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眼中的大師（簡體書）

羅素、莫洛亞等所著，林衡哲編譯的《大師眼中的大師》集中了世界各個學科領域最杰出的二十幾位大師的人生經歷，他們所從事的領域涉及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等，而傳記作者們也是各領域的大師們，他們中大部分人與書中的這些大師們亦師亦友，能更貼切地描述這些人，從思想層面、心靈深處探索他們鮮為人知的一生。閱讀《大師眼中的大師》更加有助于我們在大師們的傳記中，發現他們在懷疑、沖突與不安中如何超越人生的困難，從而成就事業的巔峰。

作者:(英)羅素、(法)莫洛亞 譯者:林衡哲

羅素、莫洛亞等所著，林衡哲編譯的《大師眼中的大師》既不強詞奪理，也不掠去隱私，只是去“揭發”，大師給大師、偉人們寫也是一樣。真實揭示大師、偉人的智慧與生活：釋迦牟尼、培根、伏爾泰、懷特海、泰戈爾、梭羅、瓦格納、達?芬奇、房龍……

古今中外寫傳記而在文化史上占最崇高的地位者，大概是我們中國的司馬遷，許多被他描摹過的人物，已經在歷史上活了將近兩千年，荊軻之後二千多年來，中國不知道出現過多少刺客，但沒有一個人會比荊軻給人更深的印象，荊軻悠久的歷史生命顯然是太史公的筆法所賜。司馬遷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在為歷史人物做簡單而深刻的素描，兩千年來中國的文學家在短篇傳記方面的成就，似乎還沒有人超越過史學家的司馬遷。
在西方，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一部傳記，是普魯塔克所寫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對某些人而言，這部書的影響力甚至在基督教的《聖經》之上，莎士比亞的作品有不少是直接、間接受普魯塔克的傳記的影響而寫成的，樂聖貝多芬也屢次提到他受此書的影響，他們二人不過是比較突出的例子而已。普魯塔克可說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鼻祖，他是專業的傳記學家，他的傳記已經在歷史上活了將近兩千年，他所描摹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并沒有變成化石，相反，即使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依然在散發著他們歷久彌新的影響力。同時普魯塔克也是“比較傳記”的創始者，他把兩個生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理環境，但事功與個性相近的人物做對比編排與比較，但是兩千年來普魯塔克的“比較傳記”在西方一直沒有出現有力的接棒者，因此在文學的類別上，我們只聽過“比較文學”，但卻沒有聽過所謂的“比較傳記”，我們希望這門已經在西方失落了兩千年的傳記藝術，有一天能在東方的大地上，重新萌發出來，例如孔子與蘇格拉底、司馬遷與普魯塔克、陶淵明與華茲華斯都是極佳的“比較傳記”的題材。
司馬遷是短篇傳記的高手，普魯塔克是中篇傳記的典范，但是西方歷史上第一部重要的長篇傳記（不包括自傳在內t），直到18世紀末期才產生出來，那便是1791年出版的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傳》。鮑斯威爾的一生有四大嗜好：一是喜歡接近名人；二是喜歡到處旅行；三是有不斷寫作的習慣；四是愛喝酒。前三種愛好使他得以在傳記文學上留下了不朽的聲名，但嗜酒的毛病使他的晚年窮苦潦倒。鮑斯威爾雖然曾經接近過法國的伏爾泰與盧梭，以及英國哲人大衛·休謨，但都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他們的傳記文獻。但與約翰遜博士有二十二年深厚的交誼，他對約翰遜博士有一種衷心的崇拜，在與他交往的過程中，他把約翰遜的一舉一動，惟妙惟肖地刻畫下來，他的驚人的記憶力以及寫日記的習慣，幫助他忠實地記錄下約翰遜當年的談吐及他那有名的文學俱樂部的精彩場面。約翰遜雖然是當時的文壇霸主，以及第一部英文字典的創作者，而且本身也寫過兩部傳記作品，但今天他依然活在人們的心目中，不是靠他自己的創作，而是因為鮑斯威爾為他寫了一部精彩的傳記。雖然約翰遜只不過是18世紀英國的一個文壇霸主，而且也沒有像莎翁那樣留下千古不朽的創作，但我們差不多可以斷言，他的歷史生命將會超越過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帝王霸主，（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斯特雷奇筆底下的維多利亞女王）因為杰出的傳記家往往能賦予人的歷史生命永恒的不朽性，而這是任何官方傳記所無法達成的使命。
