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入圍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作品(全6冊)（簡體書）

《紫青稞》是一部真實反映西藏農民生活狀態的原生態小說。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外面的世界發生巨大變革，給地處喜馬拉雅山脈附近的偏僻村莊--普村，帶來了震動。易于接受新事物的普村年輕人，懷著或驚奇、或向往、或懷疑的心情，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走出世代居住的大山。阿瑪曲宗的三個女兒性格各異，但在走出大山的熱潮中，她們有的自覺，有的被迫來到了外面的世界，她們秉承普村人吃苦耐勞的精神，用堅強的意志，在“陌生”的城市里努力實現自身的價值，尋找自己的理想。
《老風口》內容簡介：“打到新疆去，解放全中國！”
1949年，一支部隊高喊著口號，帶著渴望和激情，鼓勵著自己徒步向新疆開進。這支身經百戰的隊伍其前身就是當年名噪一時的“三五九旅”。沒有人煙，沒有綠樹，也沒有白色的水井……面對茫茫大漠這支平均年齡在38歲以上，95％都是光棍的部隊要扎根新疆，要屯墾戍邊。扎根新疆沒有女人不行，屯墾戍邊沒有水不行，女人和水成了這支部隊當年最重要的給養。幾十年之後，沙漠變成了綠洲，荒原變成了良田，一支十萬人的部隊發展成了有百萬之眾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如今，一個老兵團人開始向我們娓娓道來，講述他們當年鮮為人知的故事。
人與自然，男人和女人，漢人和少數民族，他們在荒漠中的經歷讓人匪夷所思；愛與恨，歌與哭，青春與激情，在那遙遠的地方總是發生著可歌可泣故事。
《風和日麗》作家艾偉將楊小翼的青春一筆一劃銘刻于時代的竹簡，并帶著泣血的微笑和化碧的寬容將自己的領悟滲透進歷史的軌轍。
楊小翼的一生是新中國成立迄今的一脈紅線，她的出生、成長、愛情、婚姻、傷逝，無一不與那個年代躁動不安的歷史時簡兩相映照，她每一次的命運轉折都涵蓋著新中國曲折蛻變的絞痛。她那一代人身上對于父輩認同的畢生追求又暗示著中國人理念中千百年來未曾改變的尋根意識。
在作者的筆下，時代像一條沒有源頭、永不枯竭的河流，每一個個體投入其中都被它包容和吞沒，它可以讓一代人至死不渝的信仰變得荒誕，也可以讓守口如瓶一生的秘密從丑聞變作美談。在它的波濤里，沉淀著作家艾偉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刻思索。
《風和日麗》用質樸洗練的文字，娓娓道來了一個女孩隱秘的身世，它似傳奇又似史詩，在驚天動地的絕響中融合了平緩舒和的含淚的微笑。雨過天晴，風和日麗，楊小翼碾過蒺藜叢生的孤僻小道，終于走出塵外。
《鑿空》講述了新疆南疆一個叫阿不旦村的故事，這個處在西部大開發中心的古老村莊，正發生著一系列看似荒誕又真實無比的事情。在被迅速崛起的現代城市和石油井架包圍的村莊里，鐵匠鋪依舊在叮叮當當地做著鐵活，人們肩上依舊扛著古老的坎土曼在等待，毛驢依舊拉著古老的驢車在慢悠悠地行走，驢和人依舊保持著千年不變和睦關系。 而這一切，又能維持多久？小說通過張旺財和玉素甫的挖洞事件，以及村莊周圍大規模的工業挖掘，深刻展示了一個正在被徹底鑿空的村莊。張旺才從內地逃荒來到阿不旦，在遠離村子的地方，用四畝地養活了全家人，四畝地之外源源不竭的多余力氣就用來挖洞，像老鼠一樣地在地底穿鑿前進。他一?一?建筑著自己的黑暗宮殿，其闊大的規模，似乎打算在其中度過幾生幾世。只有心懷巨大希望的人才會想到幾生幾世的事情吧？張旺才的希望是什么呢？他停不下來了，他機械地重復著一下一下的挖掘動作，他的意識和時間感被這種重復行為無限拉長。像上了一個毒癮的人，他似乎只能依靠挖掘才能得到只有自己理解的偏執的平靜。原始的欲望被疏通，使他的生活意外地平穩踏實起來，挖洞的工程也越來越浩大。這項平凡人的孤獨的壯舉，不見天日地行進了二十多年。另一個挖洞的村人玉素甫，他曾經當過包工頭，是最早走出阿不旦村的人，他在短暫的紅火之後被外面的世界拋棄，退回到阿不旦，他從自己家里開始挖掘，幾乎翻遍了整個阿不旦村的地下。他心驚膽戰地經營著自己的地下世界，一直到地洞被公安破獲。幾乎村里的每一個人都敏感地察覺到了村子里的變化，誰都意識到發生什么事了，都隱約知曉了地洞的事情，但誰都不能說出。地道已經不是兩個人的秘密，而是全部村人共同的秘密。
《身體課》內容簡介：“文革”時期，少女康美麗與雕塑家陶純猝然相遇。朦朧的夢中，兩人的情感和身體經歷了一次奇妙的碰撞，康美麗由此獲得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身體高潮。三十多年後，隨著一尊女性裸體塑像的神秘出現，康美麗封存許久的青春記憶被喚醒，她陷入難以自拔的精神危機，丈夫和女兒也被拖進莫名的緊張之中，原本平靜的家庭籠罩在一片陰云下。情感、性、身體，這些最平常最切身又最微妙的元素，將如何左右他們的生活？女性裸體塑像從何而來，又將如何還原到往事的溝壑中？
《麥河》是關仁山經過多年的生活積累和思想突破，幾易其稿，傾力創作的一部關于河流、土地、莊稼和新農民的大書，是一曲獻給土地的深情的頌歌，是當前難得的關照現實、關照農民問題的重頭力作。
小說以冀東平原的麥河（亦稱灤河）流域農村為背景，描寫了近年來農村土地流轉的故事，精心塑造了回鄉進行土地流轉的企業家曹雙羊、作為小說故事敘述者樂亭大鼓藝人瞎三白立國以及命運多舛的農村姑娘桃兒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藝術形象，時代氣息、生活氣息濃厚，小說在敘述角度、小麥文化開掘以及具有象征意義的百歲老鷹形象的創造、瞎三與墳場鬼魂對話等方面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創新，是一部既有深度又有厚度、既注重藝術創新又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長篇小說。

尼瑪潘多，藏族 ，1971年生。畢業與西藏民族學院語文系漢語言專業，現供職《西藏日報》社。系魯迅文學院第八屆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有散文、小說等作品散見與報刊雜志，有作品曾被收入《西藏行吟》等。
張者，本名張波，男，新疆兵團人的後代，曾就讀于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法律系，獲法律學碩士學位。曾任律師、記者，先後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當代》、《花城》等文學刊物發表作品，作品被各種選刊多次轉載。出版長篇小說《桃李》，《桃花》，《零炮樓》，中篇小說集《朝著鮮花去》，《或者張者》，文化散文集《文化自白書》等，曾被媒體評為最具潛質的青年作家，曾獲得重慶文學獎，重慶文藝獎，第十一屆莊重文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重慶市作家協會簽約作家。
艾偉，生于1966年。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越野賽跑》、《愛人同志》、《愛人有罪》，中短篇小說集《鄉村電影》、《水上的聲音》、《水中花》、《小姐們》等。曾獲《當代》文學獎。多部作品曾登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小說排行榜。部分作品譯介到國外。
劉亮程，新疆沙灣縣人，著名作家，著有詩集《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風中的院門》、《庫車行》及長篇小說《虛土》等。曾獲馮牧散文獎等多種獎項，有多篇散文收入中學、大學語文課本。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後一位散文家”和“鄉村哲學家”。《鑿空》是作者歷時數年、傾心創作的一部描寫遙遠新疆生活的長篇小說。
秦巴子，詩人，作家。1960年生于西安。發表詩歌、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和評論等三百多萬字，曾多次獲獎，在國內二十多家報刊開設過隨筆專欄，詩歌作品被翻譯成英、日等語言。著有詩集《立體交叉》、《理智之年》、《紀念》；散文隨筆集《時尚雜志》、《西北偏東》、《我們熱愛女明星》；文化批評隨筆集《有話不必好好說》等；主編有《被遺忘的經典小說》（三卷本）等。
