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的世界（簡體書）

經濟有無國界？
過去數年中，我學到的教訓之一就是，寫寫有關管理方面的東西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涉及國際貿易方面，就比較危險了。1985年，我出版了《三位一體的力量》一書，倫敦《金融時報》評價該書是“對推動產業與產品日益全球化的背后力量最為簡明扼要且恰如其分的描述之一”。一年（也許是兩年）后，《金融時報》還刊發了一篇文章夸贊我，標題為“日本唯一的管理大師”。
不過，當我在《華爾街日報》及其他媒體上探討分析貿易問題時，外界的那些反應就完全不一樣了。有些朋友，甚至我在麥肯錫咨詢公司里的一些美國同事（我在麥肯錫公司工作了23年），擔心我已經成為處處替日本說話的人，也就是說，在有關日本貿易保護主義及其他敏感事件上，我的立場不夠客觀。甚至，有人指責我是日本通產省的代言人。當然，我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所闡述的觀點也無人相信。當時，我曾經指出，那些半導體制造商碰到的問題，其實不是日本人造成的，而是因為半導體行業已經成為固定成本較高的行業。今天，馬來西亞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出口國。
我在麥肯錫工作的那些年，經歷了這個時代的變遷。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每次出國，除了關注產品之外，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企業發展戰略、組織、人力資源和管理系統。我們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試圖幫助企業以更低的成本銷售更多的產品。如果我們成功了，我們的客戶會將這些產品出口到海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規劃視野和角度并沒有超出公司所在國家的傳統國界。
20世紀80年代，金融市場的管制方法卻使情況變得復雜了。在放松管制后，除了簡單的產品生產和銷售外，許多公司還可以運用不同的金融手段在全球范圍內的核心市場創造財富。為了幫助它們贏得市場份額，除了有必要學習貨幣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相關知識外，還有必要學習宏觀經濟學的相關知識。
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促使公司加速將其商業系統的主要部分從總部轉移出去。這種發展也迫使我這樣的公司顧問從全球的角度去思考貿易保護主義和組織的本質。我為很多大公司工作、服務過，幫助它們從以出口為導向的階段過渡到實現產品生產和產品研發的本土化，幫助它們從一個總部發展到4個區域總部。我也為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公司工作過，幫助它們在日本開拓出一片天地，站穩了腳跟，建立了更好更強的陣地。這些公司主要的經理人，思維轉換速度之快令人驚訝：從局部區域到全球范圍，從以國家為根基的價值觀體系到普遍的價值觀體系，從總部驅動的管理方式到本土化市場驅動的決策。“海外經營”、“子公司”、“分公司”這樣的字眼正迅速消失。事實上，再沒有“海外”、“離岸”這樣的現象了。巧合的是，我在恰當的地點和恰當的時間見證了這些經理人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這種轉變，這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在那些公司完成偉大的全球化飛躍的過程中，本人身為公司歷史發展的見證人這樣一個有利角色，正是基于這一點寫了本書。自從1990年首次出版以來，本書一直暢銷全球，已被翻譯成12種語言。在新版中，我對本書的內容進行了修改、更新。
本書匯集了我對企業戰略和競爭的理解和經驗，同時也有我本人對宏觀經濟事件的觀點和分析。本書開始討論的是國際化公司的戰略和組織，接著對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僚進行了抨擊。這些官僚正逐步喪失權力，但是在出局前，他們制造了大量問題。最后，本書對我們正在步入的經濟世界進行了一番描述。
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許多事情是完全可以預測到的，但是，仍然有很多全球性事件的發生令人驚訝，出乎一些像我這樣的職業預言家的意料。在此期間，世界經濟舞臺上的日本從巔峰轟然跌落，而美國則強勢反彈，其勢頭是很少有人（包括我本人）能在1990年時就預料到的。我會在下文解釋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1990~1999年，有些經濟體逐漸興起，另一些則日漸式微，拋開這個不說，本書的前提已經得到了證實，即全球的國家和公民的關聯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密切，從而為全球范圍內的公民創造了更多的選擇機會。居住在這個地球上的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關聯經濟中，同時，我們都在向著無國界的世界不斷前進。
