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咫尺間（簡體書）

李喬編著的《今古咫尺間》里所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寫的，時間跨度達二十多年。我曾清夜默思，在我求知識、長身體的時候，遇上了“文革”，結果弄得滿腦子愚昧，還落下贏弱的體質，我嘆息生不逢時。但我又慶幸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我又感嘆生正逢時。若不是趕上改革開放的寬松環境，若不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我是寫不出這些文章的，寫了也發表不出去。《今古咫尺間》，是我這二十多年來精神軌跡的一點記錄，同時也記下了一點時代風云。雖是敝帚，亦自珍之。

李喬編著的《今古咫尺間》的文章，內容駁雜，頗難歸類，勉強分了四類，每類里還是駁雜。隨筆古來屬于雜學。雜而不專，向來老儒睥睨，譏為齊東野語。但也有學人高看雜學隨筆，說是上承諸子私乘，隨心言說，汪洋恣肆，其實不得了。浙東史學有一個傳統，不尊正宗官史為聖物，而是尚博覽，頗看重野史雜記。周氏兄弟好雜覽，喜雜學，重野史，便與此鄉邦學術風氣的熏染有關。這都讓我對雜學隨筆產生了敬意，也成了我寫隨筆的一個動力。

我平生寫文章，分兩類，一是學術著述，二是文史隨筆。前者只有零星成績，隨筆則寫了不少。我這些隨筆，常常援古證今，今古雜糅，大都貫穿著一個思路：視古今為一脈，把今古綜合來看。我看出，今古的距離實在不遠，用雅馴一點的話說，就是：“今古咫尺間”。
我自認，“今古咫尺間”可算是我的一個史觀，是我對歷史與現實之間關系的一個看法。我觀察到，古人與今人，古事與今事，其實似遠而實近，它們之間有太多的相像，有時簡直就是一個樣。今人是古人的延伸，有時也像是古人的影子。現代人，從一定意義上說，其實都是生活在歷史當中的：或是身上帶著歷史的基因和殘物，或是干脆就延續著舊的歷史，或是在揚棄舊史的基礎上創造新史。古月照今塵，今月照古人，今古確在咫尺之間。
我形成“今古咫尺間”這個思路，與先哲的啟發大有關系，特別是因受了魯迅先生的影響。先生著文，經常援古證今，借古喻今，而且常古人、今人一并論及，有時干脆就說“我們古今人”如何如何。我感覺，在魯迅心目中，古今的距離是非常之近的。
試看魯迅的兩段話：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四》）
現在官廳拷問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遺下的方法，或則是古今英雄，所見略同。（《偽自由書·電的利弊》）
在魯迅看來，“我們古今人”相似或相同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民國就像是宋末明末，酷刑更是古今一脈相傳，真仿佛今古就在咫尺之間。
魯迅先生談古，為的是解決現世問題，他說過：“發思古之幽情，往往為了現在”。戲劇看客動輒“替古人擔憂”，魯迅則是“替今人擔憂”，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擔憂。我追摹先生，寫歷史隨筆時，心里也總是裝著一個“今”字。因今而思古，談古為論今。
