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明與公平正義(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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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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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法治文明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文明、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其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的建設具有不可或缺的保障和促進作用。在我國,加強法治建設,推進法治文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應有之義。
《法治文明與公平正義》作為第三屆“中國法學博士后論壇(2010)”的論文集,圍繞“法治文明與公平正義”這一主題,從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法律史學、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等學科角度,理論聯系實際地探討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中的法學學術發展、理念創新和制度創新等重大理論問題,深入研究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公平正義等核心價值問題。
《法治文明與公平正義》既有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解讀和法治建設經驗的總結,又有人類優秀法治文明經驗的借鑒和外國法學研究成果的比較,對于繁榮法學理論研究和推進法治實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法治文明與公平正義》作為第三屆“中國法學博士后論壇(2010)”的論文集,圍繞“法治文明與公平正義”這一主題,從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法律史學、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等學科角度,理論聯系實際地探討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中的法學學術發展、理念創新和制度創新等重大理論問題,深入研究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公平正義等核心價值問題。
《法治文明與公平正義》既有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解讀和法治建設經驗的總結,又有人類優秀法治文明經驗的借鑒和外國法學研究成果的比較,對于繁榮法學理論研究和推進法治實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目次
論公平正義的觀念和現實
農村土地產權與公平正義
立法過程的平等參與
對哈貝馬斯程序主義的再認識
俄羅斯法治進程中的公民參與
明初里老治吏問題研究
封建特權因素對中國法治化的制約
淺談樹立司法權威的工作核心
司法改革與審判權公正行使之研究
司法信息不對稱對司法公正的消極影響
能動司法與社會管理創新的類型化分析
能動司法視野下的司法調解制度
論遠程審判的適用規則
中外司法權配置和運行比較研究
日本改革司法制度促進社會管理
公眾參與和行政正義的實現
行政合同訴訟論綱
我國信訪制度重構的理論探索
民主法治進程中的社會管理創新
轉型期民間組織的法治使命
刑法的憲法基礎
共識理論引人刑事裁判問題的可能性
無罪與有罪辯護的共存
刑事人身檢查之性質探析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面臨的四大問題
廈門市受刑事追訴“農民工”法律援助研究
從對抗轉向合作:公平正義實現的效率追求
民法的內部體系初論
關于《公司法》修改的探討
論違法合同效力的實質問題兼評《(合同法)解釋(二)》中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試論稅企爭議的法律屬性——兼論稅法之特質
我國企業年金稅收優惠制度的完善
企業境外上市的監管研究
網絡交易標錯價格的案例分析
反壟斷司法審查若干基本理論問題探析
反壟斷糾紛和解的經濟學效率原則分析
縱向協議分析:限制競爭與經濟效率之權衡
運輸成本與相關地域市場的界定
生態損害:風險社會背景下環境法制
國際私法中的管轄權正義
TRIPs協定與健康權保護之關系研究
試析中美對專屬經濟區軍事偵測活動的立場差異
關于聯合國大會決議若干問題的探析
農村土地產權與公平正義
立法過程的平等參與
對哈貝馬斯程序主義的再認識
俄羅斯法治進程中的公民參與
明初里老治吏問題研究
封建特權因素對中國法治化的制約
淺談樹立司法權威的工作核心
司法改革與審判權公正行使之研究
司法信息不對稱對司法公正的消極影響
能動司法與社會管理創新的類型化分析
能動司法視野下的司法調解制度
論遠程審判的適用規則
中外司法權配置和運行比較研究
日本改革司法制度促進社會管理
公眾參與和行政正義的實現
行政合同訴訟論綱
我國信訪制度重構的理論探索
民主法治進程中的社會管理創新
轉型期民間組織的法治使命
刑法的憲法基礎
共識理論引人刑事裁判問題的可能性
無罪與有罪辯護的共存
刑事人身檢查之性質探析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面臨的四大問題
廈門市受刑事追訴“農民工”法律援助研究
從對抗轉向合作:公平正義實現的效率追求
民法的內部體系初論
關于《公司法》修改的探討
論違法合同效力的實質問題兼評《(合同法)解釋(二)》中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試論稅企爭議的法律屬性——兼論稅法之特質
我國企業年金稅收優惠制度的完善
企業境外上市的監管研究
網絡交易標錯價格的案例分析
反壟斷司法審查若干基本理論問題探析
反壟斷糾紛和解的經濟學效率原則分析
縱向協議分析:限制競爭與經濟效率之權衡
運輸成本與相關地域市場的界定
生態損害:風險社會背景下環境法制
國際私法中的管轄權正義
TRIPs協定與健康權保護之關系研究
試析中美對專屬經濟區軍事偵測活動的立場差異
關于聯合國大會決議若干問題的探析
書摘/試閱
五、公平正義的現實政治基礎
社會政治狀況和人們的政治地位的改變作用于人們的政治立場和見解,能夠改變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思維邏輯。不平之事見多了,思維慣性會使人接受和麻木不仁,乃至于把它看成平常的事。非正義總是起因于特殊的利益攫取,追求利益者孜孜不倦地為自己辯解,說服大家認可他們的正義性,通過語言把不正義的變成正義的,善良的、缺乏反思的人們會傾向于相信,缺乏心智的人甚至會像維護正義一樣維護不正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不少漢奸推崇并支持“大東亞共榮圈”就是如此,時下流行的“腐敗無害論”也有此嫌疑。
