。最原始的便是我對在我家中出出進進的、滿口之乎者也的老食客、老前輩的印象逐漸改變了。他們都是些能說會道之士，講起話來，都是出口成章的。

漸漸地我覺得他們所講的故事一一都在我書中出現了，而書中的故事和他們所講的，則頗有出入。

他們都歡喜掉文。漸漸我也覺得他們所「掉」之「文」大有問題（與「書」上不對嘛！），有時竟漏洞百出，有時甚至驢頭不對馬嘴。

這些老長輩們一向都是我底「法力無邊」的老師，他們對我們這批孩子們的「訓誨」，也是居之不疑的。誰又想到在一兩個月之內，在我的「老師」司馬光比照之下，一個個都面目全非了呢？

秋季返學，更不得了，班上同學似乎也比以前顯得粗野無知。那位一向向我誇口、說什麼「你數理比我好，我文史比你好」的潘駝子的「文史」，似乎也法寶全失。

不用說，那教我們歷史的女老師，在課堂上時時出岔子──我當然不敢更正她。就是我們一向頂禮崇拜、教國文的蔡老師，他底學問，似乎也跑掉了一半。

天乎，讀了一部《通鑑》，境界上竟然有這樣大的轉變！是我自己長大了？還是被司馬溫公改造了呢？

做《通鑑》的文抄公

升入高中之後，我底第一位國文老師竟是個不折不扣底「江南鄉試」試出來的「舉人」。他自己也和范進一樣，頗為自命不凡。一次「作文」時，他出了個題目叫「三國人物選論」。我一下就「選」中了「五虎上將」中的關張二將，另加軍師孔明。在兩小時的時限中，我繳了一篇「作文」，大意我還有點記得；在文章的結論上我說：
關羽、張飛皆有國士之風也。然羽有恩於士卒而無禮於士大夫。飛則有禮於士大夫而無恩於士卒。各以短取敗，可悲也夫！

至於「軍師孔明」呢？我也一反傳統的「諸葛用兵如神」的老調，說武侯「用兵非其所長也」。
文章繳上之後，舉人老師顯然大為欣賞。他把我叫到他桌子旁邊，問長問短，著實嘉獎一番，並用硃筆劃給我「九十九分」。他扣了「一分」，原因是「小楷欠工整」。

最初，當老師叫我進去時，我很有點緊張，怕他給我不及格。因為我這篇大文，大半是從記憶中，抄我老師司馬光的。做了文抄公，按理是該拿鴨蛋的。我拿了九十九分出來時，雖然受寵若驚，但是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舉人老師連部《通鑑》也未讀過呢？

其實他老人家讀是讀過的，只是年老昏庸，忘記了；不像孩子們，一讀就記住。一下當起文抄公來，連堂堂舉人公也給我唬住了。

在中國科舉時代，是「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一個「舉人」還了得！在民國時代舉人絕種了，剩下幾個老頭子，簡直是「珍禽異獸」。想不到這些「鳳凰」、「麒麟」都被我一部《通鑑》──唬住了，餘下的飛禽走獸，對一位「通鑑讀者」，就只有莫測高深之嘆了。

「學會鬼拉鑽」

記得幼年時代，曾學過「少林拳」。有位師父教我們一套拳法，叫「鬼拉鑽」。它底口訣是：學會「鬼拉鑽」，天下把勢打一半！

「鬼拉鑽」是如何打法的呢？其實最簡單。一，蹬下「馬襠」；二，左右兩拳輪流快速出擊，一秒鐘打它十幾拳──如土木匠「拉鑽」一樣。據他說學會這一套簡單拳法，當之者，無不被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我發現，自從「宣傳新生活運動」鎩羽歸來、替老頭子讀了兩個月的《資治通鑑》，居然也學會了一套「鬼拉鑽」。其後所到之處，只要之乎也者一番，自然就有人說你「漢學底子好」。反對你「漢學底子好」的，你使出「鬼拉鑽」來，一秒鐘你就可把反對者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江湖上有名了，以後不論你加入什麼同鄉會、同學會、校友會、研究會、歌詠團、伙食團、麻將社、橋牌社、登山隊、旅遊隊……你都不會失業。他們會選你做秘書、文案、書記、通訊員等等要職，使你不負所學。