關仁山，男，滿族，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豐南縣，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與作家何申、談歌被文壇并稱為 “三駕馬車”。
1984年開始文學創作，發表或出版長篇小說《麥河》《天高地厚》《白紙門》《風暴潮》等，長篇報告文學《感天動地----從唐山到汶川》《執政基石》等，中篇小說《大雪無鄉》《九月還鄉》《落魂天》《紅旱船》等，短篇小說《苦雪》《醉鼓》等，達800余萬字。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莊重文文學獎等。作品多次被搬上熒屏及被翻譯到海外。

《風和日麗》前言：
我懷著對人性的信任
--艾偉訪談
周航
周航：除了發表不少中短篇小說之外，自1999年以來，你相繼創作與出版了三部長篇《越野賽跑》（2001）、《愛人同志》（2002）、《愛人有罪》（2006）。最近發表在《收獲》雜志上的《風和日麗》是你的第四部長篇。從你文末標注的時間上看，是從《愛人有罪》一面世之後就開始創作的，歷經三年而完成。這個創作時間大概與《愛人有罪》的創作時間相當。與之前的兩部相比，即使你遇著了寫作上的“障礙”，也是較快的寫作（都只用一年左右時間），這是否說明，你之前創作噴發式的激情是否正趨于平穩而沉著的流淌？是否正從青春寫作過渡到中年式寫作？與前三部相比，能否談談《風和日麗》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艾偉：實際上，這四部作品真正的寫作時間，大約一年左右。這幾部作品，倒是《愛人有罪》寫作比較艱難一點。因為有《愛人同志》這個參照體在，老是擔心會在《愛人同志》的水準上掉下去。寫這部作品所耗費的精力挺大的，有一度我沒勇氣寫下去，中斷了寫作。這樣一拖就拖了幾年。兩部《愛人》寫作時都挺艱難的，也都很“重”。《風和日麗》是想另一種寫法，一種輕與重結合的寫法，構思的時間比較長，一直在尋找一個好的敘述方式，研究資料的時間也比較長，畢竟這部小說與我們的歷史息息相關，時代氛圍得準確，歷史細節也不能有任何差錯。這其間陸陸續續寫了一些關鍵章節的片斷--許多片斷後來也并沒有用到。當準備工作完成并找到敘述的調子及角度後，寫作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初稿寫作的時間大約前後一年吧。這幾部長篇，《越野賽跑》寫作確是非常快，那會兒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寫得肆意而激情，在寫作以前幾乎對寫作的世界是混沌一片，很多情節及細節都是即興的產物，所以有一種創世的快樂。現在，寫作與我而言是一種工作狀態，用你的話說就是“平穩而沉著”，長篇寫作尤其如此。如此漫長的寫作，很難想象可以用激情完成。《風和日麗》是我最新的作品，一定是我目前對小說藝術及人生思考的結晶，我當然珍視及喜愛這部作品。
周航：從這幾部長篇中的敘事所跨越的時間來說，《越野賽跑》是三十年，《愛人同志》大概是十多年，《愛人有罪》則只是“八年前”與之後的一段時間，而《風和日麗》的時間跨度則超過以往任何一部，是五十年。從中可看出你駕馭敘事時間跨度上的努力，創作過程中，有寫作的障礙嗎？現時正值建國六十周年，你考慮過這事嗎？是否可以把你的《風和日麗》當作一種史詩性質的作品？
艾偉：障礙是寫作的常態。要結構五十年的歷史，而這些歷史又要和個人史發生關系，本身是一件復雜的工程。這部小說構思于四年前，我不可能想到建國六十周年這件事，在2009年完成純粹是巧合。不過，這部小說確實有我的野心，我工作室的畫板上一寫著這么一句話：從一個很小的角度寫出波瀾壯闊的詩史。這部小說首先是“個人史”，但後面是“大歷史”。
周航：與時間跨度相對應的，你以往長篇中的空間跨度一般不大，《風和日麗》中卻有明顯的改變。永城、北京、廣安，甚至是法國的里昂，在時間風輪轉動的同時，空間的變換也隨之進行。這給人一種更廣博的視域感、歷史感、滄桑感，應該說這是你創作中的一次飛躍式的嘗試。或者說，從以往更多的人性內心隱密世界的探尋，擴展到除人的內心微觀世界之外的時空的宏觀世界。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呢？
答：時間跨度和空間的寬度不是有意為之，事實上，這也算不上一部宏大敘事的作品，就敘事來說只是“個人史”，只是這“個人史”和一個國家的歷史息息相關而已。時間和空間完全是結構的需要。有一點你說出了我的想法，我以往的作品確實著眼于個人微觀世界，這一部我放棄了在這個領域的糾纏，更著眼于人的“正常”情感。要是照我以往的寫法，楊小翼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她在很多時候是可以仇恨的，沖撞的，是可以回到我過去擅長的領域，挖掘她，撕裂她，可我為什么非得把人性的黑暗寫得淋漓盡致盡致呢？人性在很多時候不是“正常”的嗎？如果我還那樣寫，那將是另一部《愛人同志》。這是我對自己寫作設置的難度，我完全用一種寬容的淡定的方式處理，使人性始終保持善好、“正常”的狀態，當然作為一個人偶爾會有“惡”，這也正常。
周航：與以往幾部長篇一樣，雖然也有與眾不同的男主人公出現，甚至可以說在作品不可缺少，比如《越野賽跑》中的步年、《愛人同志》中的劉亞軍、《愛人有罪》中的魯建，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這些男主人公的出現，那作品的誕生幾乎不可想象。可是，我認為你絕大部分作品中最出彩的還是女主人公，《越》中的小荷花、《同》中的張小影、《罪》中的俞智麗，如果沒有這些鮮明而獨具特色的女性人物形象，你的小說絕對不會成功。《風和日麗》中，重要男性人物不只一個，已沒有一個中心男主人公了，而女人公楊小翼在作品中則處于絕對中心的位置，所有的敘事都圍繞她的命運而展開。能否談談你一直以來為何擅長塑造女性人物？這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慮？
艾偉：楊小翼是本書的視角。本書是她的“個人史”，她當然只好處在中心位置。如果用全知的角度，其實別人的故事一樣是重要的。這是敘事決定的。你問我為何擅長塑造女性，我不知如何回答。可能我是男作家，更愿意在女性身上寄托我的美好想象。不過，我倒覺得我男性寫的不錯，在《愛人同志》中，劉亞軍這個形象也很出彩啊。在《風和日麗》中，尹澤桂將軍和伍思岷的復雜性甚至超過了楊小翼。將軍這個人物在我們過往的人物譜系中是沒有的，是全新的。我愛這個人物。
周航：在你以往的作品中，中國當代歷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總是作為敘事的大背景，在這些大背景之下你著力開掘人性內心的隱密精神世界，往往以一種寓言甚至是怪誕的想象方式來完成“關于公共想象問題”。而在《風和日麗》中，你前所未有地幾乎綜合了建國前後一直到新世紀以來的所有大事，串珠式地融入你整個小說文本之中，這當然有一種全而不精的風險，很難在有限的文本篇幅中有效地表現那些重大事件，你意識到這種風險了嗎？
艾偉：在這部作品中，沒有像你所說的幾乎綜合建國後所有大事件。對小說人物真正產生轉折或者說產生結構性影響的事件其實只有兩件事，一件是文革，一件是八十年代末的那次風波，當然還有小說的起點，一九四九年的政權更疊。如果你仔細分析，其余的事件只是三言兩語，不對人物的命運產生多大的影響，只是一些時代氛圍而已。因此，事實上不存在你所說的風險。你可以發現，小說的筆墨都是內心的，對外部世界的描述非常少，對歷史事件的描述更少，你如果有興趣統計一下，小說結構之外的歷史事件的描述加起來恐怕不會超過一千字。但這部小說給人的感覺是時刻存在那個“大歷史”，這種感覺其實和人物的設置有關。父親將軍本身就是“革命和政治”，是歷史的代表，他在小說是缺席，但無時不刻存在于文本中；丈夫伍思岷聯系著“文革”，而兒子天一則聯系著那場風波。大時代的氣息是我刻意追求的，我認為個人在大時代的處境是迷人的。這部小說更多地在探討大時代中人的精神處境，只是我不像過去那樣潛入人的黑暗領域，不屈不撓地探索那些無可名狀的情感，在《風和日麗中》，我更愿意關注人的“正常”人性，所以，在這部小說中盡管歷史詭異，但人性總的來說是善好的，這部小說里，我懷著對人性的信任，探討了愛、友誼及家庭的持久力量，所以即使在苦難中依舊有很多溫暖時光。
周航：確實如此，讀這部小說時，我幾處都流淚了。特別是楊小翼和劉世軍的情感，非常吸引人，有一種悲欣交集之感。人在苦難中，但卻時時讓你感到人性的溫暖。楊小翼可以說是命運多舛，她沒有得到父親相認，失去了母親，失去了丈夫和兒子，一生充滿了悲劇，但讀完後，卻并不絕望，相反，有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感恩和暖意，總之，令人百感交集。
