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簡體書）

本書是《地下》的續集，亦為根據錄音整理的採訪實錄。繼採訪東京沙林毒氣事件被害者之後，作者又於1997年對多名奧姆真理教原信徒進行採訪，瞭解邪教組織的內部情況和信徒的精神世界，提出療救的主張。 絕大部分篇幅是原邪教成員口述的邪教黑幕，與《地下》同樣詳細逼真，觸目驚心。尋求療愈的他們為何製造了「地鐵沙林」這一毫無救贖可言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他們為何難以在現世中正常生活？他們追求的夢想國到底在哪裡？直面奧姆信徒進行的徹底訪談，和河合隼雄先生之間的不設防對話實錄，揭示現代社會包裹下的內心陰暗的一面。

作者：(日本)村上春樹 譯者：林少華

村上春樹(1949—)，日本著名作家。京都府人。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文學部。1979年以處女作《且聽風吟》獲群像信任文學獎。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鳥行狀錄》、《海邊的卡夫卡》、《天黑以後》等。作品被譯介至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各地深具影響。
大橋步(1940—)，日本著名插畫家。三重縣出生，畢業于多摩美術大學油畫科。從1964年5月11日創刊號開始到1971年12月27日第390期，負責周刊雜志《平凡PUNCH》的封面插圖設計。

“黑匣子”：開啟與解讀
（譯序）
林少華
“任何國家的歷史或者任何人的歷史，都有若干戲劇性分水嶺。”2000年前後村上春樹在應美國一家雜志之約寫的題為《東京地下的黑魔》一文中這樣寫道，“不管怎樣，後世歷史學家檢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歷史的時候，一九九五年這一年都有可能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那是使得日本這個國家急劇轉換航線的年份。話雖這么說，卻又并非特定某個人負有轉換的責任。而是由奇里克（Giorgio de Chirico）畫中出現的那樣沒有面孔沒有姓名的某個誰也不是的神秘的誰在黑暗的操縱室里靜靜轉動船舵。”村上繼續下文：“我在遠隔太平洋的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迎來了這個不吉之年。波士頓郊外一所大學有個日本文學小班要我教，每年一到春天，我就跑那場美妙的波士頓馬拉松，那期間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離開日本來美國東海岸生活已經過去了四年。日歷變為一九九五年為時不久，兩個黯淡的消息從日本傳來。但我那時聽得的，并非菲茨杰拉德聽到的那種‘遙遠而空幻的回聲’。那是清晰可聞的不吉利的轟鳴。”
“兩個黯淡的消息”分別是什么呢？
一個是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時四十六分突然發生的7.2級強烈地震。當時神戶及其周邊城鎮的居民正在溫暖的被窩里呼呼大睡。不料傾刻間天崩地裂，房倒樓塌，高架公路“擰麻花”路面車輛“翻筋斗”，無數血肉之軀被鋼筋混凝土壓在下面。繼而火光沖天，又不知多少人葬身火海，遇難人數超過六千四百人。
另一個是震後不久的三月二十日發生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奧姆真理教”這個偏執性新興宗教團體派人分五路鉆進三條地鐵線的五節車廂，在清晨上班高峰時間段用打磨鋒利的傘桿尖端扎破裝有液化沙林毒氣（納粹在二戰期間開發的劇毒瓦斯，薩達姆?侯賽因曾用來鎮壓庫爾德人）的塑料袋，毒氣隨即揮發，在封閉的車廂和空氣流通不暢的地鐵站臺彌漫開來，十二人因此喪生，超過三千人被送往醫院，其中不少留下後遺癥甚至終身致殘。村上春樹認為二者是改變戰後日本歷史流程或表明其轉向的事件。