筆者的「現職」便是「國立中央大學、旅美校友會、第二書記」，專司向三岸校友寫八行書！

論「年高德劭」，我本應榮任校友會會長的。恨只恨我那些「沙坪舊侶」不知敬老尊賢，連個「第一書記」也不讓我幹，因為那一崇高職位還要「兼管其他會務」，量材器使，我只能「專搞筆墨」！

我為什麼被下放去「專管筆墨」呢？據說是因為我「漢學底子好」，滿口之乎也者。之乎也者哪裏來的呢？全部出於《資治通鑑》！為什麼專讀《通鑑》呢？那是「替老子讀的」！「老子為什麼要強迫你讀《通鑑》呢？」無他，在下是「我的老師」蔣中正（我在中大時，蔣先生兼校長，稱「我的老師」並非招搖）的壞學生──把「新生活運動」宣傳糟了的結果。一著之錯便幹了一輩子幕僚、師爺、教書匠！

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我個人在中學時代，「讀」了一部《通鑑》，那雖然是一個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結果，但我卻深深感到這偶然中，充滿著幸運──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學的正途。積數十年的觀察和經驗，我覺得中國史學家治史──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歐美史、通史、斷代史、秦漢史、明史、清史、民國史、政治史、學術史……，第一部應熟讀之書，就是《通鑑》。

《通鑑》是有其酸溜溜底「臣光曰」底哲學的。我們的「臣光」先生是要上接春秋、下開百世的。但那一套是寫給皇帝看的，看官們既不想做皇帝，則大可一笑置之。你不信，他也不會扣你右派帽子的。

但是我們的溫公卻有治學的雅量。他遍存諸史之真，廣納百家之言。他沒有改寫歷史，沒有「以論帶史」，更沒有「以論代史」。簡言之，我們的司馬溫公沒有糟蹋歷史，而糟蹋歷史，則正是今日大洋三岸史家之通病！

還有，我們讀歷史的怎能不讀點「原著」呢？

朋友，你要知道，「讀原著」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福氣呢。讀西洋史，有幾本「原著」好讀？上帝垂示的《聖經》就不知「翻」了多少觔斗，最後才來污辱我們漢文漢語，印出那種醜惡不堪的東西。

筆者也曾一度「啃」過格本的《羅馬衰亡史》。老實說，我就嫌這位盎格魯．薩克遜的作家，用他生花的英文彩筆，隔靴而搔那講拉丁語羅馬皇帝之癢。我的同事之中，今日尚有以拉丁文作文的，但是他們隔靴而搔的醜態，恐怕連長眠地下的格本也要笑掉大牙了。

俗語說，「隔重肚皮隔重山」，冒認異族做祖宗，你再有生花妙筆，也無法傳神的。君如不信愚言，你去讀讀英譯《紅樓》、英譯《史記》，便知鄙言不虛也。

我們是有福讀我們自己的「原著」了。但是古典浩如煙海、真偽雜糅。遠在宋朝便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之歎。今日再來摩挲古籍，那就更無從摸起了。所以溫公的長處，便是把十七史精華，並旁採百家，納於一爐，從而融匯貫通之。精讀此二百九十四卷，則趙宋以前，諸史精華，盡在其中矣。採精去蕪，君實（溫公）獨任之，毋待足下煩心也。

司馬光是個小心謹慎的迂夫子，他不像他遠房遠祖司馬遷那樣天馬行空、大而化之。正因為他「迂」、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編出這部千古奇書、諸史之根的《資治通鑑》來。

章實齋說得好：「六經皆史也。」

歷史實在是一切人文學科的總根。離開歷史，則一切人文學科皆是無根之花。《通鑑》既是諸史精華之薈萃，則《通鑑》也是通向一切諸家經史子集的總樞紐；掌握此一家，則其他諸子百家之雜學，自能絡脈暢通，無往不利。

