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國：張藝謀傳（簡體書）

; 一場讓世界驚艷、懾人心魄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讓張藝謀成為當下最火的焦點人物。記者昨悉，華夏出版社趁熱打鐵，推出了湖北籍作家黃曉陽的專著《印象中國：張藝謀傳》。作為一個成名已久的導演，這還是首本他的個人傳記作品，真實再現張藝謀的電影軌跡，并詳盡講述其家庭、愛情、婚姻內幕，以及電影之外的輝煌人生和情感歷程。

; 人上了一定年紀常常懷舊，最常想到的，是少年時跑幾十里路去看電影的情景。如今40歲以上曾經生活在農村的人，大概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電影，幾乎是他們當時接受文化營養的主要途徑，滋養了整整幾代人的精神世界。 張藝謀很不幸，如果他是那個時代的大導演，不知能多出多少粉絲。 同時，張藝謀又是極其幸運的，如果在那個時代，他很可能連出名的機會都沒有，其導演才華一定淹沒在滔滔的政治洪流之中。正所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張藝謀的成功正應了那句話：天才的產生，還需要有培育天才的土壤。 張藝謀成長的土壤好嗎？ 就電影而言，中國電影這片土地并不貧瘠，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除了北京、上海、長春三大電影基地，幾乎每省一家電影制片廠，後來更是出現了眾多的各種體制的電影制片公司。按理說，國家如此重視，又集中了這么多的電影人才，中國早應該出些好電影才對。好萊塢算什么？好萊塢只不過是美國西海岸的一座電影城。可人家怎么就能以全世界6％的電影產量，拿走了70％以上的票房份額？中國為什么就沒有一部影片能真正進入國際市場？ 在張藝謀之前，確實沒有一部中國電影真正走出過國門。記得20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一個順口溜：“越南飛機大炮，朝鮮哭哭笑笑，中國新聞簡報。”形容的就是當時能在中國放映的影片類型特色。 我喜歡張藝謀，因為他給中國電影帶來了一場革命，第一次將電影還原成電影。 這話說得看似有點欠公允，帶著筆者強烈的主觀色彩。張藝謀之前，中國電影就不是電影？如果不是電影，那是什么？那是將小說貼上攝影、音樂、戲劇標簽的簡單攪拌。電影是什么？課本上說，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是對小說、戲劇、攝影、音樂等諸多藝術的綜合，從而派生出的一種全新的藝術門類。可實際上，許多的所謂電影藝術家們，一面在課堂上販賣這種理論，一面將攝影機扛進劇場，將舞臺上表演的話劇、京劇、黃梅戲拍下來，便說這就是電影。 張藝謀卻告訴我們，那不是電影，那只是某類戲劇的留影。 張藝謀還告訴我們，電影是用鏡頭講述故事，或者說是鏡頭的表現藝術。鏡頭是電影的介質，是用攝影機鏡頭進行藝術的精密組合、科學配伍和藝術雜糅。電影和其他藝術門類最大的區別在于鏡頭的表現力，如果不體現這一點，人們完全可以去看戲或者是讀小說。 正是張藝謀，第一次將鏡頭的使用提升到了藝術的高度，從而使得中國電影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回歸，使得中國觀眾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鏡頭前的精雕細琢，從而徹底明白電影和其他各類藝術的根本性不同。 張藝謀被貼上了“第五代”導演的標簽。但我個人覺得，這個標簽是非常牽強的，是極不準確的。張藝謀之前的導演，他們雖被極其仔細地分出了四個代別，可是對于電影語言或者電影實質的回歸方面，他們所產生的區段痕跡并不明顯，充其量，他們只是一些電影形式之外的形式表現者。比如早期的導演，僅僅只是將舞臺劇搬上了銀幕，這顯然只是一種簡單的Copy，而因此將其冠以藝術家尤其是電影藝術家，我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的。接下來，有導演開始強調電影的敘事特性。而這種特性雖是電影的，可導演們強調的手法卻是小說的甚至是戲劇的。我們有理由認為，他們的嘗試，更像一種對小說或者戲劇形式的嘗試和突破，而不是電影的。因此，我們可以從銀幕上看到小說式電影、散文式電影甚至是詩歌式電影，而不是電影式小說、電影式散文、電影式詩歌。 再簡單一點說，電影就是用鏡頭講故事，電影小說卻是用故事去找鏡頭。 