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陶醉（簡體書）

斯臺芬·茨威格(1881—1942)，奧地利作家，以擅長中篇愛情小說和名人傳記而聞名于世。《心靈的焦灼》被認為是作者唯一的長篇小說，在作者逝世40年後，人們才從他的遺稿中發現了他的這本第二部長篇小說《變形的陶醉》，小說甫一出版在德語文壇引起轟動，并立刻被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在歐美風靡一時。
出身寒微的郵務員克麗絲蒂娜因一次偶然的機會躋身上層社會，讓眾多紈?子弟為之傾倒，她本人也沉醉于這飄忽的美夢之中，但好景不長，僅僅過了十天她的富貴夢便破滅了。在苦悶彷徨中她結識了窮困潦倒的退伍兵費迪南。同是天涯淪落人，兩人一見鐘情。然而這個世界對他們是無情的，愛情和幸福不屬于他們。他們絕望了，決定一同自盡，可是在最後時刻，他倆卻產生了一個可怕的念頭，準備鋌而走險，孤注一擲，去同他們無形的敵人進行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
《變形的陶醉》顯示了茨威格杰出和獨特的藝術才華，它是我國目前唯一的中譯本。

斯臺芬·茨威格(1881—1942)奧地利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和傳記作家。出身富裕猶太家庭，青年時代在維也納和柏林攻讀哲學和文學，日後周游世界，結識羅曼·羅蘭和弗洛伊德等人并深受影響。創作詩、小說、戲劇、文論、傳記，以傳記和小說成就最為著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反戰工作，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一九三四年遭納粹驅逐，流亡英國和巴西。一九四二年在孤寂與幻滅中自殺。代表作有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回憶錄《昨日的世界》，傳記《三大師》和《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變形的陶醉》是奧地利著名作家斯臺芬·茨威格寫于1931至1934年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主人公是奧地利某小鎮上的一個郵政局的女職員，名叫克莉斯蒂娜。小鎮上的生活單調沉悶，郵局里的工作枯燥乏味，菲薄的薪金，寒磣的環境，缺乏生活情趣，毫無生活享受，注定了在貧困中苦熬歲月，瞻望前途，黯然神傷，突然間飛來意想不到的佳音：她的闊氣的姨媽和姨夫將從美國前來。克莉斯蒂娜的生活于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丑小鴨一夜之間變成了小公主，不僅地位發生變化，吃穿用度也隨之改變，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用品，高級衣衫，豪華飯店，乘車兜風，全都順理成章地進人了克莉斯蒂娜的生活。周圍的人對她的態度也頓時大變，這樣令人驚愕出人意料的變化怎能不使她心醉神迷，恍若置身夢中。……

一
本書是奧地利著名作家斯臺芬·茨威格寫于1931至1934年的一部長篇小說，當時只寫出了初稿，題名為《郵務小姐的故事》，尚未完成便因有更加急迫的寫作任務而中輟，被擱置下來沒有出版。1940年，作者曾與另一位猶太血統奧地利劇作家兼導演貝托爾德·菲特爾合作，將這部一百二十頁的手稿改編成為電影劇本，這一劇作在茨威格逝世八年後于1950年以((被竊取的年華》為名被搬上了銀幕，在歐美風靡一時。至于小說的原稿，則直到1982年，才經由克努特·貝克先生整理、從書稿中抽出“變形的陶醉”幾個字作為書名在聯邦德國正式出版。譯者1981年夏以訪問學者名義到聯邦德國作為期兩年的進修，其時國內改革開放方興未艾，文化文藝界開始引進大量長期被禁錮的外國文藝作品，掀起了一股“茨威格熱”，《象棋的故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以及茨威格其他在國外早已膾炙人口的中篇小說被紛紛譯介過來，同一作品往往有好幾種譯本。被認為是茨威格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又譯《愛與同情》)也出了幾種版本。譯者在德國見到了《變形的陶醉》德文原版，驚喜中迅速拜讀之後便與國內聯系譯介事宜。經我的大學同班老同學、《愛與同情》和不少茨威格中篇小說的著名譯者張玉書教授協助成功地聯系了出版部門，我便在1983年夏歸國之後利用教學和科研之余的時間著手翻譯此書，1985年完稿後于198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8年，歐洲又有一部以((變形的陶醉》為名的上下集電視文藝片問世。從以上對這部作品成書和接受過程的簡短回顧，便可窺見其受歡迎和喜愛程度之一斑了。
