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優秀教師一起讀杜威（簡體書）

《和優秀教師一起讀杜威》內容簡介：一線教師如何接近教育大師，如何與他們建立沒有隔閡、沒有阻礙的溝通渠道，如何從中汲取教育滋養，是一個至關重要卻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
“常青藤?一本書讀懂世界教育家”叢書秉承“共讀”的編寫理念，我們不以任何既定的理論框架去“框”教育大師的經典作品，而是回到經典作品本身，挖掘教育大師本人試圖傳達的東西，以“挖掘”出來的東西和原初的東西（即經典作品中的原文）一并呈現的方式，不僅說明挖出了什么，還說明挖掘之前的樣子，讓教師從自己的角度進行“再挖掘”——猶如面對面就某教育大師的經典作品一起閱讀討論，作者就有所感處談看法，教師就有所動處談所見，共同理解，共同提高。面對面的對話方式，貼近大師深入共讀，影響您的教學人生，從此刻開始！
在杜威教育影響如此巨大的今天，本書的重要努力之一，就是試圖在編排上體現杜威哲學與教育觀點之間的聯系，使用“意義閱讀”的方法，重新品評杜威的作品。遵循先哲學後教育、正反觀點并舉、新舊概念對比以及追求觀念一致的原則，聯系他的哲學觀，深入理解他的教育觀點。

丁道勇，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基本理論研究院教師、碩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博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改進、公民與道德教育等。主講課程包括教育學、教育哲學流派及課程與教學哲學等。

《和優秀教師一起讀杜威》：杜威是“創立美國教育的首要人物”，被譽為20世紀東西方文化最具影響力的人。一本與眾不同的“杜威面對面”。他的教育哲學是一種生活哲學，直接應對我們當前所面臨的道德、社會、人性問題。