“這兩起事件顯示我們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堅固和安全的了。我們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無可搖撼的，或者無需一一相信而視之為‘自明之理’。不料倏然之間，我們的腳下‘液狀化’了。我們一直相信日本社會較其他國家安全得多，槍支管制嚴厲，惡性犯罪發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東京的心臟部位、在地鐵車廂內用毒氣大肆殺戮——眼睛看不見的致命兇器劈頭蓋臉朝上班人群襲來。”（《村上春樹全作品1990—2003??“解題”》，講談社2003年3月版）換言之，這是徹頭徹尾的兩場噩夢。地震天災噩夢終結了日本抗震技術的神話，沙林人禍噩夢終結了日本社會治安的神話，而且一并終結了日本社會管理機制和民族精神架構的神話。使得一九九五年成了日本戰後最沒神話的一年——“日本號”巨輪從此轉航，輝煌燦爛一望無際的GDP神話海域轉而駛入風急浪高噩夢頻頻的暗礁航道。
無須說，對神話誰都津津樂道，對噩夢誰都想盡快忘掉——實際上就連當事人也很快三緘其口——但村上不同，他很快終結了為期四年半的旅居美國生活，于一九九五年六月返回日本，返回人們力圖忘卻的噩夢現場。他不再潛入深層意識的“地下室”鼓搗那些神鬼莫測的超現實主義小說，不再醉心于“匿名性”個人生活，不再歪在檐廊里聽著爵士樂逗貓玩，而是開動雙腿勘察噩夢現場的每一個角落每一道遺痕。翌年他用整整一年時間采訪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繼而采訪作為施害者方面的奧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後地下”（post underground）為題在《文藝春秋》雜志上連載，同年十一月結集出版單行本，這就是您手上作為《地下》續篇的《在約定的場所》。
書名來自開篇前引用的馬克?斯特蘭德的詩句“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這是我入睡時約定的場所，是我醒來時被劫掠的場所”——是的，醒來一看，本應約定好的場所卻變成了莫名其妙的場所，約定的天國忽然變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實際上在村上眼里也是“黑匣子”。“在《地下》里邊，我是把奧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為日常生活中毫無征兆的突如其來的‘來歷不明的威脅=黑匣子’來把握的，但現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個黑匣子打開。我覺得，通過將黑匣子里的東西同《地下》那本書推出的透視圖加以比較對照——換言之，通過將異質性與同質性進行剖析——很有可能獲得更有深度的視角。”村上春樹在書的前言中寫道，“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打算正面對待‘奧姆’方面，也是因為我持續懷有這樣一種深切的危機感：盡管發生這么嚴重的事件，而導致事件發生的根本問題卻一個也沒解決。日本不存在接收從日本社會這一主體制（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輕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體制（sub system）=安全網——這一現實在事件之後也全無改變。只要如此重大的本質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于我們的社會，縱然在此摧毀了奧姆真理教這一集團，結構與之大同小異的吸附體——奧姆性存在——也遲早還要登場，同樣事件說不定卷土重來。”
