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人生紀實(上下)（簡體書）

《朱德人生紀實(套裝上下冊)》內容簡介：朱德出生在四川一個貧苦佃農的家庭。後來進入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不久加入同盟會，參加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活動。後參加辛亥革命中的云南起義、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出國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參加領導南昌起義。隨後，和陳毅又領導發動了湘南起義，進軍井岡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從此，“朱毛”紅軍，名揚天下。1930年至1933年，朱德同志和毛澤東同志、周恩來等一起，領導紅軍五次反“圍剿”，長征，并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擁護毛澤東思想。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是戰場的第一指揮，擁有非常的軍事指揮，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
都說，朱毛不分家，朱德與毛澤東南征北戰，後追隨他打天下，與諸位領袖為伴，大多人皆有浮沉起落糾葛，但與其他領導人不同，朱德在歷史上雖然功勛卓著、職位特殊，但他卻從未使自己處在風口浪尖上，并幾乎是一個沒有爭議處在焦距之外的中心人物，這源自朱德為人低調、樸實，專于軍事，似乎淡化政治，但其實朱德才是真正擁有大政治智慧的人物。
此段話，難以掩飾那麼朱德有怎樣的軍事才能，和怎樣大的政治智慧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是黨中央直屬事業單位，是編輯黨和國家重要文獻、研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門。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職能是：編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及現任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著作，編輯黨和國家及軍隊重要的當代文獻和歷史文獻；撰寫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年譜、傳記及傳記性作品，研究他們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收集國內外有關的研究動態，與國內外學術界進行必要的交流；審核或協助審核、審查準備公開發表或出版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和現任中央常委未發表過的歷史文稿、有關音像制品，有關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重要圖書、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作品；負責聯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獻研究室聯系的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和歷任中央主要領導人著作的編輯和年譜、傳記的撰寫工作；承擔黨中央交辦的其他任務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具體事務。

《朱德人生紀實(套裝上下冊)》：國內最全面最權威的朱德人生紀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權威專家組探底同類書不敢碰觸的話題，實錄朱德苦難與輝煌的一生，還原領袖的真實人生歷程，首次揭秘中國革命、中國人民軍隊組建歷程，展示朱德的軍事思想、創造的軍事傳奇！
共和國第一元帥！最全的朱德人生實錄！
講述締造新中國六大領袖之朱德——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光耀千秋的革命精神。全面回顧中國革命、人民軍隊組建歷程，探索中國軍事崛起之路。
讀朱德紀實，看中國軍事傳奇。

在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20周年
座談會上的講話（2006年12月1日）胡錦濤同志們：
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集會，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20周年，深切緬懷朱德同志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建立的歷史功勛，追思和學習朱德同志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鞠躬盡瘁的崇高風范，激勵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開拓前進。
朱德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朱德同志是從一名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成長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120年前的今天，朱德同志出生在四川儀隴一個貧苦佃農的家庭。那時，中國人民正處在深重的苦難之中，蒙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無數志士仁人前仆後繼地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朱德同志從青年時代就萌發了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立下了拯救民眾于水火的志向。“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這是朱德同志青年時代的豪邁誓言。1909年，朱德同志進入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不久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積極參加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活動。