雖然莫洛亞把《約翰遜傳》的作者鮑斯威爾稱為現代傳記文學之父，但是傳記文學的真正革命是在20世紀才完成的，這位現代傳記文學的播種者，就是英國的斯特雷奇，他在1918年出版的《顯赫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一書，一方面打破了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與神話的傳記傳統，同時也奠定了現代傳記文學的新傳統，他這本書在傳記文學上所產生的革命性影響，很像1919年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二者都曾遭受過衛道者的強烈反對，但後來都變成了時代的新潮流，中國的新舊文學顯然是以“五四”為分水嶺，西方的新舊傳記則是以《顯赫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一書的出版年代為分水嶺。
《顯赫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一書的序言，雖然短短不到一千字，但不啻是一篇新傳記的獨立宣言，在這里斯特雷奇猛烈攻擊19世紀以前英國腐朽的傳記傳統，他寫道：“傳記藝術在英國似乎已經遭逢末日，我們雖然產生過幾部傳記杰作，但是我們從未像法國那樣有過偉大的傳記傳統。我們也沒有產生過像馮特奈爾（Eontenelle）或康多塞（Condorcet）之類的短篇傳記高手，他們能以生花妙筆，在短短的篇幅中，刻畫人們多姿多彩的一生。在我們英國，這門所有寫作藝術中最精致高雅的藝術，已經淪入受雇的文匠手中，我們從不曾想到：要寫出一部好的生平，幾乎跟度過一個好的人生一樣的不容易。那些我們習慣地用來頌揚死人的兩大厚冊傳記，寫出這些書的文匠們根本就不了解他們，里面盡是一大堆未經消化的材料、亂七八糟的文體、乏味冗長的頌詞以及沒有剪裁的手法。缺乏超然的態度與周詳的布局，這些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它們真像是我們習見的辦殮儀館的隨從，而其緩慢且帶有嚴肅葬禮的粗鄙神情也正相同，因此不免令人聯想到，其中有些作品可能是出自辦殯儀館者的手筆，算作是他們料理死人的最後一件事。”就這樣斯特雷奇埋葬了英國的舊傳記傳統，使其永不得翻身。接著他在序言中建設性地提出了新傳記的三大信條：
一是“清晰簡潔”（Clean Brevity）——去掉所有多余的東西，而不遺漏重要的東西。
二是保持他自己的“自由精神”（Freedom of Spirit）。
三是“不偏不倚地追求真實”（Dispassionate Truth）——傳記家的任務并不在于恭維或拍馬屁，而是在他所了解的范圍內，把整個事實的真相表露出來。
這三大信條差不多變成了日後新派傳記的寫作準則。至于斯特雷奇本人的靈感源泉，則是來自法國19世紀的批評大師聖伯夫（Sainte-Beuve），在他寫作《顯赫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一書的過程中，他始終忠實地遵循聖伯夫說過的一句話：“我既不強詞奪理，也不略去隱私，我只是揭發。”聖伯夫不僅是西方亞里士多德之後最重要的一位文學批評大師，同時也是一位短篇傳記的先驅，他的七大卷《文人畫像》是法國偉大傳記文學傳統中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在《高乃依畫像》一文中，聖伯夫曾說過一段很重要的話：“就文學批評與文學史而言，在所有的閱讀中，我覺得讀好的名人傳記似乎最有益、最有趣，而且也最能增長見聞。當然那些膚淺、枯燥、浮夸與虛偽的傳記，我們是不應當為他們浪費時間的。我所謂的好傳記是指那些能把握住主人翁的內心，不放開他，從各方面去審察他，使他復活，使他的坐立談吐宛如活生生的人，使其家居及日常生活都給我們看穿，然後從各方面讓他與這塊大地和真實的存在以及日常的起居生活發生密切的關系。總之，要把他們賴以存在的真實的生活基礎，整個地顯露出來。”說也奇怪，當時的聖伯夫心目中，最好的傳記不是在法國，而是在英國，他曾因為法國未能產生像《約翰遜傳》這樣杰出的傳記而深感遺憾。聖伯夫和斯特雷奇都是受外國長處的刺激，而努力為本國建立新的傳統，一般而言崇洋有百害而無一利，唯獨這種迎頭趕上式的崇洋，可能是唯一值得贊揚的崇洋方式。另一類似的例子是伏爾泰因為受英國政治思想的影響，而在法國播下了大革命的種子。