政治乃是社會公平正義之器,是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因素,政治認同、政治體制、政治機制、政治價值取向、政治激勵約束等構成了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前提和政治基礎。因此,實現公平正義也不能超越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階段,應該實事求是,既堅持原則,志向高遠,情深義重,又腳踏實地,妥善處理各種關系。
幾乎沒有哪個政治集團和政治人物會公然否認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但是打的旗號各不相同,政治策略各不相同,實際的效果也各不相同。有的明確把公平正義作為政治的最高價值,有的事無巨細大包大攬卻不知政府最要緊的是什么:有的認為政府不干預市場是公正的,有的認為政府積極作為方顯正義本色。資本主義國家把資本家取得剩余價值的制度看成是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要最終消滅這種制度,由此形成了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很大不同,公平正義的實現形式也有著很大不同。
目前我國經濟分配領域的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已有定論,這就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但是,在政治領域和政府職能上,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完全的認同。溫家寶總理的關于公平正義是制度的首要價值的論述很多人并沒有領會,在實際工作的很多方面也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把效率、GDP和發展作為首要價值,因效率和發展而漠視或忽視公平正義。應該說,發展是第一要務,并不能取代第一價值或首要價值。
有了正確的觀念,如果沒有良好的體制機制、合適的辦法或有力的措施,實際效果也會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對公平正義的威脅,但是事實上形成了某種虛偽性,存在一定的漏洞,很多鼓吹者自己也無法認定這是最好的制度。由于“金喇叭”被部分人掌握,在資產階層內部的公平勝于不同階層之間的公平,強勢群體享受的公平勝于弱勢群體。我國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為實現和保障社會公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曾經過分集權和缺乏制約的政治體制影響了公正的充分實現。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推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改善黨的領導,改變過分集中的行政權力,依法治國,依法行政,自覺構建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在體制機制、治國方略等方面為公平正義提供了更大空間。但是,“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公平正義的充分實現還存在體制性障礙和現實性問題。
……
社會政治狀況和人們的政治地位的改變作用于人們的政治立場和見解,能夠改變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思維邏輯。不平之事見多了,思維慣性會使人接受和麻木不仁,乃至于把它看成平常的事。非正義總是起因于特殊的利益攫取,追求利益者孜孜不倦地為自己辯解,說服大家認可他們的正義性,通過語言把不正義的變成正義的,善良的、缺乏反思的人們會傾向于相信,缺乏心智的人甚至會像維護正義一樣維護不正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不少漢奸推崇并支持“大東亞共榮圈”就是如此,時下流行的“腐敗無害論”也有此嫌疑。
政治乃是社會公平正義之器,是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因素,政治認同、政治體制、政治機制、政治價值取向、政治激勵約束等構成了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前提和政治基礎。因此,實現公平正義也不能超越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階段,應該實事求是,既堅持原則,志向高遠,情深義重,又腳踏實地,妥善處理各種關系。
幾乎沒有哪個政治集團和政治人物會公然否認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但是打的旗號各不相同,政治策略各不相同,實際的效果也各不相同。有的明確把公平正義作為政治的最高價值,有的事無巨細大包大攬卻不知政府最要緊的是什么:有的認為政府不干預市場是公正的,有的認為政府積極作為方顯正義本色。資本主義國家把資本家取得剩余價值的制度看成是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要最終消滅這種制度,由此形成了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很大不同,公平正義的實現形式也有著很大不同。
目前我國經濟分配領域的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已有定論,這就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但是,在政治領域和政府職能上,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完全的認同。溫家寶總理的關于公平正義是制度的首要價值的論述很多人并沒有領會,在實際工作的很多方面也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把效率、GDP和發展作為首要價值,因效率和發展而漠視或忽視公平正義。應該說,發展是第一要務,并不能取代第一價值或首要價值。
有了正確的觀念,如果沒有良好的體制機制、合適的辦法或有力的措施,實際效果也會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對公平正義的威脅,但是事實上形成了某種虛偽性,存在一定的漏洞,很多鼓吹者自己也無法認定這是最好的制度。由于“金喇叭”被部分人掌握,在資產階層內部的公平勝于不同階層之間的公平,強勢群體享受的公平勝于弱勢群體。我國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為實現和保障社會公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曾經過分集權和缺乏制約的政治體制影響了公正的充分實現。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推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改善黨的領導,改變過分集中的行政權力,依法治國,依法行政,自覺構建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在體制機制、治國方略等方面為公平正義提供了更大空間。但是,“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公平正義的充分實現還存在體制性障礙和現實性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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