不僅是魯迅，我觀察，從古以來的許多大學者，都總是把古今融在一起觀察和思考。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光的為資治而寫通鑒，陳寅恪先生以寫《柳如是別傳》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垣先生以寫《通鑒胡注表微》傳播抗日思想……他們的“發思古之幽情”，都離不開解決當世問題。他們學問大，但都不做死學問，他們的學問與天下興亡大有關聯。我是歷史系畢業的，讀過不少史書，也熟悉中國有名的史學家的事跡，我推崇兩司馬和二陳這樣的把天下興亡裝在心里的史學家，我覺得這才是對中華民族有大用的史學家。我寫歷史隨筆，常常想到這些偉大史家。他們的學問，是高山，我只能仰視，但他們關注天下興亡的情懷，論說天下利病的眼光和方法，我可以學習。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魯迅先生引古書，說古事，把游蕩在現世的咕老幽靈捉出來給人們看，其立意是為挖掉封建老根，為改造愚弱的國民性，為使我們民族的思想園地成為一片凈土。我覺得，魯迅的這種立意和法子，今天還用得著，因為，封建遺毒還在。
關于清除封建遺毒問題，小平同志有不少論述，他說：“搞終身制，老當第一書記，誰敢提意見。中國封建主義很厲害，這個問題不解決，就要把人推向反面。”又說：“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i甚至包括干部終身制。”（《鄧小平年譜》）例證是極多的，舉不勝舉。廬山會議後，一個愛搞個人獨裁的河南某縣第一書記說：“馬列主義必須加兩分秦始皇才能治縣……某些人對第一書記制度不滿意也不中。”一個縣委委員又發揮說：“只有馬列主義與秦始皇手段相結合，才能實行合理獨裁。”當我在一份雜志上看到這條史料後，腦中油然現出了幾個字：“縣級秦始皇”。到了十年動亂時期，封建遺毒就更是大發作了。
封建的東西，在我國，韌性是極強的，剪不斷，理還亂，糾結一團，至今不絕。馬克思曾感嘆，“中國真是活的化石”。這話是說清代的中國不長進。話說得有點尖銳，但對我們認識中國社會進步的艱難性，認識封建主義那一套的頑固性，確有啟發意義。魯迅所說的“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實際與馬克思的觀察大體相同。這就需要韌性的戰斗。我寫隨筆，常常想起魯迅挖封建老根的韌性，以及他的戰法。
桐城派姚鼐提出，著文要義理、考據、辭章三位一體，曾國藩加了一個經濟（經邦濟世的古今知識），成為四位一體。這大意是說，寫文章要有思想，材料要準確，文字要美，還要有經世的心胸和內容。這幾條，我很是認可，覺得可以作為著文的守則，衡文的標準。我寫隨筆，心里就常懸著這幾條要求。
義理，當然是須首重的，思想第一。有思想的隨筆最可貴。我辦理論版多年，雖未寫出理論著作，但學到了一，點理論知識，這對提高隨筆的思想性有一點用處。我多少懂一點考據，這對使用的材料更準確有幫助。洪邁說，他寫《容齋隨筆》，是“意之所之，隨即紀錄”。我卻并不那么隨意，我用的材料，都是要盡力查考準確的。把文字做美，實在是不容易，古文底子要好，還要有才氣。像魯迅、孫犁、黃裳那樣的雜文隨筆，真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出的。何滿子、錢伯城、王春瑜、李零諸先生的隨筆文字，也是天下不易得。我受先生們文字魅力的吸引和激勵，常生模仿的念頭，但卻總是學不像，常廢然而嘆。
寫有思想性的隨筆，必要有經世的心胸。曾國藩“經世致用”的觀念，對成就他的文學名聲和謀國事功起了很大作用，對後世的志士仁人也有很大影響。自謂“獨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澤東，其文章具有強烈的經世性，大抵就與從曾國藩到梁啟超的文章風格的影響有關系。魯迅的以筆為刀也與曾氏的經世主張相通。《曾國藩家書》雖是平常家信，卻溢滿經世的心思，思想性、知識性兼具，實際也是一篇篇隨筆。我是個報人，職業使我天然地關心世事時勢，天然地具有為文經世的本色。這成了我好寫隨筆且重視隨筆的思想性的一個原因，也是一個動力。
