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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編輯推薦
序
許多人為人處世,不小心就滑入負面的觀念與方法,一種為“忍耐學”,強調“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脫離社會,封閉自我,造成國民性格軟弱的一面,以致魯迅先生批評道:“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另一種是“厚黑學”,即臉厚心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做事不遵循游戲規則,而熱衷于“潛規則”,把所謂的成功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人情淡薄,人心難測,信任危機,以鄰為敵,造成人際關系特別緊張。
這兩種處世之道要么太過,要么不及,而中庸是一門做人做事的最有益的學問,通過歷史檢驗和社會實踐證明,它的價值,越千古而不朽,在競爭社會尤其閃爍智慧的光芒。它是一門求新求變的學問,現在許多常用的詞語都源于或引申于儒家經典之中庸思想,如“平衡”、“權衡”、“變通”、“優化”、“優位”、“尺度”等等,正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當然,人們對中庸也存在曲解和誤讀,以為它是一種“消極保守”的思想,一提到“中”,就想到“不得罪人”,做“縮頭烏龜”;一提到“庸”,就想到“平庸”,做“和稀泥”,以至于“激進者”摒棄中庸思想。殊不知,中庸是一種“權變”的智慧。權,指“權衡”,把握事物的利害;變,指“時中”,也就是與時俱進。中庸本身不是一成不變的,否則它沒有生命力。它是在變中求得中和,在變中掌握“為我所用”的時機。
中庸不反對“競爭”,但競爭得把握尺度與分寸,是善意的競爭,不傷害對方的競爭,合作共贏的競爭,而反對過激的競爭,顧此失彼的競爭,急功近利的競爭。中庸也不反對“柔弱”,但柔弱不是做“老好人”,而是對環境的充分把握,做出積極的應對,目的還是為了“致中和”,即達到與人友好相處的最佳效果。妥協是為了不讓矛盾尖銳化,謙讓是為了避免行為過激,“明哲保身”是對自我行為的校正,調和與磨合雙方的觀點,回到能被彼此接受與認可的中間狀態。中庸并非不講愛憎,為了正義,當挺身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中庸也不反對“利”,但為了錢財,不可利欲熏心,唯利是圖,為所欲為,而應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中庸肯定社會交際的功用價值,鼓勵人們參與社會交際,“來而不往非禮也”,告訴人們如何交友,交什么樣的朋友,與人相處當以什么方式最為恰當……
把握做人的學問,首先得明白什么是做人的根本原則。沒有原則,人際關系必然混亂。中庸處世的原則是按一定的道德規范行事,營造一種充滿愛的美好環境,使人活得放心,活得輕松。說白了,也就是做一個心性相融的人——人際間最主要的紐帶是愛,仁者愛人,互敬互助;而不是做一個違心逆性的人,損人利己,最終將被人唾棄、被社會淘汰。
中庸智慧,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和廣泛的實用性,不僅有利于人際關系的建立與發展,也有利于社會的文明進步。程頤強調《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本書通過梳理典籍要義來闡述中庸做人的學問,深刻闡述中庸思想及其智慧在中國歷史及現實社會秩序構建中的深遠淵源和重大作用,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事例,善于閱讀的人只要仔細品味,其味無窮,用在做人處事、為官經商上,都是實用的學問,可以終身受用不盡。
目次
書摘/試閱
不能過謙,過謙則下無敬畏之心。——曾國藩《曾國藩家書》
《中庸》說:“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過分的謙虛顯然是不真實的,也是不真誠的。
唐朝的李林甫本是個嫉賢妒能、睚眥必報的家伙,但他表面上故意裝做一副謙和的樣子,好像什么事情都特別為別人考慮,實際上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君子。原中書侍郎嚴挺之,早年被李林甫排擠出京城。后來,唐玄宗想起他,問李林甫:“嚴挺之現在在哪兒?此人可用。”李林甫當晚把嚴挺之的弟弟嚴損之召到府中“敘舊”,虛偽地以老朋友自居,說:“應當授你為員外郎。”李林甫又進一步套近乎說:“皇上對你哥哥很關心,須作一計,人城面見,當有大用。”并教嚴損之為其兄寫一狀紙,以身體不好為名,懇請人京就醫。嚴損之不知是計,反倒心懷感激,一切照辦。李林甫拿著嚴損之寫的狀紙,面奏玄宗說:“嚴挺之年事已高,近患風疾,急需辭官就醫。”玄宗聽后,嘆息良久,只好令嚴挺之到東京養病去了。一起被安排去東京“養疾”的還有李林甫憎恨的汴州刺史齊瀚。
