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政改（簡體書）

晚清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有人說是李鴻章，那是不準確的，李鴻章無非是前臺的操盤手兼新聞發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畫圈、掌舵的則是恭親王奕。
主觀上不想折騰，客觀上無力折騰，順應潮流與時俱進，這是恭親王發動體制內改革的基本特徵，也是恭親王能夠四兩撥千斤、舉重若輕而且保持自我低調的原因所在。中國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認的改革實踐先驅們，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背後，其實都站著一個低調的恭親王為他們保駕護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們瞻前顧後、逡巡不前，恭親王就在背後推著他們。
奕拉開了中國近代一個半世紀改革的序幕，從內憂外患的荊棘叢中辟開強國之路，摸著石頭過河，他奠定了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基調……
“中國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亞華人學者雪珥，以獨特的視角，犀利的筆鋒，豐富的海外史料，為我們展現了恭親王奕新被湮沒的風采和晚清改革當家人的艱難酸楚。

雪珥，澳大利亞太平紳士，職業商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中國改革史窺探者。現兼任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京華財經智庫、同明德國學館等機構顧問，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約研究員、海南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經營報》專欄作家。

《帝國政改》編輯推薦：當改革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晚清當家人們引領中國這艘大船駛向何方。體制內改革者的努力與艱辛一直被忽視，多年來歷史深處的誤解，雪珥為您解讀帝國精英們復興民族的嘗試。大量的海外史料，國內普通讀者很少能有機會接觸到。不一樣的視角和觀點，反思中國近代化道路的艱難與得失。
不僅有歷史，還是官場教科書。晚清官場五彩紛呈，新舊思想激烈交鋒，看奕、曾國藩、李鴻章們左右逢源，重重阻力下，帶領大清航船前行，展現官場生存之道。
看晚清體制內改革派平衡木上艱難起舞，政治潛規則中游刃有余。

代序
難以復制的大清王爺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聯軍的隆隆炮聲將大清王朝的咸豐皇帝趕到熱河“狩獵”，而咸豐則將京城的爛攤子丟給了自己的弟弟——時年27歲的恭親王奕。幾天后，攻入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將號稱“萬園之園”的圓明園付之一炬。臨危受命的奕親歷了種種恥辱，與英法兩國簽訂了《北京條約》，以割地賠款的代價使內憂外患的帝國有了難得的平靜。
可能恭親王本人也沒有想到，在此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他將會在大清王朝扮演一個極為特殊的角色。在歷史浪潮的顛簸中，恭親王站到了舵手的崗位上，極力維持著大清帝國這艘破敗的巨輪緩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顧起來，恭親王奕的一生確實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先是在與咸豐的儲君之爭中功虧一簣，被封為恭親王后不久便受到咸豐的猜忌和排擠。經過與外國交涉的歷練，勇于任事的奕開始奠定自己在政壇的地位。咸豐死后，他抓住機遇，同慈禧共同發動辛酉政變，控制了中樞機關，總攬清朝內政外交，成為權勢顯赫的鐵帽子王。作為清廷貴族中難得的有才識者，恭親王奕幾乎一手導演了隨后30年間的王朝改革，可謂當之無愧的“總設計師”。從總理衙門到洋務運動，從近代海軍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痼疾纏身的王朝居然出現了頗具聲勢的“同光中興”，可謂厥功至偉。遺憾的是，在錯綜復雜的權力斗爭中，奕始終無法擺脫慈禧太后的陰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掙扎，最終抱憾辭世。但是歷史不會忘記奕，他的時代抱負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19世紀后半葉，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處于急劇發展時期，中華帝國卻裹足不前。清朝軍隊雖然屢屢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數士大夫仍然頑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國的舊夢中，無事則空談氣節，有事則顢頇畏縮。即使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恭親王，也是在極為艱難地實施滿腔抱負。事實證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幾乎無時無刻不受到保守勢力的牽掣。他首先必須在權力斗爭的夾縫中謀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為王朝謀發展，其代價便是個人命運的幾番沉浮以及朝野輿論的毀譽參半。正如本書作者曾經感慨的：“盡管恭親王早已獲得了‘鬼子六’的雅號，被人們貼上了自由派的標簽，但是，除了蔡壽祺之類投機鉆營的舉報者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對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過懷疑。這種穩健的政治手法，使恭親王在關鍵時刻既能推動改革不斷前進，也能掩護激進的改革者從反對的聲浪中逃生。”
