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膽去闖（簡體書）

在全球債務危機漫捲、各地經濟持續低迷之際，“日本戰略之父”大前研一、優衣庫BOSS柳井正首次連手，為全世界的青年、企業找出路！
《放膽去闖：大前研一和柳井正給你走到哪兒都能生存的大能力》既是一本關於當下企業經營線路的反思錄，也是一本旨在強化年輕人“賺錢力”的輔導書。21世紀是機會最多的全球化時代，卻也是志向縮小的富裕年代。過去的企業家即使說一口破英文，也要與世界爭，今天科技改變了國界，拉平了世界，青年、企業卻把自己放在舒適圈中，只想安定。苦留學生出身的大前研一呼籲年輕人“必須脫離手冊人生，學會通行世界的全球謀生力”；小老闆變身首富企業家的柳井正認為“以全球為目標，機會增多50倍”。他們的成功告訴所有人：“只要敢想、敢拼、敢做第一，世界就是你的。”

《放膽去闖:大前研一和柳井正給你走到哪兒都能生存的大能力》編輯推薦：向趨勢大師、首富企業家學全球謀生力！未上市就造成預購風潮，并長據日本財經暢銷書TOP1，日本、港臺地區各大媒體大幅報導，在東亞社會引起大回響。是大師、首富，也是拼戰不懈的斗士，他們向來就是要世界第一！
這一代的青年可以向他們學什么？
日本戰略之父大前研一、優衣庫BOSS柳井正聯手打造：
世上僅有的日本【商界精英反思錄】
首次開給全世界青年、企業的【救命“處方”】
——在危機四伏的全球化時代，你的飛躍，只能從“放膽闖出去”開始！
?善分析 探求問題本質才能勝出！
?敢挑戰 敢闖你就贏，想安定你就輸！
?練實力 心中無國界，到處是主場！
?能洞察 “洞察力”比網絡知識更重要！
?謀自立 脫離“手冊人生”學習“謀生力”！
?拼突破 畏懼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作者：（日本）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 柳井正（Yanai Tadashi） 譯者：張立波

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國際知名趨勢大師，被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評選為“全球五位管理大師”之一、“日本戰略之父”。1943年出生于日本福岡縣。從早稻田大學理工系畢業后，先后獲得東京工業大學原子核工科碩士學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原子力學工科博士學位。曾任日立制作所核能開發部工程師，1972年進入麥肯希咨詢公司，歷任該公司日本分公司總經理、亞洲太平洋地區會長。離開麥肯錫后，為多家全球知名企業和國家做顧問至今。
2005年創立了日本第一家采用遠程教育方式的管理學大學院“商業突破（BBT）大學院”，并任校長。2010年該校增加全球化管理學科，并進行了改組。最近著作包括《民眾看不見的手》《最強大的國家日本的設計圖》《再見吧，美國》《再啟動：獲取職場生存與發展的原動力》《大錢的頭腦》《低智商社會》《俄羅斯沖擊》《心理經濟學》等。
柳井正（Yanai Tadashi），世界著名品牌“優衣庫”（UNIQLO）創始人，日本迅銷有限公司迅銷董事會主席兼總經理。1949年出生于日本山口縣。從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畢業后，進入知名綜合百貨賣場佳世客（JUSCO）工作，1972年進入其父親經營的公司小郡商事。1984年于日本廣島市開設了休閑服飾零售店“優衣庫”的第一家門店，同年就任總裁。1991年將公司名稱改為迅銷，2002年出任迅銷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CEO）。雖曾一度辭掉總經理職位，但于2005年復歸。現任迅銷董事會主席兼總經理。
迅銷公司提出了“2020年銷售額突破五萬億日元”的目標，并于2001年在倫敦邁出了全球化發展的第一步。2006年在紐約開設全球旗艦店，此后，在倫敦、巴黎、上海等地陸續開設旗艦店，海外發展速度不斷加快。主要著作有《一勝九敗》《一天放下成功》。

不能再沉默
比起“經濟重創”，如何“自保”才是問題
今天的我們正處于世界的風暴中心，就像一艘既丟掉指南針又失去舵的遇難船只，只能坐以待斃。我真擔心，如果長此以往，這個國家可能會徹底消失。
冷戰結束后，由于民族對立以及宗教對立，世界陷入了各類紛爭和恐怖事件愈演愈烈的境地，政治局面越發混亂。而經濟上，由于人才、物品、資金、信息已經能夠迅速跨越國境線，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一躍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
整個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著。然而日本卻依然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仿佛完全放棄了積極適應環境巨變的努力。我將這樣的境況稱為“彷徨的遇難船只”。眾所周知，日本在遭遇了泡沫經濟崩潰的重創后沒能東山再起，這直接導致了日本人的“自信喪失”。可是，如今的這種狀況似乎也不能完全歸咎于此。
與之相反，我認為是“自信”的過剩(只是日本人的錯覺)造成了這一局面。這種自信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即便遭遇了泡沫經濟崩潰的滅頂之災，日本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依然維持著世界第二位的水平，從而產生了樂觀情緒。其二，只要依靠國家的經濟政策，金錢就如泉水般源源不斷地涌出，與公共事業沾邊的人們可以換得一時的喘息空間。因此產生了惰性，換句話說，這也可能是從自保的思想衍生出來的產物。