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云南起義中，在後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中，朱德同志馳騁疆場，戰功卓著，成為滇軍名將。然而，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的勝利，并沒有能使中國擺脫黑暗。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和五四運動的興起，使朱德同志在徘徊和苦悶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1922年，朱德同志遠渡重洋，尋求救國救民的革命真理，并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之一。從此，朱德同志義無反顧地走上為黨和人民事業而奮斗的偉大道路。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朱德同志先後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并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朱德同志身經百戰，歷盡艱險，功勛卓著，在每一個重大關頭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作出了杰出貢獻。
1927年8月1日，朱德同志參加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南昌起義軍主力南下潮汕失利後，朱德同志領導南昌起義軍余部進行整頓，沖破艱難險阻，為人民軍隊保存了革命火種。隨後，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又領導發動了湘南起義，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農軍進軍井岡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從此，“朱毛”紅軍，名揚天下。1930年至1933年，朱德同志和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等一起，領導紅軍先後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次“圍剿”，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由于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考驗的緊急關頭，黨領導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在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遵義會議上，朱德同志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長征途中，朱德同志同紅軍將士生死與共，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經受住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的考驗。張國燾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朱德同志身處逆境，卻“臨大節而不辱”，對張國燾的錯誤行為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斗爭。朱德同志堅決執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團結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最終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會師。毛澤東同志贊譽朱德同志在這場復雜的斗爭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朱德同志懷著“與日寇決一死戰，復我河山，保我民族”的決心，率領抗日將士揮師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朱德同志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抗戰，力挽狂瀾，為挺進敵後、開辟華北抗日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1940年，朱德同志從太行前線回到延安，協助毛澤東同志領導各敵後根據地的抗日戰爭。為克服陜甘寧邊區的嚴重經濟困難，朱德同志響應毛澤東同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親自指導和推動大生產運動，倡導培育了“南泥灣精神”，成為人民軍隊的一個光榮傳統。1945年，朱德同志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系統總結了黨領導抗日戰爭的基本經驗。
解放戰爭中，朱德同志參與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協助毛澤東同志指揮各解放區軍民，先後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朱德同志不畏艱險，深入前線，有效解決了各兵種協同作戰、後勤補給、軍工生產等問題。朱德同志親自指導解放石家莊戰役，為組織奪取大中城市的攻堅戰積累了寶貴經驗。在戰略決戰和戰略追殲階段，朱德同志協助毛澤東同志，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指揮人民解放軍徹底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大陸的統治，領導我們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朱德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