斯特雷奇在長篇、中篇、短篇傳記都留下了不朽的杰作，《維多利亞女王傳》是他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傳記，也是他的作品中唯一有中文譯本的書，斯特雷奇之前，傳記文匠們一寫到帝王將相之類的人物，不是把他們過分神話，就是把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使他們看起來像是漫畫式的人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但斯特雷奇打破傳統的格局，他描寫維多利亞女王并不是把她當女王看，而是把她當一個“人”來描寫，他把當時革命性的心理分析方法運用到這些過去拒絕讓人家做任何分析的人物上去。他用驚人的坦白、強烈的好奇以及惡意的歡愉，把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的面具一一揭開來，他這種做法，不啻是預示了一個傳記的民主時代的來臨。一個傳記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使歷史名人流傳下去，而是使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經他們的刻畫後，獲得不朽的歷史生命；正如達·芬奇畫筆下一個平凡的女性——蒙娜麗莎，比其他任何畫家畫筆下的帝王將相，更具藝術的價值與歷史的生命。在這一方面斯特雷奇也有他的貢獻，他的短篇傳記如《小人物畫像》（Portraits in Miniatare），就曾使不少小人物復活，有很多讀者喜愛他的短篇傳記更甚于他的長篇傳記。在這本書里，我們選了兩篇他的短篇傳記——一是寫他的傳記前輩鮑斯威爾，一是寫歷史學家吉本，前者被他用來作為悲劇的代表，後者被他用來作為幸福人物的代表，由此可以略窺斯特雷奇寫短篇傳記的手法。夏志清先生在他的《文學雜談》里，特別推崇當代文評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所寫的《斯特雷奇》一文，嚴格地說，這篇東西并不是傳記，而是文學批評，威爾遜雖然在普林斯頓大學講過學，但并沒有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但他是當代美國最博學的文學批評家之一，差不多所有20世紀的重要作家，他都著文論評過，現代的英美大學可能再也培養不出像威爾遜這樣的博學之士，如果有心人，能夠把他與另一位學院派文評大家魏烈克（Rene Wellek）的著作介紹過來，也許對建立獨立客觀的文學批評會多少有點幫助。至于要了解斯特雷奇的一生，最好是看1971年霍羅德（Michael Holroyd）花了六年的時間寫成的《斯特雷奇傳》，斯特雷奇是個害羞而孤僻的人，除了《布魯姆斯貝利文人團體》（Bropmsbury Group）的那些作家朋友外，他的交游并不廣，除了寫作方面的成就外，他的一生并不算多姿多彩，然而霍羅德卻用三倍于《維多利亞女王傳》的篇幅來詳述斯氏的一生，一向極力主張傳記要“簡潔”的斯特雷奇，地下有知，一定會遺憾別人給他寫了這么一部又臭又長的傳記，自從最近幾年來科學的因素滲透到傳記文學的天地後，那些教授傳記家們又在競相出版兩巨冊的傳記，面對這股時代的潮流，如果斯特雷奇還活著的話，可能會挺身而出，促成傳記文學的第二次革命，為了維護傳記的藝術生命，把科學的因素趕出傳記的園地。
傳記文學雖然從不缺乏熱心的讀者，但很少被嚴肅地討論過，也許在約翰遜博士主持的文學俱樂部里曾一度討論過，因為他留下不少有關傳記的名言，例如，“每個人的一生，最好是由他自己來寫。”但是對傳記文學作比較詳細、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的還是《布魯姆斯貝利文人團體》，他們的主要成員有維吉尼亞·伍爾莢夫婦、斯特雷奇、福斯特、凱恩斯、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及羅杰斯·弗萊（Roger Fry），結果除了斯特雷奇成為專業的傳記家外，其他人也差不多都有傳記方面的杰作產生，雖然傳記只是他們的業余興趣而已。歷史上第一次在大學里開傳記講座，大概是1928年法國傳記作家莫洛亞，在劍橋三一學院所舉行的克拉克講座。他把六次演講講稿收集起來，寫成一本書叫《傳記文學面面觀》，此書與另一位傳記作家哈羅德·尼可森（Harold Nicolson）的《英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以及《亨利·詹姆斯傳》的作者李昂·愛德爾（Leon Edel）的《文學的傳記》是20世紀比較重要的傳記理論著作。