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畫傳（簡體書）

《陳云畫傳（1905-1995）》圖文并茂。收入的八百余幅圖片，是從大量的歷史圖片中精選出來的，加上陳云的一些手跡和其他有關檔案資料，以及編者和陳云同志親屬編撰的十五余萬文字，全景式生動地展現了陳云光輝的一生。
《陳云畫傳（1905-1995）》內容豐富，可供黨史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閱讀。

《陳云畫傳（1905-1995）》以文字和圖片結合的形式展現了中國一代領導人陳云的光輝一生，完整展現了一代新中國杰出革命者和建設者的人生軌跡、成長歷程和畢生貢獻。

光輝的一生陳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他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不磨滅的功勛。
1905年6月13日，陳云出生在江蘇省青浦縣章練塘鎮（今上海市青浦區練塘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由舅父撫養長大。他生長的年代，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參加就讀小學組織的罷課和宣傳活動。這年冬天，他高小畢業後因家貧無力升學，到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後來當店員。在那里他接觸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投身于工人運動。1925年，他參加五卅運動；同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全館職工的大罷工斗爭，隨後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參加上海工人為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而舉行的三次武裝起義。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云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江蘇領導農民暴動和工人運動。他常常用這樣一首打油詩勉勵戰友：鐵窗風味，家常便飯。殺頭槍斃，告老還鄉。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這年5月，在擔負保衛黨中央機關安全任務的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黨的地下斗爭遭遇嚴重危險的緊急時刻，他出任中央特科書記，重建黨中央的情報、保衛系統。9月，他被指定為中共臨時中央成員，1932年3月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1933年1月，陳云離開上海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繼續參加黨中央及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工作。在領導蘇區工人經濟斗爭中，他到福建汀州等地深入調查研究，根據蘇區實際，糾正了搬用白區斗爭經驗和蘇聯經驗的“左”的錯誤做法，引導工人著力發展經濟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白區工作部部長，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同年夏，他負責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需生產。在長征中，他作為中央代表，率領紅五軍團執行艱巨的後衛任務。在遵義會議上，他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他撰寫《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并到部隊傳達。
這個提綱是在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關頭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紅軍進入云南後，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員劉伯承一道，指揮部隊用幾只小船順利北渡金沙江。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決定離開長征隊伍，只身穿越千里白區，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經雅安、重慶到達上海，作為中央代表領導恢復和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他受命由上海抵達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向西北戰略轉移及遵義會議的情況，并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寫《隨軍西行見聞錄》一文，1936年3月起先後在法國、蘇聯和中國出版發行，第一次向世界宣傳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隨後，他進列寧學校學習，并在東方大學任教。1937年4月，他回國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遠到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接應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余部四百多人進入迪化。之後，他組織部隊干部、戰士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技術，并組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航空隊。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陳云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他用很大精力從事黨的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方面的工作，包括組織建設、培養使用干部、黨員教育、群眾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後發表了《論干部政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鞏固黨和加強群眾工作》、《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關于干部工作的若干問題》、《學會領導方法》等重要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提出：干部政策應該是“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黨要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經常有系統地注意調劑黨員的成分，要大量吸收貧苦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積極分子到黨內來，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搶奪知識分子；鞏固黨、鞏固敵後抗日根據地，需要開展深入的群眾工作；作為在根據地當權的黨，應該時刻注意為群眾謀福利：大後方和敵後的黨組織要把嚴密黨的內部與開展黨外群眾工作聯系起來，民眾斗爭手段應該靈活；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最重要的是掌握實事求是的方法，對任何問題都應采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科學態度。