本乎此，我敢大膽地說，《通鑑》一書，實在是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以前為著指導青年人研究「國學」，梁啟超、胡適之兩先生曾為諸後生擬訂一份洋洋數十部的國學基本書目。
在下如也練出上述兩前輩之功力，有人也要我擬一「國學基本書目」，那我就老實不客氣，一書定天下──《資治通鑑》。

若有人焉，真把那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書「啃」得爛熟，他還要請求國學大師們來替他開一紙「基本書目」嗎？我看不必了吧！

到了那樣的火候，山人就自作主張了！

「繆大書箱」的真功夫

前已言之，我在中學時代，學了一套「鬼拉鑽」，完全是個「偶然事件」。我老子要不是討厭我「捉知了」，他是不會要我學的。斯時我祖父已去世，否則他也不許他兒子，強迫他兒子的兒子，去讀什麼《通鑑》的。胡適之先生生前便誇獎先祖是位「新人物」。「新人物」怎能叫兒子的兒子讀《資治通鑑》呢？

廢話少說。

且說我這套「鬼拉鑽」拉到重慶沙坪壩就失靈了。我發現在那兒，我那些師兄師姊們也各有一套。旁觀之下，便再也不敢學香港街頭的李小龍，去「找人打架」了。

我們沙坪壩那座大廟裏，當時還有幾位老和尚，他們的功夫，可就不是「鬼拉鑽」了。

在一次野餐會中，我和那位綽號「大書箱」的繆鳳林老師在一起吃燒餅。繆老師當時在沙磁區師生之間，並不太popular。他食量大如牛，教師食堂內的老師們拒絕和他「同桌」，所以他只好一人一桌「單吃」。

「進步」的同學們，也因為他「圈點二十四史」，嫌他「封建反動」。我對他也不大「佩服」，因為我比他「左傾」。

可是這次吃燒餅，我倒和他聊了半天。我談的當然是我的看家本領《通鑑》。誰知我提一句（當然是我最熟的），他就接著背一段，我背三句，他就接著背一頁──並把這一頁中，每字每句的精華，講個清清楚楚。

乖乖！這一下我簡直覺得我是閻羅殿內的一個小鬼，那個大牛頭馬面，會一下把我抓起來，丟到油鍋裏去。

繆老師那套功夫，乖乖，了得！

後來郭廷以老師在紐約告訴我，說繆老師曾一度避難來臺。但是在臺灣卻找不到適當工作，結果又返回大陸，終於被共產黨整死了！

其實今日臺灣──甚至整個海內外──哪裏能找到另外一隻和他容量相同的「大書箱」？！

繆公之外，我也發現那群教我中國文史的老教授如胡小石、金靜庵、顧頡剛、賀昌群、郭廷以，乃至授西洋史的沈剛伯諸先生，無一而非《通鑑》起家的。他們大半都「啃」過《通鑑》，不像余後生小子之只會「跳高欄」也。自此以後，我也咬牙切齒，恨我自己，不學無術。那點花拳繡腿，遇到真教師，人家一巴掌，就可把你打入大相國寺的糞坑裏去。自此以後，我一輩子的志向，也就是想下點「啃」的功夫。可是就一輩子沒有真正「啃」過。一大把年紀了，碰到有人把我也列入「學人」之列，實在自覺臉紅。

胡適和《通鑑》

離開沙坪壩不久，我在美國就遇到另一位老師，那位反對古文的老祖宗胡適之了。那時最使我瞠目結舌的便是發現胡老師居然也是讀《通鑑》起家的。「歷史」原是他的「訓練」，而他受「訓」期間的看家本領，便是《通鑑》！胡適也是「我背一句，他背一段」的「大書箱」──他讀《通鑑》是從十一歲開始的，他「啃」過《通鑑》。