莫洛亞不僅是當代最重要的傳記理論家，而且也是當代最多產的傳記作家。他雖然是法國人，但他最推崇的傳記家不是聖伯夫，而是異國的斯特雷奇，他說：“試讀一頁維多利亞時代的傳記，然而再讀一頁斯特雷奇的作品，你將會立刻發覺到，擺在你面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傳記作品。維多利亞代的傳記作品，即使結構相當完美——例如，特弗萊恩（Trevelyan）或洛克哈特（Lockhart）的，充其量也不過是一部歷史文獻；而一部斯特雷奇的傳記，最大的特點卻在于它是一件藝術品。無疑的，斯特雷奇同時也是一位精確的歷史學家，但是他有能力用完美的藝術形式把他的歷史題材表現出來，對他而言，這種藝術形式的達成是他的首要目標。”
莫洛亞認為一位誠實的現代傳記作家，首先應該拋棄維多利亞時代傳記文匠的腐朽觀念：“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國王，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或一位偉大的作家，在他名字的四周，業已有了一團神話存在，而我想去描寫的正是建立在這些神話上。”然後建立一種科學的懷疑精神：“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人，我手中握有一些有關他的歷史文件，一些有關他的證據，而我想去描寫的是一幅真實的畫像，目前我不知道這幅畫像會變成怎么樣，在我未完成這幅畫像之前，我也不想知道他到底會變成怎樣，我準備去接受在描繪他的漫長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新的啟發，同時在寫作的過程中一旦我發現了一些新的事實，我將會馬上把他修正過來。”最後用一種能引人興趣的藝術手法去完成這幅畫像。
莫洛亞認為現代傳記文學有三大特色：
一是勇敢地探索真實，拒絕接受任何對真實的歪曲。
二是強調人格的復雜性。這主要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羅斯特的小說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響，同時也與現代人的喜歡自我分析的趨向有關。
三是強調現代人內J心的沖突、不安與懷疑。尼可拉森說“現代傳記最關懷的事，不是肯定的安慰而是懷疑。”我們是生在一個懷疑的時代，因此我們樂意在偉人的傳記中，發現他們已有他們的懷疑、沖突與不安，但他們終于超越了它們，而獲得了某些成就。
莫洛亞這位現代傳記文學的亞聖，他的中篇傳記（《伏爾泰傳》、《雪萊傳》、《狄更斯傳》等）差不多已有了中譯本，但他的長篇巨著及短篇傳記，都沒有介紹過來，在此我們選了《維多利亞女王》、《赫胥黎》及《勞倫斯》三篇，以略窺他的短篇傳記的寫作技巧。
如果說斯特雷奇是20世紀傳記作家中的散文家，莫洛亞是20世紀傳記作家中的小說家，那么德國的魯特維克便是20世紀傳記作家中的戲劇家。他雖然是猶太後裔，但他的崇拜偶像并不是摩西，而是歌德，他信仰的不是猶太教，而是泛神論的人文主義，其他民族的天才人物，多半是深深地植根于他們自己本國的傳統，但浪跡世界各地的猶太民族所產生的天才人物，則必須首先擺脫猶太傳統的羈束，才能成為世界性的人物，魯特維克、莫洛亞、托瑪斯·曼都是比較顯著的例子。
魯特維克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傳記作家，直到40歲才寫出了他的第一部傳記作品，但此後他每年都有新著出來，因此他也是傳記的多產作家之一。因為他寫傳記的對象，主要是政治家與獨裁者，因此他的聲譽紅得很快，但也降得很快，在傳記文學上，政治家與軍人歷史生命總是最短的（拿破侖與狄斯累利除外），所以魯氏的作品現在只有《歌德傳》、《拿破侖傳》及《人之子》比較有人看外，其余的差不多已被打人歷史的冷宮。
在傳記方面，魯特維克師承普魯塔克及《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萊爾，在他心目中所謂最偉大的人，就是能夠把他自己的能力發展到巔峰狀態的人；另外就是那些能把他的個性深深地滲透到其他人的生命里面去的人。在描寫這類偉人方面，羅曼·羅蘭的成就反而在魯特維克之上，不過羅曼·羅蘭的傳記是精神的傳記，而非歷史的傳記，因此很少有人把他當作純粹的傳記作家。