不難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圖忘卻甚至掩飾奧姆事件的社會主流意識于不顧，決意打開“黑匣子”，是因為他注意到了產生“黑匣子”的體制性因素和社會土壤。這勢必導致他對“惡”的追究，甚或對善惡定義的重新審視和判斷。而這恰恰與他追求的一個創作主題有關。他在書中“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對話”部分再次表明惡也是其創作的一大主題：“過去我就想在自己的小說中寫惡這個東西的形狀，但無法順利聚焦。就惡的一面是可以寫的，例如污穢啦暴力啦謊言啦。但如果寫惡的整個樣子，就沒辦法把握了。這也是我寫《地下》期間始終考慮的事……”即使就奧姆真理教及其制造的沙林事件而言，村上也認為“什么是惡”這一定義是不容易下的。河合隼雄就此接著說道：“即使在那樣的意義上，你下次寫的作品（小說）想必也是很不一般的。畢竟是在做了這么多工作之後寫的。”事實也是如此，無論2002年的《海邊的卡夫卡》還是2004年的《天黑以後》都致力于探索以另一種形態出現的惡及與惡相關的暴力，2009年、2010年的三卷本《1Q84》顯然是村上對這一主題的最新探索和思考的藝術結晶，而其源頭無疑是《地下》尤其是《在約定的場所》這個打開的“黑匣子”。
書的內容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八名奧姆信徒訪談錄。這部分立體地、全景地、個性化地展示了“黑匣子”里面的種種人物和場景。“這已接近人體實驗了”、“留在這里絕對死掉”、“曾給麻原要求過性關系”——僅看標題就不難想像“黑匣子”里面何等不堪、何等駭人聽聞。第二部分是“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對話”，對話部分又分為“圍繞《地下》”和“與‘惡’共生”兩部分。河合是日本極有名的榮格派心理學家和文化學者。生于一九二八年，前幾年去世。生前任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長，小泉內閣時期出任文化廳長官要職。尤以“心”學研究聞名，著有《古代故事與日本人的心》、《心的處方箋》等。據不完全的資料，不喜與人交往的村上也至少有兩個相當要好的朋友，一個是原哈佛大學教授杰?魯賓（Jay Rubin）。魯賓譯過《奇鳥行狀錄》和幾個短篇，這兩年又譯了《1Q84》，其研究村上的專著《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馮濤譯）。村上的另一個好友，就是這位河合隼雄。包括書中這兩次在內，村上和他一共對談了四次。而且都是帶著問題的長時間對談。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對談內容後來以《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為書名出版單行本。可以說，河合是村上最為情投意合的朋友。也是對村上的小說給予極高評價（如稱贊《海邊的卡夫卡》是“偉大的物語小說”）的不多的學者之一。
如果說，訪談錄部分旨在開啟奧姆這個“黑匣子”，那么對話部分連同後記則是對“黑匣子”的解讀。前者讀起來讓我困惑、糾結和不勝唏噓，後者譯罷則讓我陷入沉思，一時難以自拔。其中有三點讓我覺得特別值得思考和回味。一點是，村上認為奧姆信徒并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個人自身。他在後記中寫道：“向偏執性宗教（cult）尋求意義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窮困潦倒的人，又不是離奇古怪的人。他們是生活在你我身邊的普通（或者換個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們。或許他們考慮問題考慮得有點兒過于認真了，或許心靈多少有過創傷，或許因為無法同周圍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煩惱，也可能因為找不到自我表達的手段而在自尊與自卑之間急劇徘徊。那或許是我，或許是你。把我們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險性的偏執性宗教隔開的那堵墻，說不定比我們想像的單薄得多。”這段話完全可以理解為，較之解決奧姆本身，鏟除滋生奧姆性因素、奧姆性毒苗的社會土壤要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