還有嚴嵩,也是個過于謙虛的奸相。夏言是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的,比嚴嵩晚四科十二年,以科分論,嚴應屬前輩,夏算晚生。但當時夏言官比嚴大,又正受到世宗的寵幸,嚴嵩此時正需要他的援引,便顧不得什么輩份不輩份,借看老鄉的緣由,曲意迎奉,極力巴結。有一次嚴嵩設宴請夏言到家中做客,夏閉門不肯相見,嚴嵩竟跪在夏府前高聲朗誦請柬,使夏大為感動。從此,夏果真把嚴嵩視為知己,多方為他引薦,嚴于是步步高升。后來嚴嵩撈到了大位,把夏言整下去了。
兩面三刀、陽奉陰違的人慣用的“巧詐”方法是阿諛奉承,其奉承他人是有目的的,他會捧一個人,也會毀一個人。曾國藩在家書中告訴弟弟:“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為兄者倡率之,余他無所取,唯近來日日不恒,可為諸弟倡率……”
曾國藩害怕自己流入對人過分謙虛的田地,他對穆彰阿、肅順表示尊重,但跑得并不勤,在他們面前說話也不完全低三下四,他找到了——“防止過謙的方法,是用實、誠二字加以糾正。”所以,該直言的一定直言,不一味言聽計從,而以實誠之心待之。
曾國藩第一次到穆彰阿家,穆彰阿在書房里客氣地接見了他,曾國藩步履穩重,舉止端莊,不卑不亢,沒有像“過謙”之人那樣見到老師和大官就不自然地滿臉堆上笑容,腰彎得像蝦子一樣。穆彰阿說:“足下以三甲進翰苑,實不容易。老夫讀足下詩文,以為足下勤實有過人之處,然天賦卻只有中人之資。但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并不靠天賦,靠的是勤實。翰苑為國家人才集中之地。雍正爺說過:國家建官分職,于朝林之選,尤為慎重,必人品端方,學問純粹,始為無忝厥職,所以培館閣人才,儲公輔之器。足下一生事業從此地發祥,愿好自為之。”
曾國藩得到前輩這樣的勉勵,當然感激,他說:“中堂大人,門生永遠銘記您山高海深的恩情,銘記您今晚的諄諄教誨,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才,報答中堂對門生的知遇之恩。”
這是謙敬之言。接下來,他與穆彰阿聊著聊著聊到了對時局的認識和看法,他說:“中堂大人,這幾年英夷向我天朝大肆傾銷鴉片,害我人民,吞我白銀,對我中國犯下大罪,且陳兵海疆,意欲威脅,更無恥之尤。中堂大人受朝廷之重托,以懷柔之策處理之,對于此種舉措,門生在湖南時,也曾聞見有人非難,這次親到京師,又聽到外省舉子中有講閑話的,但門生卻以為這班人貌為愛國,其實對國事不負責任,不明事理,最終將墮為清淡誤國之輩,對于中堂大人老成謀國之苦心全然不知。”
如果話說到此為止,仍然只是讓人覺得曾國藩善于拍馬屁,說好聽的話,但緊接著,曾國藩發表了一番沒有投其所好的個人言論,他說:“自南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以主戰博愛國美名之風興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絕于天下者五百年矣!今之英夷,船堅炮利,國力強盛,更非歷來入侵夷狄可比。我朝宜開放碼頭,與之交易,以行和撫之策為上。若憑一時意氣,妄開邊釁,以今日中國之船炮,門生以為,不可能全勝英夷;既不可全勝,又勞民傷財,國家不寧,故居樞垣者,當以國家千秋大局為重,決不可憑一時意氣辦事。門生深為欽佩大人慮遠謀深,以國事為重的宰相氣度。我朝與英夷交往,應持一種忠信態度。圣人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門生以為,與夷狄相往來,忠信篤敬是基礎。至于鴉片一事,宜與英夷講妥,此種東西不能作為正常貿易品。對內,則給予勾結英夷,私販鴉片,從中牟取暴利的官民,以嚴刑峻法,那些吸食者,亦要加以從重處罰。只要我們自己內部嚴行禁絕,門生想,英夷之鴉片在中國市場上就會自然消除,此為釜底抽薪之策。而與英夷作刀兵交鋒,不過是揚湯止沸罷了……”
這里,我們且不管曾國藩的政治見解有沒有道理,他說的是自己的心里話,沒有因過于謙虛,而遮遮掩掩。他說出心里話非常開心。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曾國藩當然想找一個靠山,但是,這個靠山得是符合自己心意的人,即理解、同情和支持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的人,而不是讓自己做一個百依百順、言聽計從、沒有主見的人。他說:“事上以誠意感之,實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隨聲,非敬也。”
剔除虛假成分,謙虛有度,人才顯得堂堂正正。謙虛不等于阿諛奉承,它是出于對人的真實的誠意。所以曾國藩主張的“收嗇之氣”,是為了“還我真面,復我固有”,使得謙虛真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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