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茨威格已經是不少描寫細膩語言精美的中短篇小說、一系列論述精辟、文辭雋永的世界文化名人傳記以及幾部名噪一時的劇本的作者，他還譯介了大量法國和比利時文學巨子的作品給德語國家的讀者，是一位蜚聲文壇的德語作家。他的作品往往一出版便不脛而走，被迅速譯成幾十種文字，為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層面的廣大讀者爭相閱讀。比如在前蘇聯，1927年就出版了他的全集俄文版十卷，高爾基高度贊賞這些作品并親為作序。那時他的聲譽，在與他年齡相當的德語作家中并不多見，其受歡迎的情形似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托馬斯·曼、卡夫卡和黑塞相比擬。他的小說—般沒有緊張曲折的故事情節，卻能一下子抓住讀者的心，引人人勝，扣人心弦，他特別擅長于探索人的內心世界，挖掘人的心靈，追蹤和捕捉人物內心深處神經末梢哪怕是最細微的顫動；他寫人的感隋、同情、戀情、熱情、激隋，總是那么動人、逼真，絲絲入扣，懾人心魄。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茨威格正是緊緊抓住這個極其簡單樸素的真理，傾注其才華于寫“情”，傭他高超的敘述技巧和才能做到了以情感人，以情動人，這也許就是他成功的秘訣吧。
三
《變形的陶醉》顯示了茨威格杰出的藝術才華和匠心。
作者向我們敘述一個出身中下層平民的女子的際遇，將她的思想、情趣、歡欣、欲望、追求、苦惱、失意以至絕望等和盤托出，用飽含隋感的筆墨，揮灑自如的語言，娓娓道來，有如磁鐵一般將讀者的心緊緊吸住，讓人們隨女主人公一起，回憶戰前那無憂無慮的愉快時光；為戰爭把她們全家投入苦海而揪心；為她有機會出國去見世面、補享被無情剝奪的青春歡樂而高興；對“上流社會”以金錢門第評說功罪的虛偽和冷酷，對表面觥籌交錯、歌舞升平，暗地里卻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權貴大亨們的花花世界深感痛恨；為她無端被逐感到憤憤不平；為她在苦悶彷徨中得遇知己而釋懷、欣喜；又為她和男友被迫走上絕路而深感惋惜……等等，等等，讀罷全書，掩卷回索，實感受到一次生動的情感教育，得到了一次美好的藝術享受。
評判文學作品的優劣好壞，自然是首先要有好的，即宣揚真、善的內容，比如頌揚光明正義、鞭笞黑暗邪惡、贊譽健康向上等，但是好的內容必須寓于“美”的形式之中，沒有藝術光澤的“文學”，只是干枯的說教而已。有了比較完美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即將“真、善、美”統一在作品之中，才能體現出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的價值，就是說，能使讀者思想得到啟迪，情感得到陶冶，內心得到凈化，認識能力得以增強，審美意識得以提高。本書正是如此。
《變形的陶醉》和作者其他小說一樣具有十分高超的藝術性，最為突出的仍是那生動、細膩、逼真的心理描寫。精彩的段落很多，略舉數例，如：在郵務所，由于想到母親責怪她對喜訊無動于衷而勾起種種聯想及對流逝往事的追憶；赴瑞士途中，面對宏偉壯觀的大自然胸中驟然騰起的感情波濤；初到異地，在車中、房內、街頭、山上……時而顧影自憐、時而欣喜若狂、時而清醒、時而迷醉的心態；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說地無端被突然驅逐，激起她百感交集、思緒萬千、心潮翻滾、怒氣難平那洶涌的情感波濤，等等。而所有這些又并非刁疋立的心理描寫，往往穿插或映襯著對社會氛圍、自然景物，對人物神態和動作的細致描繪，情景交融，動人心魄。這樣，在作家的生花妙筆下，一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奧地利中下層青年女子形象便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了。