新中國成立後，朱德同志不顧年事已高，在黨、國家、軍隊的重要領導崗位上，殫精竭慮，奮斗不息，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初期，朱德同志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副主席，參與領導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朱德同志是第一任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對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為在執政條件下加強黨紀黨風建設積累了重要經驗。朱德同志十分重視國防現代化建設，在人民軍隊革命化、正規化建設和各軍兵種創建發展、軍事院校建設、部隊教育訓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956年，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朱德同志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從1959年至1976年，朱德同志連任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會會議，為國家政權機構的制度建設、組織建設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波瀾壯闊的一生。朱德同志參加革命近70年，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幾個歷史時期，經歷過許多磨難和險境，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深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愛戴和崇敬。毛澤東同志稱贊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榮”。這是黨對朱德同志的最高評價，這是人民對朱德同志的最高評價。
同志們！
朱德同志的光輝形象和偉大業績深深銘刻在中國人民心中。朱德同志身上集中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和崇高品格，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朱德同志在為黨和人民的畢生奮斗中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格、高超政治智慧，是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發揚。
朱德同志堅持堅定理想信念，始終為追求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真理而矢志奮斗。朱德同志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對黨和人民赤膽忠心，把為黨和人民而奮斗看作是共產黨人應盡的責任。自樹立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之日起，朱德同志始終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抱有必勝信心，無論環境如何險惡、處境如何艱難，都立場堅定、毫不動搖。越是危難關頭，越是多事之秋，越能顯示出朱德同志沉著果敢、大智大勇的卓越才能。在南昌起義余部孤立無援之時，朱德同志挺身而出，斬釘截鐵地說，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朱德同志作為人民軍隊的統帥，始終把軍隊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朱德同志常用“革命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朱德同志在耄耋之年，親筆寫下“革命到底”的條幅。這是朱德同志光輝人生的真實寫照，表達了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偉大情懷。
朱德同志堅持勤奮學習、善于思索，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朱德同志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建樹是多方面的，對于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朱德同志和毛澤東同志共同概括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是指導紅軍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朱德同志是國防現代化的積極推動者，比較早地提出國防工業要走“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發展道路。朱德同志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就國家經濟工作和生產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建國初期，朱德同志到包頭等正在興建的工業基地視察，提出：“貪新、貪大、貪多，一切都學習蘇聯辦不到。”“我們只能根據主客觀條件及需要和可能決定我們的工作方針。”“大躍進”期間，朱德同志經過深入調研，建議中央作出停辦公共食堂等決定。朱德同志還提出了要注重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等重要觀點。這些都為我們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作出了積極貢獻。朱德同志強調黨執政後紀律檢查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保護生產、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鞏固黨同群眾的聯系、保證黨的集中統一，為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適應長期執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這些思想和觀點，反映了朱德同志的遠見卓識。
