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談舊錄（簡體書）

《憶往談舊錄》是梁漱溟先生回憶往昔經歷的文字結集，記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以及國共和談等時期的一些活動與經歷，包括從事鄉村建設運動以及為國是奔走等。除此之外，《憶往談舊錄》還有很多對當時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憶。一直被海內外的現代史學研究者所重視。

梁漱溟所著的《憶往談舊錄(精)》為國學大師梁漱溟的文章集，其中有作者從事社會活動、參與現實政治的實錄，有其自述數十年間的親身經歷，與若干歷史人物的交往，以及個人見聞等。本書一直被海內外的現代史學研究者所重視。

為全國團結合作而奔走
梁漱溟
[無論是抗日戰爭（一九三七年）以前，投身鄉建運動，或抗日戰爭爆發後，奔走國共團結抗日，本書作者的根本用心莫不為謀求全國人的團結合作和國家的統一。而這也是本書上下兩編內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為“代序”——編者]
我為全國人團結合作奔走的事實經過，約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戰爭前我致力鄉村建設運動，曾經連續三年開了三次全國性鄉村工作討論會，并組成“中國鄉村建設學會”。二段指抗日戰爭初期我訪問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確定國是國策，建立黨派綜合體的主張及其後的奔走活動。三段指我把兩大黨之外的小黨派和各方面人物聯合起來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在新四軍被蔣屠殺後奔走于兩黨之間，叉改組成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去香港創辦《光明報》，為民盟發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綱領，代表民盟參加舊政協，盡力于兩黨和談。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貫的，就是想結束三十多年軍閥紛爭之局，樹立統一穩定的全國政權，向著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這思想所由來的曲折過程不能不作幾句簡略的解說。
我生于清季國家多難之秋，早年參加一九一一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歐美憲政于中國，卻不料革命後就陷于軍閥分裂政權而混戰之中，經過一九二七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軍閥後依然出現新軍閥，混戰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于中國社會構造特殊，在社會發展史上表現長期淹滯之奇跡，像歐美日本在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憲政制度都是在中國行不通的（詳見我所寫《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就在行不通的時候，產生出軍閥來。瞻望前途，中國的出路只有社會主義一條（可看一九二一及一九三。年我舊著）。然而中國又不像俄國十月革命前那樣統治被統治形成對抗的兩大階級陣營，有可能一面翻下來一面翻上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故爾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以俄國為師，卒于行不通，依然又出現新軍閥（我寫有《我們政治上第二個行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一文。——見全集卷五。）社會主義是要以計劃經濟統制經濟去建設并施行的，走向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必須在政治上結束軍閥分裂之局，樹立穩定統一的全國政權。當前問題就在我們怎樣能實現這前提條件呢。
