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無知與傲慢：索羅斯給開放社會的建言（簡體書）

索羅斯是當代西方著名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學生，他的思想和世界觀深受其哲學思想影響。他在《這個時代的無知與傲慢》中談到了其對人類行為的易錯性，思維與真相等問題的理解，認為我們身處一個不完美的社會，人類行為具有徹底的易錯性，試圖從認識論層面重新激發人們對當今世界的看法。索羅斯還在書中談到了自己對911事件、反恐戰爭、以及美國民主自由世界觀的看法，針砭時弊地指出這個時代缺陷---暴政、暴戾、無知以及傲慢；同時，也提出了他對開放世界的諫言。．

索羅斯，被認為是"打垮英格蘭銀行的人"，也被指責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他是一個攫取巨額財富的金融大鱷，也是一個聲名卓著的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自1979年以來，索羅斯成了一名活躍的慈善家，開始幫助黑人學生進入種族隔離下南非的開普敦大學就讀。他成立了一個遍佈全球50多個國家的慈善網絡組織，致力於倡導民主和開放社會的價值觀。該基金組織網絡每年的支出約為4．5億美元。許多人都夢想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但是和大多數人相比，索羅斯說自己是幸運的，因為他能比他們更好地實現這個夢想。作為對世界金融市場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索羅斯試圖通過自己的力量改變世界。．

《這個時代的無知與傲慢:索羅斯給開放社會的建言》系索羅斯畢生思想的總結，他最重要的一部思想類著作。
這是一部極具誠意與深意的作品。世人眼中的掠奪財富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善意、誠懇的一面毫無保留地呈現在所有愛他恨他的人面前。他在書中談到了早年生活對他的影響，特別是納粹德國占領了他的祖國匈牙利后的流亡經歷。同時，在倫敦經濟學院追隨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的學習生涯，塑造了索羅斯的哲學觀，對他的思想和后來的人生起到了重大的影響。
這是一部極具思辨和理性的作品。索羅斯在書中發展了卡爾波普的哲學，重新闡釋了真理與謬誤、人類的易錯性、遠離均衡狀態等問題，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原本就是不完美的、易錯的時代，而開放的社會必須認識到，所有規則都是不完美的，都需進一步的完善。
這是一部極具現實關切和實踐意義的作品。索羅斯在書的后半部分深刻剖析了當今美國面臨的問題，認為它已經成為一個“感覺良好型社會”，是建立公正穩定的世界秩序主要的障礙。他極力反對伊拉克戰爭，批判布什政府，痛陳歐盟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提出改善能源問題的方法。書中勾勒了索羅斯的全球開放社會的藍圖，讓人看到這個時代、以及我們每個人身上潛在的無知與傲慢。

序言 導言 第一章 思維與現實 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永遠和真實的世界不相一致，因為我們本身就是這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在無意識間的想法也成了我們必須要考慮的。理解思維與現實的關係，就好比射活靶。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著世界。這樣一來，人們便無法對世間萬物獲得完美的認識。第二章 開放社會的意義 一個開放的社會不但承認，並且還接受現實中固有的不確定性。開放社會的特徵在於，當中存在一些有助於人們應對不確定性的制度。經濟活動以市場為導向，參與者也擁有決策的自由權利。只要選擇的空間足夠充分，參與者便能就資源進行最佳配置。金融市場也為參與者判斷投資決策正確與否提供了有效的反饋機制。第三章 美國出了什麼問題？ 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不顧國際輿論和國際法的反對一意孤行地歪曲事實，世界秩序便會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這些情況讓我措手不及。我一直將美國看作民主國家的典範和開放社會的旗幟，但誰能料到這樣一個國家會成為世界秩序的威脅？第四章 感覺良好型社會 作為感覺良好型社會，美國無法長盛不衰。如果想繼續領導世界，美國就必須勇敢面對失意的現實。有政客願意站出來傳達這樣一條信息嗎？如果真有政客願意這麼做，但人們聽得進去嗎？畢竟，感覺良好型社會不願接受半點壞消息。第五章 世界秩序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不能一味地追求國家利益，我們還應關心人類的共同利益。可是這種想法或許太過理想化了。我想再次強調，感覺良好型社會不願面對殘酷的現實。美國的政客不願意質疑反恐戰爭，那麼他們還會告訴選民我們對世界負有獨特的責任嗎？和他們支持者的利益相比，誰更重要？第六章 探索替代方案 在可預計的未來，沒有一個主權實體有能力取代美國，但是美國的影響力在布什總統執政的八年時間裡急劇衰退。不幸的是，下一屆政府發現自己很難恢復美國過去享有的領導地位。第七章 全球能源危機 全球變暖，資源詛咒以及主要經濟體--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和印度對政局動盪的國家和地區的依賴性與日劇增；資源供應緊缺和中東地區的不穩定性逐步惡化。所有的線索組成了一場嚴峻的全球危機--一場對全人類都將構成威脅的能源危機。附錄 框架原型 致謝．