歲月如煙，那位曾經書寫了一段傳奇的恭親王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不過他的府第倒是在歷經滄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風景秀麗的北京什剎海西南角，有一條靜謐悠長、綠柳蔭蔭的街巷，當年門前車水馬龍的恭王府就坐落在這里。作為現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為中外聞名的旅游景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近些年來這里的游人如織，但絕大多數看客都是為著恭王府曾經的主人——著名權臣和珅而來的。現代的人們往往會對虛構的電視劇趨之若鶩，卻對真實的歷史漠然置之，這恐怕要算恭親王奕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學者侯仁之先生曾說“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囂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體味這其中的含義呢？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現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欽佩雪珥先生非凡的歷史見地。雖然雪珥自稱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但他多年來始終以獨特的視角致力于中國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及《國運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熱烈反響即是明證。在雪珥看來，恭王府曾經的主人——恭親王奕堪稱是中國近代改革的源頭。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本人曾多次前來恭王府實地搜尋資料，憑吊歷史，最終寫成本書，為我們展現了一代親王在那個云譎波詭的年代中的颯爽英姿和痛苦無奈……
毫無疑問，恭親王的傳奇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的絕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這樣的杰出研究永遠不會絕版。
2010年8月于恭王府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 孫旭光
欄桿猛拍春夢驚
自序
體制內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塵，一面要負重前進，艱難而孤獨。掌聲難得，噓聲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卻往往是“左右為難”，上下不討好，里外不是人。
光緒皇帝乘坐著奧地利贈送的雪橇，8名踩著冰刀的太監如同北極犬一般，帶著他在冰面上滑行。
1
7月的鵝毛大雪，飛飛揚揚地飄落在澳大利亞的阿爾卑斯山上。套在厚厚的雪橇鞋里，我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行路難。只有踏上雪橇板，才能從滑行的輕快中體會到減少摩擦所帶來的快感。
這種快感，應該是大家都喜歡的，至少光緒皇帝也喜歡。
這張發表于英國《圖片報》（The Graphic）的版畫，描繪的是光緒皇帝在北海冰凍的湖面上，乘坐著奧地利贈送的雪橇。拉雪橇的，是極具大清特色的“馴鹿”——8名太監，他們熟練地踩著同樣是舶來品的冰刀鞋，帶著帝國的最高元首，在冰面上滑行。
夜晚，守著熊熊燃燒的壁爐，孩子們熟睡的呼吸在屋子里輕輕回蕩。看著手中發黃的老報紙，1895年1月19日的出版日期清晰地標注在報頭邊上。百年的歷史，與窗外那銀裝素裹的無盡山河相比，無非是彈指一揮間。一個帝國，就如同雪橇急速而過留下的雪痕，隨即被時光的嚴寒封上，鏡面似的光亮得幾乎不留痕跡，讓人感慨歲月無情。
雪峰上的天空無比澄澈，南十字星閃爍，北斗星已無處可循。即便斗轉星移，卻總是有顆星在指引著暗夜的方向，令你無法質疑造物主的神奇。
2
半年前，我也是在漫天的風雪中，第一次走進了后海邊的恭王府。
游人如織，都是來參觀“和珅他家”的。中國人實在太渴望成功了，對于成功的路徑并不在意，走正途也好，撈偏門也罷，只要能成功，哪怕如同流星般地劃過長空，也能成為萬人仰慕的榜樣。
在一道道流星的燦爛光芒下，那些恒星倒是顯得晦暗、無趣。
恭親王就是這樣的一顆恒星。
作為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畫圈者，他不僅將那個被后世描繪為“腐朽、沒落、反動”的大清王朝延長了半個多世紀的生命，并且在歷經千年的自大后，第一次將中央帝國請下了神龕，主動平視——而非俯視，亦非被人打翻在地后被迫仰視——整個世界。