1944年3月，陳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為了克服財政經濟上的嚴重困難，陳云提出生產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的財政工作方針。他嚴格區分財政與金融貿易的界限，強化食鹽出口和棉花進口等關鍵物資的管理，并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活躍貿易、穩定邊幣和驅逐法幣等方面采取有效辦法，使邊區金融物價趨于穩定，經濟實力大大增強。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1945年5月，陳云在中共七大發言指出：共產黨員不能把個人的作用看得過了頭，看得太大。講功勞，頭一條是人民，第二條是黨，第三才是個人。對待錯誤和看問題，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6月，他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云參加領導創建東北根據地的斗爭。1945年9月，他到達沈陽，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後又兼任北滿軍區政委。他用大量時間進行調查研究，領導創建北滿根據地，為保衛四平失利後東北局撤往松花江北提供了比較鞏固的立足地。1946年6月，他任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7月為東北局起草《東北的形勢和任務》（“七七決議”）明確提出，深入農村、發動農民是東北斗爭成敗關鍵的工作方針，對敵作戰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時的得失，力求消滅敵人、改變敵我力量對比。10月，在國民黨對東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戰略，調集重兵進攻南滿解放區的危難時刻，陳云自告奮勇前往南滿，擔任中共中央南滿分局（亦稱遼東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政委。在東北民主聯軍北滿部隊“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遼東軍區司令員蕭勁光等指揮南滿部隊“四保臨江”，堅持南滿根據地，為東北民主聯軍轉入攻勢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1948年1月，陳云回到哈爾濱繼續參加東北局的領導工作，兼任東北軍區副政委，後又兼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東北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他主持采取放寬糧食流通限制等措施，穩定了市場物價。他提出的企業職員與工人都是舊企業雇傭勞動者的觀點，為處理好新接收企業職員與工人的關系提供了指導。東北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迅速恢復生機，為全國解放戰爭和國民經濟恢復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撐。11月，沈陽解放後，他兼任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有條不紊地領導完成接收沈陽這個大城市的任務，創造了接管工業城市的成功經驗。
1949年5月，陳云到達北平（今北京）。7月，擔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重工業部部長。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他長期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思想主張、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
在經濟恢復時期，陳云領導中財委靈活運用政治和經濟手段，發展生產，統一貿易，打擊投機，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使不斷暴漲的物價趨于穩定，結束了長達十二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局面。1950年3月，他為中共中央、政務院起草《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組織領導統一財經工作，為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創造了條件。毛澤東贊揚穩定物價、統一財經斗爭的勝利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陳云提出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最後才是其他各種經濟和文化支出的財經方針，以保證國民經濟在支持戰爭的同時得到順利恢復，并為大規模經濟建設作好準備。
1953年國家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陳云在實踐中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主持編制和參與領導，成功實施中國第一個國民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為中國工業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保持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他提出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訂經濟計劃必須做好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和外匯收支的綜合平衡等主張。1953年10月以後，根據他的建議，國家先後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這一重大決策既保障了工業化必需的積累，又維持了市場穩定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他于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發言，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它們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其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它的補充。這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要發揮市場作用的最早最明確的論述。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云被選為中央副主席。1957年1月兼任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為解決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一些問題，他主持起草了關于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決定。他指出：現在集權太多，分權太少。我國人多、地大、各地情況不一樣，集權不能過分，但職權下放以後，也要注意地方可能發生的不顧全局的傾向。
