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以鄂東A村為個案（簡體書）

由于種種原因，國內學者對意識形態問題進行系統研究還只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事情，且多以宏觀視角圍繞主流意識形態來進行。而從微觀或站在某一社會階層角度對群體意識形態進行切片剖析到目前為止尚無先例。如此一來，對中國農民意識形態問題進行研究就成為一個具有開拓性的課題。
本書通過以一個村莊為個案來透視中國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狀況。這個村莊就是湖北省黃岡市A村。
本研究考察了A村一百余年的歷史，并把這一百余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段，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由于本研究是用微觀方法研究意識形態的嘗試，也是把農民意識形態單獨作為一個研究領域來進行研究的嘗試，同時也是一次單獨研究中國某一群體意識形態的嘗試，因此本研究運用了“合作社模式”的民族志“深描”和以個人為中心的民族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筆者有較為充分的把握作出這樣的假設：在農民意識形態變遷過程中，國家起了主導性的作用；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過程既是一種建構過程，也是一種解構過程；農民主體地位在變遷過程中從空場中出場。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范式：農民意識形態的形成和變遷與統治階級或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推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密切相關的，因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型塑和傳播是統治階級或國家進行政權建設的一部分，型塑與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型塑者為了獲取被型塑者的思想控制權與行動控制權。在一定社會條件下，作為單個個體的人都是多種意識形態的混合體，正如阿爾都塞所言：“人本質上是一個意識形態動物（man is an ideological animal by nature）”。人一出生就處于多種意識形態的纏繞中，如此一來，被型塑者往往也會遵循先人為主的規則，有時也會根據自己的先賦性圖式或后發性預期來決定自己的意識形態取舍。由于作為型塑者的統治階級或國家與被型塑者之間的認同往往不會很快形成，因而作為型塑者的統治階級或國家必然會通過多種方式來協助傳播和輸出。從歷史上看，統治階級或國家型塑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主要采用兩種推動變式：一種是強迫性推動，另一種是誘致性推動。所謂強迫性推動是在被型塑者無選擇、不情愿的情況下的推動；所謂誘致性推動是在被型塑者有一定選擇情況下的推動。
而從農民的角度來看，農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和接受主要采用三種方式：阻抗性接受，適應性接受，遲滯性接受。
在論證過程中，有一個大前提是不須證驗的：統治階級或國家所型塑和傳播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發生了變遷。而主流意識形態發生了變遷究竟會不會引起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這是一個需要證實或證偽的關鍵問題。由于意識形態是一個形而上的東西，它看不見、摸不著，它一般深藏在行動者的內心深處，因此，這就給我的證實或證偽過程帶來極大困難，這也使本研究成了一個極富挑戰性的課題。這里，筆者就引進了一個新的變量來幫助證實或證偽：持續的共同行動。如果農民的持續的共同行動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變遷之間有某種對應關係，那么，就可以對本研究的中心假設進行證實。如果在三個不同歷史時期，農民的持續的共同行動只有一種路徑依賴，那么就說明農民的持續的共同行動與變遷中的主流意識形態沒有對應關係，從而就可證偽本研究的中心假設。
對于兩個附加假設的證實或證偽情況是這樣的：由于第一個附加假設是與中心假設一脈相承的，因此對于中心假設能證實，也就能證實第一個附加假設；對中心假設能證偽，也就能證偽第一個附加假設。對于第二個附加假設的證實或證偽，筆者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以陳獨秀的一個著名論斷為預設前提。陳獨秀認為，傳統的中國人是無主體性的，也就是說傳統的中國人的主體性是空場的。要證實或證偽第二個附加假設，就要看農民群體在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內有沒有與國家或地方在利益的分割上形成過博弈的關係？如果有，那么就可以證實本研究的第二個附加假設；如果完全沒有形成一種博弈關係，那么就只能證偽第二個附加假設。
通過考察，本文證實了上述的三個假設：第一，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是一種國家主導的變遷；第二，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是一種解構與建構并置的變遷；第三，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過程是農民的主體自我由空場到出場的過程。同時還討論了農民意識形態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和轉型期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間的關係。最后還就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問題提出了相關的建議。

摘要
Abstract
導論
一、什麼是農民意識形態
二、為什麼要研究農民意識形態
三、目前學界就意識形態問題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現狀
四、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五、研究樣本及文獻資料說明
六、研究的結構安排
七、研究的意義
I 原點狀況考察
一、農民意識形態的源初狀況考察
（一）家族意識
（二）宗族意識
（三）共同體意識
二、農民經濟地位狀況考察
（一）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
（二）地主土地所有制
（三）自耕農土地所有制
（四）農民經濟地位的從屬性
三、封建國家向村莊輸出主流意識形態
（一）封建國家借助御用工具製造、詮釋、販賣和辯護其主流意識形態
（二）封建統治者借助器物統治手段協助輸出與傳播其主流意識形態
四、宗教文化、崇拜文化對民間的影響
（一）宗教文化對民間的影響
（二）崇拜文化對民間的影響
五、小結：原點狀況的特點
（一）主體自我空場性
（二）臣屬性
（三）矛盾性
Ⅱ 第一次變遷
一、傳統制度被顛覆，新主流意識形態的輸入
（一）土改
（二）鎮壓反革命
二、村莊生活的全面社會化
（一）合作化運動
（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三）農村中的“反右”
三、主流意識形態開始走向極端化
（一）“四清”運動
（二）“文化大革命”
（三）農業學大寨：泛政治化的農業生產運動
（四）A村農民的一些相關思考
四、“兩個凡是”固守“極端化”地盤
五、小結：第一次變遷后的特點
（一）皇權崇拜解構，新的個人崇拜被建構
（二）小共同體意識解構，集體主義意識被建構
（三）等級意識解構，階級斗爭意識被建構
Ⅲ 第二次變遷
一、轉型期國家的變革
（一）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革
（二）國家向村莊輸出新主流意識形態
二、個體主義在村莊勃興
（一）村莊經濟利益的分割格局
（二）村莊政治權力的分配格局
（三）計劃生育政策的“超強制”執行
（四）宗族共同體重新浮出水面
三、青年農民生活的“私人化”
（一）老劉的感言
（二）青年農民的個性化趨勢
四、小結：第二次變遷中的特點
（一）農民的主體自我開始出場
（二）農民逐漸崇尚個體中心主義
（三）農民思想觀念呈多樣性趨勢
Ⅳ 總結討論建議
一、總結
（一）國家主導了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
（二）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是解構與建構并置的變遷
（三）A村農民的主體自我從空場中出場
二、討論
（一）主流意識形態與農民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二）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在轉型期的關係
三、建議
（一）主流意識形態在品格上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二）國家或執政黨在輸出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中應更多地采用誘致性推動方式
（三）國家或執政黨應重塑新集體主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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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