找到閱讀的樂趣
電影《萬世師表》（Goodbye, Mr. Chips）（1939）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描述了奇普老師作為教師的一生。在戰爭期間，奇普老師成功地用歷史知識幫助學生克服了對戰爭的恐懼。
一天晚上，德軍來襲，防空警報拉響，學校附近的爆炸聲此起彼伏，榴彈沖擊的碎片不時飛到教室里來。奇普老師匆匆趕到教室，他看到學生們的眼中滿是恐懼，每一枚炮彈都好像打在他們的心上。這時，奇普老師微笑著說：“在這個特殊的時刻，你們可能認為2000年前凱撒在高盧做了什么，已經無關緊要了。但是，請相信我，我們可不能光憑他們制造了多少噪音來判斷事情的重要性。”奇普老師簡單的幾句話，就把眼前的戰爭威脅與歷史偉人結合起來了。隨後，奇普老師與學生在爆炸聲中，一起進行《高盧戰記》的拉丁文口譯。
這段經歷，也許可以教會這些學生如何處亂不驚，教會他們判斷什么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在這樣的課堂上，歷史以及拉丁文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史實和語言教學，它們還可以幫助學生判斷自己所生活的時代；眼前的戰爭，也成為幫助學生理解古老史實的助力。可以說，奇普老師的拉丁文課，成功地將語言、歷史變成學生生活的一部分，讓古老的學科重新富有活力起來。
電影《三人行》（Three Idiots）（2009）描述了一位嚴厲的工程學院院長和三個搗亂的學生之間的故事。
因為院長的嚴厲，一個即將畢業的學生跳樓自殺了。學生蘭徹目睹此事後找到院長，希望他的教育方式能做些改變。院長根本不聽蘭徹的勸告，還大為光火。因為蘭徹的話是在議論教育，所以院長把他拎到教室，讓他講一課。在眾目睽睽之下，蘭徹打開教科書，在黑板上寫下兩個詞，要求臺下的學生找到定義，以30秒時間為限。所有的學生包括院長本人，都上當了。因為這兩個詞是蘭徹生造的，教科書上根本就找不到。 30秒過去了，結果當然沒有人找到答案。這時，蘭徹說：“沒人知道答案？現在，讓我們退回到一分鐘以前。當我提問時，你們興奮嗎？好奇嗎？為學到新知識而激動萬分？有人嗎？……您呢，院長先生？沒人。你們全都陷入了瘋狂的競爭。用這種方式，即便你得了第一，有什么用呢？你的知識會增加嗎？不，增加的只有壓力。這里是大學，不是壓力鍋。就算是馬戲團的獅子，在鞭子下也能學會坐凳子，但你會稱這只獅子是受過‘良好訓練’而不是‘良好教育’。”
蘭徹這段話雖然當時沒能打動院長，但很可能打動了不少熒幕前的觀眾。蘭徹表達了教育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如果知識與經驗失去聯系，如果學習不是出于對知識本身的興趣，那就不會獲得真正的教育。
兩部電影，前後相隔70年。在我看來，其中表達的主題，代表了大半個世紀乃至更長的時間里，人們對教育改革方向的思考。有心人可能會發現，這兩個電影片段所針對的拉丁文和工程學，分別屬于古典文科和現代應用科學。在一般人看來，這兩者幾乎代表了學校課程中的兩個極端。但是，我們從奇普老師和蘭徹的言行中，看到了同樣的追求，以及共同的反對對象——他們都把教育與當下的生活聯系起來，都認為學習是一件引人入勝的事；相反，他們都不把教育僅僅當做謀生的手段，都不把教育看做無聊乏味的事。
那么，是不是因為其過于理想，他們的追求才招人喜歡呢？《鄉村女教師》（???????? ???????????）（1947）中的瓦爾瓦拉在開學的第一天祝賀孩子們，因為她認為在學校里，孩子們將學會思想。在今天，又有多少教師在面對自己的學生時有這種感受？可能更多人是讓孩子們做好吃苦的打算吧。這樣看來，也許莎士比亞的譬喻才是更為妥帖的：“赴情人約會，像學童拋開書本一樣；和情人分別，像學童板著臉上學堂。”學習被當做一項苦差。奇普老師和蘭徹的追求，只是一種每個人都有過的年少時代的浪漫情懷，不切實際；或者，“為知識而知識”只是少數天才或貴族子弟才配享的特權，是普通人翹首仰望、遙不可及的事。一方以奇普老師和蘭徹為代表，另一方以他們的反對者為代表。二者構成了擺在教育者面前的一項必須做的選擇。