朱德同志堅持做人民公仆，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從佃農之子到共和國元帥，這一特殊的人生歷程造就了朱德同志對黨、對人民的熾熱感情。朱德同志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朱德同志強調：“如果不靠搞好社會主義來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會主義。”朱德同志強調部隊工作要走群眾路線，練兵必須練政治覺悟，帶兵必須“能身先士卒、與士卒共甘苦”。朱德同志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堅持真理、顧全大局，謙虛謹慎、不驕不躁，時刻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把一切建樹和業績都歸功于黨、歸功于人民，從不居功自傲，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朱德同志反復強調，共產黨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別人要嚴格一些，有功先歸群眾，有過勇于擔當。朱德同志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樸素、清正廉潔，始終以普通一兵和勞動人民普通一員的姿態出現，保持勞動人民本色。朱德同志對同志敦厚慈祥，關心體貼，以誠相待。朱德同志對親屬要求十分嚴格，經常教育後代，“老百姓怎樣生活，你們就怎樣生活”。朱德同志模范實踐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精神。
同志們！
朱德同志離開我們已經整整30年了。可以告慰朱德同志的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我們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遺志，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幅度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面對國內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我們一定要緊緊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堅定不移地把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切實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面發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社會和諧，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我們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努力發展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是我們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最好紀念。
同志們！
中國自20世紀初以來的歷程，是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歷程，是中國人民掌握自己命運、不斷創造美好生活的歷程。這一偉大歷程，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巨大威力，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顯著優越性，充分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光明前景。本世紀頭20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繼續艱苦奮斗，繼續加倍努力。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萬眾一心，奮發圖強，埋頭苦干，開拓進取，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第一編 早年歲月(1886-1908)
歷程
家世
母親
曲折求學路
交往
山高水長的清韻——與張瀾
"您永遠是我的老師"——與席國珍
師生情誼重如山——與劉壽川
珍聞
"我永遠想念著她"
在丁家私塾的日子
覓水挖泉
對"吃大戶"的記憶
老織匠的故事
遷回大灣
"出水才看兩腿泥"
從舊學到新學的轉變
把《民報》藏在枕下
在縣高等小學堂當體育教習

第二編 投身革命(1908-1927)
歷程
考入云南講武堂
參加護國戰爭
從黑暗中走出來
遠涉重洋尋真理
在北伐革命中
交往
同志·戰友·知己——與周恩來
一次歷史性會見——與孫中山
相遇貴相知——與孫炳文
良師益友——與蔡鍔
"我就是新任警察廳廳長朱德"——與趙?
兩次戲劇性會面——與陳獨秀
"應世人間"——與了塵法師
"學好本領，準備挑更重的擔子"——與殷長科
珍聞
跟著馬幫和"足客"去云南
冒籍考進講武堂
"紅色的品德"
"偷梁換柱，李代桃僵"
一次特殊的操練和表演
打秋操
云南重陽起義
嚇跑反動提學司
納溪大戰，百煉成鋼
讀史籍
懲辦稅官高天祥
為民申冤捕兇手
亡命天涯
在柏林的革命活動
異國他鄉遭驅逐
在莫斯科的學習生活
……
第三編 創建紅軍(1927-1937)
第四編 誓師抗日(1937-1945)
第五編 走向勝利(1945-1949)
第六編 開國創業(1949-1956)
第七編 曲折探索(1956-1966)

把三廳建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者
1938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為了適應抗戰發展的形勢，公布了經過修正的《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其中重要內容之一是： 取消分管政治工作的政訓處及軍委第六部，恢復政治部的編制。蔣介石任命陳誠為部長，同時邀請周恩來出任副部長。蔣介石的這一決定，應該說是國共合作在局部發展上的一個積極成果。因為自抗日戰爭開始後，國共兩黨的合作雖然建立起來了，但由于蔣介石堅持所謂融共政策，始終不愿以平等的態度同共產黨合作，因此，雙方尚未形成共同的政治綱領和適應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曾就此問題一再向國民黨提出建議，同時派周恩來為代表就國共關系以及團結抗戰等問題繼續舉行談判。由于形勢發展的需要，蔣介石不得不邀請周恩來參加國民政府工作，以表明他試圖做些改革和改善國共關系的“誠意”。
為了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同意派周恩來參加國民政府，就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一職。周恩來也表示，“原則上決定干，惟須將政治工作綱領起草好呈蔣批定後，開始就職，否則統一思想、言論、行動諸多解釋、殊為不便。”
政治部下設三廳： 總務廳；第一廳，管軍中黨務；第二廳，管民眾組織；第三廳，管宣傳。除第三廳之外，其他各廳廳長早已安排就緒，均為國民黨重要官員。周恩來分管宣傳工作，因此，把三廳建成一個什么樣的機構，就成了擺在他面前的重要問題。
