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水慢慢流（簡體書）

海明威說，人生是一條小溪，從峻峭的山峰嬉笑著、喧鬧著歡快地往下流淌，流過曲折的山谷，流過低洼的濕地，也流過黑暗的地下洞窟，慢慢流進寬闊的大河大江，最後，慢慢地、平靜地流向廣闊無邊的大海，無所依戀地融人包容一切的宇宙的永恒。《清溪水，慢慢流》的標題即取其意。
《清溪水慢慢流》是“東方學人自述叢書”之一，是樂黛云的情感散文和懷人散文集。

樂黛云，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兼任教授；曾任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荷蘭萊頓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訪問教授。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06年獲日本關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15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7年，自1989年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至今，現任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編中法合辦的《跨文化對話》雜志。曾開設“比較文學原理”、“西方文藝思潮”、“馬克思主義文論在東方和西方”、“比較詩學”等課程。
著有《比較文學原理》、《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簡明教程》、《中國知識分子的形和神》、《跨文化之橋》、《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英文版）、《比較文學與中國——樂黛云海外講演錄》（英文版）；主編有：《跨文化個案研究叢書》14卷、《中學西漸叢書》6卷、《迎接新的文化轉型時期》2卷、《跨文化對話叢刊》26卷等。

前言
上篇：人生自述
思想性格的萌生
父親與童年
藍色的天堂
困頓與轉機
山城中學生活一瞥
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
初出家門
北上求學
我趕上了舊北大最後一站
新舊之交／2l
階級斗爭
"愛國"：多少事借你之名以行
土改：第一次靈魂的搏斗
我突然成了"極右派"
我不"認罪"
一個難忘的春節
"史無前例"
空前絕後的草棚大學
重返北京大學
20世紀最了解中國的人
最看重全民思想的自由與自覺的聲音
肯定信仰和宗教的必要性
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
開辟了一個新的學術空問
魯迅、尼采、茅盾
事實就是事實
大洋彼岸
哈佛印象
在美國，先看說明書
伯克利的陽光
卡洛琳一家
我的第一本英文學術著作
知識分子是一個含混的概念
新的學術生涯
在自己的國家里自由地走來走去
我只想潛心讀書和教書
走向世界
接受與影響
闡發研究
新批評派
結構主義
精神分析學
敘述學
闡釋學
我與"文化熱"
中國文化書院：一個新的民間學術團體
現代意識
擴大比較文學視野：關于中國和歐洲的兩場現實主義論戰
關于主題和意象的探討
中國文類學
文學與自然科學
從"文化熱"到"國學熱"
後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劇變
"野蠻精悍"的新鮮血液
我的研究興趣也轉向了傳統文化
關于中西詩學對話的思考
第一部《世界詩學大辭典》
文化轉型與文化差異
第三次再出發
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
80歲的回顧
下篇：情感之維
情是幸福之本
情感之維
人文素質是什么？
母親的膽識
塑造我的五本書
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我心中的湯用彤先生
我們的書齋
美麗的治貝子園
憂傷的小徑
我心中的山水
我的選擇我的懷念
獻給自由的精魂
懷念馬寅初校長
三真之境
魂歸朗潤園
永恒的真誠
一個冷峻的人一個熱忱的人
學貫中西的博雅名家
李賦寧先生與中國比較文學
透過歷史的煙塵
"啊！延安……"
絕色霜楓
他與死神擦肩而過
從不偽飾，總想有益于人