作為一個被革命者痛斥為“韃虜”的少數民族政權，清帝國以自己近300年的歷史，打破了“胡人無百年運”的宿命咒語，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拷問著無數后人：走了那么久，我們究竟離起點有多遠？離終點又有多遠呢？無數的大王旗換了又換，無數的海誓山盟說了又說，仿佛戲臺上的斑斕戲袍和假聲念白，曲終人散，如果失去了戲臺，我們還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嗎？
這是一個吊詭的現象：在主流話語體系對清王朝的普遍貶低和詛咒中，清王朝留下來的各種遺產，尤其是前30年經濟改革（洋務運動）和后10年政治改革（清末新政）的經驗教訓，卻成為后世自覺不自覺的效仿對象。歷史的傳承，其實并不是人力所能切斷的。
3
作為大國的“總理”、血統最為高貴的皇族、同時代人中難得的清醒者，恭親王實在是太低調了，他的光芒被掩蓋在太后那巨大的寶座陰影下和那些充滿八股陳詞的公文之中。
后人刻薄地說他“一生為奴”，卻不知這并非個性的選擇，而是中國特色的權力運作的定位結果。作為接近最高權力的“老二”，如果不甘寂寞，就只有兩種結局：成為老大，或者成為零，all or nothing。這種勝者通吃的零和游戲，注定了中國的舞臺上只能上演獨角戲，梁啟超稱之為“一人為剛萬夫柔”。于是，恭親王便只能“柔”，在政治精神層面上自我閹割，以便在權力這一強效的春藥面前令人放心。
恭親王故后，這座豪宅很少有人關注，除了后世那位贏得萬千民心的周恩來。不知未來的史家們，該如何解讀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何以會無數次地、低調地來到這里，并將盡早開放恭王府作為其政治遺囑之一？
4
恭親王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懸念。
他曾經寫過一首七律，懷念他曾經的助手寶鋆：
只將茶蕣代云觥，竹塢無塵水檻清。
金紫滿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虛名。
因逢淑景開佳宴，自趁新年賀太平。
猛拍欄桿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
這本是一杯盛滿了牢騷的女兒紅，卻在“猛拍欄桿思往事”一句中，露出了燒刀子般的崢嶸烈度。
“拍欄桿”這種方式，最早是一位名叫劉孟節的宋人記錄的，劉詩人常感懷才不遇，寫下了“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桿拍”。到了辛棄疾那里，就不僅“欄桿拍遍”，還要“把吳勾看了”，一手拿著刀劍，一手猛拍欄桿，這就不只是抑郁，而且十分憤懣了。恭親王為何而抑郁呢？又為何而憤懣呢？
更為吊詭的是，他后來又把“猛拍欄桿思往事”一句刪除，改成了“吟寄短篇追往事”，拿刀子改成了拿筆桿子，拍欄桿改成了寫作文，硬生生地將一盤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溫潤甜膩的蘇點。
或許，逝者如斯，恭親王想不豁達都難，牢騷太盛防腸斷呀……
5
《絕版恭親王》這個系列在報紙上連載時，一些讀者悄然而熱烈地反饋：這是一本中國官場的教科書。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來，這本該是中國改革史的另類記錄和解讀。我曾經認真地回頭檢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無意所插的柳，卻隨即釋然。原來，中國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難分難解，權謀幾乎無時無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無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書《國運1909》，被一些朋友當作了“官場導讀”，相互推薦，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這種特殊的市場“被定位”，導致我的讀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們在看，他們也在思考，但他們不說。不說，不是因為不會說，而是因為不便說，也不想說。我曾經的師長、紅墻內的一位顯宦，據說看了我的專欄徹夜難眠，長嘆一聲后道：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難啊！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們并非喜歡我的文字，而是與文中的主人公產生了共鳴。體制內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塵，一面要負重前進，艱難而孤獨。掌聲難得，噓聲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卻往往是“左右為難”，上下不討好，里外不是人。這種“勢禁形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為的當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這本小書果能令“當家人”們產生小小共鳴，就算被人稱作“官場教科書”，又如何呢？
6
現今恭王府的管理者們，的確很讓我大吃了一驚。
最初我是純粹從一個游客和商人的角度，驚嘆于這么一家文化部直屬的文保機構，居然能把一個沒落了百年的王府，經營得有聲有色，再度驗證了體制中本就有不少能人，只是如何發揮而已。