鑒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不充實、不完善、不鞏固的統一戰線的現實，周恩來以及董必武、博古等同志集體研究決定，利用三廳這點政權機構體現中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和政策，把它建設成為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動員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機構。為達此目的，周恩來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第一，耐心說服大家認識組建三廳的意義和作用，在人事安排上充分體現三廳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機構的特點和優勢。國民黨組建三廳的計劃是在大勢所迫、事非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因而他們在指導思想上既想適應形勢作出點改革的表示，但又不愿放棄一黨專政的主張和做法。基于此，他們在組建三廳時，獨斷專行，企圖由國民黨實際操縱三廳，從而使三廳成為他們一黨專政的工具。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有些同志不愿在這樣一個復雜的陣營中工作，他們認為，過去是同國民黨在戰場上做斗爭，現在要坐在一條板凳上，感到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和思想準備。針對上述思想，周恩來及長江局的同志反復向大家說明： 要以民族大義為重，努力工作，“三廳是個政權機構，政權機構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看它。”“我們可以利用它為全面抗戰做很多事情。”
在三廳人事安排上，周恩來利用政治部副部長職務，推薦和敦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把抗戰文化工作的領導權切實掌握起來。在副廳長入選問題上，經過周恩來、郭沫若、陽翰笙等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蔣介石被迫做了讓步，撤走了派往三廳任副廳長的特務頭子劉健群，由無黨派學者范壽康和國民黨人、司法行政專家范揚分任副廳長，國民黨妄圖架空郭沫若、控制第三廳的企圖落空了。
關于三廳各處的人事安排，根據動員抗日民主力量共同工作的精神，經過各方面的反復討論和研究，最後由周恩來集中有關各方的意見作出決定： 管一般宣傳的第五處，由救國會以及東北救亡總會負責，處長為胡愈之；管藝術宣傳的第六處，處長為著名戲劇家、詩人田漢，其中第一科科長由著名劇作家和著名作家陽翰笙擔任。三廳三百多名成員，大都為社會名流、文化精英，可謂人才薈萃，群星燦爛。名單報上去，蔣介石很高興。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共團結了社會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團結了思想界、文藝界、學術界的著名人士、社會賢達，組成了堅強的陣容。
第二，擬訂宣傳綱領，作為三廳開展工作的依據。由于國民黨不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共產黨，因而他們確定的宣傳大綱的指導思想仍然是以推行“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為核心的一黨專政的思想，這顯然是同當時全國人民要求開放民主、改革政治的愿望相背離的。周恩來及長江局的有關同志經研究決定，不理睬國民黨提出的法西斯主義貨色，而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動員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投入到抗日的斗爭中來。1938年2月，周恩來致郭沫若函稱，應“速將宣傳綱領起草好”，“呈蔣先生批準，便可便利我們工作”。郭沫若于6月中旬撰寫了《戰時宣傳工作》大綱，根據動員全國同胞投入抗日戰爭的總精神，闡述了關于宣傳工作者之修養以及言論宣傳、藝術宣傳等有關問題，闡述了對民眾、士兵以及對敵人和對國際宣傳的有關問題。大綱經審定後，由政治部制定了實施宣傳辦法，令各地按照宣傳大綱的要求進行宣傳工作。宣傳大綱的制定和頒發，為第三廳及全國各界開展宣傳工作提出了共同奮斗的目標及應當遵守的準則。
1938年4月1日，三廳正式成立。
三廳的成立，既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又是與周恩來的領袖才能分不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後，周恩來在與蔣介石的持續談判中，從實現國內民主、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出發，對蔣介石的局部改革及時地、真誠地予以支持，并在積極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正當地拒絕和抵制了蔣介石對中共的限制和束縛，使國共合作在局部上獲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從而，使三廳成為中國共產黨與當權的政黨具體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權組織，為中共的統戰工作開創了新局面。
主持三廳的戰時宣傳工作
三廳成立之前，負責抗戰宣傳工作的是政訓處以及抗戰初期設置的軍委第六部。抗戰開始很長時間，民眾動員工作并無多大起色。周恩來指出：“戰地的民眾缺乏組織，到處在流浪著，彷徨著。”“今天的後方民眾，有許多還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因此，三廳成立後，他特別強調抗戰宣傳工作的主題應該是：“喚醒和激發民眾”，“動員所有民眾力量，增強前方抗戰的威力”，“鞏固國民黨與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團結，以保證和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于宣傳工作的對象，周恩來認為主要是三個方面，即“擴大到前線，擴大到敵人的隊伍中去，擴大到各城市、各鄉村去，一直達到中華民族的總動員”。怎樣才能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呢？周恩來提出了三點具體要求： 第一，在文字宣傳上，要力求具體、通俗和生動；第二，在口頭宣傳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第三，在藝術宣傳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