面對這種選擇，我相信，更多的人是選擇所謂第三方立場。根據這種立場，正反兩方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在我看來，這種對矛盾的回避策略，是很自然的反應。在我短暫的教學經歷中，就曾深深地感受到這種第三方立場的誘惑：一方面，我不愿意給我的學生過多的限制，讓他們自由選擇；另一方面，當我看到他們未經嘗試就選擇放棄，于心不甘。于是，我一方面在教學中努力擺出學生中心的面孔，不搞點名；另一方面又始終利用考試和平時作業作為我最後的殺手?，以備不時之需。說實話，我的確對自己說過這樣的道理：“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不過，有些什么可選，得由我來選擇。”不用懷疑，在我的這種做法背後，的確缺少一種統一的教育哲學。這時，我所能說出來的道理，不論是為了說服自己，還是為了說服別人，都是碎片化的。把這些碎片拼貼在一起，即使看起來十分豐滿，實際上也不成為一幅作品。我說“碎片化”，就是說沒有一個原理可以包攬所有需要咨詢的事務。同時，也意味著我所援引的原理之間，極可能存在沖突。我的理智追求，看起來是理論性的，實際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回避和掩蓋這些沖突上。
如果我的這一經歷和體驗，的確具有普遍性，那么至少可以給我們兩個啟發：第一個啟發是，擇眾家之長的第三方立場并不高明，第三方立場可能是放棄立場的偽裝；第二個啟發是，最終選擇任何立場，都需要經過苦心孤詣的理智探究，并不是簡單的好惡反應可以勝任。當然，這些話都是針對追求嚴肅生活態度的人來說的。在此之外，模糊立場的生活也照樣可以繼續下去，僅僅是情感上的厭惡就可以讓我們失去探究的愿望。這兩點，我以為是閱讀杜威作品時，應該有的預期。也就是說，不輕易對杜威的觀點及杜威反對的觀點下判斷，更不要做那種雜糅眾家之長的工作。簡言之，就是不做理智上的逃兵。這樣，奇普老師和蘭徹提供給我們的選擇，就不僅僅要求一種口頭的支持或反對，而且要求理智的辯護和說明。
可以說，至今還沒有其他教育學者，有過杜威這樣廣博的議題范圍。他生前出版的專著，涉及到哲學、倫理學、美學、邏輯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等。他還將其理論，用來評論“二戰”前後的許多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最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廣博的議題當中，杜威應用了一致的線索，也就是實用主義的哲學觀，尤其是實用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因此，他在任何一個領域的判斷，都帶有同一套關鍵詞，而不是碎片式的意見表達。作為一種系統的理智努力，杜威的理論在各個問題上都始終有明確的支持與反駁的對象。事實上，奇普老師和蘭徹所代表和所反對的立場，都反復出現在杜威的作品中。杜威在不同作品中，反復對這些立場給出了自己的選擇及理由。
因此，閱讀杜威的理論，有可能幫助我們梳理不同立場之間的關系，讓我們自己的選擇變得更加理智。努力理解杜威觀點之間的聯系，而不僅僅是了解杜威在個別問題上的觀點。我將這種閱讀，稱之為“意義閱讀”。讓個別理論在與其他理論的聯系中，獲得意義。閱讀就是尋找這種意義的過程。我期望，采用這種閱讀方法以後，我們將在對各種教育觀點的好惡之外，獲得更深厚的理論洞見；我們不僅僅是在情感上知道奇普老師和蘭徹的觀點很妙，也會在理智上認同他們的觀點，并且知道如何使用杜威的理論來支持這種判斷。相反，如果閱讀杜威，最終只得到箴言式的幾個命題： “教育即生長”的教育無目的論、 “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的兒童中心課程論、“從做中學”的兒童中心教學方法論，把杜威的豐富理論口號化，這可以說是杜威作品的最大不幸。這種閱讀，在我看來是瑣碎的，無益于我們擺脫前述第三方立場的誘惑。
杜威的學生、杜威專家胡克（Sidney Hook）也認為教育工作者要真正理解杜威，不能僅僅從其教育觀點入手。
