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然後字順：文化卷（簡體書）

《文通然後字順(文化卷)》主要內容簡介：文化是一個很“闊氣”的詞。文化的地界很寬闊，做文化觀察的第一要義就是闊。多看，多知。文化亦是一個“厚實”的詞。文化的人事很復雜，做文化觀察的第二要義就是沉。多問，多想。《文通然後字順(文化卷)》精選2010年度《文化》版佳作，收錄了設計、環保、電影、新聞、教育、文學、思想、學術等所作思想隨筆40余篇。《文通然後字順(文化卷)》由南方周末編著。

《文通然後字順(文化卷)》精選2010年度《文化》版佳作，收錄了設計、環保、電影、新聞、教育、文學、思想、學術等所作思想隨筆40余篇，內容包括：為什么要罵張藝謀？——張藝謀批評史，請再修改——奧運官方紀錄片《永恒之火》誕生記，傷害最終會被帶進墳墓嗎？——他們的《唐山大地震》，“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共產黨的錢不能要，國民黨的錢也不能要”——幅抗戰大畫的臺海之旅等。

老實交待吧，這套叢書的緣起，跟《南方周末》創刊二十五周年有關。
創刊二十五周年，逢五，“南周”未能免俗，搞了一些紀念性的事情。先是在緊鄰生日的那一期，打了一個紀念包，在二十五年里各選了一點緊鄰生日那一期內容的只言片語，弁于每版的上部；頭版則是一篇編輯部文章，題曰“生于1984”。
生于1984，說了個大實話，并由此聲稱自己是“一份80後的報紙”，順手撿了個現成。記得惹起過一些非80後的讀者朋友的非議，但我想，以他們的天縱神武英明，對我們的這一點小九九，應該洞若觀火。要我這個個中人老實交待的話，跟80後攀個同年，也不過是“南周”想跟年輕人，包括非80後的年輕人，勾肩搭背的意思，屬于淘氣——也許算不上是“精致的淘氣”——一類，不是要刻意排他的。辦報，自然是要人看，誰不想男女老中青華洋通吃呢！
那大實話里也有一些別的意頭在里邊，也是個現成，我們的讀者恐怕是一望而知的，這也屬于一種淘氣。奧威爾的《1984》，精不精致不知道，知道的是，這是一種年份的偶合，卻無疑義。
告別1984，中國開始了自己的大故事；生于1984，“南周”書寫著中國的大故事。噩夢慢慢醒來，拿破侖對睡獅的預言，似乎正在兌現。中國人敢做夢了，中國人能圓夢了。為“南周”幸，為國家幸，“南周”提出了“中國夢”這個概念。在上海文廣傳媒的支持下，我們在上海向“中國夢”的踐行者致敬，也以此作為我們二十五年生日慶的一部分。
以國家作為夢的前綴的，聽得最多的是“美國夢”；“中國夢”，一望而知，也是現成，也是挪用，也許也是淘氣。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人口最多的國家，像從烏托邦的虛空中著地的安泰那樣，緩釋出力量；像一個還在為青春痘煩憂的少年一樣，勃發著生機。這跟一個早已在地的巨人，跟一個健康成長的少年，私心覺得，也許是可以分庭抗禮的，當然，也可以握手言歡。這兩個偉大的國家，難免擁有一些共同的夢想——不是說“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嗎——當然，有實現夢想的不同道路。殊途而同歸，大約歸于人。
這同歸的路，是人道——是人像個人的樣子的道，是讓人能像個人的樣子的道；是人不是被縛的、不是被養的、不是被“被”的，不是跪著的、不是一個人站著的、不是幾個人站著的，是所有的人都站著的……道。
有些路是擠的，有些門是窄的，人的道是難的。但總有一擁再擁三擁而上的，總有破門破窗破頭而入的，總有分身粉身焚身以殉的。悲欣交集，非黑即白，或者灰色，平淡如水，忽而絢爛，忽而絢爛歸于平淡，是人的故事。
生于1984，有生以來，“南周”記錄著人的故事，中國人的故事；記錄著人像個人的故事，國家像個國家的故事。除此而外，它能做什么？還能做什么呢？
我曾經說過，《南方周末》是個補集。那一年的2月11日，它甫一出世，就是作為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補充的；自此以來，它也不過是以盡可能專業的方式，做了點同業不能做的，不愿做的，有時候是不敢做的，或者忘了做的。補充而已，借用一個數學的術語，是為補集。以後，補集似乎成了它的宿命，或者，竟是一份使命。
“南周”奔三了，幸耶非耶，同業與“南周”的交集越來越多，“南周”能“補”的就越來越難，也越來越少；只是使命難卸，宿命難免，“南周”同人一如既往地找著，補著，找補著……
矯情點說吧，寫著寫著，就想到曹雪芹筆下無材補天的石頭。女媧煉就了三萬六千零一塊，補天剩下的那一塊，自怨自悼之際，遇了兩位肢障人士，不是“被”，自請被攜去紅塵走了一遭，于是，中國出了個《石頭記》。
“南周”當然不是《石頭記》。我們這里首先結集的，都是“南周”第二十五周年里刊出的各色東東，算是今年的那些補集，或力求成為補集的補集吧。作為“南周”年度叢書，亦以為“南周”創刊二十五周年的又一個紀念。
順便賣一句廣告：從這一年開始，我們每年都會分門別類，選編這些各類補集，年度作一合觀，以見我們努力找補的一點成績，以作讀者了解中國的參考。跟平時一期一期或應時應景又不可預測而發的一篇一篇（自不是連載），這用心合輯的“南周”年度叢書，雖不“新奇別致”，應該也是別有生面的吧？花些銀子，不一定冤枉。
再廢話一句，是為序。
2011年4月19日于陳留居