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茨威格通過女主人公克麗絲蒂娜如實地再現了彼時彼地社會下層的一個相當典型的青年女性。她性格中的許多矛盾，正是現實中這一階層人物的真實反映。請看：她憧憬美好的生活，卻擺脫不了小市民的庸俗幻想：一個沒有工作唯有享受的世界；她反感好逸惡勞、自私貪婪，卻又對大資產者充滿羨慕；她有強烈的自尊，不愿低三下四仰人鼻息，可又異常軟弱，面對重壓忍氣吞聲；她對窮苦人被剝奪了享受幸福生活的權利憤憤不平，但又總是鄙視、嫌棄下層人民——實際上往往是憎惡自己，自暴自棄；她不滿受壓、向往光明，另一方面又心胸狹窄，一味沉湎于已然幻滅的夢境……
四
《變形的陶醉》與茨威格的其他小說相比較，可以說具有更為濃厚的政治和時代氣息。作者是身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講述一個1926年發生在身邊的故事，讀來有很強的時代感。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歐洲，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空前浩劫人們還記憶猶新，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各種社會矛盾更加劇烈，德奧法西斯利用普通人的不滿情緒用手腕蒙蔽大眾攫取了國家政權，野心勃勃向外擴張，新的戰爭災難的陰影又籠罩著歐洲。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小說通過小說下半部出現的費迪南這個人物，發出了反對專制和戰爭的呼聲，這一點應該說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
古往今來，從奧維德、吳承恩到卡夫卡，寫“變”的文學作品不在少數。如果說古代神話傳說包括《西游記》寫“變”是浪漫主義式的對現實的曲折反映，卡夫卡的《變形記》是現代主義式的對人性異化所作的怪誕離奇的映象，那么，是否可以說茨威格《變形的陶醉》中所寫的“變”，乃是作家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洲現實生活中實際發生的過程一中下層小人物的彷徨苦悶、他們向上爬的幻夢的破滅通過他那藝術三棱鏡做出的基本上是現實主義式的再現呢？窮公務員改頭換面，披匕新裝，搖身—變成為貴族小姐，不正是那個“人恃衣裳馬恃鞍”的社會中的實情？而女主人公也的確有變化：同一個外部世界，在“變”前的她和“變”後的她眼里是那樣地迥異！她是變了！可是細究起來，她的生活條件只是暫時改變了，從根本上說她的社會地位并無變化，她仍然是原來的她。在療養地的大段心理活動，無處不表明她仍是地地道道的小市民女性。既變了，又沒有變，這就是生活的辯證法。另外，她的變過去和變回來，都不帶隨意性，而是各種內外條件作用的結果：自身的愿望、姨媽的心思、金錢、環境……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主要是金錢。變或不變，或朝某一方向變，一切均依條件為轉移，否則豈不成了詭辯論！總之，茨威格對“變”的描寫，都有作家對生活的觀察為依據，都蘊涵著生活中生動的辯證法。
趙蓉恒

奧地利的每個鄉村郵電所都差不多：知其一而盡知其他。它們都是在弗蘭茨·約瑟夫時代仰仗同一筆經費、用同樣寥寥可數的陳設裝點起來或不如說劃一起來的，處處顯示出官府財政衙門那種不耐煩的神氣。就是走到極為偏僻的、嗅得到冰川氣息的蒂羅爾山村，也處處清一色地散發著一聞便知的奧地利舊衙門氣味：冷冰冰的煙草味和積滿塵土的文牘霉味。到處是千篇一律的布局：一道中間裝著玻璃板的木板墻把房間按嚴格規定的比例分成兩半：一邊誰都可以進來，另一邊則是公務重地。國家不怎么歡迎它的公民在人人可以進入的那一側滯留較長時間，這一點從那里既無落座處也不提供任何別的方便上看，就一目了然了。在公眾區域內，惟一的家具多半只是一張顫巍巍的、瑟瑟縮縮倚墻而立的斜面寫字臺，鋪在上面的那塊破舊不堪的油布，被不可勝數的斑斑墨跡染成了烏黑色——雖然誰也記不起那嵌進桌面的墨水瓶中除了積滿灰塵、干得無法蘸寫的一團濃漿之外還見過什么別的東西。如果這張桌上的筆槽里偶爾放著一桿鋼筆，那也肯定是斷了筆尖的，根本無法書寫。對于美觀，節儉的國庫也像對陳設一樣毫不關心：自打共和國從墻上取下了弗蘭茨·約瑟夫的肖像以來，現在頂多可以把貼在骯臟的石灰墻上那些刺眼的廣告畫說成是屋內的藝術裝飾品了。這些大紅大綠的招貼，還在那里為早已過時的展覽會招徠觀眾，或者為彩票招攬生意；在某些邊遠局所，甚至還有宣傳購買戰時公債券的。這些廉價壁飾，充其量再加上一張無人理睬的“禁止吸煙”的張貼，便是國家在公眾室內表現出的全部慷慨了。