艾偉：謝謝你感性的閱讀。這是我寫作時想達到的目標。有很多讀者尤其是女性非常喜歡劉世軍這個人物。一個女性如果身邊有劉世軍這樣的男人該是多么好！好的長篇小說一定要有好的情感故事，我在工作室畫板上寫的另一句話是：尋找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周航：在這部小說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小說中的一些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可感可知，比如北原、舒暢等著名詩人，不看名字中隱含的實際人名，僅從一些眾所周知的事件中幾乎不用多加考慮就可以將他們對號入座。這打破了你以往小說創作虛構人物的常規，你是如何考慮這一做法的？這構成了你敘事的一種禁忌與風險嗎？是否考慮到讀者的某種窺私欲的滿足，從而實現一種文化消費的需要？
艾偉：所有都是虛構，請不要對號入座。北原和舒暢完全是虛構的產物，再說了，他們在書中的比例非常小，不到百分之一吧？寫這兩個人物，是涉及到七十年代思想涌動期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期，涉及到一個時代的轉變，從敘述上講是讓後來楊小翼的反思有來源，有信服力。對這部涉及到如此高層級的小說，幾乎想敘述一個國家的人心及思想演變的小說，你要講到思想解放運動，你總得有幾個思想文藝界代表人物，有些讀者于是對號入座了。當年托爾斯泰寫出《安娜卡列妮娜》時，因為涉及到彼得堡及莫斯科的貴族，也有類似的考據者。一部小說，你寫到高層，而高層就那么幾個人，所以容易給有考據興趣的讀者以想象。《紅樓夢》也是如此啊，總以為誰是誰誰誰之類--當然，我這里也不拿《風和日麗》攀比這些偉大作品。如果完全寫底層百姓，就不會產生這種情況。我是說，這是題材決定的。當你想像一個國家時，這種情況是一定會出現的。你想講一個時代，并且如此直面它，這恐怕不可避免。不過，在中國寫作，禁忌當然是有的，某些章節的寫作真的像在走鋼絲一樣，得小心翼翼，但我必須通過去。規約就是藝術，禁忌或規約有時候反而會使藝術作品更動人。藝術某種程度上是規約的產物。
周航：從你的每一部作品中，我都能感受到你的憂患意識，對民族國家，對社會生活與道德，對革命的正統想象，等等。特別在《風和日麗》中，你對革命者、對戰爭，對一些重要的文化前輩，你努力在啟動某種解構性的力量。解構并不新鮮，但你在這部小說中解構的一些東西，幾乎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大膽至極，你是如何看待你的這些“突破”的？
艾偉：我寫作時，想象他們是人，我試圖在革命話語中發現人的本來面目。發現人的“正常”情感，發現人性的光輝燦爛，而不是革命塑造成的那種光輝燦爛。這部作品我心懷寬容，而不是解構。“那個世紀已經過去，是非對錯也已沉淀。”這是楊小翼說的，也是我想說的。我不是八十年代的作家，要“傷痕”，要“控訴”，我試圖探究即使在不講人情的革命時期，人性依舊有它別樣的通道和歸途，而因為壓抑，反而更為動人。要說突破，我只是恢復了“人”的本來面貌。作為作者，我非常喜歡將軍，這個人物真是復雜，當寫到將軍把天安埋葬時，我覺得他真是孤獨。在這部小說里，我是用一種更廣大的時空背景上看待歷史。將軍是歷史的勝利者，但同也是歷史的犧牲者。人人如此。
周航：在《風和日麗》中，你描寫了文革之後當時文化界啟蒙階段的一些事情，比如某某油印刊物，一些現代派的藝術行為，包括某某詩人的殺妻事件，以及不少文化人的出國，等等，這些如果出現在你以前的作品中都是不可想象的。你還通過人物之口對其中的角色進行了揶揄，你這樣做既有還原本相的意圖，又有重新認識的跡象。你是如何看待這些的？這些事件對這部作品有何意義？
艾偉：我是懷著對他們美好的崇敬之心寫的，他們是時代的先驅，在某種程度上我很羨慕他們趕上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在這部小說里，青春是一個關鍵詞，青春的激情理想和變化無常，是我感受到的動人的一部分。事實上，在要不要寫舒暢殺妻這件事，我猶豫良久，初稿上是沒有的。後來我決定寫下來，因為這是青春激情的一部分，這同伍思岷用車撞人，尹南方跳樓，他們歸根到底是一致的。我想時代總會過去，比我們年輕的讀者不一定知道歷史上曾有類似的事，而這件事除了殘忍，真的非常藝術，有人性中不可名狀的內容。另外，我覺得這種亦真亦假也是一種效果，讓讀者恍然覺得小說所敘寫的一切確有其事，事事有出處，某種程度上應該會增加真實性。也許是因為這部分的“真實”性效果，讀了這部小說的朋友，都問我，將軍有原形嗎？我說沒有，完全虛構。
周航：閱讀完《風和日麗》後，我有個印象，覺得語言比你以前作品的語言更好讀了，可以說十分成熟流暢，但你似乎變得平靜了。你以前的小荷花、張小影、俞智麗等女性人物形象，靈魂的深層沖突十分強烈，以前你作品中最出彩的有關性、暴力、靈魂的游移不定與沖撞等等的描寫，在這部作品中有所沖談，這是否是你寫作姿態與心態的一種轉變？一如小說的題目“風和日麗”，一切都在一種平和沖淡之中進行敘事，哪怕是起伏跌蕩的歷史風云，你也似乎很平靜。假如我的理解與閱讀感受有誤，那你是否是將復雜的人性放在歷史的復雜進程中，是將一些與人性相關的表述融入到不可捉摸的歷史變化之中進行自足性的映照呢？
艾偉：我前面說了，這部小說關注的不是人性中的黑暗面，而是人性中的光亮一面。事實上這部書中這么多人物，只有呂維寧有些壞，其余的都是好人，但他們人人都在受苦。我完全可以把楊小翼黑暗時期的內心寫的很黑暗，但如果這樣，這個人物不是楊小翼了，楊小翼不是這樣的人，她的家庭背景及教養規定了她的善良本性。這同我過去小說是不一樣的。說實在的，在日常的或“正常”的狀態下要寫出戲劇性，要讓人感到跌蕩起伏，從某種意義上難度更大，更要有想象力。說到人物形象，在這部小說里，所有的故事都是楊小翼經歷的或看到、聽到的，她是視角，而任何視角的人物，一定要像海綿那樣柔軟，要有一種“曖昧”性，這樣才可以把整個故事講述下來。如果主人公是一把刀子，那么所有在她視角中的人物都會成為一把刀子。所以，這部作品既然選定楊小翼為視角，那么楊小翼必須是有反思能力的，是有理性精神的，是內斂的。我告訴你一個寫作中的秘密，這部作品在開始是全知式視角的，寫了幾萬字感覺不對，推到重來。後來又用第一人稱回憶錄的形式寫，也就是一個年華已老的人敘寫自己的歷史。但後來因為考慮到我是男性，用女性的第一人稱總感到別扭就放棄了。最終選擇了現在以楊小翼的視角敘事，但你依舊可以看到回憶錄的痕跡。即這部小說是一部回望個人歷史的小說，它已化解了歷史在場式的激烈和沖撞，已化血淚于平靜，充滿了寬容和淡定。而楊小翼現在的形象就閱讀效果而言也許并不是壞事，反而有普遍性，各種不同層次的讀者都可在其身上找到共鳴，每個人會有自己的楊小翼。
周航：最後想與你討論一下關于《風和日麗》的現實性與精神性的問題。你說過：“我理想中的小說是人性內在的深度性和廣泛的隱喻性結合的小說。它誠實、內省，它從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發，但又具有飛離現實的能力。”你的幾部長篇你都實踐了這些話，在這部作品好像你回歸了現實。你之前的作品，不僅“從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發，但又具有飛離現實的能力”，充滿了詭異的想象與實驗的品質，在我看來，這正是一種文學的自覺，是一種文學的高度，也即文學的精神性。在這部作品中你是如何考慮這個問題的？