總序
序文化之軟
第一輯 電影·藝術·人物
為什么要罵張藝謀？
——張藝謀批評史
請再修改
——奧運官方紀錄片《永恒之火》誕生記
傷害最終會被帶進墳墓嗎？
——他們的《唐山大地震》
“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
——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
“共產黨的錢不能要，國民黨的錢也不能要”
——幅抗戰大畫的臺海之旅
中國人站起來了，干嘛必須坐著看演出
——迷笛音樂節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咱們民謠有力量
——“民謠在路上”巡演側記
《龍須溝》：一出戲就說清了我們的政權
都寫好了，照著演就行了
——《四世同堂》的前世今生
“每天早上起來不要跟我說話”
——舒乙說老舍
《寶島一村》：與眷村有關的日子
威斯巴登劇院的德國模式
“我要學政治”
——吳冠中的最後歲月
捧我的人把我捧上天，踩我的人把我踩成屎
——訪問郭敬明
兒子+弟弟+丈夫+父親一范偉的合格線
甜歌苦鬼左小祖咒
“我從不妄自菲薄”
——專訪日本女優蒼井空
必須打上馬賽克
——“有碼”的日本AV產業

第二輯 文學·歷史·教育
“出了事，我擔著”
——87版《紅樓夢》的流言
紅劇在前，紅學在後
——《紅樓夢》校訂本的傳奇
“就是一層薄紙，拿手指一捅就破”
——歐陽健再批“脂偽本”
我的國家不是叫我生氣，就是讓我傷心
——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的政治生涯
“詩人社會是怎樣一個江湖”
——詩人多多專訪
“我不想把這本書寫成檢舉信”
——李承鵬眼里的足球內幕
“文學發出的可能是別扭的、保守的聲音”
——專訪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
我爺爺還不是抗日英雄
“卡廷慘案”絕不只是一場大屠殺
——專訪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
高級研究員克日什托夫·波薩克
德布雷：曾與格瓦拉并肩戰斗的人
“哀悼日”的前世今生
“韓寒是主動不念了，我是被和諧了”
——被自毀前程的中學生
為客戶服務
——一位中國民辦小學校長的日常壓力

第三輯 專題系列
除了熊貓，還有誰能代表中國？
一根鋼絲能承受多少驚嘆
——“少林小子”在空中
白巖松：我已經進入了得罪人的時代
我怎么會沒有中國夢呢？
——從鄉愁到美麗島
大同夢、強國夢與幸福夢
姜文：如果用永久記憶來做電影，我會死的
吳宇森：我希望中國能夠強大而謙卑
徐冰：社會為什么要讓你成為一個“游手好閑”的
職業藝術家？
文化要用母語講
為什么我們輸不起