這個無國界的世界展示了一個激烈競爭甚至是超競爭的景象，在這里，企業家們必須專注于戰略。我所說的戰略，是指要為客戶創造可持續性的價值，而且要遠比競爭對手創造的更為優良。
俄亥俄州大學零售學大師羅格?布萊克韋爾在他的專著《從思想到市場》中寫道：“看看占卜用的水晶球，我不得不說，對于未來的預測，‘卓越’是留在圈中繼續游戲的最低要求。” 因此，競爭首先意味著研發和研發的商業化。我的發現是，大部分在大公司工作的人已經忘記了如何去研發。他們知道如何購買和銷售，也知道如何生產仿制品，但他們不懂得如何去開發品質優良、真正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也不懂得開發新業務去支持這些創新思想。
我說的不僅僅是像HDTV、DVD、JAVA這樣大規模、高科技的開發項目，還有大多數人都在使用的日用品。比如說，你如何生產一個真正使咖啡味道更好的咖啡壺？或者，如何生產一種泡沫型洗面奶，使皮膚更為光潔？你覺得那些盯著電腦屏幕的產品經理有多少人能做到這一點？其實并沒有幾個，因為他們太關注競爭、市場份額和利潤率等數字了。我認為，現在是那些大公司重新學習研發藝術的時候了。不過這次，它們得學會如何在全球化的產業和商業中管理研發，因為你必須與全球化經濟接軌，同時使產品適應核心市場的需求。
這些公司必須那樣做，因為除了在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市場，在所有的發達國家，更多信息靈通、挑剔的消費者也開始聯合起來了。事實上，隨著電子商務時代的來臨，有見識的消費者無處不在。我一直試圖讓我的客戶和學生銘記的一點是，真正掌握著權力王牌的是消費者，而不是銷售產品給他們的企業。大多數人并沒有內化這個信息，盡管很多文章和書籍都在談論全球化，但還是認為那些大型跨國公司可以將自己的意愿強加給所在國的消費者。如果說，本書除了幫助讀者理解戰略和商業化的基本法則，還有另外一個目標，那就是展示一個全球化的公司如何真正為全球范圍內挑剔的消費者服務。而這一點，要如此，也應如此。正是這些消費者，促使跨國公司在許多國家經營、研發、生產、銷售產品，同時，幫助它們在此過程中發展無國界的經濟。這樣一來，國別貿易數據實際上已經沒有意義。
在這個嶄新的無國界的世界里，政府的角色仍然存在，盡管其作用在變弱。而政府的職能主要有培訓就業者、保護環境、建設安全舒適的基礎設施。如果政府未能充分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政府職能已經從保護人民和保護自然資源不受外來經濟的威脅演變為確保人民能夠在來自世界各地最好最便宜的產品和服務中有最大的選擇余地和選擇空間，那么這些國家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將會落后。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政府的統治力量一直保持著以武力相威脅的重商主義者的思維和做派，今天的政府如果保持這樣的做法，不但會影響外來投資的積極性，也會使人們的生活境況惡化。更糟糕的是，人民就會與新興的全球化經濟脫離了。這樣一來，勢必導致士氣降落、產業發展停滯，形成螺旋式下降的趨勢。同時，政府以近乎偏執的懷疑眼光去看待外界，擔心所謂的剝削者和投機者會拿走它們擁有的資源。如此，它們便忽視了人民的需求，損毀了人民的人力資源價值。
由于經濟體三巨頭（美國、歐洲和日本）地區關聯經濟的出現，這種被迫隔離的執行難度更大。經濟迅猛發展的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和愛爾蘭等地區和國家已經加入了這個長期存在的關聯經濟聯盟。關聯經濟的實力已變得足夠強大，“湮沒”了大多數消費者和公司，使傳統的國界線愈發模糊，幾乎看不見了。而且，也使得官僚主義者、政客、軍隊等的地位日益下降。
無疑，關聯經濟體的出現，造成了很多困惑，特別是對于那些習慣于制定經濟政策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他們往往基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學進行統計，在國與國之間進行比較，而現在他們的理論再也站不住腳了。當經濟增長加快時，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便期待看到就業率增加，但關聯經濟的情況卻使他們失望不已，因為創造的就業機會可能在國外。如果一國政府收緊貨幣供應，貸款可能會從國外源源不斷地涌進來，那么該國的貨幣政策就幾乎會失效。若中央銀行提高利率，成本更低的資金便從關聯經濟體的其他地區流進。出于所有實用目的之考慮，關聯經濟已經使中央銀行的傳統工具如利率和貨幣供應等政策失靈了。
在關聯經濟體里，大部分利率工具已經居于次要地位，并讓位于房地產、股票、外匯市場等非利率工具（往往是投機性的）。這些市場及其衍生品吸收了因政府赤字而產生的大量過剩的流動資金，從而抑制了通貨膨脹。關聯經濟體里雖然流動性過剩，但由于投機市場容量極大，吸納了多余的資金，故對普通老百姓沒有造成很大危害（如通貨膨脹）。