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對整個現代文學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對現代傳記文學的影響亦頗大，在斯特雷奇發動傳記革命時，心理分析學曾助過他一臂之力，但後來心理分析喧賓奪主，有一度心理分析傳記甚為風行，對于這一股傳記歪風，魯特維克提出了他的反潮流的看法：“我從未走上心理分析之路，因為我覺得心理分析常以它們系統化的理論把生命多姿多彩的豐富性弄得黯然失色，它們常常把生命弄成無聊的虛構物。”正如魯特維克所預言，後來的心理分析傳記都變成了無聊的虛構物，都被時代潮流沖走了，唯一的一部傳世之作，大概是瓊斯所寫的《弗洛伊德的生活與工作》。因為他是這位心理分析先師多年的知己之交，他能靈活地運用與處理弗氏留給他的龐大資料，同時因為心理分析學說中，有不少心理情結（Psycholagical Complex）是猶太中產階級所獨有的，因此只有像弗洛伊德這種出身猶太中產階級的人，才適合用心理分析的手法去為他寫傳記。
我個人覺得一個傳記家，對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必須要有起碼的認識，利用心理分析學，而不應該被心理分析學所利用。總之，傳記家與心理分析學之間最好維持柏拉圖式的關系，把它當作精神上的朋友，偶爾參考它，但不必與它結合在一起。
以上是對傳記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幾個代表性人物的簡單介紹，事實上對傳記有貢獻的人，絕不只以上這些人。在小說、詩、散文、戲劇各方面，20世紀的成就可能比不上19世紀，唯獨在傳記文學上，不管是質與量，無疑是遙遙領先19世紀，世界上現存的比較有價值的傳記文學，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寫成于1900年之後。在美國的書店里，傳記已成為獨立的分類，其陣容及暢銷程度遠比小說、詩、散文、戲劇各部門為大，在非小說類的暢銷書中，傳記往往占相當大的比例（大約20％到30％），這些暢銷傳記只有極少數是有文學與藝術價值（如《羅素自傳》和《魯賓斯坦自傳》等），其他大部分都是曇花一現的新聞傳記（例如水門案件幾個主犯所寫的自傳和《基辛格傳》、《肯尼迪自傳》等）。我們翻譯界最大的毛病之一，是不愿動手去翻譯業已成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的偉大傳記——《約翰遜傳》、《顯赫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父與子》（Edmund Gosse著）等，而總是把精力浪費在那些不久就會被時代潮流沖走的新聞傳記上，《約翰遜傳》可以每十年看一次，而且會愈看愈有味，但《基辛格傳》，十年之後，大概不會有人再問津，除了那些學國際關系史的博士候選人外。傳記雖然有通俗的力量、廣大的讀者、票房的價值，但是在嚴肅的學術園地里，它是沒有地位的，雖然莫洛亞、尼可拉森與愛德爾成名之後，均曾在大學里開過“傳記講座”，但到現在為止一般大學還是沒有開“傳記文學”這門課，美國如此，中國（包括香港、臺灣）亦然。這種現象，對傳記文學的發展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傳記的寫作不會被學院所僵化，壞處是無法樹立起一套嚴正而有深度的“傳記評論”，不過因為現在從事傳記寫作最多的還是那些大學教授們，因此傳記與學術的關系也不如我們想象中那么薄。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以詩的傳統最為雄厚，杰出的詩人與詩，差不多代代都有；其次是散文或論文，這方面的名家各代都有一些；小說與戲劇雖然沒有連綿不斷的傳統，但至少有過一段黃金時代及一些不朽的名著產生；但是在傳記文學方面，自司馬遷以後，既無傳記名家出現，亦無長篇的傳記杰作出現，因此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傳記變成了最弱的一環，或許是我個人的孤陋寡聞，我還未聽過有不朽的長篇傳記出現過。當斯特雷奇在西方引起傳記革命的同時，中國的“五四”的播種者——梁啟超，及五四的健將——胡適也在中國的大地上提倡傳記的寫作。梁啟超寫了不少短篇傳記及幾部中篇傳記，梁啟超寫傳記的手法不像斯特雷奇，而比較接近羅曼·羅蘭，他寫的是精神的傳記而非歷史的傳記，他寫傳記的目的不在諷刺，而是在激發革命的感情，最近重讀他的《羅蘭夫人傳》，其感人肺腑的力量并不下于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讀它時的感受。梁任公對羅蘭夫人的一生相信不會了解的太多，但他所企求的是藝術上的真理，而非拘泥于歷史的真理，他這一篇東西不是歷史文獻，而是一篇藝術杰作。