艾偉：我想文學精神性是多方面的，想象力，飛離現實的能力，人物的復雜性，都是。就這部作品而言，如前所述，它同我以前的作品是有區別的，它可能在另一個方向上。我現在的小說觀念有所改變，我認為文學不是用來分析的，而是用來感受的。這小說在《收獲》發表後，我看到了很多讀者寫的文章，有人讀時“數度哽咽”，讀完“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其中有一個讀者這么寫道：“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個人在時代中的無力以及內心的拯救。人性之美使悲劇又洋溢出暖意。我們是無力的，取舍并不取決于自身，但是我們一直在力求自身的問心無愧。楊小翼用一生的幸福贖回了對伍思岷的歉疚，她的此舉引發我們不同體驗層次的共鳴。這是我們的義。楊小翼最終在放棄中走向平靜與釋然，她放棄對血緣的執著，放棄對父親的逼視；放棄相濡以沫的愛情，尊重和成全他人之愛--在這中間楊小翼與劉世軍的幾度分手顯得如此動人；最終她甚至放棄對丈夫的追問。人的一生，就這樣過去了……”我喜歡這位讀者寫的這幾句話，就一個讀者而言，其從這部作品里得到的人生感受既感性又形而上，是整體性的。劉小楓說過大意如此的話，現代小說承擔的是類似教堂里的喃喃自語，敘事讓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覺，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間，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無常抹去的自我。所以，判別小說好壞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就是讀完後百感交集，無以言說。我想小說首先要在情感上打動人，然後再判斷其別的價值。現代學理有那么多分析的方法，即使一部破綻百出的小說，依舊可以分析出偉大的意義。我這么說是想強調精神性并不表明只有那些尖銳的態度才得以呈現，有時候，日常生活的廣闊中亦有其深邃的精神性。我相信小說最深刻的東西就是情感。
（周航：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
《身體課》序：
序詩
雕塑家
他創造過許多神聖的軀體
偉人、野獸和美女。現在
面對這塊上好的石料
他有些猶豫……
太陽下山之前
他照著自己的樣子
鑿出嘴，但緊閉著
生活就像石頭
保持著沉默的本性
他不想多說什么。接著
鑿出圓睜的眼睛
得好好看看自己，他想
他鑿出鼻子，為了完整
鑿出耳朵，但他懷疑
這世界
還會有什么驚人的消息
月亮還沒有升起
天空似乎陰郁又曖昧
對著這潔白的大理石身體
他拿不定主意
是造個男人還是女人……
第二天早晨，他感到
從未有過的疲憊
他知道自己再難起身
于是，照著每天出門的樣子
鑿出腿，讓雕像離去
《麥河》後記：
很早就想寫一部關于河流、土地、莊稼和新農民的書。
大地上的萬物，最普遍的就是河流，河流是土地的血脈。我的故鄉唐山冀東平原有一條大河叫灤河，古稱濡水。河水從草原而來，最後流入渤海，它既有生命，也有使命。灤河發源于河北省豐寧縣，又西向北流入沽源縣，這一段稱閃電河；流經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折向東，這一段稱上都河；入多倫縣後，至查干敖包東黑風河自北匯合，始稱灤河。河流經小菜園出境復入豐寧縣，經承德地區，經潘家口穿長城入唐山地區，又經遷西、遷安、盧龍、灤縣、昌黎、灤南、樂亭七縣，從老河口流入渤海。灤河較大的支流有羊腸子河、黑風河、蛇皮河、吐魯根河等五百多條。灤河，是唐山最大過境河流，兩岸盛產麥子，故老百姓也稱其麥河。水源豐沛，泥土飄香，麥浪滾滾，麥子和土地在風中吟唱--這是我幼時難以忘懷的生命景象。
麥河游走于大山、平原和灘涂，使命平凡而神秘。它滋養了生命，同時誕生了地域文化。除了我向往的小麥文化，還誕生了冀東民間藝術“三枝花”：評劇、皮影和樂亭大鼓。我的家鄉在冀東平原一個叫谷莊子的小村。村頭幾條小河交匯，我常到河里游泳逮魚。我記得小時候，有樂亭大鼓藝人來村里說書，有睜眼的，也有盲人。我們坐在村口老槐樹下聽書，是非常愜意的。我十歲那年，正在村里讀小學，放學背著書包鉆草棵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沒了大人的腰，我鉆進去就沒影了。聽見母親喊我，就從蒿草叢里鉆出來，看見母親領個手執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認出是唱樂亭大鼓的。這位盲人給我算了一卦，算的細節記不清了，只記得瞎子說我長大“吃筆墨飯”。說完，母親給了他一些黃豆和雞蛋，瞎子給了我一顆麥穗兒。我有些不解，險些把麥穗兒扔掉，母親說麥穗兒能避邪，保佑我平安。我後來在作品里多次對小麥進行過描述，但當時并不知道，這就開始了麥子崇拜。對麥子的崇拜，也就是對土地的崇拜。
說到土地崇拜，我有很多的經歷。我記得家鄉過去有一座土地廟，鄉親們都叫“連安地神”。我的故鄉管地神叫“連安”。地神在民間被稱為土地，而祭土之神壇則演變為土地廟。在民間駁雜浩繁的神聖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緣的神了。村里可以沒有其他神廟，但不能沒有土地廟。土地爺神小，可管的事挺多，莊稼生產，婚喪嫁娶，生兒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傳說連安有著非凡的神力。我們村里的連安像是用棗樹雕的，因為這棵棗樹有一個樹杈無法鋸掉，工匠就給他雕了一根拐杖，連安手里多了一個“麥穗兒”。他想去哪里，把“麥穗兒”往兩腿間一夾，就像鷹一樣飛去了。這根“麥穗兒”有非凡的魔力。舉個例證吧，有一年大旱，人們到土地廟祈雨，一道白光閃過，連安手里的“麥穗兒”一揮，滂沱大雨就落下來了。這些傳說，更加印證了小麥和土地的神奇。我的眼前激起了種種幻象。傳說中連安手里的“麥穗兒”，總是表達出對小麥的熱愛，對善的呵護，對惡的懲罰。人只有腳踩大地，才會力大無窮，我塑造的農民才會找到力量的根基。
我想起了那一年麥收二叔的死。二叔有點倔，喜歡種地，本來子女都到縣城打工了，可以搬到城里去，他家的主要經濟來源已經不靠土地了，可他還是想種地。我的一個堂哥回村搞“土地流轉”，幾次給他做工作，他都不愿意把土地讓出來，誰也說服不了他。說到土地流轉，他有好多擔憂和困惑。二叔耕種土地，一頭牛，一架鐵犁，牛拉著犁，二叔扶著犁，一點點翻動著土地，配合是那樣默契。他家的糧和菜都能自給自足，過著與“市場”無關的小日子，自得其樂。二叔對我說：“別看你在城里住高樓，坐汽車，山珍海味吃著，我不眼熱，哪如我這一畝三分地舒服？”可是，那年麥收，二叔趕著馬車往麥場拉麥子，在河岸上與河南來的收割機相遇，不料馬驚了，二叔從高高的麥垛上摔了下來，頭朝地，後脊椎折了，當場就死了。這是咋樣的交通事故？二叔尸體放在豐南縣城醫院，事情遲遲不能解決。後來二嬸找到我，我托在鄉政府當書記的同學給調節了。拖了二十天，二叔終于入土為安了。這件事情給我震動很大，二叔滿可以離開土地的呀。後來我明白了，他是一個小農業生產者。我小說中的老一代農民郭富九，就是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小農業生產者。他勤勞、儉樸、能干，滿足于“分田到戶”的傳統生活。但在農村改革不斷深化，走向集中化、機械化的時候，他充滿了抗拒、敵對情緒。面對土地流轉大勢，他憂心、憤怒，成為農村變革的“釘子戶”。這類農民身上，自私、狹隘、固執，把土地當作命根、沒有長遠眼光。從他身上，我們再一次看到了梁三老漢、許茂等勤勞而糊涂的影子。此外，對土地感情深厚、反對兒子曹雙羊胡折騰的曹玉堂，不也是這樣的農民嗎？如果都是這樣的農民，現代農業從何談起？
那年的清明節我回故鄉掃墓，我給爺爺、奶奶的墳頭燒紙。那是二叔下葬的第二年，我順便也到二叔墓地燒點紙。二叔的墳頭上，有金黃的麥穗兒鋪著，二嬸說二叔死在麥收，墳頭要鋪滿麥穗兒。墳前還擺著酒菜、水果。二嬸和堂弟用土把墳堆填高，用鐵?挖一個園形土塊兒，做一個墳帽兒放在墳尖上，壓了幾張黃紙。二嬸跟我說，她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就過來給二叔說說話。我愣了一下，真的能說話？二叔能回話嗎？二嬸說她能聽到二叔的答話。我淡淡一笑，也許是二嬸的幻覺吧？這是我寫瞎子白立國與鬼魂對話的一個啟發。小時候，我對鄉村墳地非常恐懼。可是，這些人都是在這塊土地生活過的人。他們曾經有血有肉，有嘆息，有歌聲。有一次，我陪同朋友到灤河畔的白羊峪村撿石頭，那里河床的石頭很有特點。聽說到這樣一個風俗，村里有點德性的人死了，就給捏一個泥塑立在墳頭，這個泥塑就有墓碑的功能，比墓碑更形象傳神。這種帶有魔幻色彩的說法，讓我對鄉村的生與死有了新的理解，甚至減弱了對死亡的恐懼。小小的泥塑都活了，他們打著呼嚕，他們談天說地，他們為後人祈禱，饒恕一切，超越了時空。他們矗立在刺眼的光芒中，那是歷史的復活，也是人性的復活。我被這個秘密感動著、鼓舞著。這個小小民俗，一下子讓我找到了“訴說歷史”的視點。因此，在《麥河》中，讓瞎子與鬼魂對話，虛實相間，既增加了歷史厚度，還能節省篇幅，但是，這種嘗試也讓我惶恐不安，讀者會接受嗎？