第二點，縱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開始就那么壞，很難設想無謂地剝奪無辜者生命這一殘忍行徑原本就是他所夢寐以求的。他的變壞犯罪，應該同奧姆教團這一體制、這一組織有關。在村上與河合對談部分中，兩人都傾向于相信起始階段麻原或奧姆真理教是“相當純粹”的，也有相當強的感召力，理應成為上述一部分人的“不錯的托盤”或“容器”，然而并非如此。關于原因，河合著眼于“組織”，見解亦頗見深意：縱然奧姆成員是純粹的，而那么多純粹的、“什么壞事也不至于干的人”以形式極端的團體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問題，甚至干天大的壞事，非干不可。換言之，如果不在外部制造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那樣十惡不赦的家伙，就無法維持平衡，組織內部就會發生騷亂，導致組織從內側崩潰。組織規模較小的階段，一般不至于如此。而組織越大，整體壓力越高。作為“教祖”麻原，“一旦站在某個組織的頂點，墮落立馬開始。這是極可怕的事。站在頂點，總有眾人的期待吧，不能不照著做，不能不妥協。而心里又完全清楚遲早必然敗露，于是借助科學的力量蒙混過關。這一來，就已經是犯罪性質的了。”細想之下，不能不承認河合隼雄這番言說有其相當強的歷史和現實洞察力，讀來發人深省。
第三點，“與惡共生”。與上面第二點相關，或者說在這個意義上，惡就成了存在于組織、體制甚至每一個人內部抑或人這一體制無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認為，“那既不是獨立的東西，又不是可以交換或單獨銷毀的東西。或者莫如說，我甚至覺得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惡又可能是善的東西。”河合明確反對把善惡絕對化：“把善惡分成兩個，這個是善、那個是惡，弄不好是要出危險的。那樣一來，勢必以善除惡，或者說善做什么都將無所謂。這是最可怕的事。奧姆真理教也是認為自己是善才那么胡作非為的……從古至今都說為了惡而殺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為了善而殺人的卻多得一塌糊涂。戰爭什么的就是這樣。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極其恐怖的。話雖這么說，畢竟不好說‘惡是好的’，非常為難。”于是就出現了平衡感和自覺的問題：“以自己的責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縱自己的惡。”村上進而得出結論：“與‘惡’共生。”
不過，村上說不能斷言“社會正在惡劣化”。他大約在2002年就奧姆問題、沙林慘案寫了一篇題為《追求共生的人們，不追求共生的人們》的文章，謂社會既沒有特別變好，又沒有怎么變糟，只不過一天比一天顯得混亂罷了。“若用粗暴的說法，社會本來就是惡劣的東西。但無論怎么惡劣，我——至少我們中的壓倒性多數——也必須想方設法在其中生活下去，并且——如果可能的話——坦誠地、老老實實地。重要的真實性莫如說是在這里。”他進一步認為，不能把社會中的外在混沌作為障礙排除掉，而應該把它作為我們內心混沌的反映接受下來。換言之，正因為我們自身懷有矛盾、庸俗、偽善和怯懦，社會上才出現這種種現象。“這樣一想，我們的心情或許會多少變得輕松些，或許我們皮膚的內側（自己）開始順利同外側（社會）溝通，或許我們心中的個人故事開始具有作為聯結二者的裝置的必然性，或許我們會有效地出入其間并且擁有多重視角，我們的行為會多少趨于多層化。”村上最後果斷表示，假如我們刻意排除外部的混沌和矛盾，那么豈不同排除自己的體液（故事）是同一回事了？