但他的中篇傳記似乎沒有他的短篇傳記那么富于藝術價值。至于胡適，他雖然經常勸朋友寫傳記，但他自己則僅留下了一本薄薄的《四十自述》，此書的價值與他的《嘗試集》一樣，只有開風氣之先的貢獻，此外則別無價值，在胡適的老朋友中，只有蔣夢麟的《西潮》是頗為可讀的一本自傳。自從斯特雷奇開現代傳記的新潮之後，西方傳記文學的進步是非常可觀的；但在中國，自從梁啟超與胡適提倡寫傳記之後，我們的傳記文學的進步是非常可憐的，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半世紀以來我們沒有留下幾部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傳記作品，在思想與觀念上，我們的傳記寫作，仍然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階段，虛偽、浮夸、膚淺的東西，仍然充斥于我們所謂的“傳記文學”上；在人性的觀念上，我們仍然停留在“君子”與“小人”二分法的階段，事實上人不可能永遠是君子，也不可能永遠是小人，人的內心經常在進行著“君子”與“小人”之爭，也就是柏拉圖所謂的黑馬與白馬之爭。我們的傳記很少能夠把人的復雜性作充分的表露。寫傳記的人往往對現代心理學的發展缺乏起碼的知識，很多人寫傳記的目的只是在恭維或拍馬屁，而不是留下一幅真實的畫像。過去在中國，也許是想出國的關系，很喜歡讀一些留美學人的自述傳，來到美國後，才知道這些自述傳有很多是自吹自擂的產物，例如，有一位學人，在國外教的是相當于小學程度的中文，外國人根本不會請他教音樂，因為他與現代音樂的潮流已經完全脫節，但在國內他以大音樂家的姿態出現，販賣的是四十年前的老東西；與此相反的典型是“五四”時代的王光祈，他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以他的才氣與能力要做大官是輕而易舉之事，他卻孤苦伶仃地跑到德國的圖書館默默地做大事——為整理中國的音樂遺產及介紹最新的西洋音樂潮流而奉獻，像這種有真才實學、苦干實干的杰出學者，我們應該為他寫出傳記，因此當我獲悉最近有人已經寫出了《王光祈的一生》時，特別感到高興，雖然我還未讀到此書。事實上，在美國我所見到的有深度的學人如周文中、盧飛白、夏志清諸先生，都是默默地在耕耘的人，他們沒有工夫去做自吹自擂的宣傳工作，從事傳記的工作者應該為這些被新聞記者所忽略掉的人物畫像。
雖然我們的社會，在經濟上似乎是在起飛的狀態中，但在文化上還是相當落後的，我們還沒有辦法讓嚴肅的職業作家能單靠他的筆桿就可以過活，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要產生優秀的長篇傳記作家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因為一部好的長篇傳記通常都要五年以上的全力以赴，才能完成。但是短篇傳記的發展則不受這種經濟條件的限制，只要他對傳記的寫作有相當的認識，對所傳人物有相當的研究，在寫作時能把握“真實”、“獨立”、“客觀”、“簡潔”的原則，對所傳人物的心靈做真實的描繪，那么他只要利用業余的時間，一年之內應該至少可以寫出一篇以上的精彩的短篇傳記。如果大部分的大學生，能在四年之內，努力追蹤他本行的“文學情人”、“哲學情人”、“音樂情人”、“科學情人”等其他各行各業的杰出人物，然後兩年的收集資料，兩年的實際寫作，相信可以完成一篇不錯的精神情人的傳記。這本大師、名人傳記文學選集的目的，就是給對這方面有志趣的青年朋友們，做一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式的參考。
過去史懷澤的“尊重生命”的精神、羅素的“懷疑精神”對我個人頗有影響；在國外，在1970年親臨了大提琴家卡薩爾斯的音樂會後，卡薩爾斯“不妥協的精神”給我相當大的沖擊，他是繼堂·吉訶德之後，具有最濃厚的西班牙民族精神的人物，雖然他最後三分之一的生命是被迫在異鄉渡過。但只要卡薩爾斯到哪兒，哪兒便會彌漫著理想主義的氣氛，便會展現出一片純潔的藝術天地；相反，獨裁者弗朗哥到哪兒，哪兒便會有暴力與壓迫出現，千年之後，人們之所以還知道有弗朗哥此人，將是因為卡薩爾斯曾經反抗過他的緣故。對飄零異國的中國人，卡薩爾斯一生的行誼是很值得深思的，雖然已經有一部精彩的《卡薩爾斯自述傳》（《白鳥之歌》），但我仍然希望有機會在五年內為他寫一部精神傳記。本書的譯稿完成，適逢他逝世周年紀念日（10月22日），希望他在天之靈已經回到他心愛的故鄉——卡塔洛尼亞。
（林衡哲）

譯序
第一輯 宗教家
超凡入聖的佛教始祖——釋迦牟尼
大眾聖徒——聖方濟各
第二輯 哲學家
英國哲學家——培根
法國大革命的啟蒙者——伏爾泰
