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王牌悍將：張靈甫傳（簡體書）

鍾子麟（筆名）

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轉行為律師，業餘愛好民國軍史。本世紀初涉入網絡世界，漸成民國軍史發燒友，由讀者而作者，陸續就相關話題發表文字，尤以對民國將領張靈甫的生平及其整編第七十四師的興亡史研究聞名於網絡。她用三年多業餘時間撰寫的長篇人物傳記《蔣介石王牌悍將——張靈甫傳》一書，於2008年1月由團結出版社出版，在讀者中反響不俗。該書上市後，在軍事人物傳記類圖書中常年暢銷，出版社重印多次，成為該社的長銷書之一。

1923 年，張靈甫從陝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師範畢業生，職業離不開教書育

人，張靈甫回到家鄉，找了一所小學，開始當起了教書先生。

教書是一項誨人不倦的工作，極考驗一個人的溫柔和愛心，很難想像張靈甫這種性格的人，教起書來會是怎樣一番情景，要他面對著一群鬧哄哄的鄉村小孩，整天耐著性子重複念叨“人之初，性本善”，也實在是勉為其難了。他當然也敬重“六先生”，但是要他像那位老秀才一樣，一輩子窩在鄉村里做一個孩子王，在窮鄉僻壤教書度此一生，這可絕非是他所願。他在西安讀書時是見過些世面的，鄉村的寂靜與西安城裡的躁動相比，就像是波瀾不驚的一潭死水，委實憋得難受，令他難以在此安心教職。古人有詩云“曾經滄海難為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要說張靈甫那時有什麼野心，倒也不見得，只是外面那個造英雄的時勢，喧囂鼎沸，這對於有一點激情，又有一點抱負的鄉村知識青年來說，的確充滿了難以抗拒的誘惑。

於是他一邊心不在焉地教著書，一邊開始考慮起自己的前途來。

家裡有個現成的榜樣。長房的三哥張致甫在西安讀完中學後，考進了北京的朝陽大學法律系深造，那時剛畢業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後，張致甫在家鄉當了好幾任的縣長。張靈甫對北京心馳神往久矣，便想循著堂兄的求學之路，也去北京試試運氣。他這個教書先生注定是做不長了，沒多少日子，他就辭別故里，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趕京城的考場。也許是因為深受家鄉積澱千百年古風的熏陶，張靈甫對中外歷史一直情有獨鍾，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並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時髦的北大學子。那一年，他剛滿二十歲。

自五四運動以來，北京大學就一直是全國學生運動和社會思潮的交會中心，漢花園紅樓內外的校園裡充斥著眾多的學生社團，各種主義的宣傳方興未艾，到處都有人在慷慨陳詞地演說、辯論，牆上的壁報語不驚人誓不休。當時的中國，處於一個激烈動蕩的大時代，一方面各地軍閥為一己之私利，各自挾英、美、日、德等國的暗中扶持，爭權奪利，不時戰火四起，以致國弱民貧；另一方面，五四愛國運動以後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強烈地衝擊著封建舊道德、舊禮教，民主與科學成為思想進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幟，熱血沸騰的莘莘學子們為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幾乎無心向學，他們滿懷熱誠，組織上街遊行，宣傳新思想，鼓動民眾起來反封建反軍閥。

張靈甫當時也應該算是一個追求進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於窮鄉僻壤，跑到京城來尋求自己的夢想，欲通過讀書來出人頭地，也是人往高處走，無可厚非，如果不是適逢亂世，憑他孜孜以求的執著精神，最後讀成個飽學的鴻儒名家也不無可能。只是，生活在北大這個時刻會令人精神亢奮、熱血沸騰的大環境裡，只有真正的書呆子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從閉塞的潼關內來到全國思想活躍的中心北京，在張靈甫的人生經歷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北大的學生活動和宣揚各類主義、思想的講座，令人大開眼界，很快他就被捲入學生運動的激進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並不清楚張靈甫在北大除了讀書到底還做了些什麼。在他後來的同事、部下的印像中，他平時沉靜內向，很少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只是偶爾發起脾氣來雷霆萬鈞。這麼說來，那些慷慨激昂的街頭學生演說家里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為他後來不僅寫過諸如《遭遇戰之研究》《山地戰研究》《日軍作戰心理的分析》《在劣勢裝備下如何實施河川戰》等軍事專論，而且在硝煙瀰漫的抗戰間隙，還寫過若干與打仗風馬牛不相干的評論文章，有一篇的題目竟然是《評文妖郭沫若》。如此看來，北大的校園壁報上還是有可能貼過他的墨蹟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造反歷來多由秀才們挑動起來，可秀才們自己造反卻多半造不出什麼結果來。文人學生好高談闊論，指點江山，但是江山被他們指點之後，破碎依舊，筆桿子不能解決病入膏肓的社會之根本癥結。學生運動看得多了，張靈甫發現空喊口號也鬧不出多大名堂來，就對學運逐漸萌生了倦意。然而時局的紛亂，已經使得這位嗜書的讀書郎難以靜心坐下來做學問，他曾丟開書本長嘆道：“大丈夫當撥亂反正，旋乾轉坤，措國家於磐石之安，登斯民於衽席之上，而盱衡大局，非武力 不足以除強暴，非破壞不足以言建設，吾寧長事鉛槧乎？”

既然不願意“長事鉛槧”，也就是說不想繼續枯坐書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壞”一類的大事情，那這書到底還要不要讀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1924 年 9 月，北京發生了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