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中，陳云多次表示不贊成高指標。1959年5月，他受毛澤東的委托，主持對當時關系經濟全局的鋼鐵生產指標進行調整，減少過高指標可能帶來的損失。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他提出進口糧食、對幾種商品實行高價以回籠貨幣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等關系全局的正確意見。1962年2月，他先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作《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提出國民經濟需要三五年恢復期、對基本建設規模實行“傷筋動骨”的削減、增加高價商品回籠貨幣、增加糧食進口和魚類及豆類等食品供給、減輕糧食高產區征購壓力以提高生產積極性等意見和辦法，對統一全黨思想、落實經濟調整方針、引導國民經濟走出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為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盡快實現農業增產以度過困難時期，他支持并提出實行包產到戶的正確建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錯誤的批判，在黨內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個工廠“蹲點”，時間長達三年之久。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來委托，在就外貿工作中的一些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後指出：同資本主義打交道大勢已定，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
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上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他還指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銀行要理直氣壯地擔當利用外資的任務。這些思想、觀點，對外貿和引進工作突破“左”的思想束縛，起到了促進作用。
1976年，陳云積極參與粉碎“四人幫”的斗爭。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鄭重提出和堅決支持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主張正確認識和重新評價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他積極支持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批評，9月在《人民日報》發表《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一文。他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8年11月至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率先提出應解決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謂叛徒集團案件等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主張經濟工作必須注意實事求是，工業引進項目必須循序漸進，增加進口糧食以穩定農業和農村等。這些意見和主張，為糾正“左”的錯誤，促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歷史性轉折，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并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他為帶領全黨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制定和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為正確解決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成功地開創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作出了重大貢獻。
陳云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關于科學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他反復強調：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根據他的建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增加了建國前二十八年的部分，全面反映了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和重要思想。他指導中央紀委平反了劉少奇案件、潘漢年案件等一大批冤假錯案，推進了全面撥亂反正工作。
陳云十分關心新時期黨的建設。1979年1月，他在中央紀委一次全會上指明，黨的紀檢機關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他指導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把實行民主集中制、建設好的黨風的要求落實在黨內法規中。1980年，他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黨風問題要抓緊搞，永遠搞。1982年1月，他提出要從嚴處理經濟犯罪，推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嚴厲打擊經濟犯罪的活動。1984年10月，他在一份批示中強調：紀檢工作應該研究新情況，適應新情況。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
1984年10月20日，他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強調，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抓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文明一起抓。
根據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陳云提出要立即著手大力培養和選拔成千上萬的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提出要做好黨的領導干部交接班的工作，在各級選擇合格的年輕干部是中央書記處和全黨的一個重要任務。1981年5月，他撰寫《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提出成千上萬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建議，促進新時期干部新老合作與交替邁出重大步伐。1983年，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隊，使黨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能夠適應現代化建設的干部隊伍，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的一項戰略任務。
