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與藏書之間：二集（簡體書）

此書是《讀書與藏書之間》（中華書局2005年11月版）的續集，是作者在2006至2007年間撰寫的與古籍收藏、鑒賞、閱讀相關的文章的結集。與前集相比，此集里面購書藏書的記錄仍然生動而有分量；讀書品書依然勤奮而深入；有向書籍史、印刷史、目錄學史和歷史文獻學等方面更多用力的傾向；收入了一組緬懷黃永年、周紹良等文獻學界與藏書界前輩的文章。此集20篇文章編為“懷念與景仰”“防書肆與趕書市”“收藏與鑒賞”“文獻學與版刻史”等四個專題。

辛德勇，1959年出生，1988年畢業干陜西師范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92年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后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兼研究生院歷史系教授。2004年調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研究。主要著述：《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黃河史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未亥齋讀書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中華書局，2005）、《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三秦出版社，2006），以及《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期》、《兩漢州制新考》（《文史》2007年第l期）、《重論明代的銅活字印書與金屬活字印本問題》（《燕京學報》2007年第2期）等大量論文。

懷念與景仰
在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里
業師黃永年先生故去十多天來，哀思無日不縈繞于胸間。悲痛的心緒，時常把我帶回到過去，回到在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里。
1982年初，我在大學本科畢業后，考入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導下，讀歷史地理學碩士學位。第一次和兩位師兄去導師家里拜謁，就在史念海先生家的客廳里，見到了黃永年先生。這一年黃永年先生招收了兩位唐史專業的研究生，在名義上，并不是我的導師，但這一天我們入門拜師，史念海先生特地請黃永年先生一道坐在那里，接受我們的禮拜，分明是讓我們執人室弟子之禮向黃永年先生求教。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很謹慎地和先生說：“我只能算作是您的私淑弟子，不敢盜用您學生的名義，出去招搖撞騙。”先生立即正色回答說：“你就是我的學生。”話講得理直氣壯，除了多年來一直對我耳提面命加以教誨之外，我想先生也是把這次最初的見面，看作是我對他所行的入門拜師之禮。
我本科念的是地理系，雖然考上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生，但對歷史學界的情況，了解非常有限，當時并不清楚座上這位神色莊重的老師，到底是怎樣一位人物。不過，史念海先生對我們學習所提出的兩點明確要求，都與黃永年先生有關：一是告誡我們讀書要努力打好基礎，為此，首先要認真聽好“永年先生”開設的所有課程，特別是學好目錄學知識；二是告誡我們讀書要肯下苦功夫，而用功與否的具體檢驗標準，便是“永年先生每天讀書花多長時間，你們就要讀多長時間”。讀研究生要花苦功夫，對此我有心理準備，聽到這些要求，并沒有特別在意，只是覺得這豈不是讓黃先生來引導我們入門讀書，這位老師一定非同小可。隨后在黃永年先生帶我們幾位同學去熟悉圖書館的過程中，我對這兩點要求逐漸產生了惶恐和敬畏。