而當我有幸參觀了他們的資料庫，并向他們的研究人員討教切磋后，那種只在象牙塔內彌漫的書卷氣，十分令我陶醉。作為中國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他們在這個喧囂的年代里，依然默默地守著古卷青燈，保存和琢磨著民族記憶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
我必須向他們表達我的謝意，并在澳洲的星空下為他們禱告祈福：
——孫旭光博士，如今恭王府的“總管”，一位年輕的學者型官員，他的史學修為、開明態度及經營能力，令我折服；
——劉霞大姐，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她的熱情及對恭王府一草一木的極度熟悉，幫助我在最短時間內領略了恭王府的底蘊；
——陳光大姐，恭王府的學術領頭人，一位從事過很多年艱苦的野外考古的專家，踏實、勤勉、低調、博學，令我受益良多……
7
又開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萬里外的故國想必早已一片火熱。
明天不知道是否還能登頂，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著的欄桿？
2010年7月6日記于澳洲阿爾卑斯山

代序難以復制的大清王爺 001
自序欄桿猛拍春夢驚 004
第一章叔嫂共和 009
風嘯天安門 010
叔嫂共和一國兩制 017
總理的勞碌相 024
第二章皇家無親 031
“窩囊”王爺綿里針 032
偉大領袖六合彩 040
王爺藍籌股 047
第三章風中蘆葦 055
風中蘆葦 056
“謀殺”同治帝 062
中南海的臍帶 069
紫禁城的平衡木 076
周公之死 082
第四章老大帝國 089
英國議會：大清穩定壓倒一切 090
槍桿子里出政權 096
洋干部下崗 102
誰家的走狗 108
【資料】刺破大清的泡沫
——赫德《局外旁觀論》原文 116
第五章美國兄弟 123
華盛頓的定情信物 124
黃龍旗下的美國葬禮 131
美利堅雪中送炭 137
誰可托福 144
鳥巢鳥感覺 151
北京歡迎你 154
【延伸閱讀】
鷹龍之戀：大清國與美國戰略對話 157
1908：中美德同盟流產 158
1868：中美同志加兄弟 161
1870：太平洋帝國崛起 165
1896：美利堅獅子王 166
第六章西域狂沙東海浪 171
披著羊皮的熊 173
東海餓狼 176
抗俄還是抗日 179
天山風雨 182
日本趁火打劫 185
為保新疆失琉球 188
【資料】琉球與浩罕 191
第七章改革旗手 193
蝴蝶飛飛曾國藩 194
春意盎然李鴻章 201
第八章中央“一抬” 207
號令不出中南海 208
改革的陽謀 215
第九章裸泳的年代 223
貓兒鬧大清 224
華商不愛黃龍旗 228
李鴻章吹起大泡泡 232
誰動了恭親王的奶牛 237
盛宣懷打“野雞” 242
裸泳的奴家 246
第十章帝國的出軌 251
騎著毛驢上北京 252
大清“地鐵” 257
拆遷讓誰更美好 261
東方慢車謀殺案 264
李鴻章下英國象棋 268
大清鐵軌不平行 272
【附錄】恭親王：絕版之外
——雪珥答《中國經營報》記者問全文 277
【延伸閱讀】
被誤讀的晚清改革 288

周公之死
權力等級上“老二”的忠誠與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時刻才能真正得出結論，慈禧給予恭親王謚號為“忠”，絕非對過程的描述，而是對結局的概括。
1898年5月29日，農歷四月初十。大清中央向全國干部群眾沉痛宣布：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大清王朝戰士，努爾哈赤、皇太極等的優秀兒子，大清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重要旗手，長期擔任大清“總理”并受封為世襲罔替恭親王爵位的愛新覺羅?奕，因病醫治無效，已于本日與世長辭，享年65歲（虛齡67歲）。
在恭親王病重期間，慈禧太后、光緒皇帝都親自到恭王府探望病情，并以其他各種方式表達對恭親王健康的關注。
“平衡輪”停擺了
國際社會也對恭親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關注。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國在激變中》（China in a Convulsion）認為，恭親王的逝世，令中國這架“錯綜復雜的政府機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平衡輪”。大清國的洋干部、美國人馬士（H.B.Morse）在他那本著名的《中華帝國外交史》中認為：“一般人認為如果恭親王不死，可能會挽救國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J.O.P.Bland）認為“恭親王的死是一件嚴重的事……如果他還活著，或許不會有義和團亂事”，這是1900年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后，西方人的普遍觀感。