陳云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1979年7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主持經濟工作。他贊成李先念關于在計劃經濟中發揮市場調節的“大補充”作用的意見。他在1979年3月寫的提綱《計劃與市場問題》中指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這些意見和觀點對新時期突破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他和李先念聯名寫信給中央，提出用兩三年時間依照按比例發展原則調整國民經濟。中央根據這一建議，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他通過調查研究，合理安排寶鋼等重大建設項目的續建和停緩建工作。他指示計劃機關研究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關系，認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是經濟工作的大方針。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作《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明確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他充分肯定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同時指出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沒有集中就會亂套，必要的國家干預也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他強調要改革，但改革步子要穩，要“摸著石頭過河”。他非常重視農業問題，尤其是糧食生產，提醒在看到“無工不富”的時候，要牢記“無農不穩”、“無糧則亂”這個歷史經驗。他贊成翻兩番要分兩步走，只能翻好，不能翻亂。80年代初，他把國民經濟體制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為中共十二大采納。1984年9月，他寫信給國務院領導人，肯定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概括為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7年，陳云在中共十三大退出中央委員會，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多次與中央負責人談話，囑咐要把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堅持實事求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反對動亂的斗爭中，他旗幟鮮明地為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全力支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對一些重大問題積極提出自己的意見、建議。1992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他贊成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共十四大以後，他過著離休的生活，仍時刻關心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1994年春節前夕，他在上海發表談話，指出：要解決經濟發展存在的困難和問題，首先要維護和加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他強調，全國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
1995年4月10日，陳云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歲。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緊密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光明磊落，謙虛謹慎，堪稱楷模。他始終堅持并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注重實踐，實事求是，嚴謹細致，多謀善斷，創造性地領導革命斗爭、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
陳云的思想和崇高風范，是他留給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陳云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1995年，江澤民在《陳云文選》（——三卷）、《陳云》畫冊出版發行暨紀念陳云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說：在陳云同志的身上，我們看到黨的老一代領導人的精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生機蓬勃的創造精神，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無產階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嚴格求實的科學態度的有機統一。2005年，胡錦濤在陳云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對陳云光輝的一生又給予了崇高的評價。他說：陳云同志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充分表現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膽略和高超政治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風格，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陳云以畢生精力和卓越才智，投身于現代中國偉大歷史創造活動，譜寫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光輝畫卷，永遠為人民所懷念。

家世
聰穎少年
商務印書館學徒
投身職工運動
參加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領導小蒸農民暴動
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中央特科負責人
和魯迅見面
在中央蘇區
長征中
特殊使命
新疆歲月
中央組織部部長
提高黨員質量
干部隊伍建設
延安的學習熱潮
主持邊區財經工作
在中共七大上
建立北滿根據地
堅持南滿斗爭
主持東北財經工作
接收沈陽
中財委主任
平抑物價
統一財經
調整工商業
建設國營經濟
促進城鄉交流
國民經濟重點建設
抗美援朝財經方針
主持編制“一五”計劃
統購統銷決策
私營工商業改造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構想
兼任商業部部長
改進經濟管理體制
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面對“大躍進”的高指標
重視經濟建設的質量和效益
在調查研究之年
把農業作為頭等大事抓
謀劃國民經濟調整