胡博士（今後我當拚命叫我老師「博士」，以免人家誤會）覺得奇怪的，是我這個「小門生」也讀過《通鑑》，而且也是幼年期讀的。我告訴他我未讀過《續通鑑》，因為我那位老爸爸把《續通鑑》藏起來了，不讓我讀。
胡老師聞言，連說「可惜、可惜」，但是卻又說「不晚、不晚」。後來我這位恩師大人（我現在是叫他「恩師」呀！）終於把他書架上整套《通鑑》、《續通鑑》和《明紀》，都送給我了。書內還有恩師親批的手跡，還有恩師親書的讀通鑑札記呢！

可是那時令我奇怪的便是，我的恩師十一、二歲時，便「啃」過《通鑑》（顯然獲益匪淺），為什麼他啃過的骨頭，卻偏不讓那些可以啃、也情願啃的青少年後生去啃呢？我自己如果不是貪著「捉知了」，不就連「讀」的機會也沒有了嗎？

所以我以後和我的恩師抬了好幾年的槓。我認為「中學國文教科書」裏，白話和文言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白話文不應該搞「民主專政」！

我為什麼要重違「師訓」呢？理由很簡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談談《白話通鑑》

我個人讀《通鑑》，是愛讀其原文的。

可是近些年來教讀海內外，我也覺得倒楣的「古漢語」太難了。要青少年們再去享受點古典文藝訓練，簡直是不可能。那種詰屈聱牙的怪東西，連他們的老師──乃至好多名震一時的海外名學人──已經很難應付了，何況他們。

未碰而先怕，這種「先怯症」一般青年是很難克服的。「古典文藝」豈真如此難哉？胡適之輩十一、二歲就可通曉，豈真「神童」哉？非也！免再惹是非，且說句洋文遮蓋、遮蓋，那只是damage already done而已耳。

搞「古漢語」既然連老師、學人都要傻眼，那就至少要讀點「名著今譯」。真讀了「今譯」，再回頭去翻翻「古本」，「古漢語」往往會豁然而悟的──咱們方塊字、文言文，就有這點玄妙，它可無師自通。

讀「名著今譯」──我承認這是個人成見──第一部鉅著，應該就是《白話通鑑》。各界職業仕女、知識分子，週末少打八圈麻將，看看《通鑑》，是會變化氣質的。

麻將不必「戒」嘛，少打一點！抽空看看有趣味而又有用的書，稍稍變換變換山外青山的社會風氣，這才叫做「有文化的國家、有文化的社會」嘛。同時也可為兒女做做榜樣。

在學的青少年大中學生，課餘之暇、情書情話之暇，搞一點學術性的「鬼拉鑽」，也不是壞事嘛。年紀大了，你會發現它的好處的。

至於學在下這行、靠歷史吃飯的──尤其是終日「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大學者和旅美名學人──倒真要把《通鑑》這種大部頭「溫習溫習」呢。

胸無丘壑，腹無名著，只是終日撿垃圾，到頭來，還是難免不通的。筆者淺薄一生，午夜夢迴，每每悚汗不已。謹以個人感受，質諸同文，不知以為然否？

不過話說回頭，讀古典名著今譯，亦非易事。古文亦有古文的局限性，如果把它毫無技巧地直譯為白話，則其詰屈聱牙的程度，或有甚於原文。

所以搞「通鑑今譯」，為著讓大眾讀起來有興趣，則譯者表演點「文字秀」，也是絕對必要的。

吾友柏楊，飽學之外，搞「文字秀」也是天下少有的。以他的博學，以他的彩筆，司馬光之力作，將重光於海內外，是屈指可待的。

我羨慕柏楊，這大把年紀，還能搞「為己之學」，來啃這塊大骨頭！

我更敬重柏楊，在「為人之學」方面，能把《通鑑》這部世界第一流鉅著，譯成白話，以饗大眾，真是為中華民族子孫造福。

筆者嚕嚕囌囌搞了這半天，問良心實在不是為好友柏楊伉儷拉生意、做推銷員。天日可表，我講的實在是肺腑之言。

一九八四年三月九日寫於美東春雪封校之日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