總之，即使在社會生活、日常生活層面，惡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沒有惡的空間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純粹”的空間，弄不好，就有可能誤入鼓吹“純粹”的偏執性宗教團體甚至為排除“惡”之現世而像奧姆那樣不惜訴諸暴力。而若以強大的政治組織以善的名義追求“純粹”而來個除惡務盡，甚至有可能導致納粹奧斯威辛大屠殺或者“大清洗”運動的發生，何況已經實際發生過。即使在這個意義上，也必須一定程度上“與‘惡”共生”。自不待言，這同對刑事犯罪之惡的姑息養奸不屬同一次元，更不意味放棄對各種惡之“黑匣子”的追究。在某種意義上，毋寧說恰恰相反。
村上春樹一次這樣說過：“小說是‘大大的謊言’。不要忘記這一點。寫小說時，我必須高明地說謊。‘用虛假的磚塊砌就真實的墻壁’，這就是我的工作。”但上一本《地下》和這本《在約定的場所》則是用真實的磚塊“砌就真實的墻壁”，非常值得一看。這不僅僅是窺看“黑匣子”，還會看到此外許許多多。
順便報告一句，這是我翻譯的第四十一部村上作品。如果說村上是用虛假的磚塊砌他的墻壁，砌他在二??一年致中國讀者信中所說的“遠游的房間”，那么我則是用中文這個磚塊依樣重砌。畢竟磚塊不同，再是能工巧匠，完全不走樣也怕是不大可能的。非我自吹，即使多少走樣也是漂亮的房間。這既要感謝村上原著又必須感謝中文這個世界最古老的語種，同時也得感謝無數讀者朋友——他和她才是房客，只有他們才真正有資格審視房間是否漂亮，述說住起來是否舒適。
不再饒舌了。依然期望諸位朋友的批評指正，來函請寄以下新址：266100青島市嶗山區松嶺路238號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我會在這里長久守候。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于窺海齋
時青島春雨淅瀝燈火闌珊

“黑匣子”：開啟與解讀（譯序）——林少華
寫在前面
訪談
“說不定真是奧姆干的。”——狩野浩之
“按照諾斯特拉達穆斯的偉大預言安排人生日程。”——波村秋生
“對我來說，尊師本應是最終解答疑問的人。”——寺?多聞
“這已接近人體實驗了。”——增谷始
“說實話，我的前生是男性。”——神田美由紀
“那時心想：‘留在這里絕對死掉。’”——細井真一
“曾給麻原要求過性關系。”——巖倉晴美
“在法庭看到麻原的言行，感到作嘔。”——高橋英利
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對話
圍繞《地下》
與“惡”共生
後記

“說不定真是奧姆干的。”
狩野浩之（一九六三年生）生于東京，但很快搬到郊縣，在那里送走了少年時代。弟妹各有一個。上大學時弄壞了身體，開始去奧姆真理教主辦的瑜伽道場。僅僅二十天後麻原彰晃便勸他出家，五個月後出家。他是老資格薩馬納（出家者），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發生時屬科學技術省，在那里主要從事電腦操作。對他來說，六年時間的教團生活是一片晴朗的、美好的，一直持續到地鐵沙林事件毀壞那種平穩為止。在教團中也遇到了許多朋友。
如今雖然還沒有退出奧姆真理教團，但已從集體生活中脫離出來，同其他成員之間總的說來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在東京都內一個人生活，同時繼續單獨修行。對佛教懷有興趣，理想是將佛教理論化。他說“經濟上不想給教團添麻煩”。同伴中也有很多人離開教團。才三十二歲，往後走怎樣的道路，心情想必搖擺不定。
采訪時間很長，但一次也沒從他口中說出“麻原彰晃”四個字。不僅名字，甚至教祖、GURUGURU：原義為印度教的導師、教師。這樣的外圍性稱呼也未出口。始終回避稱呼。大概很難將麻原彰晃式的存在作為語言順利說出口來。只有一次使用了“那個人”這一表達方式。這點我記得尤其清楚。
看上去像是在道理上循規蹈矩思考問題那樣性格的人。無論什么都要自行予以理論化才能接受和理解。要想從長年累月滲入骨髓的鐵桿邏輯=教養中掙脫出來而轉入“自己本身的活的邏輯”，可能要多少花些時間。總的說來，小時候是個活蹦亂跳的孩子。小學時代身高就超過了一米六，比周圍同學高出了二十厘米。體育也喜歡，很多運動都做得入迷。但上初中以後個子一點兒不再長了，如今比一般人還矮一些。怎么說好呢？肉體成長有時候也跟精神性的東西相呼應，開始一點點走下坡路。健康狀態好像也是。