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的領導下，三廳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周恩來、郭沫若以“戰時首都”武漢為重點，迅速打開局面，進而把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推向全國。從1938年4月7日起，三廳在武漢舉行了抗日“擴大宣傳周”活動，動用戲劇、美術、電影、演講、歌詠等各種形式，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宣傳臺兒莊的勝利。經過幾天的擴大宣傳活動，整個武漢三鎮的人都動員起來了。這次宣傳周是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後的第一次大活動，也是抗戰以來在國統區第一次舉行的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隨後，又搞了“紅五月宣傳”、“抗戰周年紀念宣傳周”等一系列活動，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抗日救國激情。三廳的宣傳效果通過三廳舉辦的“七七”獻金大會得到了檢驗。五天中，武漢地區參加支援抗戰獻金的人達五十萬人以上，獻金和法幣一百萬元。“獻金狂潮”之後，三廳在群眾中的威望更高了，都說“三廳了不起”，以致群眾只知有三廳，而不知政治部有其他的一廳、二廳。
接著，周恩來、郭沫若決定通過第三廳組織文化工作者到前線、到敵後、到廣闊的內地鄉村去，為宣傳和組織廣大民眾投入神聖的抗戰貢獻力量。抗戰爆發後，各類文化人紛紛到“戰時首都”武漢尋求報效祖國、參加抗戰的機會，但是，由于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害怕文化人接觸民眾，因而，文化人的正當要求不能得到滿足。周恩來談及這一情況時指出： 抗日救國是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國共兩黨都有莊嚴的責任，可是國民黨對抗敵宣傳消極怠工，那么這份工作只能由我們擔負起來了。
1938年夏，第三廳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把先後到達武漢的五個救亡演劇隊和一些進步戲劇團體改編為十個“抗敵演劇隊”和四個“抗敵宣傳隊”，直屬第三廳第六處領導。“抗劇”、“抗宣”隊在武昌曇花林集訓期間，周恩來給他們作了“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明確指出演劇隊和宣傳隊的任務就是“到各戰區的前線去，為鞏固部隊、動員民眾做文藝宣傳工作”，他還向文藝工作者傳達了毛澤東要求文藝工作者“到國統區去做統戰工作”的重要指示，解決了不少只想“到延安”去的片面想法。周恩來反復告誡他們，“宣傳方法和形式要合民眾的口味，你們要隨鄉入俗，老百姓才能喜聞樂見，才能收到預期效果。”
第三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把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公開地、合法地派往各地。抗敵演劇隊和抗敵宣傳隊在周恩來的親自規劃和領導下，分別下到各個戰區。他們以文藝為武器，宣傳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除了經常性的演出外，還舉辦抗日畫展，到街頭巷尾書寫抗日標語，創辦抗日報紙，教士兵識字，代寫家書，參加救護傷員的工作等。為了擴大宣傳抗日的隊伍，他們還協同所在戰區的各師政治部組織了許多軍中劇隊和各地民眾劇團，并派出隊員教這些新成立的文藝團體排戲，給予理論上的指導。經過短期訓練，這些文藝新兵很快能獨立演出了。據抗戰三周年時的統計，如果把民間劇團計算在內，活躍在全國各戰場的新演劇隊伍，約擁有三萬以上的戲劇兵。
廣大文化戰士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的領導下，通過第三廳這個合法機構，還廣泛開展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他們到達各戰區後，經常和戰區長官聯系、匯報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持。抗宣三隊到第五戰區後，李宗仁聽說是第三廳派來的，表示支持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同意他們到第五戰區所屬各部隊和各縣進行抗日宣傳，并允許他們在群眾中組織各種救亡團體。在李宗仁的支持下，抗宣三隊在城鄉廣泛地發動群眾，組織了戰時教育促進會、婦女會、抗日兒童團等進步民眾組織，為支援抗戰，貫徹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作出了貢獻。抗敵演劇四隊在湖北荊門駐軍第三十三集團軍張自忠部工作，張將軍看了他們的演出後，召集官兵講話，教育大家“要愛國就要抗日，這是軍人的天職。”
由于三廳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更多的文化人士、學者名流集合在抗戰救亡的大旗之下，為民族解放貢獻力量。1938年10月，重慶話劇界在山城聯合演出了大型反間諜斗爭的抗戰戲《全民總動員》，白楊、曹禺深有感觸地說：“讓我們鼓起興頭來演戲，笑著演戲，更愉快地演戲，因為在不斷的艱苦抗戰中，我們的民族是有前途的。”
三廳還把加強對日宣傳作為瓦解敵軍、支援抗戰的一個重要方面來抓。他們編印了《對敵宣傳須知》、《對敵宣傳標語口號集》，分發給各級政工人員。三廳舉辦對日廣播，前線喊話，號召日本士兵起義。同時還印制向日本官兵散發的傳單、投降通行證以及日文歌曲《日本的兄弟喲》等。這些宣傳品在前線被打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常常可以發現，足見三廳的對敵宣傳工作確實是成績顯著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空軍遠征日本散發傳單的事。1938年3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委員會命令空軍某部遠征日本散發日文傳單。傳單的制作任務則落在稍後成立的三廳頭上，文字起草工作由馮乃超等人負責，最後由郭沫若修改定稿。5月19日，中國空軍一隊八名勇士駕機飛往日本長崎等地上空，投下了《告日本國民書》、《告日本工人書》等各種傳單一百二十萬份，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震動。5月22日，周恩來與吳玉章、羅炳輝、王明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勝利歸來的空軍勇士進行慰問并獻旗，周恩來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 我國空軍，確是個新的神鷹隊伍。正因為他們歷史短而沒有壞的傳統，所以民族意識特別濃厚，而能建樹了如此多的偉大戰績，這更增加了我們的敬意。