我喜歡張藝謀，還因為他最善于運用兩大藝術元素：一是色彩，二是載體。 在當代電影史上，張藝謀對“紅”色的嗜好與渲染可謂到了極致。 紅象征生命，紅象征力量，紅象征希望。 載體就是承載電影故事的那只“碗”。《卡桑德拉大橋》的整個故事發生在一列火車上，火車就是這個故事的載體。《魂斷藍橋》的整個故事都發生在那座橋上，橋就是這個故事的載體。《泰坦尼克號》的整個故事發生在一艘豪華郵輪上，郵輪就是這個故事的載體。國外的電影藝術家們很喜歡將載體固定在某些可視的具體的物體上面，比如列車，比如飛機，比如輪船。但是，載體并不一定是具體的物化的，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甚至是某種精神體現。 有一個明確載體的好處在于，任何一個故事均可以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表述。如果一部電影作品用幾十句話還不能表述清楚，那無疑說明這件作品是零散的，甚至是不知所云的。這種零散的表述方式，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看懂或者明白？相反，像《泰坦尼克號》表述的是“一個發生在首航便將沉沒的豪華郵輪上的愛情故事”。沿著這樣的軌跡，無論導演怎樣運用蒙太奇，即使文化層次很低的觀眾也能看懂所有的電影語言。 張藝謀的第一部電影《紅高梁》，載體就是高梁地。如果說，此時《紅高梁》的載體符號還不是那么強烈和集中的話，到了《菊豆》，載體就開始越來越明朗，它的載體就是染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張藝謀電影，尋找載體時強調的仍然是物化的。但到了《秋菊打官司》，這種思維定式已經改變，張藝謀開始由物化的載體向精神載體改變。表面上看來，這部電影的鏡頭是散亂的，分布在幾個不同的場景，場與場之間的聯系也顯得不夠緊湊。可是，張藝謀卻用一個極其特殊的載體，將所有疏散的鏡頭連接起來或者說盛載起來。這個載體竟然是一句話——“討個說法”。用一句話作為載體，張藝謀玩得極其圓熟，像《一個都不能少》中，“一個都不能少”就是整部戲的載體，就是戲筋。 我喜歡張藝謀，更因為他大氣、恢宏。 張藝謀的故事，幾乎每一個都很雞毛蒜皮，輕微得似乎不值一提。 可是看他的電影，你就能感受到那種胸藏百萬兵的大氣。《紅高梁》無非是講了一個野合故事，這完全屬于陳詞濫調了，怎么都難以和大氣扯上邊。可張藝謀弄了一片紅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高梁地，又來了個剝人皮的大場面。《大紅燈籠高高掛》也不見得有什么時代感，可張藝謀弄了一些燈籠，硬是讓你眼前一亮。 不說電影，說說別的，比如申奧，比如《印象·劉三姐》。申奧的鑼鼓是中國的，卻攪動了全世界人的心，那種鏗鏘的節奏就有一種懾人心魄的力量。 當然，還有很多方面是我不喜歡或者不太喜歡的。 《紅高梁》野合，《菊豆》偷情，《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夫多妻，《印象·劉三姐》賣裸女，《滿城盡帶黃金甲》賣乳房。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張藝謀所玩的那些東西，說白了，也就一個字：“性”。性，是人之常情，要拿出來說事，且津津樂道，又有窺隱之嫌。這種心理，這種審美傾向，多少顯得有些陳詞濫調。張藝謀卻將這些陳詞濫調制造得非常霸氣、非常唯美。這既是張藝謀的優勢，也是張藝謀的缺陷。 有關這些喜歡和不喜歡，在這本或許并不會取悅于張藝謀以及“謀女郎”或者謀絲們的書中，我將會更進一步談及。

前言 他的名字叫“紅”第一章 沖破命運的封鎖 我的父親母親 被人從門縫兒里看著長大 在她的手掌輕輕碰一下 第一雙尼龍絲襪 華君武幫了大忙 不再戀愛 第二章 他的陽光，他的燦爛 彷徨有時，浪漫有時 他為“第五代”立軍令狀 石破天驚的“第五代” 玩票拿下金雞、百花雙料影帝 第三章 我的感情已經回不來了 種紅高梁，拍《紅高梁》 “爺爺”“奶奶”大膽地往前走 這件事本來沒想瞞你 當愛已成往事 第四章 神來之筆 兩人有了公開的空間 絕對女主角 墻內開花墻外香 第五章 好死不如賴“活著” 讓鞏俐“更農村”一些 電影只有一句話的容量 說到底，這是一部男人戲 第六章 情斷“外婆橋” 弄個城市題材，弄出點動靜來 他拿她沒辦法 鞏俐需要一紙婚約 分手，一個時代終結了 第七章 你張藝謀就是中國電影的品牌 這次是女人給男人配戲 “謀女郎”二號 當張藝謀遭遇張偉平 投入最少的《一個都不能少》 “魏敏芝”的執拗和魏敏芝的片酬 第八章 章子怡是不是“小鞏俐” 哪一位張導演呼我 一位電影大師對父親的紀念 NG了35次，張藝謀火了 章子怡所看到的張藝謀 這個導演的審美與選美 第九章 視覺盛宴，元氣淋漓 找不出幸福的《幸福時光》 《英雄》，氣貫長空 “十面埋伏”拼不出愛情那一面 第十章 回歸自我，千里走單騎 為了和高倉健的約會 “謀男郎”勝過“謀女郎” 從《雷雨》到《滿城盡帶黃金甲》 鞏俐回來了 第十一章 大師“出軌” 從《圖蘭朵》到《秦始皇》 實景歌劇，“鐵三角”的美麗事業 “印象”——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景觀演出 舉世矚目，北京奧運開、閉幕式總導演 附錄 張藝謀年表