鑒于我最近剛過完我的75歲生日，我想現在是時候反思一下了。我的人生充實飽滿、樂趣無窮。我要追憶的事情很多，但我尚未行將就木，所以我還不打算寫回憶錄。無論如何，我都不善于寫這類文章，尤其不擅長回憶往昔時光。我總是開玩笑地說我只知道將來要發生的事情。我一生經歷過許多階段，每個階段的生活都非常忙碌。現在我已經進入另一個更從容的階段，但我發現我很難尋回以前的歲月，而且我也不愿意這么做。我依舊傾向于期待未來而非回顧過去。
我的思維方式比較抽象，除非具體事件能夠為我提供人生經驗或見解，否則它們對我一無是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經歷了這么多風浪，這些事件卻幾乎沒有留下什么痕跡。我認為我沒有必要為了回顧往事，或者為了搜集傳記素材而涉獵各種文件。我大約是在1984年時作出的這個決定，當時我在匈牙利成立了一家基金會，幫助公民社會抵抗共產主義政權。基金會內外的工作人員都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我認為他們才是基金會的主人，而我不是。這種態度促成了基金會的成功。我很遺憾我當時沒有保留基金會的檔案，因為基金會網絡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和重要性，因而值得妥善記錄。但就當時來說，我的選擇是正確的。
與其寫回憶錄，我更愿意解釋和討論作為我人生指路明燈的理念框架。由于抽象的理念不容易傳達，因此我將采用自傳體的方式進行說明。這樣做的主要缺點在于，我將不可避免地自吹自擂，因為在自傳的寫作過程中，沒有人能為我做這件事。
說到解釋和發展我的觀點，我的腦海里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目的。不管對錯，我都相信我獲得了一些重要的見解，而且我渴望和大家分享。同時，我也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問題，我覺得我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它們。因此，我不僅有必要研究現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發展我所運用的理念框架。過去，我一直將其作為行動指南，而現在我已經75歲了，我未來的行動范圍將大大受限。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發揮指南的作用，不僅為我，更為其他通過自身努力改善世界的人們提供指引。
如今令我牽腸掛肚的問題包括：反恐戰爭，如何處置薩達姆?侯賽因之輩，如何發展民主和消除貧困，以及如何解決全球變暖及核擴散問題。我看到，其中一些問題是有可能得到解決的，而另一些則讓我困擾不已。
最令我沮喪的當屬近年來美國國內盛行的一種誤解。誤解在我的世界觀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我認為它們是塑造歷史進程的偶然因素。在我看來，由于開放社會有能力糾正誤解，因此它是一種令人滿意的社會結構。最古老又最成功的開放社會怎么會深受誤解的毒害呢？
在《美國的霸權泡沫》（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中，我試圖把責任歸咎于布什政府。我將反恐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稱為暫時性失常行為，以為這種行為將在下一屆選舉中得到糾正，但是小布什再次登上了總統的寶座。現在，我必須深入挖掘和探究當今的美國社會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這也是我在這本書中旨在探討的問題。
我認為，美國已經成為了不愿意面對殘酷現實的“感覺良好型”社會。這就是為什么公眾會如此痛苦地接受布什政府的誤導。除非改變這種“感覺良好”的態度，否則美國注定會失去其世界領導的地位。這不僅會為美國，而且會為世界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
為了充實我的例證，我必須從最基本的問題出發，探究思想和現實之間的關系。這將是一個抽象的哲學討論，但如果我關于誤解在歷史中發揮了顯著作用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我也無法避免誤解的產生。我認為，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從本質上來說是不完善的，所有人類觀念都存在各種各樣的瑕疵。美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但是人們并不精通哲學，也不能完全理解開放社會的原則，這就是他們會被誤導的原因。為了論證這一點，我必須先闡釋開放社會的理念。
我已經盡量使第一部分的哲學探討讀起來不那么晦澀難懂了，這部分內容也將使第二部分的論證變得更加有力。例如，我解釋道，真理并不像國父們在簽署《獨立宣言》時想的那樣不言而喻。自那時起，我們便發現真理是可以被操縱的。為了堅持追求真理，我們必須認識到錯誤的隱喻，以及其他誤解可能導致的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對這個論點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跳躍到本書的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當中，我會著力解決在我看來最迫在眉睫的問題：作為開放社會的美國所面臨的危險，歐洲作為開放社會所遭受的挫敗，普及民主所遇到的困難，缺乏一個可以合法履行保護責任的國際社會，全球能源危機，以及核擴散。我不能宣稱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我的理念框架一樣準確。如果我這么做，我提出的理念框架將因此喪失有效性。作為參與者，我免不了會加入自己的偏見。從我對問題的選擇上，就可以明顯看出我的偏見。