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三廳成立前，南京國民政府由于執行片面抗戰路線，沒有動員廣大人民群眾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中來，炮火連天的陣地更是一片宣傳空白和文化沙漠，對日宣傳工作也沒有得到很好的開展。自周恩來和郭沫若分管政治和宣傳工作以後，三廳登高一呼，中國愛國的文化人紛紛聚集在抗戰救亡的大旗之下，從狹小的城市天地走向戰斗的前哨和廣闊的農村，將視角集注于抗日救亡的現實，在組織和動員民眾支援抗戰、激發將士救亡圖存精神、瓦解敵方斗志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三廳不愧為戰時宣傳戰線的司令部，而這個司令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正是受人敬仰的周恩來同志。處理張國燾叛逃事件此文為邱南章的回憶。
在陜甘寧邊區南面的中部縣（黃陵縣）有座軒轅黃帝陵，當時屬國民黨統治區。西安的國民政府綏靖公署，每年逢清明節就要組織在西安的國民黨官員去那里祭陵。1937年，為了推動統一戰線的工作，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第一次去黃陵掃墓。我也隨同去了。從此，每年清明節我方都要去參加黃陵掃墓。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節。4月1日，張國燾親自去找毛澤東談，要求去黃陵掃墓。毛主席知道他內心有鬼，回答不同意，并對張說：“軒轅黃帝又不是共產黨，我們也不必過分地去崇拜他，若是為了搞統一戰線工作的話，邊區政府派一個秘書去就行了。”但是，張國燾堅持要去。最後，毛主席說：“好吧！你去掃完墓就立刻回來。”張國燾滿口答應說：“是！我很快就回來。”4月2日，張國燾就帶著警衛員張海、陸秘書和一個警衛班乘一輛大卡車從延安出發，經甘泉、鄜縣、洛川去黃陵。一到黃陵就看見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以及公署和西安的一些官員及憲兵隊乘的汽車也到達了。4月4日祭陵一完，張國燾便對陸秘書和警衛班的同志說：“你們先坐卡車回延安去吧！我還要去西安辦事處，我有事找林祖涵同志（即林伯渠，當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兼辦西安辦事處一些工作）研究。”警衛員張海急忙對張說：“毛主席不是說了，叫你掃完墓就回延安嗎？”張國燾不答理，由于張國燾早就和他們進行了密謀，就轉身鉆進蔣鼎文的小汽車里。張海只好坐上西安公署憲兵隊的汽車隨同去西安。張海到西安後，聽說張國燾他們坐的小汽車在咸陽拋了錨，還沒有趕上來。張海到公署仔細一問，才知道張國燾早已住進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西京招待所里了。張海後來說： 在他找到張國燾以後，看他鬼鬼祟祟的行動，很生氣，就產生了懷疑。當時他心里想，張國燾是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為什么到了西安不找林伯渠主席，也不到我八路軍駐西安的辦事處，卻住到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呢？
兩天後，張國燾辦好了去武漢的火車票。7日，在臨上火車的那天上午，他對張海說：“你先去車站給林主席打個電話，叫他到車站來等我。我馬上就到。”張海打通了電話後，林主席很快就來了，張海一見林主席便報告說：“張國燾副主席說他有事來西安找你研究，怎么沒見你的面，就辦好了去武漢的火車票呢？”林主席點了點頭說：“原來是這樣，我明白了。”張國燾來到火車站後，林伯渠也買了張站臺票跟他上了火車。這時，張國燾對林老說：“林主席，我要到武漢去了。”林老即說：“中央批準了你去嗎？”張國燾支支吾吾地回答說：“是我自己要去的，回頭你告訴延安一聲好了。”林老當面嚴厲地說：“你是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經過組織領導批準擅自行動呢？你若有什么意見可以到八路軍辦事處或回延安去提。”張國燾說：“我要到武漢同蔣介石面談統一戰線問題，今天就去。”林老見他執意要走，也就不多說下去了。當林老走下火車的時候，張海追過去問：“林主席， 怎么辦呢？”林老想了想說：“你跟著他一同去武漢，要多長點心眼。”張海回答了聲“是”，便上了火車。緊接著胡宗南派來護送張國燾的兩個便衣特務也跟著上了火車，坐在張國燾的周圍。
林老回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後，立即給延安黨中央、毛主席發去電報，把這件事情匯報了。中央立即回電，指示林老打電報給在武漢的周恩來副主席，說明張國燾去武漢的時間及車次，要周副主席派人去截住他。
1938年4月8日上午，周副主席要我找以下幾個人到他辦公室來： 李克農（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童小鵬（中共中央長江局機要科長、秘書）、邱南章（中共代表團交際科長、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運輸科長）、吳志堅（周恩來同志的副官）。周副主席問：“你們幾個人中間有誰認識張國燾？”我回答說：“我認識他。”我先後3次見過張： 第一次是長征路上一、 四方面軍在川西北地區兩河口會合時；第二次是毛兒蓋的會議時；第三次是1936年秋天在保安中央軍委直屬單位及紅軍大學組織的歡迎朱總司令的大會上。周恩來副主席說：“那好，現在張國燾從延安經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漢來了，你們坐上兩輛小汽車到大智門火車站去截住他。你們對他說，我請他到中共代表團及八路軍辦事處來住，估計他不會來，那就在外面找個地方住下來也可以，你們要緊跟住他，聽候黨中央對他的處理。”我們很快趕到漢口大智門火車站後，分別把守在車站的各個站口。可是接了兩天站也沒有見到他。當時吳志堅同志笑著說，我還沒見過他的面，今天我得好好見識見識。我用手比畫著說，張國燾是一個大個，背稍駝，肥頭大耳，說話還帶有江西口音。每一列火車到站後我們都睜大眼睛看著從火車上下來的每一個人，但直到出站臺的人都走完了，還沒有看見張國燾的人影。嘿！這家伙到哪里去了呢？第二天我們又來到出站口守候，還是沒見到張出站。必有可疑！童小鵬同志說：“是否還在車廂內沒有下車呢？”李克農秘書長說：“好吧！小鵬同志你在站門口盯著，我們3個到車廂內看看。”于是我們就上到列車廂中，挨個車廂查看，終于在靠稍後面的車廂里找到了張國燾。當時張國燾斜躺在座位上，兩個便衣特務坐在他的兩旁。警衛員張海坐在張的對面，他背的駁殼槍在上火車後已被便衣特務卸去了。他們到了漢口不下車，是正在等國民黨方面派人來接。當時我走到張國燾面前大聲說：“張副主席，你來了，李秘書長帶來兩輛小汽車接你，周副主席請你到辦事處去住。”張國燾當時把臉一沉，色厲內荏地說：“我不要他請，我來武漢有事，我有地方住。”那兩個便衣一見我們來接，便想溜走。當時張國燾也提起小箱子想往外走。我大聲提醒張海從便衣手中拿回了槍。 我們就這樣截住了張國燾下火車出車站。兩個便衣溜走了。張國燾也已知無法脫身了，便要在車站門口一個小茶館停下來。按照他原來在西安和蔣鼎文的策劃，等他來到武漢後即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先安排他住在江漢關一個旅館里，然後再引他同蔣介石會面。但由于我和吳志堅緊跟著不放，李克農去向周恩來匯報後很快就回到小茶館，打亂了張國燾的安排。張國燾只好答應由辦事處找地方住，但死活不肯去辦事處。我們在辦事處與江漢關之間的小街上找了幾間平房，讓張國燾臨時住下來。幾天之後又讓他搬到太平洋飯店住。這些天都是我和吳志堅負責照料他，并與張國燾吃住在一起。原警衛員張海回辦事處招待所待命。