; 任何人的身上，都強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這種烙印就像影子一樣，會伴隨他的一生。 張藝謀的身上會有其家庭的烙印嗎？絕對有，而且更加深刻。 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中的男主人公，張藝謀就是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他想表現父親所經歷、所承受的一切。“父親”背景其實很簡單，簡單到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被分配到鄉下教書，因此和“母親”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開水一樣的愛情。 張藝謀的父親名叫張秉鈞，母親叫張孝友。說起他們的出身，都頗有點門第。 張藝謀的外祖父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名稅務員。這是一個肥缺，職位雖然不高，收入卻不少。他一生娶過四房太太，張藝謀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歲一嫁入張家，就成為許多個孩子的母親。她本人生過兩個孩子：兒子張乃光，女兒張孝友。 張藝謀的父親祖籍陜西臨潼(舊縣名，在陜西省西安市東北部，1997年改設臨潼區)相橋鎮。張藝謀的大伯畢業于黃埔第九期，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職位是軍參謀長，後來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張藝謀的二伯則畢業于黃埔軍校漢中分校。張秉鈞是個沉默的人，新中國成立前曾當過軍需官，曾經擁有國民黨軍籍。 西安解放前夕，張秉鈞離開軍界，在陜西省財政廳當會計。 張孝友當時年方19歲，正是如花般的年齡。她就讀于西安的一所教會學校——玫瑰女中，正夢想著高中畢業後考入大學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壓力，要她結婚。 張孝友被逼無奈，只好說：“誰供得起我上大學，我就嫁給誰。” 經人介紹，張孝友認識了29歲的張秉鈞。張秉鈞有些新思想、新觀念，經濟上又過得去，對于張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雙方同意，婚事便緊鑼密鼓地籌備開了。事情非常湊巧，他們選定的結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這一天，西安城里的國民黨旗被扯下了，換上了共產黨的旗幟。 1950年11月14日，農歷十月五日，早晨7時許，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張家迎來了第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張藝謀。 當時還沒有去醫院生孩子的風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順產，家族或者鄰居某個大嫂前來幫幫手；若是不順，才需要緊急請接生婆。張秉鈞在妻子臨產前便請來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張秉鈞知道生產是女人的生死關，極為重視。 喜得貴子，張秉鈞樂壞了，他立即張羅著向親戚報喜。外公接到這一消息，開始琢磨給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張紅紙，在上面寫了3個字：張詒謀。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