在“文革”逆境中
對外經濟工作新思路
在粉碎“四人幫”的斗爭中
支持鄧小平復出工作
推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在偉大的歷史轉折關頭
中央紀委書記
推動平反冤假錯案
科學評價毛澤東
主持國民經濟調整
寶鋼建設
總結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
探索現代化建設的新路子
“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一要吃飯，二要建設”
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預見
重視科學技術的自主發展
對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思考
宏觀控制與微觀搞活相結合
推動對外經濟交流
關心和支持經濟特區建設
執政黨黨風問題的論斷
嚴肅黨紀
黨性教育
干部隊伍建設的戰略構想
民主集中制問題的思考
“兩個文明一起抓”
關注教育和文化事業
中顧委主任
晚年思考
讀書報、聽評彈、練書法
鞠躬盡瘁

聰穎少年幼年失去父母的陳云，養成了沉著、文靜、內向的性格。1913年，陳云到了讀書年齡，舅父母把他送到私塾接受啟蒙教育。
私塾在上塘街，距離舅父家不過三四百米。塾師劉敏安不但教學生《三字經》、《百家姓》，教寫毛筆字，還深入淺出地教學生怎樣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陳云記憶力強，接受知識快，深受塾師的喜歡。
1914年，陳云進入練塘鎮貽善小學讀書。他入學時，學校分四個年級，共有三十多名學生。陳云直接進了三年級。
陳云仿佛走進了一個新天地。對這所新式學校開設的語文、數學、手工、體育等課程，他都感到新奇。他聽課認真，作業完成得很好，成績優秀。
1916年，陳云從貽善小學初小畢業，因舅父家境困難，沒能力供他繼續升學，只好輟學在家，幫助舅父母照看剛出生的表弟和料理店里生意，充當小伙計。半年後，在舅母一位親戚的資助下，陳云進入青浦縣乙種商業學校（校址在今青浦第二中學校園內）讀書。因經濟困難，一個多月後，不得不再次輟學。在商業學校讀書的時間雖然短暫，但陳云基本掌握了珠算，還初步學會了寫賬。
在陳云舅父小夜酒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名叫杜樞（字衡伯）的文化人，此時正受聘擔任練塘鎮公立顏安小學校長。杜樞在小酒店里常常看到陳云跑前跑後幫忙做事，交談中又發現陳云聰敏好學，談吐流利，記憶力強，很是欣賞，便和廖文光商量保薦陳云免費入顏安小學高小部讀書。陳云因而得以重返校園，繼續學業。
在顏安小學，陳云遇到了對他人生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班主任老師張行恭。張行恭為人熱情，思想進步，文學造詣頗深，在課堂上常講社會變革，講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故事，使陳云思想逐漸開闊起來。
受舅父的影響，陳云自幼喜歡聽評彈和絲竹。舅父家東邊、混堂?西側，有個開設于清朝末年的暢園書場。民國初年，在暢園書場旁又造了一個名叫“長春園”的新書場，有一百多個座位。如果買不起票，可以站在墻邊上免費聽書，人稱“戤壁書”。開始是舅父帶陳云去，後來陳云有空時常一個人去。時間長了，不知不覺在聽書中積累了許多知識。《三國演義》、《水滸傳》、《岳飛傳》等傳統評彈節目的故事，使他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培養了是非觀念。由此，也養成了他終生對評彈的愛好。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顏安小學進步師生也積極投身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中。在張行恭老師的帶領下，陳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救國十人團”和“學生救國儲金會”，號召同學們省下一枚枚銅板，湊起來買紙張、做小旗、印傳單，組織同學們在鎮上和西鄉明因寺、小蒸、泖口等地進行演講，表演短劇，高呼“睡獅快醒”、“不當東亞病夫”、“打倒賣國賊”等口號，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
經過這場反帝愛國運動的洗禮，陳云懂得了許多國家大事，受到了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此時的他雖然年少，但已顯露出超過同齡孩子的膽識、勇毅和才能。
1919年夏，陳云以優異的成績從顏安小學畢業。家境不允許他繼續升學，他只得在家中幫舅父母做“雜務”。正當陳云為前途渺茫而愁悶時，張行恭老師幫助他邁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
1919年秋季開學後，張行恭到各個畢業生家里走訪，得知陳云的處境後，表示愿意在就業方面提供幫助。他給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擔任文具、儀器柜主任的二弟張子宏寫信，囑他幫自己的這位優秀學生找個工作。大約個把月後，張行恭接到張子宏的回信，答應讓陳云去上海應聘。
1919年12月8日（農歷十月十七日），陳云背著簡單的行裝，隨張行恭搭乘一條小船，離開練塘經松江前往上海。12月中旬，到達位于棋盤街的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今河南中路二百十一號）。張子宏引薦他去見發行所所長。
所長嫌陳云長得瘦小，礙于張子宏情面，決定先試用三個月。就這樣，陳云在發行所文具柜當了一名學徒。
來到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上海，又進了當時國內外有名的商務印書館，陳云眼前的天地大大開闊了。學徒生活對陳云來說充滿了樂趣。按照當時的規矩，學徒必須拜主管部門的負責人為師。作為推薦人又是部門負責人的張子宏，理所當然地成了陳云的師傅。發行所有的同事見陳云身材矮小，還夠不上柜臺，無法站在柜臺後辦事，便對他能否勝任工作產生了疑慮。張子宏對陳云很有信心。他為陳云特制了一條一尺多高的木凳，墊在腳下，使他能夠自如地接待顧客。張子宏還指定文具柜的頭柜在業務方面對陳云進行指導，在生活上給予照顧。
學徒期間，陳云勤學好問，很快就成為業務能手。在當年的同事眼里，“凡是文具柜里的粗細事務，接待顧客，整理貨物，他都能擔當，而且都很熟悉，獲得了大家的贊揚”。當了兩年學徒後，店方根據他的工作能力，提前一年將他升為店員（學徒期一般是三年）。1925年6月，陳云又被調去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北四川路增設的虹口分店做文具柜店員。
在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店員期間，陳云利用這里圖書特別豐富的有利條件，如饑似渴地讀書，接受新知識。他還堅持利用業余時間，到商務印書館為提高職工業務水平設立的上海圖書學校學習了三年，學習英語、書法以及書刊出版、印刷等方面的知識。
商務印書館是當時上海最重要的產業工人和知識分子聚集地。五四運動之後，在張元濟等進步人士的推動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大批介紹、宣傳馬列主義的圖書。正是在這里，陳云成為了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員，并開始學習和接受馬列主義。
這期間，除了努力工作、勤奮讀書外，陳云還一改以往文弱、沉靜的性格，從各方面鍛煉自己，業余生活安排得很豐富。他每天早晨六點起床，去閘北公園鍛煉身體，嘗試各種球類活動。他還抽空去打靶，有時則拉著朋友去聽評彈。他買了二胡、笛子，一有時間就練習拉胡琴、吹笛子，為了不影響別人休息，就到樓頂的曬臺上去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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