下面是第二部分主要論述的提綱：美國已經落入了以副總統迪克?切尼和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為首的極端空想家的手中。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操縱真理。他們成功地將再次當選的總統以及自我感覺良好的公眾玩弄于股掌之間。但是他們不能理解的現實依然證明，他們的政策能夠產生相反的作用。動蕩的根源在于反恐戰爭這個錯誤的隱喻，它不僅對美國的國際形象，還對國內的開放社會帶來了毀滅性破壞。然而，人們卻普遍認為反恐戰爭是對“9?11”事件的本能反應。我詳細闡述了反恐戰爭的危害，同時還聲稱，這些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故意曲解現實而一手釀成的。除非我們摒棄反恐戰爭這一錯誤的隱喻，否則我們無法撫平創傷。僅僅回歸“9?11”事件之前的政策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世界的主導力量，我們肩負著獨一無二的責任。除了保護國家利益，我們還必須帶頭擔負起保護人類普遍利益的責任。我將在后文詳細闡述具體的做法。
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力與日俱增，但是人類自我管理的能力卻沒有顯著提高。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國家能夠取代美國的地位。如果美國不能提供正確的領導，那么我們的文化可能會走向自我毀滅。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令人不快的現實。

許多人都夢想使世界變得更美好，而和大多數人相比，我是幸運的，因為我能比他們更好地實現這個夢想。盡管如此，我的影響力還是被嚴重夸大了。在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時，我被稱為“打垮英格蘭銀行的人”。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指責是我一手釀成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總統普京認為我應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所謂的顏色革命負責。2004年，我明確表示反對喬治?W?布什再次當選總統，這時有人指控我試圖賄賂選舉。所有這些言論或是夸大其詞，或是無稽之談。事實上，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個月，我尚未進行亞洲貨幣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導致了這場危機。我承認在其中一些事件和其他某些事件中，我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也是事實。我的基金會在前蘇聯的部分成員中開展了積極行動，并且為努力將這些國家轉變成開放社會的力量提供支持。當東歐的共產主義巨石倒塌之時，它們為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提供了一些緩沖。它們在東歐培養了一批有強烈存在感的羅姆（吉卜賽）精英。“接納羅姆人十年運動”也是由我發起的，在運動的支持下，九國政府、歐盟以及世界銀行共同努力致力于改變羅姆人的命運。在20世紀90年代的巴爾干戰爭中，多虧基金會有膽識的員工，我們為減輕薩拉熱窩的恐怖事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我還推動了公開支付款項運動和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EITI）的發起。不論這些事情是對是錯，我都開始思考，我能夠對歷史事件的進程產生一定的影響，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
我是如何獲得這種特殊地位的呢？說來話長，我曾經偶爾提到過這個問題。總而言之，我認為我擁有三種資歷。其一，我構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這讓我對歷史，尤其是我所謂的“遠離均衡狀態”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確立了一套堅定的道德與政治信仰；其三，我掙了很多錢。許多人擁有其中一兩種資歷，但很少有人能同時擁有這三種資歷。另外，我建立的非營利性基金網絡為我了解各地區情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我對很多問題都擁有發言權。而基金會的管理者也擁有參與本國政治生活的權利，這是我這個外人所沒有的權利。