界柵另一側的景象，倒頗有幾分令人肅然起敬。在這里，國家在一塊小小的地盤上十分密集地、象征性地、清清楚楚地展示著它的權力和幅員。屋子一角放著一只鐵錢柜，從加了鐵柵的窗戶可以推測，那柜里的確經常收藏著可觀的財富。一架有活動底座、擦得?亮的黃銅莫爾斯電報機，是室內的豪華奢侈品。相形之下，旁邊那臺放在黑色鎳制托架上的電話就遜色多了。僅僅這兩件為屋子增添著某種喜氣和敬畏感的物品就占據了較大的空間，因為是它們接上銅絲以後把這個偏僻的小鎮同全國廣大地區聯結在一起。不過這樣一來，其他郵政用品和器具就只得委屈一下了。稱郵包的磅秤、信袋、書籍、文件夾、賬簿和登記冊，還有嘩啦作響的存放郵資的圓筒、天平、砝碼、黑的藍的紅的和淡紫色的鉛筆、回形針、夾子、繩子、印油、海綿、吸墨器、膠水、小刀、剪子和裁紙刀——這些郵政業務所需的五花八門的用具，亂糟糟地堆在寫字臺上兩尺見方的小塊地盤上。在那許多抽屜、柜子里放著多如牛毛的、不斷更新的大疊大疊紙張和表格。然而這種表面的鋪張和闊氣，實際上只是眼睛的錯覺罷了。原來，國家對于它這些不值錢的用品，每一件都是暗中記錄在案。毫不含糊的。從用剩的鉛筆頭到撕破的郵票，從殘破的吸水紙到鐵皮洗手池中被水漂走的肥皂片，從公務室照明的燈泡到鎖門的鑰匙，無論是在使用著的還是已經報廢的，國庫都要求它的雇員一一登記造冊，不得有半點馬虎。鐵爐子旁邊掛著一張用打字機打印的詳盡的物品清單，上面加蓋了公章，再加上一個字跡潦草得無法辨認的署名，這就使它有了權威的力量，它用鐵面無私的數字，將郵務所內哪怕最小、最不值錢的公務用品全部開列出來。凡是清單上沒有的物品，一律不得放在公務室內。反之，清單上開列的任何物件，則必須放在室內，隨時可以拿到手。這是公務、規章和法度的要求。
嚴格說來，這張打印的物品清單還應該包括一個人。這個人每天早晨八點鐘推開窗口玻璃板，使那些原本沒有生命的用具活動起來。他打開郵袋、加蓋郵戳、支付匯款、開收據、稱郵包，他用藍紅黑各色鉛筆在紙上書寫那些稀奇古怪的符號，他拿起電話聽筒、搖動莫爾斯電報機手柄。但也許是出于某種照顧吧，這位多半被公眾稱為郵政助理或郵務官的某君并未列入這張硬紙清單。他的大名記錄在另一張公文紙上，放在郵政管理局另一個科室的另一個抽屜里，然而同樣是經過嚴格審查、核實，有案可查的。
這間籠罩在雄鷹紋章的神聖氣氛中的郵政辦公室，從來也沒有發生什么顯著的變化。自然界永恒的生滅法則，碰到國庫的圍墻也會撞個粉碎；屋外四周樹木從開花到禿枝，小孩長大成人，老人離開人世，舊房衰敗坍塌，新樓拔地而起，可是公務所卻以它永世不變的氣派，昭示著它那超乎自然的神奇力量。你看，在這塊領地匕的每樣東西，不論是用舊了的或丟失的，還是磨損變形而報廢的，經過向上司呈報之後又補發同樣的一件，從而為變化多端的世界作出榜樣，顯示出國家的優越性。內容更換了，外形卻依舊。墻上掛著一份日歷。每天撕掉一張，一周七張，一月三十張，到十二月三十一日變成一張薄紙。用完，就申領一本新的，同樣紙型，同樣大小，同樣規格：這就是說，新的一年來到了，可日歷還是原樣。桌上擺著一本分欄結算賬冊。左邊一頁數字寫滿了，就在右邊一頁接著寫上累計數字，這樣一頁頁寫下去。到最末一頁寫滿，賬冊用完，便開始一本新的：同樣類型，同樣大小，同前一本毫無區別。今天消失的，明天又出現，千篇一律，就像每天上班那樣。所以，那同一張木板桌面上總是擺著那些東西，毫無變化，老是那些一式一樣的紙張、鉛筆、直尺、表格，無休止地在更換，但始終是同樣的東西。在國庫屬下的這間屋子里，既無所失亦無所得，主宰這里的是沒有花開花落的、一成不變的生活，或者不如說是一成不變的、持續不斷的死亡更為確切。在這批形形色色的物品中，所不同的只是損耗和更新的疾徐，而不是它們的命運。一支鉛筆可使用一星期，然後便有一支新的、完全相同的取而代之。一本郵政記事冊可使用一個月，一只燈泡三個月，一本日歷一整年。為藤椅規定的更換期是三年，為坐在這把椅子上蹉跎歲月的某君呢，估計是三十至三十五年，屆時將有另外一位某君被安插到這把椅子上。說到底，沒有什么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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