要知道軍閥是武力缺乏階級為其主體，落于個人手中，失去其應有的工具性的結果，是家族生活偏勝，階級沒有固定成形，流于散漫的老社會，每當其消極相安之局被破壞後的必然結果。今天我們既然再不能規復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于長期分裂內戰了。在外國也有不少分裂內戰的事例，但對照看來是不同的。他們總有裂痕存在于社會，武力掌握于集團，有時分為兩國，有時雖表現為統一的國家，實際上只靠武力為強大階級所掌握而遂行其統治，掩蓋著內在矛盾罷了。我們恰相反，只不過國家政權隨個人軍權而分裂，矛盾只在軍閥之間，初與廣大社會無關。不要看歐美日本那些表面統一的國家，其社會是有許多分野、隔閡、對立的，從來為其分裂內戰的導源；我國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雖是一種分野，卻何曾為軍閥產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說：外國之分，分于下；中國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統一；分于上者其統一之道轉過來就要求之于下。換句話說，就是從社會方面著手要使散漫者聯合起來，混亂者得到調整，當下面聯成一體之時，武力便有其主體，其何從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鄉村建設運動在我來說，即是著手于社會基層，從下面求得聯合統一以解決上面政權分裂問題的一件工作。其內容要在建設地方自治組織（政治性的）和農民合作組織（經濟性的）；當其從散漫進入組織之時，逐漸引進科學技術于生產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見，我們所缺短的東西不外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兩樣，亟須把它補充到中國文化里來，此外更無其他。我們改造舊社會必須要向著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前進，亦是沒有疑問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過去集團生活偏勝，干涉太強，要以爭取人權自由達到民主，可說是走離心的方向，而我們病在散漫卻要加強向心力，以團結合作達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發達了個人資本主義再推翻它來實行社會主義，一前一後分成兩段那樣，而是經濟生活的社會化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環推動，同時并進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非為二事，要完成一齊完成。
這富有理想的鄉村工作，卻因鄉村遭到嚴重破壞（一九三O年特別嚴重）動搖國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發展推廣，即是多為救濟農村、復興農村而投入工作。全國性的鄉村工作討論會到會的不但來自南北東西各地，抑且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假如掩起“鄉村工作”這個標題，只從到會人士來看，看不出開的是什么會來。單以教育界說，既有搞民眾教育、社會教育的，搞小學教育的，搞師范教育的，搞職業教育的，又有各大專門學校的人。單以大專院校來說，既有農業、又有工業、又有醫藥、又有經濟、又有法政……如是種種不一。其勢不難把全國各地方各行業的人牽引集合到此一大運動中，組成一大聯合體，為一共同目標努力。到那時節，代表廣大社會的統一意志出現了，還會有分裂內戰嗎？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
但有一個要點必須指出：鄉村運動的大聯合體應守定在野，不親操政柄。我援引孫中山先生政權、治權分開的說法，政權歸于人民，治權賦予政府。軍隊、警察、司法機關等等均為行使治權而設，均屬工具性質。這一劃分開，是為保持鄉運大聯合體于統一立場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統一立場則又是上面國權統一穩定的決定性條件。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慶舊政協的整軍方案中，我堅持軍隊脫離黨派，歸屬國家，實行民盟所提“軍隊國家化”的要求。三月間我再度訪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慶政協所取得的憲政制度不會行得通，到那時重新籌策，請考慮我一九三八年所提確定國是國策建立各黨派綜合體的主張，并亦強調政權治權分開，黨派綜合體掌握政權而以治權賦于政府之一點，用意所在正復與上說相同。
至若我先後發起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其為求得國人之團結合作，可不煩解說而自明。