學習成績不差，但起伏相當大。尤其上初中以後，自己想做的和不想做的，變得非常明顯。學習本身倒不頭痛，但對用功總好像有非常強烈的抵觸感。就是說，自己想學的和學校教的，相差太大了……
對自己來說，學習意味著變聰明。可是在學校做的是死背硬記，如“澳大利亞有多少只羊”什么的。我想，那玩藝兒做多少也不可能變聰明。聰明那東西，以小孩時的印象來說，好比《姆米一家》《姆米一家》：芬蘭兒童文學家托芙?揚松（Tove Jansson，1914—2001）的童話作品。司那夫金為作品中主人公。中出現的司那夫金的那個東西。對我來說，長大就是那么回事，就是具有那樣的沉著啦知性啦智慧啦什么的。——您父親是怎樣一位人士呢？工薪族，開印刷機的。手巧，但講不出道理。倒是沒有動手打過我，但說是工匠氣質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脾氣暴躁，好生氣。我一問什么就大發雷霆。學校的老師也半斤八兩，我有什么疑問剛一深問，就馬上火躥頭頂，不肯講解。莫名其妙啊！那么大一個人，卻因這么一點點事就臉紅脖粗氣急敗壞。我心目中的大人印象和現實中的大人之間，差距實在太大了。
使得這個差距變得無可救藥的，是我沒考上大學復習期間在電視上看的《致星期五的妻子們》。看得我大失所望，心想就算成了大人也好像什么也沒長大。——就是說，看電視劇時發現劇中人全都一塌糊涂，所以大失所望？是的。我心目中的大人圖像徹底土崩瓦解。心想即使知識啦經驗啦增加了，實質上也根本沒出息什么。換掉那種外表，去掉表面性知識，剩下的豈不和小孩差不多？
另外，對戀愛那個東西也有很大疑問。十八九歲的時候，我這個那個歸納一番，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單純愛一個人和所謂戀愛是兩碼事。就是說，單純愛一個人，其中不會有為了自己利用人家這樣的事情介入。但戀愛不是這樣，里邊混雜著希望對方喜歡自己這樣的東西。不用說，如果單純愛對方就心滿意足，那么單相思也完全不至于痛苦。只要對方沒變得不幸，就算自己不被對方愛，自己也用不著為此悶悶不樂。最後所以變得悶悶不樂，總之是因為那里有希望對方喜歡自己這樣的欲望。所以我認為戀愛那東西同單純愛一個人是兩碼事。單相思的苦惱也會因此大大減少。——是夠認死理的了！就算是單相思，一般人也絕不至于想到那個地步。的確是的。一天天我總是想這類東西。從十二三歲我就這個那個拼湊那類哲理性結論。一旦開始想什么，就一個人呆呆思考五六個鐘頭。對我來說，“學習”總之就是這么回事。在這方面，學校里教的只是分數賽跑發令槍那樣的玩藝兒。
偶爾也跟同學講起這個，但講不下去。跟學習好的同學講這種話，對方只是感嘆：“?，你居然想這樣的東西，厲害厲害！”但交談沒辦法推進。根本遇不上能夠就自己最感興趣的事開懷暢談的對象。——一般情況下，思春期每當為這種本質性問題感到苦惱的時候，人都是要專心看書的，以便從書中找到有益的建議。看書無論如何看不來，一看就看出各種各樣的漏洞。尤其哲學書，雖然只看過幾本，就怎么也看不下去。這是因為，對于我的哲學是用來尋找“改善措施”的東西，通過深刻的認識來找。具體說來，就是深刻理解人生意義等本質性價值，以此增加欣喜和充實感，或弄清楚眼下該做什么。“改善措施”是最終目的，其中間階段終究不過是階段罷了。不料，我看的書是了不起的先生為了炫耀自己寫的書，揮舞語言技術告訴大家他的智性多么多么高。這種東西看在眼里，就怎么也看不成了。這么著，我就對哲學那東西本身失望了。
還有一點，我想起小學六年級時的一件事，當時我看見自己面前有一把剪刀，就忽然心想：這剪刀雖說是大人們拼命制造出來的，但總有一天要壞掉。有形的東西遲早必然壞掉。人也同樣，最後肯定有死到來。所有東西都朝毀滅勇往直前，倒退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毀滅才是宇宙的規律。這樣的結論一下子浮上腦海後，看東西的眼光就變得相當消極起來。
比方說，如果自己人生的結論在于毀滅，那么，總理大臣也好流浪漢也好，下場豈不一個樣？果真如此，就產生這樣一個疑問：努力奮斗有什么用呢！假如人生的苦惱多過歡喜，那么豈不早早自殺更為明智？