為什么要罵張藝謀？——張藝謀批評史
張英姜弘
我們制作一份清單，張藝謀批評史。目的不是清算張藝謀，亦不是清算批評張藝謀的人。不是為了留戀過去，甚至不是為了關切今天，倒是為了期望將來。
期望我們有更多樣的創作，有更多種的聲音，亦有更多的平和；期望我們終竟不免時代的烙印，卻能夠不受時代的綁架。
期望一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一個張藝謀只是一個張藝謀，不要一種聲音長期占據公共空間，亦不要一個張藝謀總是淪為中心話題。
這一層家常的意思，說給我們的電影業者、觀者、批評者、管理者，和我們的媒體同業。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是拍部《活著》，也會被人罵。
——張藝謀謝晉走了，張藝謀來了
“張藝謀的淪落，終究是電影制度的問題。一個問題成堆的電影體制，把好端端的張藝謀變成了一個文化怪物。這個富有才華的導演，最終辜負了我們二十五年前對他的熱烈期待。”文藝批評家朱大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當年對張藝謀的捧，是從對謝晉的貶開始的。
據朱大可回憶，最早批評謝晉的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李劼，在上海的滬西工人文化宮影評組主辦的一個電影講座上，首次提出“謝晉電影時代應該結束”，贏得在場工人影評員的熱烈掌聲。
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這些缺陷包括：“謝晉電影的商業性質”，以及“標準的好萊塢審美眼光和習慣”，“更令人不安的是謝晉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與所謂現代意識毫無干系”。
文章被大量轉載，引發了關于謝晉電影的大討論。
李劼發表了《謝晉時代應該結束》的文章。認為謝晉這位頗有才氣的導演，在銀幕上向四周“團團作揖”，以換取一片“熱烈而盲目”的喝彩聲和掌聲。“當時評論界的批評鋒芒所指，與其說是謝晉電影的媚俗，不如說是謝晉電影在權力面前的卑躬屈膝。”李劼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對張藝謀電影的挖掘，是在這場批評後不久發生的。“大概是1987年，《紅高粱》到上海首映時，《文匯報》的文藝部主任給了我一張票，叫我務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後，覺得有些新意，在隨後由《文匯報》舉行的討論會上說了這意思。”李劼說，出席那個討論會的，都是當時所謂的先鋒人物，比如張獻、孫甘露、格非等。“《紅高梁》在上海文藝評論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當場表示，這是中國電影界的一個盛大節日。《紅高梁》向世人表明了，中國電影不再按照權力意志炮制，而是隨著創作者自己的意愿編導。”李劼說，對謝晉的批評給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登場，掃清了道路。
幾個月後，《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陳凱歌高興地對朱大可說：“你的刀捅到了中國電影的肺葉子上了。”“對《紅高梁》的肯定，確實是希望中國電影有所改觀，突破謝晉模式。”李劼沒想到的是：“張藝謀後來會變成謝晉第二，并且比謝晉還要謝晉。”朱元璋式的傳奇
張藝謀是用來推翻“謝晉模式”的“武器”，但張藝謀從來就不是這其中一員。
張藝謀一出生，父親頭上就頂著“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這樣的家庭里長大的他，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壓抑、扭曲。
1978年9月，超齡六歲的工人張藝謀幾經周折，破格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學習。由于當年學院招生過多，開學不到一個星期，就有人貼出大字報，針對學院擴大招生名額和破格錄取學生的事，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已經入學的張藝謀經歷了退學、再入學，兩進兩出才艱難完成了四“年的學業，這不是他的同班同學陳凱歌、田壯壯等人所能體會的。、
“張藝謀登上電影行業的歷史舞臺，是一個劉邦式的故事，一個朱元璋式的傳奇。”李劼總結說。
1988年2月23日，《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西方A級電影節中獲得大獎，消息傳回中國，被認為是“為國爭光”，當時的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還舉行了慶功宴。
然而，僅僅三個月後，風向就開始變了。1988年5月起，以《中國電影報》為大本營，發表了一系列對《紅高梁》的批評文章。
5月5日，《中國電影報》將這部作品稱為“丑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10日，該報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將批評的調子升為“辱華”。
此後，《文匯報》同時刊登了批評和肯定《紅高梁》的文章，作家白樺是支持者之一：“紅，片表現了舊時代的民俗、民風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覺得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傳統性很強，恰恰接近過去的生活真實。”
當年的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陳昊蘇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說：“如果一部影片在國外獲了獎，我們反而太敏感，很警惕，總認為外國人搞了什么鬼，以至于原來自己認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說好了，這難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嗎？”
“謹小慎微”的張藝謀對批評尤其敏感：“《紅高梁》在籌拍階段，有人指責‘張藝謀在《一個和八個》里就歌頌土匪抗日’，等到《紅高梁》上映，又有人指責‘《紅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渾渾噩噩，缺乏崇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