英國哲人——邊沁
實在論大師——懷特海自傳
哲學天才——維特根斯坦
第三輯 小說家
法國小說家——紀德
荒謬的存在主義者——加繆印象記
英國小說大師——勞倫斯
意識流小說的先驅——維吉尼亞·伍爾芙
博學的小說家——奧爾德斯·赫胥黎
第四輯 詩人
印度詩聖——泰戈爾
熱愛大自然的詩哲——梭羅
第五輯 音樂家
怪人——瓦格納
終生獨身的音樂家——勃拉姆斯
第六輯 畫家
第一位現代化的人——達·芬奇
大畫家——倫勃朗的塑像
第七輯 歷史學家
《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本
《人類的故事》的作者——房龍
第八輯 科學家
胰島素的發現者——班廷爵士
第九輯 杰出女性的塑像
戰地天使——南丁格爾
大英帝國的統治者——維多利亞女王
第十輯 傳記文學家
《約翰遜傳》的作者——詹姆斯·鮑斯威爾
新傳記的鼻祖——斯特雷奇

佛教在歷史上比之任何其他宗教都有更多的信徒，迄今仍有為數四億以上的佛教徒，而釋迦牟尼佛像之普遍，也足以和任何其他藝術品相媲美，但是西方人有多少人了解釋迦牟尼的一切，以及他對人生問題的看法呢？
畫家和雕刻家們都慣于把釋迦牟尼描塑成富富泰泰的樣子，看起來營養之好，各方面之滿足，簡直不像一個聖人。我們總期望聖人們在追尋內心的光輝時必然經過一番生死掙扎，其實不單我們，連釋迦牟尼的朋友們，和那些他第一次傳道的門徒們也都這么想。這種經由苦難折磨而獲得心靈解脫的觀念，早在耶穌之前五百年的釋迦牟尼時代，就很盛行了。
在那時候，年輕人常常因為被世俗的罪惡所困擾折磨，而把私人事情料理結束後，便向親友道別，去到森林里，用他們唯一的財產木缽去乞食充饑，他們認為自制克己加上嚴格的肉體磨練，將會使他們獲得那靈光一閃的時刻，而驟然獲知整個宇宙的奧秘。
釋迦——也許稱他的族名喬達摩（Gautama）更適當些——所做的第一件改革，就是他這樣試過之後認定這是一種愚蠢的做法。據說他是某小國的王子，二十九歲，已婚，生有一子。有一天半夜里，他沒有向任何人交代過一個字，就獨自走了出去。這對他而言，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他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看夢中的妻、子，但還是毅然走了。他的意志像鋼鐵一樣堅強，終于使他由一國的王子變成苦行者的王子，他的名聲也“像掛在天空中的大鑼般發出聲音”響了起來。
他起先原有五個同伴，但是他們都深深為他那天賦超人的熱誠勤勉所動，以致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坐在那兒守望著他。經過六年嚴格的自制之後，他已經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有一天他突然感到一陣很厲害的疼痛，痛得使他昏了過去。等他醒轉過來時，他就決定：為了要揭開宇宙的奧秘，必須在苦行的自制和縱欲之間采取一個折中的辦法。他這個想法在印度的宗教文化里是具有革命性的。釋迦牟尼的那些朋友認為他變節而和他絕交，于是他必須獨力去尋找那無上的智慧了。
釋迦牟尼的所謂折中辦法，以西方道德和飲食的觀點看來，那還是夠壯烈的了。他的簡樸是絕對的，他唯一的大餐是在中午吃的，也只有咖喱飯，而且這一餐吃過之後，再也沒吃什么干飯之類的東西，頂多晚餐吃一點稀飯。他就靠這個吃胖起來，不但成為一個健康的聖人，而且也成為一個極有心智耐力的斗士。據說蘇格拉底曾站在門廊上思索了一夜，釋迦牟尼也有過類似的經驗，不過他懂得坐著去想。
釋迦牟尼坐在某種菩提樹或無花果下思索，這種樹後來被稱為“智光樹”（Tree of Enlightment and Wisdom），即錫蘭的菩樹（BoFree）。那棵樹後來用它自己的種子，一代一代傳了下去，至今在菩提伽耶（Buddh Gaya）還可以看到。他下定決心除非到領悟禪機絕不站起來，于是在人出神狀態的那一剎那，他可以清澈地看到主宰生命奧秘的一連串精密的因果關系，他也可以清澈地看到超升到極樂世界的大道。
凡是經歷過同樣做法的人，都會禁不住相信這種奇妙的經驗。于是他毫不猶豫地宣稱他自己不但是“靈智”（The Enliytened One）的釋迦牟尼，也是“完美”（The Perfect One）的佛（Tathagata），筆直走向和他絕交的那五位隱士去。這時他們還在貝拿勒斯（Benares）的鹿園里挨餓著；看到他回來時，他們都說：“我們不可對這位轉向放縱之途的叛徒表示半點敬意。”可是當寶光閃閃的釋迦牟尼走近時，他們仍然沖出去接他，還以兄弟稱之。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的眼中竟沒有半點勝利者的驕傲。他答道：“哦，隱士們，你們不可稱呼佛為兄弟，佛是神聖超凡的。”