如果只有一條通道，那就是“死後世界”。那是唯一的可能性。最初聽得這種話時，心想那是多么無聊！盡管如此，我還是看了丹波哲郎丹波哲郎：日本電影演員。的書。是以否定性心情看的，想看他說了怎樣的傻話。那是一本《死了會怎么樣》的書。
我這人的性格，反正一旦開始想什么，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個究竟。不會心想“算了吧，車到山前必有路”。非把腦袋里的東西明確分成兩類不可：“這個明白”、“這個不明白”。學功課也是這樣。老師教一個新的，我就會冒出十個新的疑問。必須全部弄懂之後才能往下進行。——看來是要給老師討厭啊（笑）！非常討厭我。例如什么“青春的綠色”啦，一碰上這樣的句子就忍無可忍。還有什么“七跌八起七跌八起：日語原文為“七??八起?”。”之類，爬起的次數豈不是比跌倒多了一次？可是，每次拿出這樣的疑問逼問大人，都被大人一笑置之。誰也不理睬我，誰也不好好解釋。一看見那樣的人，就覺得他們實在太馬虎了。對不明白的東西就那么稀里糊涂放過去。那樣合適么？作為自己是有抵觸情緒的。——我偶爾是兩方面都可以解釋的（笑）。不過身邊是沒有人耐心回答這樣的疑問。可另一方面，一般世人正因為對細小地方適當敷衍了事，也才得以活下去啊！那是的。可是自己不能那樣，覺得不能這樣順水推舟地活下去。
所以我認為丹波哲郎的書本身無聊透頂。不過其中介紹了斯維登堡，斯維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神秘主義思想家。晚年研究心靈現象。著有《天界的神秘》等。的書，那本書看得我吃了一驚。斯維登堡是個有名的學者，即使拿諾貝爾物理學獎也無足為奇，可是五十歲剛過忽然成了特異功能者，留下了數量龐大的關于死後世界的記述。看了那種書，不由得對書中敏銳的邏輯性佩服得五體投地。和其他這方面的書不同，給我的印象是邏輯上無懈可擊。對我來說，理由和結論的關系非常容易理解。所以產生了信賴感。
這么著，我想查一下資料，弄清死後世界是怎么一個東西。臨死體驗方面的資料這個那個看了好多，受到的震動相當大。日本也好外國也好，人們的證言驚人地相似。而且都是真名實姓帶照片的證言——那些人異口同聲一齊說謊的概率是幾乎沒有的。得知“karmakarma:文中譯為“業障”。karma認為善惡行為將導致在現世或來世受到相應回報或報應，前世報應，業，業障。為方便閱讀，以下姑且以“karma（業障）”之譯在文中出現。法則”是後來的事。得知後，從小懷有的疑問一下子迎刃而解。
還有，佛教的根本性無常觀和我所考慮的宇宙毀滅法則是同一回事。我對那種東西的認識是消極的，但由于那樣的關系，我非常順利地進入了佛教。——讀了與佛教相關的書？太正規的佛教書我沒有讀。內容好像不直接，找不到改善措施。經文什么的出現好多好多，怎么也找不見中心點。感覺上好像沒辦法檢索到自己想知道的部分。相比之下，直接的經驗之談對我想知道的東西寫的直接得多。當然，不能完全信賴的部分相應也是有的。
但不知為什么，我有一種確信，確信自己能夠區分那個人的話哪部分可以信賴、哪部分不可信賴，自信在經驗上或直覺上具有加以取舍選擇的能力。——聽你這么說，好像你一直排斥同自己擁有的理論啦感覺啦相對立的要素。就是說，作為對抗價值，你身上有許許多多復雜的東西促使你從相反的立場挑戰世人懷有的理論和感覺。不過，想積極參與的念頭卻不強烈，是吧？從上小學開始，跟大人爭論就很少敗過。這樣一來，周圍的大人們在我眼里就全都顯得很蠢，盡管實際上不蠢。現在很後悔，後悔當時不該那么看待大人。當然還不成熟啊！每當要爭論什么，自己心里明白什么東西自己不是對手，就巧妙回避了。這樣，剩下的這方面就百戰百勝。從小學開始跟老師爭論就沒敗過陣。以致變得過于自信，我想。
不過跟身邊同學相處得很好。說話內容也適當迎合對方。什么地方怎么說對方容易接受——對此非常清楚。因了這種感覺，朋友也相當不少。讓朋友開心，自己看著開心，這樣的生活差不多持續了十年。回到家後，就自己一個人沉思：這么活下去到底會怎么樣呢？歸根結底，能夠跟自己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一個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