基于國與國之間的平衡來研究貿易統計數據的傳統方法已經過時了。因為關聯經濟體的成員已經學會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和其他環節的轉移，從而使得大部分資金流動是在無形中實現的。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主義者，試圖修正不平衡的貿易數據，但此舉無異于火上澆油，因為他們對原本可以自由流通的商品和貨幣制造了障礙，并進行了人為控制。有些人甚至試圖通過篡改匯率，達到修改貿易數據之目的。作為所有可交易的商品、服務和資產的交換中介，貨幣改變了關聯經濟體內的實力平衡，從而使得財富得以再分配，這一點與基于國別的經濟實力平衡截然不同。
按照傳統宏觀經濟學家的觀點，匯率應根據兩國之間的購買力差異、通脹率差異及利率差異作相應調整。但關聯經濟的出現使這個概念顯得過時了。資產在進行跨國交易時，征稅人員往往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交易。通過電子商務進行的跨國買賣甚至可以只有買方和賣方是參與方，而其他人并不知情。公司在進行跨國交易時，其便利程度與交易畫作、專利及不動產并無二致。
全球大部分財富就是在關聯經濟體內創造、消費和再分配的。對傳統的奉行孤立主義的國家來說，加入關聯經濟體是走向繁榮的關鍵。唯有發展一個健康的雙向管道，發展中國家才能走上繁榮昌盛之路，因為在關聯經濟體里，這些國家的產品能實現價值的最大化。在當今世界，財富是在市場上創造的，而不是在殖民地和擁有自然資源的土地上創造的。
在關聯經濟里，已經沒有絕對的贏家與輸家之分。當貨幣走弱、失業的勞動力成本較低時，所謂的輸家卻相對具有吸引力了（只要政府足夠開明并保持穩定）。相反，所謂的贏家的收益也會因貨幣匯率和工資水平的改變而下降到關聯經濟體的平均水平。
20世紀90年代，關聯經濟體發展迅速，今天，世界各國領導人既有必要討論關聯經濟帶來的共同機遇，也有必要討論由此引發的共同問題。
關聯經濟體的政策目標是既確保人員和公司的自由遷移，又確保信息、貨幣、貨物和服務的自由流通。傳統的政府不得不建立一個全新的、單一的全球治理框架，或者至少建立一套有關全球“慣例”的指導方針，如果傳統的政府愿意的話。為達到那個目標，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正確理解全球化經濟。這也是本書的主旨所在。
作為消費者，如果人們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獲取有關產品和服務的信息，那么他們就是世界公民。然而，如果他們讀到的都是基于民族主義情感的花言巧語，那么，這些人同樣可能會接受勸說，轉而支持民族主義者的代表及其政策主張。即使在今天，日本、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學生仍然在學習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而這些理論在互相關聯的全球經濟中已經不適用了。這些理論，大多數產生于19與20世紀之交。由于那時是封閉經濟時代，國家模式是唯一的模式，大多數統計數據也是基于這個舊式框架收集的，因而，宏觀經濟分析，對世界上甚至一個國家正在或即將發生的事情反映得甚少。
每一位消息靈通的消費者，包括參與交易的每一個人（不論處于什么層次），都需要了解關聯世界的真實經濟狀況。我在這里分享的，是在過去的歲月里我做咨詢顧問、教育家和企業家時形成的觀點，并借此希望讀者們體會新世界遇到的障礙和機遇，同時能夠開始自己識別新世界的風景。
關于建立一個嚴密、清晰的經濟學模型，來解釋我們新的關聯經濟的動態，這項工作我想讓別人去做。甚至，有人會基于關聯經濟體的政治影響和分歧，并在考慮當前經濟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治理世界的新機制。這個新機制，與戰后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以及1992年的歐盟等舊機制不同。后者大部分是基于“冷戰”模式或“北—南俱樂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思維。
如果有遠見卓識的人士提出一個超政府組織的構想，我絲毫不會感到驚訝。對關聯經濟體的居民來說，這種超政府組織的稅收系統中，1/3的征收額來自關聯經濟體以外，1/3來自關聯經濟體本身，1/3來自關聯經濟體的各個國家。這也反映了我對這個世界的觀點，該觀點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形成的。按照這個觀點，我首先把自己看成一個全球公民，其次是社區居民，最后才是一個日本人。
即便是這樣一個激進、前衛的計劃和主張沒有被采納，我也希望讀者們能夠在書中發現新思路，啟發你們為所在的公司研發出新產品、提出新戰略和新組織計劃以及新理念。作為本書的作者和管理咨詢顧問，我相信，本書能夠對讀者理解無國界的世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因為建立無國界的世界的時代已經來臨，而且每一天都在發展中。
本書涵蓋了很多議題，從產品開發到國際組織，從貨幣與貿易的討論到發展中國家等問題，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傳統上各自孤立的主題集中闡述一下，來描述無國界的世界中關聯經濟的特征。接下來談到的是一種預測，或至少是一種期盼和希望，即效用和實用將超越意識形態。這種期盼和希望，是建立在我對研發者信任的基礎上的，建立在對有見識的公民和消費者的能力信任的基礎上的，他們是可以戰勝那些監管者和官僚主義者的，而后者正是讓我們最擔心的。