可以理解，專業的教育工作者首要關心的，總是教育哲學的直接應用，而不是作為其基礎的觀念和價值。簡言之，就是令其成為一種哲學的那些東西。但是，若干年後，對無關日常實踐的哲學假設的陌生或者漠視，將讓這些教育技術派付出代價。歷史情境總是在改變，昨日的實踐再也不是圓滿的了，因此必須找到新的側重點，必須做出新的調整。如果不能把握哲學原理，不能對科學方法的邏輯獲得洞見，僅僅采用最明顯的教育理論應用，這些教師將難免感到困惑。尤其是在他們遇到新的教育哲學時，這種困惑將更加明顯。在紛擾的時代，新的教育哲學總會出現，它們將指引教育工作者攻擊過去盲目接受了的但從未理解其哲學根基的那些教育理論。沒有什么理論比杜威的理論更是這樣的了。就是說，杜威理論的重要性，只有理解其有關知識、理智、人性、經驗、價值、民主等方面的觀念，才能把握。我們都應該看到，杜威的教育哲學不僅僅是為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服務的哲學，盡管這些人更應該關注杜威理論在正式教育中的應用。實際上，杜威的教育哲學是為每一個理智的社會成員準備的，因為，杜威的教育哲學實際上是一種生活哲學，直接面向我們當前的道德、社會和政治問題。
在我看來，在杜威的諸多作品中，《我的教育信條》（1897）是最迅捷地了解杜威教育觀念的途徑；《民主主義與教育》（1916）在當下最受教師和教育研究者的重視；而不受教師重視、實際上頗為重要的是《經驗與自然》（1925）、《確定性的尋求》（1929）以及《我們怎樣思維（修訂版）》（1933）等。後面這些作品，因為其論題不直接與教育問題相關，常常被教師略過，但在杜威的整個理論大廈中，這些作品恰恰是基石，如果抽離這些內容，我們將很難從杜威的觀點中得到真切的認識。
設想杜威重生并再次造訪中國，也許他仍會得到教育界熱情的歡迎，但同時他也可能感到深刻的孤獨。在我看來，在當前的中國，他的理論是既最大限度地被接受，也最大限度地被忽視的眾多理論之一。但是，“意義閱讀”，或者說在哲學與教育觀點之間建立聯系，這種對杜威作品的閱讀與評價方法，只是新近才被忽視了。實際上，雖然杜威思想在中國經歷過大起大落，但是，無論是1920年代杜威訪華引發杜威熱，還是1950年代對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批判?，這兩個時期中國人對杜威的閱讀，還是把他的教育觀與哲學觀聯系起來考慮的。在我看來，在杜威教育影響如此巨大的今天，恢復這種“意義閱讀”的方法，比割裂地閱讀杜威的教育理論，更有教益。本書的重要努力之一，就是試圖在編排上體現這種哲學與教育觀點之間的聯系。
可以說，無論是內容的選材，還是內容的編排，本書都參照了上述考慮，所以選材將不僅僅限于杜威的主要教育作品，而是將范圍進一步擴展，尤其是關注杜威在1925年以後的作品。在入選的杜威作品中，有這樣幾條主線是比較清晰的。其一，存在“認識論—倫理學—教育理論—教育與社會”這條主線。杜威在認識論上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在其他方面的觀點。因此，我將選文中陳述的認識論觀點，譬喻為一把鑰匙；將選文中關注的剩下三個方面問題，譬喻為三把鎖；用鑰匙和鎖的關系，來暗示這四個方面的相互聯系。我相信，杜威有關教育問題的觀點，受到其哲學觀點的影響；要系統認識杜威的教育觀念，不能不了解他的哲學觀。其二，在每一個問題上杜威都有支持與反駁的對象。閱讀杜威，我們應該努力搞清楚這些問題，否則就可能陷入杜威所反駁的對權威的盲從中去。其三，除了杜威自己的觀點自成體系之外，杜威也常常暗示他反駁的各種觀點也可以建立“認識論—倫理學—教育理論”這樣的線索。也就是說，一些杜威反駁的哲學觀點，在教育上也會有表現。我們閱讀杜威時應該努力找到這三條主線。也許可以將這種閱讀所遵循的原則概括為四點：先哲學後教育、正反觀點并舉、新舊概念對比以及追求觀念一致。
如果在閱讀本書以後，在描述奇普老師和蘭徹的教育觀念時，我們能夠言之成理，能夠知道他們反對的對象及其基礎，能夠知道他們辯護的理由，甚至能夠把他們的判斷應用到其他教育問題上去，那么這次閱讀就是成功的。