農民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沒有啥娛樂生活。天一黑就摟著老婆睡覺。偶爾會聽鼓書，特別是樂亭大鼓，聽一段評劇，耍一耍驢皮影，日子緩慢而枯燥。但是，只要他們一走到田野里，看見了廣袤的土地，一下子就來了精神。土地是物質的，同時也是精神的，讓人感奮、自信、自尊，給心靈世界注入力量和勇氣。正是這方土地、這條河水滋養，才有了民間生活的深切回應。瞎子白立國與桃兒，與曹雙羊，與鄉親們來往中，有一種人情，一種心心相印的優美人情。有一天，我做了個夢，夢見一只鷹嘴里叼著一根麥穗兒飛翔。蒼鷹是麥河的精靈，麥穗兒是土地的精靈。這讓我很興奮，最初，瞎子只是書中的人物，我本來想用鷹的視角來敘述全篇。嘗試寫了一些文字後，因為我把握不好鷹說話的語氣和節奏，就重新啟用瞎子來敘述，讓老鷹虎子充當瞎子的“眼線”，替瞎子洞察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我熟悉鷹，也熟悉很多藝人，包括樂亭大鼓藝人，我還熟悉一些算命的盲人。工業化進程中，當人們用工業思維改造農業的時候，一切都在瓦解，鄉村變得更加冷漠，最糟糕的是，過去相依相幫的民間情分衰落了，人的精神與衰敗的土地一樣漸漸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傷之中，瞎子白立國呼喚鄉間真情，撫慰受傷的靈魂。我記得臺灣作家陳映真說：“文學是使絕望喪志的人重新點燃希望的火花，使撲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瞎子白立國就擔負著這樣的使命，他寄托著我的一些道德理想，他永遠與弱者站在一起，讓那些被欺凌被侮辱的失地農民得到安慰，找回屬于自己作為人的尊嚴。我想他的力量來源于土地。我的心情與農民種地一樣，是在惶惑、絕望、希望中交替運行的。小說到底有沒有面對土地的能力？有沒有面對社會問題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實和問題本身，由政治話題轉化為文學的話題？“三農”的困局需要解開，我創作的困局也需要解開。我走訪中發現，農村的問題很多，農業現代化問題、土地所有權問題、農產品價格問題、農村剩余勞力出路問題、農村貧富分化問題、農田基本建設問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等等。我感覺核心問題還是土地問題。這是一個敏感話題，農村走進了時代的漩渦。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農村非但不能跨入現代社會，甚至會出現混亂、停滯或倒退。土地問題怎樣解決？有人說，搞現代農業，應該首先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怎樣解決卻眾說紛紜。2002年，我國頒發了《土地承包法》，對土地流轉（轉包、出租、互換和轉讓）等都作出了規定。允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繼包產到戶以來農村土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我國第三次地權改革。如今全國好多農村都進行了土地流轉。“流轉”中的農民更加自由，也不斷增加著收入，但是，也是問題重重。過去對鄉村約定俗成的看法，如今已經失效。不尊重生活的這種復雜性，就會犯一些幼稚錯誤，甚至會幫倒忙。其實，今天的復雜局面，就與過去靠行政命令，長期照搬照套有關。比如，有人說要搞市場化，我們一試就十幾年，還是有問題；有人又說，市場無效；有人說，要想社會穩定，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農民繼續束縛在土地上，這一小塊土地可以維持他們的基本生存，土地基本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讓土地成為防止農民流動的穩定劑。可是，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推給個人的？社會發展到今天，又有誰有資格讓一個群體為另一個群體必須作出犧牲？我們覺得，今天已經不存在一個整體的農民，農民的個體身份在分化，每個農民就是他自己，他有選擇的自由，他有權力遷徙到大城市，當然他也可以選擇留在鄉村。農民只想通過自己卑微的勞動改變自己和子女的命運，任何人都不能扼殺他們的選擇，凡是剝奪和扼殺，都是不義的。我們現在的農民不需要啟蒙，也不需要同情，他們不再安貧樂道，更不愿意做犧牲品，他們也開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們需要城市，喜歡現代化，也喜歡美麗家園，更喜歡在藍天下自由地享受生活。農村問題急迫而嚴峻。鄉土敘事還處在模式階段，怎樣才能找到適應新情況的新的寫作手法，讓我們困惑，我無法面對這樣巨大的農村變化。一個小村莊，既擁有幾十億的富翁，也有中產戶、一般戶，還有很窮的農民。怎樣概括它？這是一個嚴峻而復雜的問題。仇視城市嗎？廉價謳歌鄉土嗎？展示貧苦困境嗎？整合破碎的記憶嗎？每一個單項都是片面的，應該理性看待今天鄉土的復雜性。
在這之前，土地流轉不是一個問題，現在看越來越是個“問題”了，是誰的問題？如果是農民的問題，農民應該如何應對？如果土地不是農民的問題，那又怎樣實行“自愿”的原則？一切都具備了不確定性。我要提醒的是，資本都是貪婪的，民營之本來到土地上，巧取豪奪的現象已經存在。民營資本在土地上與公權力較量早已開始。根據我的了解，土地流轉帶有股份合作制度特征。對農民傳統習慣進行著挑戰，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天然地適合了中國農民小農生產者的傳統習慣，而土地流轉或股份合作制則要求農民有合作能力。這正是農民欠缺的。“土地流轉”這種探索是否成功，需要時間來印證。這些流動的、不確定的因素，給我帶來創作的激情，所以就以我們對農民和土地的深愛和憂思，描述了這一歷史進程中艱難、奇妙和復雜的時代生活。
關于農民的未來，我們讓老鷹虎子做了一些預見。大量農民會一步一步走進城市，鄉村也會變好的。現在想來，大工業越發達，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凈土。這是一部土地的悼詞，也是一首土地的頌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麥田里，讓他們勞動、詠唱、思考，即便知道前方沒有路，也不愿放棄勞動和詠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腳步。我們富足了，都是土地付出的代價，一切物質的狂歡都會過去，我們最終不得不認真、不得不嚴肅地直面腳下的土地，直面我們的靈魂。我們說土地不朽，人的精神就會不朽。所以，我們有理由重塑今天的土地崇拜！
所以說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是土地，這是一部土地之書。
有人說我是寫作快手，但是，這部書卻耗去了我三四年的時間，真正淪落成一個愚笨的人，這對于我是從沒有過的。1997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布老虎”叢書出版長篇《白紙門》以後，我就開始了《麥河》的寫作。為了創作這部書，我到故鄉唐山農村體驗生活，得到了地方領導和鄉親們的幫助。麥收的時候，我到還鄉河女過莊采風，看到了機械化收割場面。這次寫作與以往不一樣，我是一邊寫作一邊到農村里去，每次去都大有收獲。回到書房寫作的時候，內心像土地一樣踏實、寬厚和從容。第二遍書稿完成的時候，作家出版社領導和責編提出讓評論家看一看初稿。評論家何鎮邦老師頂著酷暑，讀完了我的拙作，并提出寶貴意見，他說土地流轉部分是新生事物，應該大大增加筆墨，小麥文化還要深入開掘。評論家吳義勤先生讀過拙作，對文體和人物塑造方面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李敬澤先生、胡平先生、孟繁華先生、梁鴻鷹先生、段崇軒先生也都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并在此書出版之前寫出了推薦語或評論。我的親戚趙曉聲先生是人體符號學專家，他在百忙中通讀初稿，并提出了建設性修改意見。我進行了近三個月的修改潤色。《中國作家》雜志主編艾克拜爾o米吉提先生，拿出極大的篇幅連載拙作，讓我心存感動。我非常喜歡著名畫家鐵揚老師的畫作，鐵老為此書提供了精美的畫作，在這里一并深深致謝，感謝朋友們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只是我的才氣不夠，筆力不足，使全書還有這樣那樣的遺憾，敬請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以期在今後的創作中不斷改進。
2010年9月22日于石家莊

《紫青稞》節選：
一
