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幫文化研究論文選2001-2011（簡體書）

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期，一批寧波裁縫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術，給當時來中國的紅頭發外國人做西服，這批工匠被稱為“紅幫裁縫”。“紅幫”在百年傳承中，扮演著中國近現代服裝業開拓進取的重要角色，積淀了“敢為人先、精于技藝、誠信重諾、勤奮敬業”思想底蘊，已經成為“新紅幫人”乃至整個中國服裝業的文化靈魂。
紅幫裁縫源自傳承幾千年的中華服飾文化。清末民初，帝國列強大舉入侵，在沿海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里洋人簇擁、洋行林立，一時間，西裝在洋行職員乃至富家子弟之間猛然興起，成了身份和財富的眩目標記。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計的本幫裁縫（中式裁縫）不得不放棄長袍、馬褂、對襟衣，改做西服。當時，國人稱外國人為“紅毛人”，為外國人服務的行業都要加上“紅幫”兩字。“紅幫裁縫”的稱謂由此而起。 紅幫裁縫的發祥地在奉化江兩岸，孕育于上海，發跡于哈爾濱、長春、大連、北京、天津、漢口和青島、濟南、南京、蘇州、重慶等20余個城市。據《奉化縣志》、《上海總商會月報》、《上海市大觀》等文獻所載，1896年，曾到日本學過藝的江良通回國后在上海開設“和昌洋服店”。同樣在日本學過藝的王睿謨于1891回國返鄉，帶其子王才運到上海做“包袱裁縫”，1900年創辦“王榮泰”洋服店。
紅幫的崛起離不開寧波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由于寧波重商、惠商觀念以及后來產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為一種傳統。近代城市和工商業的發展，使原本以“窮家難舍，熟土難離”的農民、鄉間工匠開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別故鄉，四出探尋新的生活出路。這些因素催生了紅幫的興起。 十九世紀末，上海紅幫裁縫王睿謨為民主革命家徐錫麟做過中國式西服；二十世紀上葉，上海紅幫裁縫名店“榮昌祥”和“培羅蒙”等為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要員做過一大批中山服和軍服；二十世紀50年代，上海紅幫名師為陳毅市長等上海市領導做過西服、中山服；1956年遷京的北京紅幫服裝店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首長做過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個多世紀來，紅幫裁縫技藝共經歷了四個時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當時寧波裁縫合計250余人；二、20世紀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蘇州、天津共400余人；三、20世紀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時，紅幫裁縫在北平、上海、蘇州、天津及山東、東三省、南京、漢口、長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萬余人，他們依賴自身的手藝，借鑒西方的工藝，在量、算、縫、試中運用刀功、手功、車功、燙功和“推、歸、拔”原理，久而久之總結了西服工藝的九個勢（脅勢、胖勢、窩勢、凹勢、翹勢、剩勢、圓勢、彎勢、戤勢。如袖籠山頭必須做到圓順，袖子要做成有彎勢，后背要有戤勢使兩手伸縮方便，子口要有窩勢，不向外翹，前胸要有胖勢，肩頭要有剩勢）、十六個字的規格標準（平、服、順、直、圓、登、挺、滿、薄、松、勻、軟、活、輕、窩、戤），成為中國裁縫的經典理論。同時，紅幫裁縫還創立了中國服裝業的五個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開設了第一家服裝店、第一家服裝學校，編撰了第一部服裝專著；四、20世紀80年代末為奉獻期，在寧波、深圳、溫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紅幫老人，大多數謝世，健在的約有100多人，都已進入耄耋高齡。
據紅幫老人介紹，奉化境內較為明顯的紅幫裁縫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謨為代表的江口鎮王溆浦村王氏一脈，另一支是以江良通為代表的江口鎮前江村江氏一脈，再一支是以顧龍海為代表的西塢鎮顧家畈村顧氏一脈紅幫裁縫歷經風雨洗禮，終以精美絕倫的制作技藝，信譽第一的職業道德為世人所矚目，他們的創業和創新精神，已成為寧波創建中國服裝之都的歷史底蘊，正有力地推動著欣欣向榮的當代服裝業。
1997年8月，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為“中國服裝之鄉”；2005年“紅幫裁縫”成功申報浙江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