代序 為全國團結合作而奔走
上編 抗日戰爭時期之前
回顧家世與生平并試作檢討
辛亥革命前後我的活動與見聞
民國初年的見聞雜記
有關民國初年政史的見聞紀實
憶辛亥革命後第一個“雙十節”
沈鈞儒先生與政學會
訪章行嚴先生談話記
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
記彭翼仲先生
懷黃遠庸
張公耀曾生平及家世
紀念蔡元培先生
紀念梁任公先生
回憶李大釗先生
略談胡適之
懷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
憶蔣百里先生
懷念盧作孚先生
我國銻礦開發的先驅者
追憶廣州往事
讀《李濟深先生略歷》書後
記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河南村治學院和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回憶我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
下編 抗日戰爭時期及勝利後
參加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
訪問延安
一九三八年陜甘邊區的人口
記一九三九年敵後之行
統一建國同志會
記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赴香港創辦民盟言論機關《光明報》前後
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
過去和談中我負疚之一事
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
美國馬歇爾將軍對我的印象
一個英雄兩個惡人
我所了解的蔣介石
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
國共兩黨和談中的孫科
附錄
梁漱溟年譜簡編
編後記
增訂本後記

讀者從前一篇《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即《我的努力與反省》一文——編者）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學者，而相反地我為了中國問題忙碌一生，從不自認是個學者；我自以為革命，卻又實在未能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一起；說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立場吧，又一直在策劃著走向社會主義而反對舊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場呢？（附注：可以回答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士人的立場。如所謂“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如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所謂“志不在溫飽”等便是。）現在且從家世出身、生活環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來檢討看看。
但一個人自己檢討是不夠的，還得要識與不識的朋友們幫助。記得一九五。年我初到京，便發覺社會風氣有些變好——包含著許多個人的變好。起初我想這是共產黨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黨員一團員）在共產黨領導下不兩年變得與前完全兩樣。他們當初那種大小姐大少爺的氣息和行徑竟不知何處去了，而都自覺自愿地樸樸實實地站在各自崗位上為人民服務而辛苦工作著。見到毛主席我提出來說我真感謝共產黨：不然的話，我是沒有這本領把他們變好的。毛主席音調很重地答我說：“……不是共產黨！這是靠了人民。”我聽了當他是照例的謙詞。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這話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眾不行，共產黨亦是靠了人民群眾才成功。我今作檢討，如有疏漏遺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錯誤之處，還請遠近朋友們幫忙為幸！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環境以及所受教育這一切，現有參考資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遺書——《桂林梁先生遺書》（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譜》一卷就敘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一九四二年我在桂林應《自學》月刊編輯之約所寫（（我的自學小史》，則十八九歲以前的我完全可見。又如一九三三年在鄒平有《自述》一種，系我口述經同學們筆記而出版的小冊，則連後來如何作鄉村運動亦講到了?。資料既多，反而現在不大好寫，只能摘取幾點與當前作檢討密切相關的說一說（當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話）。假如要查考其詳，好在有原書在。
我的曾祖是進士，“榜下知縣”。在今河北定興、遵化等處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罷官。罷官後，無錢而有債。債務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歲中舉人，先作京官，因窮而自請改外。——照例外官有錢而京官則窮，通常有“窮京官”一名詞。債權人索債，有“好漢子還錢”一句話；祖父便刻“好漢子”一塊圖章以自勵。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兩年就病故了。病故時不過三十六歲，我父那時才八歲。這樣回到北京，當然很窮。幸賴我祖母是個讀書能文的女子，就自設蒙館課兒童，收點學費度活。父親先在一義塾讀書求學，到二十歲那年便接著在義塾中教書。此時祖母在家設館，父親在外就館，薄薄地各有束惰收入，據說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時候了。
父親二十七歲中舉，并于是年結婚。我母親亦出于“書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樣讀書能文；所以其後清末維新時，北京初創女學堂，曾出來參預其事，并擔任國文教員．。母親帶來陪嫁的財物倒很有一點。據父親自記：“余幼無恒產，而今較之則有屋可住，有塋可葬：此屋與塋多半由夫人春漪奩中物毀變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學費有時不足亦求之于母親的妝奩（兩妹均系師范公費畢業不用什么錢，哥哥去日本留學是自費，就用錢多點）。
父親四十歲入仕，但那個官——內閣中書——是沒有俸米俸錢的（好像聽說翰林亦如此）。除末後改官民政部其間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歲之前和後約近二十年都靠筆墨為生。根據父親自記：“八九年間約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話，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兩銀，每月有三十兩銀光景。
讀者從以上說的家世出身和生活來源，對于我家的階級成分可有些估計捉摸了。
講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沒有讀過中國的“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沒有在我小時經老師教過，只是到後來自己選擇著看過而已。這在與我同樣年紀又且同樣家世的人所絕無僅有。不讀經何以這樣早？那自然是出于父親的主張。如《我的自學小史》所述，我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而入中學，在其間很早讀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書了。有人誤以為我受傳統教育很深，其實完全沒有。
第二，我讀那個中學經五年半而畢業；我所受正規教育即此而止，沒有再升學。我雖然後來在大學教過書，卻先沒有在大學讀過書，更沒有出過洋。為什么不升學呢？就在臨畢業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傳入學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動。接著便同朋友們辦報，作新聞記者；接著便轉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間學問（此時只有二十歲）。所以到今天依然不過一中學生而已。傳統舊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來新式學校教育亦有限。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