和許多散落在喜馬拉雅山脈附近的小村莊一樣，僅有三十幾戶人家的普村，嚴嚴實實地躲藏在大山的懷抱里，與外面的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
“嘎--嘎--”盤旋在山頂上的渡鴉，偶爾一聲孤寂的叫喚，在山谷間迸裂出陣陣回聲。這時，在山間小路上行走的普村人，要習慣性地抬起頭，尋找那個從遠方飛來的鳥兒，生怕錯過一絲大山外的信息。
阿媽請你開恩，
別將女兒嫁到山後，
禿山荒水間叫我怎安心？
一首在藏區廣泛傳唱的歌曲所唱的景象和現實中的普村別無二致，大山、小山、荒山、雪山，普村四面環山。群山環繞中的一塊谷地養育著這里的人們，他們在春天辛勞地刨著那一小塊的石礫地，等待著秋天時能收獲幾小袋紫青稞。
普村是嘎東縣各自然村中，離縣城最遠的村莊，這里惡劣的自然條件，使紫青稞這種極具生命力的植物，成為這里的主要農作物。紫青稞，因其產量較低，品質較差，在後藏各腹心縣早已淘汰。“吃紫青稞的人”。外村人這樣稱呼普村人，說話時一臉都是不屑的表情。
俗話說：“普村豐收了，全世界都豐收。”普村豐收的年景確實也很少，不是旱了就是澇了，再不然就是蟲害、雹災。
普村很偏僻，可在藏區，它的名氣很大，那是緣于它的歌舞。普村的男女老少沒人不會彈扎年琴（ 藏族樂器 ），只要男人的扎年琴彈起來，女人們的歌聲就會和起來，連足尖也會舞蹈起來。無論日子多么窘迫，他們的歌聲從來沒有斷過，他們的舞步也從沒停過。
晨光照射到橫亙在普村前的山頂時，山上的積雪會發出耀眼的光芒，把整個山體照得通亮，與山腳下的普村形成強烈的光線反差。普村的房舍很低，大山擋在前面，太陽遲遲才肯照射這塊地方。這里原先只有十幾戶人家，是嘎東縣最小的自然村。這些年來，嫁娶兒女的越來越多，有的把媳婦娶進了門，有的把女婿迎到了家，差不多戶戶之間都有一層關系，這一層層的關系又把整個普村織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網。
從山頂看普村，這里的房舍布局很有特點：東西兩頭各有一幢很特別很氣派的房子。村子的東頭是普村唯一有房名、也是普村最富有、身世最顯赫的阿巴嘎布（ 居家密宗師 ）強蘇家。強蘇是房名，意思是強沛家族的一個分支。強蘇一家要追根溯底的話，他們來自覺木鄉森格村的強沛家族。這個家族，在很早以前出現了一個精通五明，佛學造詣很高，最終修煉成果的寧瑪派活佛，寧瑪教派可以娶妻生子的戒律，使得這個家族的後代們深得福蔭，後代的男孩子們子承父業，成為世襲的阿巴嘎布，相傳個個功力非凡，不僅能驅雹除災，還精通藏醫藏藥，醫術遠近聞名，在覺木鄉甚至在整個嘎東縣，沒人不知強沛家族。誰家要干個什么大事，都要到強沛家算卦占卜。除了敬稱，沒人敢直呼強沛家族人的名字。這個家族又在壯大中，不斷地分化出多個子家族，就像一棵有著悠久年代的大樹，不斷被人修枝剪葉種植在別的地方，而這些小樹蒙承大樹的光耀，又棵棵長得壯實。普村的強蘇家族就是其中很壯實的一棵。這家戶主繼承父輩的傳統，能算卦占卜念經之外，還略知藏醫藏藥。村里有什么頭疼腦熱的，或需要占卜算卦的都要來找他。因為他為人善良，被村里人尊稱為強蘇啦（ 敬語 ）或強蘇仁布欽，而他的真名已被人淡忘了。
強蘇家的房子原先在普村的正中間位置，後來因為洪災在村子東頭圈了一塊很大的地方，蓋起了現在的兩層樓房。從山頂能把強蘇家看得清清楚楚，房門大得有些夸張，門兩邊畫著兩個大大的蝎子，底樓圈著牲畜。上了樓梯就是一個天井，一間間房子沿著欄桿有序地排著，每間都有一個小小的玻璃窗戶。
村子西頭是鐵匠扎西家。鐵匠扎西早年賣藝來到普村，和普村的一個姑娘相好上了。很快村里人不知通過什么途徑，知道了鐵匠扎西的身世。那年頭，階級斗爭沒有遺忘普村，膽敢有人看不起像鐵匠扎西之類貧農出身的階級兄弟，就會拉出來批斗一番。村里人只有把鄙視藏在不被人發現的地方，堆著笑臉，接受了這個不知來自何方，卻彈得一手好扎年琴的流浪漢。村里為了獎勵能夠沖破封建思想的女方，出動全村勞力，在大家族強蘇隔壁，給他倆蓋了一間小房子，一大一小成鮮明對比，其中是否還有另外的意思，不得而知。
前兩年，普村很少有人到外面闖蕩。鐵匠扎西第一個走出了大山，憑著早年走南闖北的膽量，帶著兒子，翻過一座座山，到藏北為牧民鞣皮子、蓋房子、打銅鈴，每次都趕著一群羊子大搖大擺地回來。沒過兩年，他也在西頭圈了一塊地，蓋了間很氣派的房子，風格和強蘇家完全不相同。
“強蘇家看重的是高貴的血統，我們鐵匠家畢竟比別人低一等，這房子與住戶也有個配不配的問題，不能攀比。”蓋房時，兒子旺久堅決要求蓋得跟強蘇家一模一樣，鐵匠扎西就用這樣的理由說服。最終，看在兒子跟著自己在藏北受的那些苦，他在建房方案上又稍作了讓步，村西頭很快落成了一幢帶兩個院子的平房。外院圈牛羊，進了中門就是主人住的地方，墻頭掛著很多東西，打制好的牲畜銅鈴、火鏟等等，生怕別人不知道這里住著一戶鐵匠。
除了這兩個大戶外，普村其他人家的房子大小規模都差不多，但細心觀察也有一些有趣的發現：大多數較大的房子後面，總有一兩個像小尾巴似的小房子。那是一些子女較多的家庭，孩子們大了，留在家里的只能是一兩個，如果成不了別家的媳婦或是女婿，就在自家屋後又蓋上幾間小房，單獨圍成一個院子，讓兒女另成一家。這些房舍的布局，就像是有些害怕、有些羞澀地躲在父母背後，又忍不住好奇地探出腦袋觀望的孩子；還有一些沒有院子的房子，像火柴盒孤零零地撇在一邊。這些房子的主人都是些女人，都是些不幸的女人。嫁了出去又過不下去，帶著孩子跑回娘家，也沒人再提親，時間長了，跟家里的媳婦或女婿過不到一塊。因為已經體體面面地嫁過一次，父母再也沒有心思、也沒有精力體面地再次安排，就草草地蓋個小屋，連圍個小院都覺得有些奢侈，干脆免了；有的是沒有結婚卻大了肚子，說不出或根本不說孩子他爸是誰，也有的說了孩子他爸是誰，別人也不打算娶進門，傷心的父母對如此傷害父母的女兒，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趕緊給她蓋個小屋，打發出去。沒有院子的小房子像沒有父母的孩子，和娘家保持著一段距離，也許是父母一看到不爭氣的女兒就難受，眼不見為凈，干脆安排得遠遠的。
從山頂看本書的主角--阿媽曲宗和她兒女們的家，有些費力，在高高低低的房舍中，阿媽曲宗的房子像燒化了的蠟燭，攤成一片，看不出有什么布局。阿媽曲宗的房子在村子中央的一塊土坡上，門外有條水溝，像張著大嘴的猛獸。這條溝是前幾年洪水襲來時沖刷成的，那時阿媽曲宗鄰居家的房子都遭水淹了，兇猛的洪水為了讓人們記住它的威力，特意留下了這條很深的溝。鄰居們有意躲避那段記憶，都先後搬到了地勢較高的地方。沒了左鄰右舍，阿媽曲宗的房子顯得孤零零，它的破敗也像是放大了一般更加醒目。
《老風口》節選：
解放軍進疆後，一個最主要的任務是改編原國民黨和平起義部隊。一個部隊要接受改編，這當然是痛苦的，在改編的過程中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兵變。最後，就發生了在新疆影響深遠的以烏斯滿和堯爾博斯為代表的大叛亂。烏斯滿在叛亂前是阿山地區專員，在哈薩克人中極有威望，堯爾博斯是哈密警備司令，人稱“哈密之虎”，他們發動的叛亂席卷了阿爾泰到巴里坤大草原的大片土地。
烏斯滿生年沒有準確記載，一般認為生于1900年前後。全名叫“烏斯滿o斯拉木”，出生于新疆阿爾泰專區的富蘊縣，是哈薩克毛勒忽部落的頭人，因驍勇善戰被稱為“巴圖魯”（英雄、勇士）。烏斯滿全國成名是在1947年的“北塔山事件”，1947年外蒙軍在飛機的掩護下連續向我境內北塔山發動進攻，烏斯滿果斷參戰，率部在北塔山北麓山腰地帶與外蒙軍騎兵部隊激戰。當時的新疆警備司令是宋希濂，據宋希濂回憶錄記載：戰斗中烏斯滿“率部百余騎與外蒙軍隊激戰幾小時以後，他本人突然單人匹馬，風馳電掣般的奔向外蒙軍重機槍陣地，揮刀砍死機槍射手兩人，奪得重機槍一挺，又迅速地跑回來了”。烏斯滿驍勇善戰可見一斑。
後來，國軍增援部隊趕到，外蒙軍始退。北塔山事件後，國內輿論嘩然，中國外交部分別向蘇聯和蒙古提出嚴正抗議。國內外新聞記者也云集迪化報道此事，北塔山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當數烏斯滿，一方面被媒體當作“守土抗戰”的英雄，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新疆省國民政府的公開支持。于是，烏斯滿成了國民政府在新疆能利用的重要力量。
在新疆和平解放後，進軍新疆的人民解放軍十分注意爭取這位在新疆哈薩克牧民中頗有影響的人物。王震曾派人攜帶親筆信和禮物前往烏斯滿的駐地，向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王震在信中明確表示只要烏斯滿接受人民政府領導仍可擔任阿山專員或參加省政府工作。
烏斯滿給王震寫了回信，還派了代表。王震接見了烏斯滿的代表，并贈送烏斯滿許多子彈。半個月後，烏斯滿又派遣其弟到迪化商談，也受到王震和解放軍一兵團領導的招待。當時，是與解放軍合作還是與解放軍對抗，烏斯滿猶豫不定。
