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前沿(第九輯)（簡體書）

《文學理論前沿（第9輯）》作為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的會刊，由學會委托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及上海交通大學外語學院王寧主編。前八輯均在我社出版，由于立足于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前沿，針對學術界熱點問題進行討論，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好反響，2007年列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集刊”。王寧主編的《文學理論前沿（第9輯）》集中于“前沿理論思潮探討”、“借鑒與訪談”兩個欄目，刊發了9篇精彩文章，討論范圍涉及世界文學、文論的“文化政治化”、城市現代性、文學風格、文學研究進化論范式等。

編者前言
前沿理論思潮探討
世界主義與世界文學 王寧
愛默生與世界文學 龍云
當代西方文論的“文化政治”化及其問題 范永康
“文化”的政治與革命的重構——雷蒙·威廉斯的“文化革命”觀探析 何衛華
從性別操演理論看朱迪斯·巴特勒的主體觀 都嵐嵐
城市現代性與文學：研究筆記 尹星
再論符號—結構與文學性：從文學風格兩大層級闡釋文學性 蘇敏

借鑒與訪談
文學研究的進化論范式 （美）約瑟夫·卡羅
在意象與文字之間閱讀——W.J.T.米切爾訪談錄 生安鋒

然而，向神權統治的挑戰必須依據現代科學的發展。從哥白尼開始，現代科學經過開普勒、伽利略、最后到牛頓的進步發展，初步形成了它的現代形式。一旦擺脫了至高無上的神性秩序，根除了預先設置的神性目的，自然便以客觀、物質的形式展現在人類面前，人類也隨著對自然的不斷發現而形成一種全新的認知形式--理性。理性之所以是現代性鞏固自身地位的權威依據，是因為理性用以解釋宇宙的工具是“認知主體的自我指涉概念”[4]。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強調，“我”的全部本質在于“思”，在于“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一個精神，一個心智，一個理性”[3]。憑借著理性，人類才站在了自然的對立面，才不斷認知、征服、改造甚至統治自然。然而，笛卡爾的理性是先驗的，取決于人的先天能力。這正是伏爾泰的《老實人》（1758）所要批判的。自然界不可征服的威力以及人類社會的殘酷和冷漠，證明盲目的樂觀主義和極端理性主義都是人類的弱點。
以培根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哲學和以現象研究為出發點的牛頓物理學都是為了克服這些弱點應運而生的，并為18世紀的啟蒙運動奠定了基礎。從經驗出發的理性“是一種引導我們去發現真理、建立真理和確定真理的獨創性的理智”[6]，這意味著理性是人的一種能力，一股力量，只有讓它發揮作用和效力，才能理解它。這也意味著對一切未經經驗證實的先驗理論必須表示懷疑。“勇于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格言。〔7〕。而而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擺脫權威的引導，抵制教條的操縱，敢于在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批判和質疑，充分享受“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8〕，這就是人進入成熟的啟蒙時代的前提。
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說18世紀的啟蒙是理性時代，不如說是批判理性的時代，或用彼得·蓋伊的話說，“是對理性主義的反叛時代”，而18世紀的啟蒙運動與17世紀的理性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就在于這種反叛精神。蓋伊指出，“這種反叛采取了兩種密切相關的形式，一是反對將理性看作唯一的絕對行動主導；二是反對世界所有神秘都能夠被探尋的觀點。批評的萬能并不等同于理性的萬能。質疑一切的權利是一種政治要求，而不是說一切都可以由理性探知和掌控”〔9〕。這就是說，理性不是萬能的，自然也不是完全可以被理性徹底征服的；理性不過是人確定自身在宇宙中地位和身份的一種訴求，它不能掌控一切，但可以孕育探求一切自然知識和藝術法則的自信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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