早些年，我是個獨行俠。蘇聯解體的時候，我的基金會可以單獨成就很多事情，但當我試圖同其他機構或政府合作時，卻很少成功。人們往往趕不上事情發展的腳步。很久以來，我的基金會幾乎是僅存的獨苗，因此它們都頗具影響力；但當我提出各種政策措施時，我的意見通常都遭到了忽視。而從那時起，情況峰回路轉。我單獨成就事業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為我所從事的事情關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為我不再是這一領域的唯一參與者。另一方面，我獲得了強大的召集力。我可以通過先發制人，或僅僅通過參與，就能夠推動事情向前發展。正因為這個原因，與早年相比，我現在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表明自己的立場。
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立場。我的目標是讓世界更美好，這一點再尋常不過了。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樣的想法，而且比我更為無私地為這一目標而奮斗。我之所以和他們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夠更大規模地開展行動。布蘭科?茨爾文科夫斯基在擔任馬其頓總理時曾經說，我是無國界政治家。“國家追求利益但卻毫無原則，”他說，“你有原則但不追求利益。”我喜歡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兌現這一評價。這個世界迫切需要無國界政治家。
我們的社會懷疑那些自稱品德高尚的人，這也是有理可循的。許多富人成立基金會是出于其他的想法，而我愿意相信自己和他們不同。有能力做正確的事情是少數人擁有的特權，而行使這一特權是對它的豐厚回報。但我經常對質疑我動機的人說，他們有懷疑我的權利。當我說自己沒有私心雜念，證明這一點的重擔也就落在了我肩上。
作為一個無國界的政治家，我面臨著一系列的阻礙。首先，我不是真的沒有私心雜念。我必須承認，我希望自己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因為參與歷史事件可以帶給我一種滿足感。其次，我的認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會犯錯誤。正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我才能夠在金融市場中積累巨額的財富，并改正自己的錯誤。在國際事務領域，錯誤導致的后果更加持久。最后，我知道，沒有人投票選舉我或者任命我擔任公眾利益的守護者，我是自覺擔任起這一角色的。人們理應懷疑那些有權制定政策卻不對公眾負責的人，但是我認為必須照顧好人類的共同利益，即使不能完美地滿足這種利益，也比壓根兒不去嘗試要好得多。我心目中的英雄，科沃耶夫曾經對我說：“我一生都在為失敗的事業而奮斗。”他是前蘇聯的異見人士，后來成了俄羅斯國家杜馬的調查官，并且在第一次車臣戰爭的勝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努力追隨著他的腳步。在金融市場上，為了成功，我堅定地站穩自己的立場。在社會領域，我堅定立場的原因在于不管成功與否，我都對它們擁有十足的信任。這就是金融市場和社會領域之間的差別，前者不受道德因素的制約，而后者需要道德發揮作用。
我現年75歲，剩下的光景不長了。因此我必須明確區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會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確定自己的日程，因為我希望能隨時變更，但我必須開始確定基金會的日程，因為我往后可能再也無法這么做了。
這本書幫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時候我將事情看得很透徹，在這種時候，我可以果斷采取行動。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時刻書寫著“果斷”二字，最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蘭銀行”之舉。我在從事慈善和公共事業時也是如此。我決定在蘇聯解體之后建立開放社會基金會網絡，并決心反對布什總統連任，這兩個事例就是對我決斷力最好的詮釋。在坐下來撰寫本書時，我并沒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徹；這也是我靜下心來認真寫書的一個原因。寫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異常清晰。我意識到，即使意味著打敗仗，我也必須采取一些行動，而且我已經作好了準備。我希望，讀者們最終讀完這本書時，也能有同樣的感受。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學觀點，它們在我的人生中發揮著主導作用。盡管這種哲學與金錢無關，但它指導著我應該如何賺錢、如何花錢。我知道，這種哲學觀對我個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對其他人也起到類似的重要作用。這是我的首要任務，這本書可能就是我在這個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學來詮釋政治，我的目標即為建立全球性開放社會。對這一目標的追求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層面，其次是關于各國主導秩序的層面。