在這期間不但解放軍和烏斯滿有聯系，還一個外國人也在和烏斯滿接觸，這個人就是美國駐迪化代理領事馬克南。
在陶峙岳宣布和平起義後，馬克南攜帶電臺，悄悄離開迪化與烏斯滿會面。馬克南與烏斯滿會談了三天，表示美國支持烏斯滿反共反蘇，希望烏斯滿暴動，如果暴動失利，可率部南去印度避難，馬克南保證美國將給烏斯滿援助。
送走馬克南後，烏斯滿召集自己手下主要干將開會，決定趁解放軍立足未穩，聯合當時還擔任新疆哈密專區專員的堯樂博斯和騎七師，迅速發動叛亂。烏斯滿的意圖是以巴里坤為基地，東向哈密切斷解放軍與內地聯系，西向迪化奪取新疆省會。
堯爾博斯1889年出生在巴楚縣的維吾爾族鄉村，父親當地的“水官”。他是父親在路上撿來的棄嬰，并為他起了個名字“堯爾達巴斯”，意思是“路上撿來的孩子”，他長大成人後，被順口叫成“堯爾博斯”（意為老虎）。其人有智謀，深工心計，精通漢語。最早做過哈密王的騎兵軍長，後為國民黨哈密專員。手里握有萬余人的部落武裝。新疆和平解放後，堯爾博斯對新疆和平通電陽奉陰違，新疆臨時政府仍留用其繼續擔任哈密專員、公署專員，但他卻和烏斯滿一直在策劃叛亂活動，終于在１９５０年3月和烏斯滿一起叛亂。
1950年3月烏斯滿公開反對新疆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在臺灣的蔣介石委任烏斯滿為“新疆反共總司令”。為了穩定新疆的社會秩序，保衛邊疆各族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根據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指示，新疆軍區迅速組織了剿匪指揮部，由王震親自擔任總指揮。由此，烏斯滿和堯爾博斯的被剿滅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烏斯滿和堯爾博斯在新疆曾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現在的老一輩人都認為他們是站錯隊了，壞就壞在他們身邊的女人身上。如果沒有身邊的女人，他們根本不會和解放軍對抗，民間的紅顏禍水說影響深遠。沒想到馬指導員給我講到烏斯滿和堯爾博斯土匪時，也提到了他們身邊的女人。這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對烏斯滿和堯爾博斯身邊的女人進行了解。
馬指導員說在烏斯滿和堯爾博斯身邊都有一個女特務，通過有關資料，我發現在烏斯滿和堯爾博斯身邊確實有漢族的女人。堯爾博斯反共倒是老資格，他曾經在哈密和紅軍西路軍對抗，不敵紅軍隨撤出哈密，留部分親信看家，自己去了重慶。堯爾博斯抗戰期間一直在重慶，成為國民政府的一著重要棋子。特別是戴笠的軍統系統，為了掌握新疆的情報，對堯爾博斯比較重視，戴笠認為堯爾博斯遲早要成事，于是，介紹軍統女特務廖詠秋給堯爾博斯認識。堯爾博斯相貌英俊，一口流利漢語，廖詠秋年輕漂亮，是學報務的，兩人相遇後一見鐘情，隨在重慶結婚。抗戰勝利後堯爾博斯帶廖詠秋回到哈密。
烏斯滿投靠國民黨比較晚，但北塔山事情讓他一舉成名。為了加強對他的控制，國民黨方面派保密局女特務徐媚（代號須眉）到了烏斯滿身邊，徐媚畢業于軍統青浦訓練班，能文能武，善于騎馬征戰，騎術槍法不在烏斯滿之下，大有巾幗不讓須眉之氣概，所以代號須眉。須眉貌美性烈為烏斯滿喜愛，她還是烏斯滿的電臺總報務員。在北塔山事件中，徐媚經常和烏斯滿同時出陣，兇猛異常，有一次曾將落馬的烏斯滿提上馬背，二人騎一馬突出重圍，讓蒙古騎兵大驚失色。
馬指導員所說的烏斯滿和堯爾博斯身邊的女特務能文能武只說對了一半，烏斯滿身邊的女特務徐媚確實能文能武，因為她是軍統青浦訓練班的，而廖詠秋卻只是個一般的報務員，根本不會騎馬打槍，廖詠秋不會騎馬居然隨堯爾博斯出逃到了臺灣，一路上是用匹白布將廖詠秋綁在馬上，才突圍成功的。在烏斯滿叛亂中，卻沒有徐媚的線索。據傳，烏斯滿的大老婆是個醋壇子，她嫉妒徐媚與烏斯滿關系太好，指使自己的兒子，打了徐媚的黑槍。
能文能武的卻死于非命，不善騎射的卻逃到了臺灣，真是造化弄人呀。
烏斯滿和堯爾博斯在新疆影響確實很大，馬指導員肯定後來聽到了不少傳言，這些傳言馬指導員說成是他們在行軍的路上得到的消息，這和時間不符合。解放軍在1949年底到達了指定位置，烏斯滿叛亂是在1950年3月。看來馬指導員把後來聽到的傳言，都嫁接到了行軍的路上了。
《風和日麗》節選：
第一章
楊小翼對自己的身世充滿了好奇和憂郁。每次她問媽媽，媽媽要么沉默，要么淡淡地說：
“你爸爸總有一天會來找我們的。”
那時候，楊小翼和媽媽住在公園路的一間石庫門里。那是一幢巨大的建筑，在公園路一帶的傳統木結構的中式房舍中，這幢帶著歐式風格的建筑顯得相當醒目，看上去既明亮又結實。它的二樓有一個小小的陽臺，站在陽臺上，能看到沿街的一切。可以看到街頭孩子們歡鬧的情形，看到天空和云彩，看到附近公園里飛過的蝴蝶。六月的一個黃昏，楊小翼看到一只松鼠在陽臺上，一會兒，它迅速躥入天井里。天井里的夾竹桃開滿了細小的白花。
楊小翼和媽媽的生活非常簡單。自她懂事起，就和媽媽生活在永城。媽媽在一家叫“慈恩”的教會醫院工作，起先做護士，後來因為醫院人手不夠，被升任為內科醫生。慈恩醫院坐落在三江口的碼頭邊，楊小翼則在教會學校上學，由學校的嬤嬤們照顧。學校叫慈恩學堂，在天主堂背後的一座法式小房子里。
她沒有爸爸。
楊小翼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只要睜開眼，看看周圍，鄰居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有父母。這些事實就像一面鏡子，照見了她的家庭存在的問題。有一天，鄰居米艷艷突然對她說：“楊小翼，我媽媽說你是一個私生女。”楊小翼聽了相當刺耳，她明白“私生女”的意思，這是個難聽的詞，這個詞就像隨意擲在街頭的垃圾，有一種骯臟的氣味。那天，楊小翼感到自己像一只丑陋的蟲子，是討人厭的。她滿懷委屈地再次問媽媽，自己是不是一個“私生女”。媽媽第一次明確而堅定地告訴她：“你爸爸是個了不起的男人。”然後就不再說什么。
一九四九年冬季的某天，一輛綠色軍用吉普車在楊家門口停了下來。那時，楊小翼正在和米艷艷玩一種叫“跳房子”的游戲。楊小翼看到吉普車上下來一位軍官，站在媽媽面前，給媽媽敬了一個軍禮。
那一年楊小翼八歲，在某些方面她表現得驚人的早熟。她對眼前出現的場景表現出異常的敏感，一下子想到了媽媽口中那個“了不起的男人”。她停止了蹦跳，直愣愣地看著這一切。她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就好像她對這樣的場景早有準備，她一直在等待著這一刻的來臨。
楊小翼的目光一直追隨著那位軍人。軍官的臉黑黑的，眼睛細小有神，上面蓋著厚厚的單眼皮，看上去很忠厚，嘴角有幾條很深的皺紋，倒顯出威嚴來。她把軍官的形象牢牢地印在了腦子里。
媽媽的手里拿著一把用來撣灰塵的雞毛撣子，她僵立在那兒好一會兒，似乎不相信發生的這一幕，好像軍官的一個軍禮把她弄懵了。慢慢地，她的臉上出現百感交集的表情，目光里有一種難以掩飾的喜悅和悲傷。大概是為了掩飾自己已經涌出的淚水，媽媽進了房間。那個軍官跟隨著，也進了石庫門。
吉普車就停在外面。吉普車上那個司機是個中年軍人，身體略有些發胖，非常和善。他在駕駛室里向楊小翼和米艷艷招了招手。米艷艷以為那司機找她有什么事，便跑了過去。楊小翼聽到米艷艷和司機在說話，但她不關心他們聊天的內容，她關心的是媽媽和那個軍官在屋子里干什么。
一會兒，那軍官出來了。媽媽跟在他的身後，已恢復了平靜。
楊小翼希望媽媽停下來解釋一下，但媽媽好像并沒有看見她。媽媽上吉普車時，那軍官扶了她一把。楊小翼聽到米艷艷在問：
“楊阿姨，你要到哪里去？”
媽媽微笑著摸了摸米艷艷的頭。
吉普車開走了。四周恢復了原貌，非常安靜。楊小翼懷疑剛才是在做夢。她跑進石庫門，來到自己的房間。她先是站在陽臺向遠處眺望，試圖再看一眼那輛綠色的吉普車。可什么也沒有看到。
她的眼前晃動著那軍人的臉。仿佛害怕這張臉在她的腦子里消失，她閉上了眼睛。她真想把這張臉用一把刀子一筆一畫地刻在腦子里。後來，她想起鏡子。她站在鏡子前，試圖找出自己和那張臉之間的聯系。她失望地發現她和那張臉是多么的不同：那人的眼睛很小，她的眼睛卻是大而明亮；那人的鼻子很大，但她的鼻子卻又細又小；那人的眉毛十分粗黑，而她卻淡如菊瓣（ 這是索菲婭嬤嬤對她的描述 ）。可慢慢地，楊小翼的臉和他的臉在想象里重疊在了一起，她終于找到了共同點：他和她一樣，有一顆虎牙，只是她的在左邊，而他的在右邊。
