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談話錄（簡體書）

我第一次會見以賽亞?伯林爵士是在1988年6月6日，他70歲生日那天，在他位于倫敦市中心的寓所。歐洲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之一《自由四論》的法譯本已經獲得法國廣大讀者青睞。因此，我決定在《精神》雜志總部每周一次的文獻研討會上向我的同事介紹伯林的思想。這次研討會的積極結果，是使我拿定主意通過一次由《精神》雜志同意發表的訪談來更深刻地展示伯林的思想。經過簡短的電話交談和迅速的信件往來，我們便決定在他寓所會見。自1976年1月一個寒冷的雨天我在倫敦佛勒書店發現《自由四論》之后，十多年來我一直對伯林爵士很敬仰，要拜會這么一位名人的念頭確實使我感到有點緊張。但是，一見面他就帶著友好的微笑熱情地迎接我，話還沒說我的緊張情緒一下子就消失了。
談話開始時，我不僅聽他說什么，也留意他的儀表怎么樣。雖然我見過他許多照片，而實地看到他我還是有點驚奇。他的面容乍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個出生在里加的人。他的聲音聽上去準確而有力，但吐詞緩慢。輕重分明的牛津口音極有節奏地流貫談話過程，使我覺得我仿佛是獲準受到一位極為尊貴的英國紳士的召見。這是溫文爾雅、最謙恭的一個人，說話慢條斯理而熱情厚道，毫不裝腔作勢。我們一起談了兩個多小時。他詳細地告訴我俄國革命時期他的童年情況以及20世紀30年代他在牛津大學的情況。我很驚訝他對俄國文化有著非常親密的感覺，畢竟他在10歲時就離開那里了。那天告別的時候我就希望能有機會再次見到他，但我不知道有一天還有可能以書本形式發表對他的訪談。
我回到巴黎以后，有個編輯跟我聯系，他要求我繼續這樣的訪問，并且寫成一本書。很高興我有機會再次會見伯林。我們是1988年12月于倫敦再次見面的。這次我有幸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跟他談話。每個場合他都熱情、友好地歡迎我。我得以就他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向他提出了三百多個問題，分門別類，并逐一討論。他要我將談話記錄整理成文，我把定稿交給了他。該書1991年在法國出版。
顯然，這本書不奢望成為伯林的正式傳記，但是，對于一切有待進行的伯林研究，這本書不失為一種重要的資料來源。有時候，有一種傾向，過高地估計思想史家的重要性，而對于伯林這么杰出的人物卻不會是這樣，他的著作改變了我們的歷史觀和人生觀；單是他對英語世界過去50年來各種智性觀點和政治觀點的影響就足以使理解他的著作和分析他的思想具有重大意義。他在著作中的論述和洞見有助于我們對形成當代史的各種事件和概念樹立一種富有批判性的看法。因此，不可否認，伯林的思想向我們提出了挑戰。毫無疑問，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他那代人中典型的杰出牛津哲學家。他的牛津哲學背景（使他成為休謨哲學的真正崇拜者），他的思想的明亮清晰，他對晦澀術語的極端疏遠，使他成為當代英國哲學的一個真正的代表。可是，在某些方面伯林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又是與眾不同的。他的全部哲學活動可以作為一種反抗傳統信念的理論戰斗來審視，那種信念認為，縱貫古今人類社會的中心問題原則上都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真理性的正確回答。因此，他反對那種以為可以依據科學的、政治的、甚至美學的價值在人世間創造一個烏托邦的主張。鑒于人類歷史實際上是各種經常相互碰撞的價值和思想的產生地及其變化發展的實驗場所這一事實，伯林追溯多元論在倫理學、政治學和美學等領域的出現。明白了這一點，人們就可以充分理解為什么50年來伯林選擇思想史作為他的興趣中心。在他看來，研究思想史無疑是弄清楚自孩提時代經歷俄國革命以來，就深深地煩惱著他的某些嚴酷的難題的唯一途徑。這項研究的成果便是關于民眾生活和思想的措辭優美、具備了一部小說的全部文學品質的研究論文，同時也是對歷史上各種觀念的透徹的批判性的考察報告。伯林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為他的全部寫作都是從非教條的觀點出發，以便向讀者揭示作者全神貫注的某些持久不斷的哲學問題。伯林不是一個黑格爾式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決定論者，即使我們可以以為他是某種西方意識的現象學家。黑格爾主義把人類歷史看作是絕對精神發展的邏輯的和本體論的過程，經過先定的歷史階段，終結于現實與理性的某種調和。與這種觀點不同，伯林的研究探討了哲學家、政治家和藝術家個人責任的各個層面，這就打破了形而上學的歷史必然性的枷鎖。因此，伯林對那些以最終解決為目標的一般的態度和觀點都不感興趣。在他最近出版的《扭曲的人性之材》那本書中有一篇論文談到這一點：
但是，如果我說的不錯，不光最終解決這個概念本身是不切實際的，而且，各種價值之間也不可避免地是相互碰撞的、不可協調的。最終解決的可能性（即使我們忘記了這個詞組帶有希特勒時期的恐怖感）會制造出一種幻覺，一種非常危險的幻覺。因為，如果人們真的相信這種解決是可能的，那么，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付出多少都絕不為過：為了使人類永遠公正、幸福、富于創造性以及和諧協調，有什么不可以為此付出的呢？為了做成這樣的蛋卷，我們可以打破無限數量的雞蛋，這就是列寧、托洛茨基以及我們所了解的波爾布特的信念。既然我知道通向社會問題最終解決的唯一正確道路，我也就知道人類車隊必須沿著什么路線走；因為你沒有我這種知識，你就不能有選擇自由，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選擇自由，否則你就達不到目的地。你聲明采取某種方針將使你更幸福、更自由，或將使你有自由呼吸的空間，而我知道你這樣想是錯誤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人民大眾需要什么。如果出現由于無知或惡意而釀成的反抗，那就必須鎮壓下去，為了大多數人永遠幸福，消滅成千上萬人也許是必要的。除了心甘情愿地將他們全都犧牲掉，我們，明白此中道理的我們，又有什么選擇？”
人們了解了伯林的哲學背景就會更好地懂得為什么他勸告我們讀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在赫爾岑和伯林的思想中，“選擇”這個概念都處于關鍵地位。伯林批判柏拉圖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認為它是西方思想傳統中一元論的主要特征。這時他與聲稱“生活的最終目標是生活本身”、“該是認清自然界和人類歷史都充滿著偶發的和無意義的事件、充滿著愚蠢和糊弄行為的時候了”的赫爾岑何其相似。因此，伯林筆下的主人公總是那些拒絕把世界看作單純的、合理的、和諧的整體。主要由于這個原因，雖然伯林接近于以法國哲人（Philosophes）為代表的18世紀歐洲的思想“潮流”，但決不會妨礙他去弄清楚那些反對這一“潮流”的思想家的生活和思想。在思想史的工作中，伯林研究了那些勇敢地、公開地跟占統治地位的理性體系作斗爭的思想家，贊賞他們的觀點和立場。他特別重視這些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正是對這種普遍存在的自由思想的肯定和褒賞，顯示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通過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們宣示，在人類歷史上沒有絕對的價值，而且，人類歷史與眾多悲劇性后果相伴，充滿著那些企圖通過堅信最終絕對真理而避免做出悲劇性選擇的人們的困苦。
拉明?賈漢貝格魯
1991年7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