然後釋迦牟尼就布了一道，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富紀念性的一次布道。和耶穌的《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一樣，他也簡明地勾畫出一個生命的新輪廓。這兩位聖人對生命的問題，雖在思想信仰上截然不同，但其解救之道卻無比相似。只是釋迦牟尼的教義比較悲觀，他一開始就假定生命通常都充滿苦難。也許是久被貧病所困的關系，東印度人認為把生命視為一種受苦是很自然的事。假如我們也像他們那樣相信那單調的再生輪回，也許我們就會發現生命并不如我們所想的那樣令人振奮了。
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的發現，即認為無知是人生困苦的根源，人們總是想辦法去滿足那個我們所謂的自我，但是實際上根本沒有自我的存在，所以我們必須放棄這種癡念，以及隨之而來的愚昧期望。他還特別指出所謂愚昧的期望就是“滿足情欲的期望、對未來生活的欲望，以及對此生功成名就的愿望”。我們必須去除迷信，使心靈得以解放，并且經由意志的嚴格鍛煉，以及用愛心去學習、去與世界相交融，而成為其中謙虛而無雜念的一部分。能如此則自見心靈的寧靜和完美的幸福。他稱這種理想的境界為“涅槃”（Ninrana），這是一種表現于釋迦牟尼佛像上的那種心靈狀態——神聖但不超越自然的安詳，不是一種毀滅的寂靜，而是因為了解而獲得的解脫。
這時，釋迦牟尼正全神貫注地致力于為必死的人類尋找一條脫出苦痛而入神聖的道路，他所說的八條得救之道，雖然條條都清晰流暢，但沒有一條是容易走的。不過如果把它們改寫成下面的八行字，大概也不為過，因為“福祉和如何獲得福祉”是他的中心教義：
有知識、而且又免于妄想和迷信的人是有福的人。
能以親切、坦然而又真誠的態度把所知說出來的人是有福的人。
行為寬和、誠實而又純潔的人是有福的人。
不因謀自己的生活而傷害或危及生物的人是有福的人。
能去除邪念、驕縱和偽善，而代之以愛、憐憫與同情的人是有福的人。
你如能盡一切所能去自我鍛煉、自我克制，你便是有福的人。
你如能以上述方法突破自我的牢籠，福必無窮。
能因思索現世界、現人生最深刻、最真切的問題而自得其樂者，是有福的人。
雖然釋迦牟尼從不提到神，但他深信那種只有公正無私、至高無上的神祗才定得出來的道德規范。他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管你的精神和肉體怎樣做法，你總逃不了道德律的約束。此外，于取消三牲祭品和祭祀儀式而代以對現實的全神思索之外，釋迦牟尼也多少走向自禱的方向上去，他的打坐人定雖然不是禱告，卻是一種常常為人所祈求的境界——解脫（Resig-nation）。
釋迦牟尼佛教的成功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它那不靠武力的寬容性，我們不曾見過有什么佛教的教條，而且至今也不曾聽過有佛教徒因叛教而遭迫害的事。最令人想不到的，該是釋迦牟尼對個人的自證和體驗的尊重，他認為我們不只要努力尋出自救之道，而且也必須思索出自己的信念來，他說：“不要因為別人示你以先哲的證詞，你就去相信它；也不要因為教師或教士之類的權威之言，便去相信它；而應以你的經驗，加以詳細透徹的考察。凡是能與你所持的道理相符，而又對你自己和其他生物有利的，你就把它視為真理而終生奉行不渝。”
這些話使那些神聖但又強健的釋迦牟尼佛像，于高貴、沉靜的寶像之外，平添上幾分西方的、現代的意義。他所說的這些事情，經過二千五百年來人們圍繞著知識的根源、眾說紛紜的滔滔雄辯，仍然沒有任何人敢斥之為無稽愚昧。
有一件事也許比他的智慧還要偉大，那就是他所立下的一種在西方只有基督才能過的生活典范。到他八十高齡圓寂為止，一共四十五年的時間，這位集意志與智慧于一身的天才，都是起居生活于恒河的河谷之內，黎明即起，一天步行十五至二十里路，把他所發現的極樂之路，不分等級貴賤，義務傳授給所有的人，他不是一個鼓動民眾的人，所以從來不受他所反對的傳教士或任何統治者干擾，他的名聲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受愛戴，所以每當他到達一個地方，就有一大群人跑來，把鮮花鋪滿在道路上迎接他。他真正的目標就是要為現世的高貴幸福的生活和死亡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并且以之傳授給大眾。這方面他成功了。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