這本書里的文章，內容駁雜，頗難歸類，勉強分了四類，每類里還是駁雜。隨筆古來屬于雜學。雜而不專，向來老儒睥睨，譏為齊東野語。但也有學人高看雜學隨筆，說是上承諸子私乘，隨心言說，汪洋恣肆，其實不得了。浙東史學有一個傳統，不尊正宗官史為聖物，而是尚博覽，頗看重野史雜記。周氏兄弟好雜覽，喜雜學，重野史，便與此鄉邦學術風氣的熏染有關。這都讓我對雜學隨筆產生了敬意，也成了我寫隨筆的一個動力。
其實，我原本也有喜雜覽的癖好，特別是喜讀有關社會萬象的雜書。我對古今社會的許多現象有強烈的追問謎底的興趣，尤其是對那些曾經影響了我們民族和國家命運當然也包括我個人命運的一切事情感興趣，我總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為什么會是那樣。這就要去讀雜七雜八的書，思考各式各樣的問題，讀了，想了，便有些心得，便寫出了這些隨筆。
這本書里所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寫的，時間跨度達二十多年。我曾清夜默思，在我求知識、長身體的時候，遇上了“文革”，結果弄得滿腦子愚昧，還落下贏弱的體質，我嘆息生不逢時。但我又慶幸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我又感嘆生正逢時。若不是趕上改革開放的寬松環境，若不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我是寫不出這些文章的，寫了也發表不出去。這本書，是我這二十多年來精神軌跡的一點記錄，同時也記下了一點時代風云。雖是敝帚，亦自珍之。
是為自序。
李喬
2011年8月29日

自序
一、王朝側影
皇帝的自我批評
坑儒辨’
荊軻與“兩個凡是”
唐太宗曾言魏征“嫵媚”
阿Q與朱元璋
“筆挾風霜”的《點將錄》
寫入青史總斷腸
奏章上的“奴才”
清朝人的官訣
也說曾國藩的可怕
韓家潭的帽影鞭絲——清代官吏病態生活一瞥
官場流行《官場現形記》
“屢敗屢戰”發微
一個紹興師爺的貧富觀
紹興師爺的恐懼
天國遺恨說洪楊
洪秀全的一張“大字報”
“以鄉誼結朋黨”
——蔣介石對曾國藩的一點繼承
二、昨日霜天
軍隊到，文人也到
“日寇給狼牙山五壯士鞠躬”之說可信
一把剪刀運動
不該這樣責難陸川
念茲痛史斷人腸
滿天風雨滿天愁
光明俊偉張將軍
讀滿妹回憶錄雜感
剃頭痛史
八娟九儒十丐——“臭老九”發微
作坊里的斬殺術
瓜葛——阿Q與紅衛兵之關聯考
九千歲
師爺筆法
為一個“迫害狂”診病
“紅底金字”年代的北京孩子
讀史鱗爪
三、蕓窗札記
孔子的“中庸”說與矯枉過正
陳婆雖麻，豆腐未嘗不好吃——從《論語》的一個命題談起
關于“走偏”——談班固的一個思想方法
一分為二·一分為三·合二而一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探源
《谷撒地》的淵源
從“太史公日”到“蕓齋主人日”
細聽易水別離歌
關神的謚號
“新聞總人《夷堅志》”
一故紙堆里覓“新聞”之一
《紅樓夢》里的“新聞”——故紙堆里覓“新聞”之二
“冰弦玉軫播新聞”——故紙堆里覓“新聞”之三
一個“販賣新聞”的人物——故紙堆里覓“新聞”之四
報業史上“政治家型報人”略識
一篇論西路軍文稿的發表
古代日本的“拿來主義”
說“宗吾”
書山亂疊讀《夜語》
“思人風云變態中”——《三平齋夜語二集》讀記
廁中援筆賦《三都》
鐮刀斧頭，還是鐮刀錘頭
關于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鏡問題
四、吾土吾民
民間的“官魂”
夸飾鄉土，非大雅所尚
做“中國人”，不做“鄉曲人”
師法北方之強、燕趙之風
《狂人日記》背後的真史
流言家
清談只宜閑散人——一條清人筆記的注議
惡武俠亂少年心
刺青：刻進肌膚的“水滸氣”
人獸之間一層紙
《論“他媽的”》之余論
魯迅先生的忠告
床頭雜記
大丈夫小札
老王寫故人
《前塵憶》補憶
後記