導讀：找到閱讀的樂趣
【理解杜威的一把鑰匙：我們真的知道嗎】
為什么要知道
過去的方案之一：“旁觀者”的比喻
科學方法對認識活動的改造
替代方案：反省思維

【第一把鎖：道德怎么教】
科學方法對倫理生活的改造
倫理學與道德的分類
美德倫理學與美德
改造後的道德教育

【第二把鎖：我們追求什么教育】
教育哲學的改造
教育無目的
改造後的教育目的
改造後的教學內容與方法

【第三把鎖：教師的社會使命是什么】
改造後的教育性質
教育作用于社會的機制
教師的社會使命

附錄：部分杜威作品中譯本索引

一切的公理原則，都不是最後的目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這許多既成的公理原則，還要常常用新狀況新方法來試驗，看它對于新狀況適合不適合。因為試驗的態度，沒有成見，不承認什么公理原則是永久不變的。這些公理原則，不過是一種可以解釋特別事實的工具。這種工具，必須常常修理，使之能對于新狀況常常適合。這就是試驗的態度。物理學上的奈端（Newton）所發明之地心吸引力的公理，可算是最概括的原理了，然而西洋還以為可以修改。這樣的公理，尚且有時因為新狀況不能適合不妨修改，其余的公理可知了。所以沒有一種公理是永久不變的，總是可以繼續修改的。所謂“真理”，就是所有性念的全體，就是經驗生出來的效果，經過試驗以後，有保存的價值的，這就是真理。沒有試驗，絕不會求出真理來。
電影《盜夢空間》（Inception）（2010）描述了一群盜夢者的故事。主人公科布為了完成任務，邀請了一位極具潛力的造夢師阿麗來協助自己。為了讓阿麗盡快熟悉造夢的技術，科布把她帶到了自己的夢中。在夢中，他們坐在巴黎街頭的咖啡座里，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討論造夢的問題。一切看起來都像真的一樣，阿麗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別人的夢中。這種逼真的感受，正是科布要教給阿麗的內容之一——夢可以做得很真實。為了區分夢境與現實，防止沉迷于夢境之中，每一個盜夢者都要有自己獨特的圖騰。圖騰是他們識別自己是否在夢境中的唯一辦法。譬如，科布的圖騰就是一只陀螺。如果他在自己或別人的夢中，這只陀螺就可以一直不停地旋轉下去，這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的。電影中的圖騰，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夢中，我們有辦法知道自己在做夢嗎？換句話說，我們能夠憑借夢中的事物，判斷自己在做夢嗎？許多人都有這樣的體驗，在一場噩夢中，我們特別希望自己能夠盡快醒來。也就是說，那時我們是很確切地知道自己在做夢。那時，我們知道只要自己醒來，夢中的一切就不再能夠危害到我們了。但是，問題真的如此簡單嗎？
早在2000年前，就有人做過相關的思想實驗。
設想有一群囚徒，終其一生都居住在洞穴里。他們始終被縛手縛腳，脖子也無法轉動，既不能互相交流，也不能互相觀看。他們所能看到的只是洞穴的內壁。在洞口外，有一堆火，來往的各色人物、動物，在火光的照耀下，洞穴的內壁就會投下各種形狀的陰影。在這樣一個詭異的場景中，這群被縛的人，所能看到的只是這些陰影。所以，他們很可能會以為洞穴上的影子，就是真實的事物。
這是柏拉圖所著《理想國?第七卷》中主人公蘇格拉底設計的思想實驗的一部分。其中，這些可憐的囚徒，用來譬喻未受過教育的人；陰影則象征著事物的表象。可見，唯有受過教育的人，才能實現心靈的轉向，逃離洞穴，看到洞外的真實景況。這個譬喻，可以進一步引申，用來進行本體論的討論，例如：世界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如何通過表象世界認識本質世界？我們有可能認識本質世界嗎？我們何時才能知道自己認識了本質世界？這些提問，也是《盜夢空間》中的圖騰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可以說，電影中的圖騰一直是人類企圖尋找的東西。身在此山的我們，一直想要一種跳脫的眼光，但是，這樣的求索很難。電影《黑客帝國I》（The Matrix）（1999）中的紅色藥丸，也是一個類似圖騰的事物，可以幫助我們甄別真實與虛幻的邊界。不過，到了《黑客帝國III》（The Matrix Revolutions）（2003）中，這個藥丸也被證明是虛假的了。可以說，究竟是否存在那樣一只可以憑靠的圖騰，至今還沒有誰說得清楚。
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有一段表述，對這種追求世界本質的認識論進行了概括和展望。
我們站在風雪漫卷與迷霧縈繞的山巔，只是偶然才可以窺見不辨真偽的路徑。守在這里會凍死，走錯路會摔死。而且，我們并不確定是否真的存在那條正確的路。那么，要怎么做？“既強且勇”，為了最好，去行動、去期望，同時準備承受任何可能的結果。如果終究是死，那沒有什么是比這種死法更好的了。
這段話所描述的，是人類認識所面臨的狀況：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存在各種不確定性的因素，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因此，求取確定性，一直是人類認識的重要任務，這就是詹姆士所說的尋找“正確的路”。盡管如此，站在原地思考“正確的路”并不能推進人類的認識。在不知道路在何方的時候，我們所能做的是相信路在腳下。如果說理智曾經被用作克服偶然性的憑借，并使得理論與經驗對立起來，那么詹姆士就不再認為理智可以完成克服不確定性的任務，人類將始終生活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理智和經驗的分別、理論和實踐的分別，都要重新予以考慮。
以上論述，可以幫助我們基本厘清杜威有關人類認識的觀點。在由電影中的圖騰聯系起來的那些提問與古希臘認識論傳統之間，我們發現了一種繼承關系。可以說，《盜夢空間》里的圖騰概念引發的相關提問，正是杜威要反對的假問題。因為，古希臘的認識論傳統，正是杜威在其學術生涯的後期要努力反對的。杜威并未走上探求世界本質的道路，他從根本上懷疑這項任務本身。也就是說，電影中的那個陀螺圖騰所引發的問題，在杜威看來并不是認識的任務。他對認識的看法，更接近于詹姆士的那個譬喻——我們所應當追問的，不是當前的認識是不是確定無疑的真，而是怎樣通過行動發展認識。理解杜威的思路，可以從其獨
特的經驗概念入手。
杜威認為，現代社會的經驗概念不再像古代社會那樣，意味著各種習俗傳統、權威見解和流行看法，而是包含了現代科學知識。由于科學方法的應用，現代人的經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并對生活產生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影響。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想象，沒有現代科技，生活將如何維系。但是，正因為我們每天的生活都要憑借這些知識，所以很容易把科學知識當做確定無疑的認識。然而，這種確定性，正是科學方法所反對的。杜威把科學歸入經驗的范疇，提醒我們雖然現代科學貢獻了許多理論，但是現代科學自身仍然是經驗科學。
現代科學知識與古代的經驗概念之間的區別在什么地方？顯然，二者都不試圖揭示世界的本質。但是，我們都知道古代的巫醫與現代的醫生之間有區別。杜威曾經使用過的這個例子，顯現了古代社會的經驗與現代科學知識的區別，即是否使用科學方法或實驗方法。通過實驗方法改造後的經驗，構成另一種獲得確定性的方式，即解釋自然的方式。杜威對現代科學持樂觀態度，對實驗方法極其推崇。但是，杜威也提醒我們，哲學并不因科學的昌明而喪失存在的必要性。
帶著這種改造過的經驗概念和科學方法的概念，傳統的理性概念也將發生變化。理性不再是人的某種獨特官能，而是人努力發現經驗之間的聯系以獲取意義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并不凌駕于經驗之上，而是寓于經驗之中。理性通過反省思維得到應用，從而能夠改造已有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