我發現作為實際議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喪。因為它經常只是遠大的理念以及連篇的空話，沒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會習慣于成就任務，這也說明了為什么我認為長期議而不決會使一個組織元氣大傷。促進開放社會的發展在各國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況可能不盡如人意，但機會的大門將不時地敞開，在這種時候，我喜歡立即采取行動。
我必須解釋我所謂的“全球性開放社會”的含義。很明顯，我指的并不是一個世界政府。政府本身就會對個人自由形成干涉。如果有其他國家可供選擇的話，一個人可以移居國外；但是從定義就可以看出來，世界政府是壓迫性的政府。我所指的其實是國際法的作用。當前的世界秩序不盡如人意，新保守主義者對這一點的看法是正確的：國際關系的主導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現狀——必須強制執行國際法，這需要比現有機構更強大的國際組織才能做到。很明顯，我們需要國際刑事法院（ICC），但我們也需要一些意圖不那么明顯的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它擁有有效的執行機制。世貿組織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不公正而飽受批評，這一缺點可以通過改變規則來解決，但該組織本身是有效執行機制的楷模。
全球性的開放社會必須認識到，所有規則都是不完美的，都需進一步地完善。我們必須按照一定的法則來改變這些規則，但我們沒有必要將它們編纂成一套規則體系，因為這樣會在字面含義上引發無窮無盡的爭論——這種情況從聯合國大會身上可見一斑。讓實際運用來決定規則——在國際關系中就存在著許多習慣法的例子。
我已經描繪了全球性開放社會的框架，我還需要為它填充具體的內容。我在此拒絕提出一個永久有效的解決方案，因為每個社會、每一代人，都必須自己來闡釋開放社會的含義。在我看來，當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已經變得全球化了，但是一個社會要生存乃至繁榮所需的組織，并沒有實現全球化。政治決策以國家主權為基礎，但這些決策不足以維護包括和平、安全、環境、社會公平以及金融市場穩定在內的人類的共同利益。
主權的概念已經過時了，它源于國王統治其子民的時代。在法國大革命中，國王被斬首，人民掌握了國家的主權。雖然用其他事物來代替人民的主權聽起來是一種空想，但這一原則自身已不能滿足今天相互依存程度越來越高的世界的要求。例如，我們現在面臨著全球能源危機。在國家內部，統治者經常濫用其權力。如果他們對權力的濫用到了人民求助無門的地步，那么國際社會便有責任介入。這個例子被卡爾?波普爾稱為“零敲碎打的社會工程”，我愿意投身于這項事業，無論我個人還是我的基金會都是如此。
我一直致力于多個項目，但項目清單時有變化，而這些項目有成有敗。我更傾向于參與能夠自主取得進展的項目，而放棄那些需要過多推力的項目。比如說，2000年簽署的《華沙宣言》標志著民主國家共同體的成立，自那時起，我就成為該團體的堅定支持者，因為我認同它的原則。但是作為基金會的一個項目，我一直認為它沒那么重要。2005年在智利舉行的部長級會議是一場一無是處的冗長爭論。在這次會議之后，我曾一度想放棄這個項目，但隨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立，這個項目終究還有希望。相比之下，2002年發起的“公開支付款項”運動成功發展成了一場反對濫用自然資源收入的運動，而我也積極參與其中。
撰寫本書幫我確立了未來工作的重點，而其中一些工作和我們之前的活動相差甚遠。我認識到人類生存正面臨著兩大危險：全球能源危機以及核擴散。對于前者，我們已經處于應對資源短缺的最前沿，同時我們也一直致力于對抗全球變暖的問題。俄羅斯的天然氣政策是，利用天然氣合同，一方面賄賂鄰國，另一方面將本應收歸國家所有的利潤轉化為個人利益。這一領域尤其應當引起人們的關注。相比之下，我的基金會完全沒有參與核擴散的問題。我不知道我們能做些什么，但我們絕不能忽視這一問題。
美國是建立公正穩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礙。這樣說很殘酷，實際上這也讓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我相信這種說法是正確的。盡管“9?11”事件之后美國的影響力有所衰退，但美國仍繼續決定著世界的議程，而布什政府錯誤地設置了其議程，使它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強調使用武力，忽視需要國際合作才能解決的全球性問題。其他國家和地區隨著美國的步調“起舞”，如果這種過程持續的時間過長，那么我們的文明可能會岌岌可危。改變美國的態度和政策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務。
自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開始，這項任務就變得愈加復雜了，這也是我坐下來寫書時最根本的迷惑所在。問題已經不在于反對布什總統連任，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角色。回歸上一屆政府的政策是遠遠不夠的，美國必須改變自己的觀點。這么做的第一步是承認反恐戰爭是一個錯誤的隱喻。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侵略伊拉克是一個嚴重錯誤，但是反恐戰爭仍然是人們普遍認可的政策。
只依靠在2006和2008年選舉中支持民主黨是無法實現觀念的轉變的，因為民主黨人并無深入思考的跡象。另一方面，共和黨人抨擊民主黨人防守軟弱，指出民主黨決心在反恐戰爭的問題上一舉超越共和黨。盡管如此，我認為民主黨在2006年的眾議院選舉中獲勝依舊關系重大。在民主黨的控制下，眾議院能夠揭露布什政府目前仍不為人知的行徑。