明初建文帝是個沒坐穩皇帝位子的皇帝，但他勤于政事，也有認錯的雅量。有一次，他上朝晚了，御史上書進諫，話說得很不客氣，但建文帝非但沒有發怒，反而大度地把御史勸諫自己的事宣示天下，讓全國百姓都知道自己的過失。建文帝當時在民間的形象，是個仁厚的皇帝，這或許與他知道認錯有關。
明成祖是個暴虐之君，但也知道有錯自責。對于自己處理過的奏章，他規定必須由六科復查，發現不當，便改正過來，通政司的官員勸他說，這樣會損害天子威信，明成祖卻說：“改而當，何失也？”意思是把錯誤改成正確，又會失去什么呢？明成祖雖然暴虐，但建立過很大的歷史功績，尋其原因，能夠有錯自責，恐怕是其中之一。
正德皇帝是明朝的一個花皇帝，荒淫得很，但臨死前也有自悔之詞。他向守在病榻旁的司禮太監說；“我的病已無藥可醫了，請轉告太後，還是國事重要，多和閣臣們商量吧。過去的事，都是我一個人的錯，與你們這些太監無關。”這個荒淫了一輩子的皇帝，臨死前總算承認了自己有過錯。
清朝，除了乾隆皇帝下過罪己詔，還有好幾個皇帝也下過罪己詔，或是以其他方式自責過。
順治臨終前，下過一個長篇的罪己詔，檢討自己親政十年的過錯，詔文從“朕罪之一”，一直檢討到“朕罪之十四”，嚴肅自責，情詞懇切，被史家認為是一篇奇文。寫作時，先是由翰林起草，每寫完一部分，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進覽。于此可見順治的自責心之切。
嘉慶皇帝是個平庸天子，扮演了清朝從極盛而轉衰的皇帝角色。自蓮教縱橫數省，天下擾攘，為此他自責道：“官逼民反之語，信非謬也。”“予受璽臨軒，適逢此患，實予不德所致。”嘉慶雖然平庸，但自責之語卻還算有些見識。
咸豐皇帝失政失民，引發了太平天國戰事。太平軍建都南京後，咸豐下罪己詔說，由于自己“不能察吏安民”，致成禍亂，對此，自己“寢饋難安”，“再三引咎自責”。雖然他已經知道自己的統治釀成了大禍，但為時晚矣，已然是河潰魚爛，自責又有什么用處呢？
上面所舉的，只是手邊資料中的幾個例子。實際上，中國歷史上肯定不會只有這幾個皇帝認過錯，做過自我批評。我雖然沒有能力把中國歷史上好幾百名皇帝是否做過自我批評都一一統計出來，但我相信，曾經認過錯的皇帝，肯定不會只有上面這幾個。
皇帝認錯，當然不是常態，而且，認錯的皇帝，可能有的是出于真心悔恨，有的則是為了敷衍群臣和百姓，收買人心，還有的可能是迫于某種壓力；那些臨死前才認錯的皇帝，大概就像是俗語所說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臨死前有了些良心發現吧。但不管怎么說，這些皇帝畢竟認錯了，畢竟沒有死不認帳，死不認錯。作為一個口含天憲、乾綱獨斷的皇帝來說，這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中國的君王，最早下罪己詔的，大概是大禹和商湯。《左傳·莊公十一年》上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意思是大禹和商湯有了錯便做自我批評，所以使國家興旺起來。中國歷代的皇帝都是講敬天法祖，效法先王的，所以，禹湯罪己的舉動，成了後世皇帝效法的一個榜樣，而且居然還漸漸形成了一個罪己的傳統。這個傳統自然是軟性的，稀松的，罪不罪己全要看時局的需要和外界的壓力，更要看皇帝個人的“覺悟”和意愿。但不管怎么說，不管這個傳統多么軟性和稀松，有它總比沒它要好，因為它畢竟多少促進了一點皇帝的自我約束。 最後，再點評幾句“自古君王不認錯”這句君王論。這句曲詞，雖然看似不盡全合史實，實際上卻有很大的客觀真理性，更蘊含著批判專制獨裁的意味，因而具有歷史批判的力量，同時也具有道德（政治倫理）批判的力量。這是一條“資治通鑒式”的歷史教訓。俞平伯先生的感嘆，從表面看，與這句曲詞似不相同，實則與之有著同樣的意味。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