泡沫經濟崩潰后，“病入膏肓”的國家怎樣才能恢復健康的體魄呢？政府對本應采用外科手術摘除的病灶置之不理，也根本沒將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思考解決問題的處方，只是不斷往傷口上貼一個名為“緊急經濟對策”的創可貼，而不幸的是，國民居然也對此持贊成的態度。
如此一來，二十年間日本的病情不斷加重，現已成為危及生命的重癥。
比如說，日本正面臨著超過900萬億日元的全球最大規模的公共債務。這樣一來債務占GDP的比例達到了200％，這一數值十分異常，甚至比在經濟危機中引發大混亂的希臘的120％還要高出許多。
日本已經陷入不得不為“國家破產”而擔憂的恐懼之中。事已至此，政治家首要的義務本應是全力以赴，優先進行財政重建，盡快將異常的數值降下來。可是這個國家的領袖們卻盡做些與之完全相反的事情。
為實現兒童福利補貼、農民個體所得補償、高速公路免費化，政府到處撒錢，愚蠢行為逐步升級，甚至為此提出了超出稅收兩倍的巨額預算，不足的部分則通過發行龐大的國債來補足。對此，除了稱其為不負責任至極，我找不到其他合適的詞匯。
即便明知道會受到國民的強烈批判，日本政府也應該將現狀不加隱瞞地對國民進行說明，下一劑猛藥徹底改變現狀，并將隨后可觀的前景及希望展示給大家。“國家已下定決心要徹底清除傷口中的膿，希望全體國民也做好出血的準備，并稍作忍耐”，或是“如果能夠徹底執行這些政策，日本必定可以復活”。我十分希望看到，政府能做出如上的強勢宣言，表現出破釜沉舟的決心。
“非常厭惡政治”的我為何要發言
迄今為止，我幾乎從未做過任何政治性的發言。
首先是因為我從不認為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而“優衣庫”(UNIQLO)這一品牌，一直以來廣受大家喜愛，作為總經理的我，唯恐自己一旦發言，就會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結果可能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而且，我是商業圈的人。作為一個商人，如果要我做政治性的發言，老實說還是有一絲躊躇的。
但是，我如今為何要在這本書中談論政治與國家呢？那是因為日本的危機已日益嚴重，我已經不能夠再這樣沉默下去了！況且，對此閉口不言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在本書中與我展開討論的大前研一先生，是能夠正視日本所面臨的危機的、直言不諱的少數人之一。于是，在與大前先生進行多次商討之后，我終于下定決心，說一些我所知的范圍內必須要說的話。
一開始之所以拒絕，是因為我本來對政治非常反感。
政治家們嘴上說得好聽，但如果追蹤他們的發言，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特別在國會中，不是言行不一，就是發言本身忽東忽西地變來變去，再不就是說話不算話……總之就是沒有任何結果。
因此我從不和政治家接觸，至今也一直貫徹著跟政治保持距離的宗旨。
有趣的是，在我執筆這本書期間成為首相的菅直人先生，他的故鄉正是我的出生地——山口縣宇部市。這個地方向來對政治有著強烈的關注，我可以說是從小就開始接觸政治世界。
我的父親在當地經營了一個主營男士服飾的小店，這個小店正是迅銷的起點。父親經營這個小店的同時，還開了一個與服裝毫無關聯的建筑公司。說得難聽一點，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個“包工頭”。父親很樂于助人，但脾氣暴躁，由于我非常討厭被他訓斥，因此也盡量避免和他碰面。
那個時代，不論企業家之間的商談，還是政治人物之間的溝通，人情還起著重大作用。精通人情世故的父親，也身兼從當地選出的國會議員后援會會長的職責。我至今仍記得這樣的光景，每到投票日臨近的時候，從投票前一周開始，公司就會休息，所有的職員都要去為選舉服務。
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反倒于無意識之中深深植下了對政治的厭惡。
我到東京讀大學的時候，正是學生運動盛行的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于學生罷課的緣故，約有一年半的時間，整個大學都處在封鎖狀態之下。因此，那時的我幾乎就沒去過學校。但即便如此我也沒有參加學生運動。那時的我正是大家所謂的不問政事的人。
為何學生運動沒能引起我的共鳴呢？主要是因為那些煽動性的演講千篇一律，不具備任何具體內容和實際意義，既沒有下定決心改變一切的氣魄，也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更何況，他們所采取的暴力示威的形式，比如設置路障、頭戴鋼盔、手持棍棒示威之類，跟我的性格也是背道而馳的。
這樣一個“意志堅定”的不問政事的人，現在居然要就政治這一話題進行發言。僅從這一點上來看，想必也足以表明我的決心了吧。
恐懼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與大前先生的初次相遇，我記得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時的我正在為迅銷公司的上市與否而煩惱。由大前先生主管的一家商業學校邀請我去擔任講師，這成為我們相識的契機。在多次的會面中，大前先生的思想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他十分為國家的現狀擔憂，認為國人應該放眼全球，并在此基礎上，為這個國家設計一幅全新的藍圖。于是我經常就各種問題向大前先生請教，并獲益良多。優衣庫初次進軍海外的時候，我也請教過大前先生的意見。這是2000年于倫敦設立分公司之前的事情。