對于恭親王的地位，美國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曾在恭親王最后一次復出時（1894年），有個精彩的論述。何天爵認為，只有恭親王才能“為帝國政策帶來改觀和進步”。他認為，恭親王是精通東方外交藝術的老手。他總是將外交對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認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體的問題上。他既高傲又謙和，既粗魯又文雅，坦率而有節制，有時辦事迅速有時拖拉磨蹭，顯得既有耐心又脾氣暴躁——所有這些特點都根據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變化隨時轉換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訣在于他能夠事先判斷出需要妥協的時機，他不斷轉換面具并不說明他是個優柔寡斷之徒，隱藏在眾多面具之后的恭親王在認真琢磨著對手，判斷對方的意圖政策，再決定自己的對策。在最后時刻來臨之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投降的跡象，顯得積極對付，毫不屈服。正當他的對手集中全力要發動最后一擊的時候，對手會發現恭親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滿臉微笑的謙卑的伙伴。作為所謂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國迄今為止只有這一政策——的領導者，恭親王顯得出類拔萃。帝國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明白帝國可能的未來和帝國自身的弱點。帝國活著的人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富有經驗，擔當重任……實際上，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恭親王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執行這些政策的精明強干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反動”遺言
在恭親王病重期間，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以各種方式向他表示了慰問，并且就恭親王身后的國家大事，進行了廣泛而坦率的探討。
一個廣為傳說，但顯然無法從正史上得到確證的故事，是說恭親王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告誡光緒皇帝：“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戊戌履霜錄》）高層密談，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給位卑言輕的史家的。而人們更愿意假定此一政治遺言為真，并將其廣泛解讀為恭親王“反動”的證據。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也在各種場合，強化了恭親王反改革的形象。從各種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來看，恭親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謂“改革”而已。
從戊戌變法開始，中國近代史幾乎成了一部謊言編織的歷史。康有為顯然是一位杰出的謊言策劃大師。
有關戊戌變法的真相，近年來已經被越來越多地揭示出來，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后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在他們倉皇出逃的時候，給予他們掩護的日本和英國的外交官，無人認為他們是大清改革的所謂先行者，是能為理想而獻身的勇士，相反，在發往各自政府的報告中，外交官們對康有為的評價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于所謂的“人道”，二則是考慮到各自國家的在華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為，就多了一個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戊戌變法的實質，與其說是一場改革，莫如說是一群急于獲得政治地位的理想主義者（如康有為等），與一部分不諳世事的理想主義者（如譚嗣同等），聯合推出的一場政治大躍進。盲目而操切的“變法”，自發動之初，就貿然地將重點放在了打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們的鐵飯碗上，一夜之間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大理寺6個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廣東、云南3省巡撫，因為他們與總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國那些沒有運輸業務的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道……這種組織人事上的“休克”療法，令全國公務員，尤其是省部級以上高級干部們，人人自危，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論是改革者還是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面。