毫無疑問，日本是20世紀80年代的“青年才俊”。然而，10年后美國便取而代之了。事實上，這10年間，美國的經濟發展迅速，表現如此出色，我愿意給它一個A+的分數，這遠遠優于美國在更早的20世紀80年代獲得的B–評價。
1990~1999年美國是如何從低谷中強勢反彈的且表現超出所有人的預期，這對那些想復制美國成功的國家具有指導意義。同時，對那些在全球化公司工作的個人來說，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因為他們希望了解如何在新的全球化經濟中更好地參與競爭。我將分析美國的經濟奇跡是如何發生的。在本書的最后一章，我對全球不同的國家在同一時間段的經濟表現進行分析，并分別打分，作出評價。同時，我將探究一下亞洲金融危機的起源，考察日本遭遇的困境，并對日本作為一個關聯經濟體的主角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給出我個人的判斷。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國經濟蕭條，失業率偏高，投資無力，股票市場在2 000點附近徘徊。那個時期，一些時事周刊發表封面文章，宣稱“美國世紀”結束了（10年后，同樣是這些雜志，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指出“日本世紀”/“亞洲世紀”已經結束了）。事實上，由于緊扣這個主題，在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比爾?克林頓擊敗了時任總統的老布什。“是經濟在說話，傻瓜。”這是克林頓陣營的競選口號，強勁的經濟發展也是克林頓得以在1996年成功連任的原因，即使在“萊溫斯基丑聞案”于1998年爆發之后，克林頓的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
在我看來，美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的成功復蘇，恐怕不能完全歸功于克林頓的經濟策略，而是更多的源于20世紀80年代在“里根革命”時期進行的基礎性改革。盡管里根既談不上遠見卓識，也談不上頭腦精明，但他的確在對金融機構、交通、電信這三個關鍵行業的放松管制方面具有非常敏銳的判斷力和辨別力。比如，20世紀80年代，由于過度競爭引發的機票打折使航空公司虧損嚴重，陷入困境，并直接威脅到它們的生存狀況。雖然在放松管制后的最初10年，美國航空業經歷了一個痛苦的時期，小型公司隨之衰敗和倒閉。然而今天，美國的客機是世界上質量最好的客機之一。美國航空公司的大型噴氣式飛機客運里程的平均成本為55美分，而日本的兩家航空公司，卻一直處在政府保護之下，因此，同樣的大型噴氣式飛機，日本航空公司客運里程的平均成本需要1.5美元。為什么兩者的成本相差將近3倍？其原因不在服務質量上，而可能在被稱為保護主義者的附加費上。
美國銀行業的放松管制同樣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有超過3 000家金融機構在改革浪潮中倒閉了。但是，這些經歷了改革的幸存者，如花旗銀行和摩根士丹利等，實力變得非常強大，甚至在全球市場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新的關聯經濟中，只有成為全球化參與者，才能被視為真正的成功者。
電信業是另外一個關鍵領域，放松管制的舉措使價格具有了伸縮性、靈活性，并最終促進了互聯網的發展。各種具有競爭性的方案使消費者能夠以固定的價格，不受限制地接入互聯網服務。很多美國公司已經建立了局域網，然后連接到了廣域網上。
實際上，放松管制的改革為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經濟擴張奠定了基礎。那些不穩定、虧損的機構不再受到保護政策的支持，理所當然倒閉了，而一種全新的、健康的、“要么成功要么失敗”的政策成為社會的主流。美國國內經濟繁榮且在國際舞臺上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1.相對于地方政府（即各州），美國聯邦政府的職能和規模受到了限制，這樣，地區活力便加強了。而其他大多數國家的中央政府規模過大、影響力過強，導致與無國界的世界隔離和脫節。
2.英語得到普遍應用，已經成為商務領域的世界標準語言，也是技術和電子商務新領域通用的語言。事實上，所有網上交易的80%都是通過英語完成的。
3.美元是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
以上三個原因比較脆弱的是第三點，即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優勢。隨著歐元的推出，緊隨其后的是“亞元”。這些新的“超級貨幣”會對強大的美元形成挑戰。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短期內它們不會取代美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