魯迅、尼采、茅盾
魯迅與尼采思想上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20世紀30年代就有人尊魯迅為“中國的尼采”，也有人將魯迅的特點概括為“托尼學說，魏晉文章”，托尼即托爾斯泰與尼采之謂。魯迅認為19世紀末葉，西方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動，變動的原因首先是觀念的變化，是當時的“大士哲人”要“矯十九世紀文明之通弊”，“于是淳焉興作，會為大潮，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掃蕩焉”。在這些“大士哲人”中，最杰出的就是“深思遐矚，見近世文明之偽與偏”的尼采。魯迅在文章中引用了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話：“反而觀乎今之世，文明之邦國矣，斑斕之社會矣，特其為社會矣，無確固之崇信，無作始之性質，邦國如是，豈能淹留？”“無確固之崇信”就是只重物質而無精神上堅定的信仰，“無作始之性質”就是不少人隨波逐流，無獨創精神。尼采的這段話正是魯迅把19世紀文明的通弊概括為“物質”和“眾數”的由來。
針對這些通弊，魯迅認為當前要務就是要“張靈明”而“任個人”。“張靈明”就是強調發揚人們內在的主觀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力，能夠“勇猛奮斗”、“雖屢踣屢僵，終得現其理想”，而“尼采，伊勃生諸人皆據其所信，反抗時俗，示主觀之極致”，最高理想則在尼采所希求的“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和易卜生所塑造的“多力善斗，即忤萬眾不懾之強者”。“任個人”就是反對服從多數，無視個人特點。魯迅追溯了19世紀以來個性主義發展源流。從力主個人主義的斯蒂納、叔本華、契開迦爾到易卜生，最後還是歸結到尼采：“若夫尼采，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杰者矣。”魯迅在寫了這些話的十余年後，到了五四時期，他仍然認為尼采是“偶像破壞的大人物”，他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手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而“舊象越催破，人類便越進步”。但這時魯迅已感到尼采的超人“太覺渺茫”，雖然他仍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但也不必等候那“炬火”，而應該“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五四”以後，魯迅仍然在許多著作中提到尼采。例如1929年，把尼采、歌德、馬克思并列為偉大人物，1930年因尼采的著作只有半部中文譯本而深感遺憾，1933年，在魯迅的《由聾而啞》中，他又用尼采創造的、與超人對立的“末人”這個概念來說明阻斷青年與外界的接觸，“用枇谷來養青年，是絕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他大聲指責企圖進行思想統治的人正是“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為末人”。直到1934年，魯迅才和尼采有了明顯的決裂。在《拿來主義》中，他說“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照無窮，只是給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
茅盾接觸尼采較魯迅晚一些。1917年，茅盾在他的第一篇論文《學生與社會》中以尼采思想為武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時，還只是二十一歲。他認為尼采“最大也是最好的見識”，就是“把哲學上一切學說，社會上一切信條，一切人生觀、道德觀重新稱量過，重新把它們的價值估定……掃蕩一切古來傳習的信條，把向來所認為絕對真理的根本動搖”。但是，茅盾并不同意尼采關于道德趨勢的斷語。他認為宣揚強者崇高偉大、理應壓迫弱者是不對的。相反，弱者應該自強不息，成為強者。茅盾深感“民族氣質的衰頹已到極點”，期望尼采的超人學說將有助于改造頹靡的國民性。因此，他特別贊賞尼采所說的“不應該屈膝在環境之前，改變自己物質構造去適應環境，以求生存”。在寄生蟲的社會里，絕不應該以“適者生存”為原則，去做一個又肥、又圓滑的寄生蟲，而是要徹底改變，力求超越。唯其如此，人才能擺脫豬和狗一樣的只是求生的生活。茅盾認為_尼采所說“人類生活最強的意志是向權力，不是求生”、“實在有些意思”，但對茅盾來說，這絕不是崇拜強權，茅盾說：“唯其人類有這阿權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隸來茍活，要不怕強權去奮斗。”這顯然和尼采的原意已有很大不同。
尼采在中國的影響始終不斷。1940年代初期，陳銓、林同濟、雷海宗等人創辦了《戰國策》半月刊，又在重慶大公報開辟了《戰國》周刊。他們多方面宣傳尼采，把他的學說應用到政治、社會、道德、文藝等各個方面。其中，著述最多的是陳銓。他的專著《從叔本華到尼采》曾被稱為“中國唯一闡明意志哲學的書”。這本書不僅介紹了尼采思想的發展過程，而且討論了“尼采的政治思想”、“尼采的道德觀”、“尼采的無神論”、“尼采心目中的女性”等專題。陳銓的第二本專著《文學批評的新動向》則力圖以尼采思想來解決文藝問題。全書以德國狂飆運動為“異邦的借鏡”，以意志哲學為“偉大的將來”，分析了“民族運動與文學運動”、“盛世文學與末世文學”、“中國文學對于世界的貢獻”、“尼采與紅樓夢”、“叔本華與紅樓夢”等很有意思的問題。他的結論是：“人類的自我已經發現了，世界已經轉變了；天才、意志、力量是一切問題的中心……我們再不要任何外在的規律來束縛我們自己，我們要根據內在的活動去打開宇宙人生的新局面。”
總之，尼采學說正是作為一種“最新思潮”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注目。尼采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虛偽，罪惡的揭露和批判，對于已經看到并力圖避免這些弱點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來說，正是極好的借鑒。他那否定一切舊價值標準、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壞者的形象（這種形象在中國傳統社會從來未曾有過），他的超越平庸、超越舊我，成為健康強壯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著正渴望推翻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引起了他們的同感和共鳴。無論從魯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從來如此——便對嗎？”的抗議，還是郭沫若許多以焚毀舊我，創造新我為主題的詩篇，都可以聽到尼采聲音的回響。這就是尼采在中國知識界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的原因。但是尼采學說本身充滿了復雜混亂的矛盾，包含許多非理性因素，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說，只是一個山峰和另一個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卻沒有，也就是說，缺少清晰的推理程序和邏輯論證；各種隱晦深奧的比喻和象征都可以被隨心所欲地引證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學說在不同時期也就被不同的人們進行著不同的解讀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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