而這些，正是改革經驗豐富、政治嗅覺靈敏的恭親王至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實，恭親王之外，幾乎所有的改革實踐者們，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與這場以濫發紅頭文件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而后世比較公認的看法是，如果恭親王不死，這一以文字上的虛幻快感取代應有審慎的兒戲“改革”，將可能無法推行，而這究竟是因為恭親王的“反動”，還是因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緒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親王還有道同樣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政治遺言：打倒翁同龢。
這一記載的來源是《申報》。恭親王死后一個月，這家大清國最為主流的媒體，發表報道稱，恭親王重病期間，光緒皇帝前來探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這等于是要恭親王推薦干部。
恭親王首先提到了李鴻章，但他因甲午戰敗而積謗過多（“合肥相國積毀銷骨”），一時難以重用，因此，恭親王認為中央只有榮祿，地方上只有張之洞、裕祿3人“可任艱危”。光緒皇帝專門問及如何評價自己的老師、擔任財政部長（戶部尚書）的翁同龢，恭親王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翁同龢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報道進一步指出，甲午戰爭前朝鮮局勢緊張，高層曾經拿出了3套方案：一是將朝鮮降格為行省，把朝鮮國王遷回內地供養，參照孔子后裔的榜樣，“世襲罔替”；二是派遣重兵進駐朝鮮，代理其國防；三則是將朝鮮列為各國利益均沾、共同保護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牽制。但當時已經執掌中央財政大權的翁同龢，一味高調主戰，卻又不積極備戰，導致主戰的偏激輿論占了上風，錯過了外交解決的最佳時機，并未準備就緒的陸海軍一敗涂地，“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強趁機掀起瓜分浪潮，“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翁同龢是那種在儒家光輝下正襟危坐的偽君子，他在政治上的破產，恰恰是他的學生光緒皇帝的自我覺醒、不留情面
客觀地說，將甲午戰爭的失敗只歸罪于翁同龢一人，與只歸罪于李鴻章一人一樣，都是過度之責。但是，翁同龢這類將自己的名聲、“羽毛”看得重于國家利益的“清流”，的確對李鴻章之類“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鴻章曾經激烈指責“言官制度最足壞事”，“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于一事不辦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茍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甲午戰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臺灣，李鴻章就向中央發出了警報，應將日本作為中國國防的主要假想敵。但翁同龢為了政爭的需要，死死捂著錢袋子，導致北洋海軍多年未進行軍備更新，卻又逼著李鴻章與日本決戰。甲午戰敗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鴻章進行和談，中央在商議時，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為了愛惜自己的名聲，堅決要求絕不可割地，實際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鴻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沒這本事，還是請翁師傅親自去趟日本，這才令翁同龢改口。從個人政治品格上來說，李鴻章遠比翁同龢要坦蕩磊落許多，更有擔待，更有責任感，更勇于任事。從后世我們所能看到的史料來看，李鴻章未必是個“真小人”，而翁同龢卻絕對可稱得上是個“偽君子”。
無論恭親王驅逐翁同龢與警惕康有為的兩個口頭遺囑真實性如何，他作為一個實干家，對翁、康之類玩嘴上虛功夫的人，是有足夠警惕的。實際上，在此之前，翁同龢已經表露了對康有為的極大支持，多次表示贊同康有為等提出的“從內政根本”進行改革的“休克”療法，而這將導致國家機器的重建，“休克”將完全可能造成大面積的癱瘓和崩潰。
恭親王去世后不到一個月，剛剛成為事實上的“總理”并啟動了戊戌變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雙開”，送回了常熟老家。這是戊戌年眾多撲朔迷離的怪事之一。一直以來，史家對此的解釋都是歸因于慈禧為首的“后黨”與光緒為首的“帝黨”進行權力斗爭，慈禧將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緒的力量。這種已被廣泛接受的論點，近年卻發現是天方夜譚，更多的證據表明，正是光緒皇帝本人不滿于這位“居心叵測，并及怙權”的老師，而親自下旨令老師下崗的。在恭親王臨終發出對康有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緒皇帝還曾親自測試了翁老師對康有為人品的評價，卻發現翁老師前后不一，十分可疑。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記中，也有閃爍其詞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