晚上有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同志來到住地整整和張國燾談了一個通宵。張國燾有時不多說話，有時大發牢騷，說什么中央對他的批評和處理太過分，讓他當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不公道……周恩來義正詞嚴地說： 你對所犯錯誤的嚴重性，難道如今還沒有點認識嗎？你幾乎毀滅了紅軍，毀滅了黨。中央對你的批評和處理有什么不對！你若有什么意見可以向中央提出來嘛！為什么你背著中央自由行動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們的辦事處來住，不和林老聯系，就和蔣鼎文來往，你住進他們的招待所，還在他們的護送下來到武漢。來到武漢又不到辦事處，你這種行為對嗎？你這不是錯上加錯嗎？你還有什么組織紀律呢？
董必武說： 你是一個較早的黨員，是黨的領導人之一，你還不知道你犯過多少錯誤？如“左”、右傾路線錯誤，軍閥主義錯誤，分裂黨、分裂軍隊的錯誤，你認為這些錯還小嗎？大家為了幫助你改正錯誤，又有什么不好呢？你還向誰大發牢騷呢？
葉劍英在談話時針對他的錯誤說： 你在鄂豫皖發展這么大塊地方不是丟了嗎？到四川不又是發展了大塊地區後又逃了嗎？你還有什么可說呢？你的錯誤難道和你的領導作風無關嗎？只能從中吸取教訓嘛！不能再錯上加錯，你還在主觀地認為自己高明。
李克農說： 你是個聰明人，你背著黨中央的領導，背著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護送下來武漢，你還不知道這是什么地方嗎？你還不愿住在辦事處來，你知道自己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你的行動對頭嗎？
秦邦憲在談話時說： 張國燾，你自己犯錯誤了，光靠人家幫助是不夠的，自己應該認錯，改正所犯的錯誤才是，而你對黨和同志們給你的幫助還發牢騷，對大家表示不滿意，這種態度對頭嗎？為什么你到武漢來連自己的家門也不進呢？
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說服他，說得張國燾無言以對，呆若木雞。經過幾天談話之後，周恩來對張國燾說： 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說吧，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見可以提出來。張國燾順水推舟地說： 我有三個條件請答復，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去；三是在長江局工作。周恩來同志針鋒相對地說： 這三條都辦不到，假如你愿意，下面幾條倒可以實行。一是回延安；二是到蘇聯去學習；三是可以回到延安或去蘇聯看病或休息。張國燾搖著腦袋連聲地說“不行”，周恩來見張國燾如此頑固，就說：“好吧，你先想想，以後再談。”便起身走了出來，在臨上汽車時他指示我和吳志堅說，“他到哪里去你們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們辦事處他不去就不去吧，讓你們兩個人給他值班，好好保護他。”
由于我和吳志堅一直跟著，張國燾無法與國民黨特務直接聯系，非常惱火。有次他冷冷地對我說：“你們老跟著我干什么？”我故意拉長腔調回答說：“是周副主席派我們保護你的，你是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嘛。”張國燾惱火地使勁瞪了我一眼。他認為無法擺脫我和吳志堅的監視，便狗急跳墻，陰謀對我和吳志堅下毒手。一天，張要到武昌去，我那天正巧有事出去了，只有吳志堅跟他去了。到了江漢關碼頭過輪渡時，張國燾走在前面先上船，待吳志堅緊緊跟上船時，船恰好開動了。心毒手辣的張國燾趁機將吳志堅使勁往船外推，企圖將吳志堅推到長江淹死，自己好逃跑。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機警的吳志堅一手抓住船欄桿，一手抓住了站在旁邊乘警的胳膊，才避免了這場災禍。事後，吳志堅立即向周恩來匯報了這件事，并問：“以後能不能趁張推我們下水的時候，我們順手將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們會游泳淹不死。”周恩來笑著說：“我們共產黨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樣，不要這樣做。我們要盡量爭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愿回頭，你就是用繩子捆住他，他也不會跟著我們走。就是一同下水，將他淹死了，又有什么意義？他的思想行動破壞了，我們不跟他一樣，不要耍小孩子脾氣。咱們共產黨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張國燾整天愁眉苦臉，唉聲嘆氣。有一天，他伏在桌子上寫了半天信，寫完之後就要送出去。我們懷疑他是給國民黨寫信，就趕快向周恩來同志作了匯報。同時，跟著張國燾一起去發信，看清了信封面的字樣，看著他把信送進了郵箱。周恩來指示我們想辦法把信取出來看看。于是我來到郵局，找一個負責人說，我有封信將地址寫錯了，請他取出來改一改，那人看我一身軍裝，還很痛快，不過要求有證明或具保人。我立即用電話向周恩來同志說明情況。周告辦事處立即派人送來了具保人證明。我們取出信一看，原來張國燾是給他家里的一個大哥寫的，信中充滿了悲觀情緒，說：“國民黨沒法救中國，共產黨更沒辦法。”又說他活不長了，等等。看完後，我們又把信放進了信箱。從這以後，張國燾被盯得更緊了。幾天後，張國燾提出要見蔣介石，匯報陜甘寧邊區政府工作的一些情況。先與蔣聯系約定在4月17日下午。我隨同周恩來和張國燾去武昌蔣介石的官邸，周恩來同志領張國燾同蔣介石會面，我在副官室等候。張國燾一見蔣介石便以一副“認罪”的姿態，奴顏婢膝地說：“兄弟在外糊涂多時”，周恩來同志馬上針鋒相對地說：“你糊涂我不糊涂，共產黨人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說得蔣介石和張國燾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