楊小翼每年都要和媽媽一起去上海探親。楊小翼的外公是上海的一位名醫，他擁有一家相當有名的醫院，叫德仁醫院，很多旅居上海的外國人都是他的病人。外公家在淮海路的一個弄堂里，弄堂里種植著高大的白楊樹。白楊樹的盡頭，有一扇大大的鐵門，鐵門的花紋具有西洋繁復的特性。打開鐵門，就是一幢精巧而明亮的西式住宅。外公家經常有客人。有一次，楊小翼還在外公家見到過宋慶齡，她是因為身體不適才來找外公就診的。當時，楊小翼并沒有認出她，只覺得這個人挺面熟。後來，媽媽告訴楊小翼，那女士就是宋慶齡，孫夫人。楊小翼這才想起在一本什么書上見到過她的照片。不過，楊小翼當時也沒有太大的驚奇。
一九四八年春節，楊小翼和媽媽同往年一樣去上海探親。
上海輪總是在每天清晨六點鐘準時出發。它出發時，會發出壓抑的汽笛聲。楊小翼覺得這汽笛聲里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東西。在她的感覺里，這聲音甚至比教堂的鐘聲還要神聖，當然，也比嬤嬤們嘴里的經文來得神聖。這聲音把她的靈魂帶往很遠很遠的地方。這是一種類似于飛翔的感覺，就像海鷗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滑翔，前方海天一色。
那一年，上海似乎比永城更混亂。整個上海有一種漂泊、恍惚的氣息。不知往何處去的迷茫寫在每個人的臉上。媽媽說，上海的物價漲得離譜，就算是外公這樣殷實的人家也感到入不敷出。不過，外公看上去非常鎮定，他照例每個星期天去徐家匯天主堂做彌撒。外婆像往常一樣，除了在生活上照顧外公和舅舅外，幾乎什么都不操心。舅舅的心思有點兒亂，他是學法律的，想隨當時的出走潮去香港，但外公不同意。楊小翼也不想外公走。要是他們走了，那她就不能來上海了，也沒有機會再乘坐上海輪了。
“舅舅，你不要走啊，你為什么要走呢？”
舅舅沒理睬她。他好像對外公的決定不甘心，他說：
“爸，去香港是最現實的，我們可以先觀察一陣子，還是可以回來的啊。”
可是，外公不為所動。
從上海回來，永城也變得像上海一樣亂了。原來雖然也是亂世，但原來的亂并沒有把生活秩序打亂，一切都按部就班地運行著。可現在，很多人想要離開這個城市，一些人開始朝南方遷徙，一些人去了臺灣，一些人則逃往云南和廣西。
索菲婭嬤嬤也要走了，她要回到她的法蘭西去了。
索菲婭嬤嬤走的時候，來到楊小翼家。她夸張地和媽媽擁抱，一邊哭，一邊說：
“……親愛的楊瀘，我得走了。共產黨要來了，共產黨不喜歡外國人，我沒辦法留下來。真舍不得走，我舍不得你們，我會想你們的。”
然後，她蹲下來，捧住了楊小翼的臉，說：
“親愛的寶貝，你知道嗎？是我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我是你的接生婆。你媽媽生你的時候難產，吃了好多苦。不過，你的命很大。你來到這個世界時，哭聲很大，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氣。我那時想，你會是個走得很遠的人，像我這樣。我都沒有想過到中國來，可我來了，我走得那么遠。認識你們真是高興，我舍不得離開這兒……我希望我們以後能再見……”
說到這兒，索菲婭嬤嬤已泣不成聲。媽媽開始安慰她。她卻連聲說：
“對不起，對不起。可我舍不得這里的一切。”
楊小翼被分別的悲傷氣氛感染了，她哭得比誰都響。毫無疑問，索菲婭嬤嬤的悲傷是真實的，看她的表情，仿佛經文中所說的世界末日到了一樣。楊小翼在悲傷的間隙，發現媽媽的表情非常平靜，眼睛里有一種少見的篤定。
索菲婭嬤嬤走後，媽媽每天晚上都聽收音機。收音機是這次去上海時外公送給她的。收音機發出一些鏗鏘的聲音，伴隨著??的干擾聲。那些日子，楊小翼特別能睡，一次，她從睡夢中醒來時，媽媽還在聽廣播，她以為媽媽睡覺時忘了關收音機。楊小翼摸到媽媽房間，想把收音機關掉。但媽媽還沒睡著，她的目光明亮而熱烈，能把人灼傷。媽媽的心情看起來很好，她讓楊小翼過去，然後抱住了楊小翼。
“孩子，馬上就要解放了，你爸爸要回來了。”
那天晚上，楊小翼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感。一直以來，關于爸爸的形象就像變幻無窮的天邊流云，但此刻，似乎固定了下來。她從未這樣真實地感受到爸爸的存在。這種感受像浴室的蒸氣包圍了她，讓她感到溫暖。這天晚上，她做夢了。在夢里，爸爸的形象非常清晰，爸爸低頭親吻了她的臉。但醒來後她卻怎么也想不起爸爸的樣子。
難道，爸爸終于從夢里來到現實中了嗎？
《鑿空》節選：
艾疆第一次在大巴扎上找驢，一眼望去，驢頭人頭一樣多。驢和人站在一起不分高低，人胸脯在驢背位置，脖子在驢脖子位置，頭和驢頭平齊，驢頭大，人頭小，頭和頭挨挨擠擠，讓人眼花繚亂。艾疆走累了就在街邊蹲一陣，一蹲下眼前全是腿，驢腿比人腿多，驢比人多兩條腿。一頭驢在街上占三個人的位子，驢頭占一個人的位子，肚子占一個，後腿和屁股占一個。
龜茲橋下寬闊的河灘上，停滿驢車，河水從岸邊的一條水渠引走了，寬闊的河床空出來，每個周末被驢車人流擠滿。這條從阿不旦村邊流過的龜茲河，流到老城變成一個干河床，不知道他們把水弄哪去了。
河灘是交易草料、農產品和停放驢車的地方，牲口市場在河灘東岸上，和皮具市場挨著，艾疆先在牲口巴扎轉，又轉到河灘上，都轉完了。滿眼毛驢，就是沒看見自己的驢。
賊娃子也許不敢把驢拉到大街上賣。艾疆想著，爬上河岸，拐進一條偏僻的木頭巷子。
木頭巷子一里多長，兩邊豎著躺著成堆成摞白生生的白楊木，全刮了皮。就像羊宰了剝皮賣肉，樹也一樣，賣樹的人把樹皮剝在家，當燒柴，精光的木頭拉來賣。艾疆去年在木頭巷賣過木頭，房子後面的一棵白楊樹，長了十三年，他結婚那年春天栽的，他還記得他的洋崗子扶著樹苗，他填土，一共栽了七棵，都長成材，他的洋崗子卻跑了，嫌他沒有把日子過好，跟別人過好日子去了，給他丟下三個孩子。她可能已經過上好日子，有時偷偷地托人給孩子帶幾件衣服，一點錢。砍樹的時候艾疆又想起洋崗子的手，那時候她多美啊，和白楊樹站在一起，手指就像剛發出的嫩芽一樣。
大中午，木頭巷子停著好多拉木頭的驢車，滿巷子木頭味道，除了驢叫、人討價還價的聲音，再就是木頭的聲音。木頭的聲音響成一片，大得嚇人。所有木頭在叫，剝了皮的木頭，太陽一曬就張開口，開一個口子叫一聲，口子大聲音也大，口張到最大時就沒聲音了。艾疆去年把木頭賣給巷子中間的烏普。那是個聾子，跟他說話太費勁。好在討還價都袖子里摸手完成。烏普做了幾十年木頭買賣，他說自己的耳朵是被聽不見的聲音吵聾的。木頭巷子的吵別人聽不見。人們討價還價的時候，木頭在裂口子，人的口比木頭咧得大，聽不見木頭聲音。等買木頭賣木頭的人走了，巷子空了，木頭的聲音全出來，那時候只有烏普的兩只耳朵在聽，多少萬個木頭的聲音啊，往一個人的耳朵里灌。就像現在，巴扎上幾萬頭毛驢，就艾疆一個人在中間找驢。
木頭巷子拐過來是糧食巷子。大米、苞米、豆子都堆在店外地上的布單上，盛在盆子桶子里。人輕腳走來慢腳走去。看到糧食人的腳步都輕緩了，驢的腳步也輕了。糧食巷子窄窄的，人走進去就挨近糧食。艾疆朝糧食巷子望了望，沒有進去。再往前是剃頭巷子，補鞋擦鞋巷子，釘鐵皮做皮活的巷子，這些營生不跟著巴扎跑，但巴扎日生意會紅火些。也有拉著一車沉重木頭趕巴扎的，從一個巴扎拉到另一個巴扎。累壞了毛驢，木頭還沒賣掉。還有背著剃頭箱子趕巴扎的，今天這個巴扎剃兩個頭，明天那個巴扎刮三張臉。
河灘西岸是一溜鴿子巴扎，和斗雞、斗羊巴扎連著。那里驢車和驢都擠不進去。西橋頭是清真寺，每個周末都有來做祈禱的人，有時幾個死者的靈床擺在一起，家人外人圍在一起。似乎經常有人在周末死去。艾疆經常在禮拜六的大巴扎日看見清真寺前舉行葬禮。要是幾個死者同時被抬到清真寺，被認為是吉祥的好事，天堂路上有伴了。清真寺前的場地是馬路又是買賣攤，還是從新縣城開來的公共汽車終點站。賣瓜果小吃的地攤商販，和來送別親人的人擠在一起，禱告聲和市場的喧鬧還有汽車的喇叭聲混雜一起。來的人和走的人，擠在一起。
拐到橋東邊的打鐵巷子時已經中午過了，四五個鐵匠鋪排在巷子里，鐵匠巷子是龜茲老城最熱鬧的地方，人和驢車擠成一堆。
老城鐵匠鋪和阿不旦村的鐵匠鋪一樣，這陣子都為坎土曼忙碌。傳說了一年多的“西氣東輸”工程，就要開工了。那個幾千公里的管道溝，聽說全是坎土曼干的活。龜茲老城里補鞋的打?的都每人買了把坎土曼，刃子磨開等著。街上沒事的閑人就更不用說了，每人一把坎土曼握在手里等著。那個工程一旦開工，就是坎土曼撈錢的大好機會。用坎土曼撈錢誰不會啊。人們傳言石油上財大氣粗，挖管溝給的工錢高得很，一坎土曼挖下去，往回一摟，就是一塊錢。艾疆也早在村里的鐵匠鋪打了一把新坎土曼，又把舊坎土曼回火翻新了一番，等著到時候大干一場。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毛驢子丟掉了，你說倒不倒霉。挖管溝雖然不用毛驢，但驢和驢車是交通工具，吃的喝的用的都在驢車上，毛驢沒有了，只有自己扛著坎土曼背著水和?去，挖溝的地方肯定不近，趕走過去人都累了，哪有勁干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