大前先生的著作，一直鼓勵日本企業和國民積極地進軍海外。盡管如此，當我去找他商量的時候，他卻對我說：“優衣庫現在進軍海外還為時尚早，如果執意開發海外市場的話，一定會失敗。請你慎重考慮。”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大前先生的反對理由是，日本零售業至今沒有成功進軍海外的例子，但我卻無視他的忠告，一意孤行。
果然不出大前先生所料，這次嘗試以“失敗”收場。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當時進軍海外這一決定并非完全錯誤。因為在進軍海外接受種種磨煉的過程中，在國內由于主觀原因而無法看清的問題，例如我國在世界上處于一個怎樣的位置，海外諸國都是怎樣看待我國的等等，終于逐漸清晰了起來。
從倫敦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也對我們之后進軍中國、韓國、美國、法國、新加坡市場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不僅僅我們公司是這樣，無論對哪個領域，哪個企業來說，道理都是共通的，不挑戰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不經歷風雨，又怎能見彩虹？
回想當初，我二十五歲那年的一天，父親突然將公司的存折和印章交給了我，對我說：“趁我還有精力重建公司，與其以后交給你被你弄垮，不如現在給你。如果要把它弄垮，就趁早吧！”就這樣將經營的重任給了我。被父親這樣一說，我反倒暗下決心，抱著“絕對不能讓公司垮在我的手上”、“我已經無路可退”、“成敗在此一舉”等想法，破釜沉舟，一心一意地撲在了事業上。
如果企業家們一味地畏懼風險，只想著怎樣規避風險，肯定會一事無成。況且一家企業經營得再好，零風險這種事情也是絕對不可能的。更何況，在現今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任何一點小變化都可以稱為風險。其中最可怕的風險，就是為求安穩而一心維持現狀，或因為懼怕風險而不敢出手。
“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必要
我學生時代的綽號叫作“山川”。因為別人說“山”時，我一定要唱反調說“川”，由于這個乖僻的性格，我才有了這樣一個綽號。正因為我這個人如此別扭，即便在公司的各項發展都非常順利的時期，我也會經常問自己，“我是不是做錯了什么呢？”“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這種“自我否定”已經成了我的一個習慣。
人也好，企業也好，如果將“自我肯定”的習慣長期地保持下去，就會和時代脫節。比如說，去年賣得好的產品今年并不一定也賣得好，但習慣“自我肯定”的人卻容易認為今年肯定也會熱賣。因此我認為，越是在成功的時候，“自我否定”越加重要。
我們這個國家不也是這樣嗎？即便“閉關鎖國”也餓不著，這種想法正是日本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后產生的。貧困國家很難“閉關鎖國”。反觀日本，在收獲經濟上的巨大成功之后，便甘于自我滿足，為追求所謂的安定選擇了一條保守的道路。可以說，正是日本拋棄了不懈的自我否定，一直以來都沉醉于美好的自我滿足當中，才最終招來了今日的低迷。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后果是，即便昨天的勝利者，今天也不得不面臨一敗涂地的命運。
非常遺憾，縱觀日本現狀，樂觀的論調我一句也說不出口。事實上，國家已經陷入了絕境。不過，我也不想在這里重復悲觀的老生常談。
我想說的是：“如今全體國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就是，國家已經退到了懸崖邊上，完全無路可退了。”有了這一覺悟，我們才能下定決心，痛改前非。如果因為懼怕風險而不敢迎接挑戰，那就只能坐以待斃。
我還想勸誡大家，“不要依賴國家，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對于我這樣的人，夸海口是汗顏之至的，但我還是要說，人生只有一次。如果不能自己做主角，全力以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生命落幕的時候，就要追悔莫及了。
少子化“少子化”是指在一些發達國家出現的由于生育率下降，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近年來，我國一些專家也認為中國(至少是部分發達地區)已經出現了少子化的現象。——譯注、高齡化使得日本社會的“老齡化”進程不斷加速；另一方面，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讓世界越來越小，人類迎來了到處可以辦公的時代。外面的世界有著更為廣闊的天地，可以任人大顯身手，我十分不愿看到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人)自己關上通向外界的機會之門。將本書的題目定為“放膽去闖”，也是源于這個理由。
我期待，我和大前先生在本書中的討論，可以成為國家及人民改變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