盡管公眾輿論調轉槍頭抨擊布什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國會選區的劃分并不公平，控制眾議院絕非易事。另外，共和黨有財大氣粗的保守主義運動的支持，而且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選舉機制遠比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優越。所以，為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民主黨在這方面亟待加強，而這個任務卻因為《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規定的選舉資金限制而變得更加困難。由于共和黨在限制生效之前就已建立了自己的選舉機制，因此它將繼續保持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優勢。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將共和黨從目前控制它的保守和宗教極端分子手中奪回來。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兩黨妥協的基礎上的。極端分子控制共和黨的事實破壞了這一體系。如果我們要重獲平衡，就必須打敗極端分子。如果民主黨在2006年的選舉中獲勝，那么我們就能夠實現這一目標。
我對參與政黨政治感到不安，特別是民主黨的政策和我倡導的政策出現分歧以來；事實上，如果其政策符合我的預期，那么民主黨根本不會當選。我更傾向于拋開政治，但是我認為我有義務支持民主黨，直到共和黨脫離極端分子控制為止。其實我也希望支持能與保守主義運動相抗衡的智囊團和利益團體，但我又不希望它們成為保守主義運動的翻版。如果保守主義運動對開放社會構成了威脅，那么采用同種方式的進步運動只會加深這一威脅。然而事實證明，保守主義運動效率極高。一個可以與之相抗衡的運動如何才能在保證同等效率的同時又遵守開放社會的原則呢？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著我。
出于個人的考慮，我強調美國扮演了維護世界穩定、保護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實上這種說法夸大了美國的作用。我之所以選擇移民美國，是因為我試圖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再者，當我嘗試影響美國的政策時，我有必要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問題，但同時我還是一個歐洲人。美國沒能發揮正確的領導作用，這讓我相信歐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實真是如此，歐洲可以為美國樹立一個榜樣。或許現在是時候設立歐洲開放社會基金會了。同時，我也在努力成立一個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語言能夠讓因教派沖突而面臨分裂的各個國家重新團結在一起，而它們的文化也可以與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抗衡。毋庸贅言，歐洲和阿拉伯倡議都必須由當地人提供贊助以及負責領導。我的基金會則只負責提供初期的動力以及資金支持。
美國權力和影響的急劇衰退加劇了世界的動蕩不安。我也是國際危機組織（ICG）的支持者和贊助者，其使命是預測和分析危機，并提供危機的解決方案。全球局勢危機四伏，我尤其對俄羅斯的專制獨斷傾向感到憂心忡忡。為了避免遭受迫害，我及時中止了俄羅斯基金會的項目，但我仍致力于讓自由之火在俄羅斯大地上長明不熄。我也愿意竭盡所能，幫助有能力舉行自由選舉的“俄羅斯近鄰”維持目前的獨立狀態。
起初，我并不希望基金會在我去世后仍繼續存在。我對慈善事業有很大的保留，因為該事業與人性是相悖的。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但外界卻認為慈善家應該無私奉獻，這導致了各種各樣的矛盾現象以及虛偽的傾向。我感到，作為創始人，我能夠比以機構責任為指導的董事會更好地保護基金會免受這些缺陷的影響。
此后，我又改變了主意。我開始感到，如果讓基金會和我一道離開人世，未免太過自私了。畢竟，很多人為基金會傾盡了畢生精力。他們的工作為什么要因為我而終止？但這還不是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因為我相信基金會成員應該全心全意為基金會的使命服務，而不是讓使命為基金會成員服務。我意識到，基金會的確存在著一個使命，即使沒有我，他們也會繼續努力完成這一使命。這個使命就是通過監督政府績效，為公民社會提供幫助。在民主國家中，這是公民社會的核心功能，但要從其他慈善家那里獲得該支持就比較困難，在不發達國家，情況尤為如此。在執政黨占絕對優勢的南非，我對此深有感觸；然而獨立的司法體系和愿意對政府負責的公民社會是構成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除了支持公民社會，基金會還應該幫助政府開展能力建設。將這樣的倡議付諸實施是我畢生的希望。
除了這兩項活動，我希望基金會將繼續開展其他活動。因為我希望基金會能夠保持目前的探索精神，所以我會盡量避免事先設定好活動的范圍。在著手寫這本書之前，我預料不到我會如此關注全球能源危機的問題；那么，在去世后，我該如何預測基金會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