路上經過放映電影的露天場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語說：“哦，怎么會是這樣看電影？”先生聽到后，皺了皺眉，有些不耐煩地說：“管它干什么，反正我從來不看電影。”業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剛剛要求我們要勤奮讀書，我卻首先關注起怎樣看電影，話剛一出口，就已經有了幾分自責，可是聽到黃永年先生說他從來不看電影，還是讓我大吃一驚，我以為這是對我的間接訓斥。隨后經過浴池，我想洗澡總是人所必為的事情，這不會犯什么忌諱，便又自語道：“原來是在這里洗澡。”孰不料先生同樣皺著眉頭說：“管它干什么，反正我從來不洗澡。”說罷，帶著我們直奔圖書館而去。在我看來，從來不看電影，差不多意味著沒有任何消遣和娛樂；從不洗澡，則更為不可思議，這意味著對飲食起居完全不管不顧，只是一味讀書寫文章。怪不得先生給我們介紹如何利用圖書館時，講得那樣明了，原來他的生活只是看書。心里想，史念海先生若是把我們交給這樣的老師來調教，未來幾年的學習生活，不知會何等恐怖。
初聽先生講課，更進一步加重了這樣的畏懼。從第一堂課起，先生對那些空泛虛假“學術”的貶斥，就滔滔不絕于耳，其疾言厲色的程度，我背地里一直是用“咬牙切齒”來形容。勤奮以至于忘我，嚴厲而近于苛刻，這便是我對先生的第一印象。事實上，這在一定意義上，也確實是先生一以貫之的作風。
不僅是我們這些學生，我想了解先生或是認真閱讀過先生著述的人，大多都會嘆服先生文史素養之淵雅深醇，分析問題之邃密犀利。我不知道，從總體上來綜合考慮，在同輩學者當中，還會不會有人能夠與其匹敵。在歷史學方面，先生精熟先秦史、隋唐史與北朝史、明清史特別是清代學術史幾大部分，而且對其馀各個時期的史事，也都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先生同時還兼通古器物的研究。在歷史文獻學方面，先生精通版本學、目錄學、碑刻學，對敦煌文書也不乏精湛的論述。在古典文學方面，先生熟悉歷代詩文辭賦，對《詩經》、《楚辭》，對《文選》，對韓愈和姚鼐的詩文，對李商隱、吳偉業、王士禎、黃景仁等人的詩，都有系統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特別是對古代文言小說和話本章回小說，研究更為精深。在文史才藝方面，先生善書法，精篆刻；能賦詩填詞寫對子，能寫典雅的文言文，包括駢文，借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此外，先生還富藏善本古籍碑帖；等等。雖然說先生天資聰穎過人，讀書博聞強記，只要是他感興趣的內容，幾乎可以達到過目不忘的程度，但一個人涉獵如此廣博的范圍，并寫出諸多高水平的著述，還是需要付出全副精力，才能夠做到。記得1989年春節的除夕夜，先生邀我到家里吃晚飯，見我進屋，先生匆匆打了一個招呼后，便埋頭寫作。吃飯時，我和師母以及壽成師兄圍坐在桌旁，先生卻一直沒有離開書桌，是師母把一碗飯端到書桌前，先生這才放下手中的筆；急忙吃下這碗飯后，則又繼續伏案工作。直到9點多鐘，寫定文稿，才算開始過年。我詢問先生后，知道剛剛擱筆的乃是《唐史史料學》的書稿。后來每當我自責疏懶的時候，眼前都會浮現那-個除夕之夜先生緊張疲憊的神色。
先生的對學術要求的嚴厲，形諸文字，有目共睹。這里有對欺世盜名者的斥責，有對不良學風的批判，有對不同學術觀點的質疑商榷，也有對他人學術論著瑕疵的匡正，性質并不相同，目的卻只有一個，這就是切實推進學術研究。先生是以學術為天下公器，其間并不摻有絲毫個人意氣，一切都出自對學術的真摯追求。時下國家提倡學術創新，方向雖然完全正確，但對于學術界來說，實際卻是一種無奈的自我諷刺。其匹敵。在歷史學方面，先生精熟先秦史、隋唐史與北朝史、明清史特別是清代學術史幾大部分，而且對其馀各個時期的史事，也都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先生同時還兼通古器物的研究。在歷史文獻學方面，先生精通版本學、目錄學、碑刻學，對敦煌文書也不乏精湛的論述。在古典文學方面，先生熟悉歷代詩文辭賦，對《詩經》、《楚辭》，對《文選》，對韓愈和姚鼐的詩文，對李商隱、吳偉業、王士禎、黃景仁等人的詩，都有系統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特別是對古代文言小說和話本章回小說，研究更為精深。在文史才藝方面，先生善書法，精篆刻；能賦詩填詞寫對子，能寫典雅的文言文，包括駢文，借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此外，先生還富藏善本古籍碑帖；等等。雖然說先生天資聰穎過人，讀書博聞強記，只要是他感興趣的內容，幾乎可以達到過目不忘的程度，但一個人涉獵如此廣博的范圍，并寫出諸多高水平的著述，還是需要付出全副精力，才能夠做到。記得1989年春節的除夕夜，先生邀我到家里吃晚飯，見我進屋，先生匆匆打了一個招呼后，便埋頭寫作。吃飯時，我和師母以及壽成師兄圍坐在桌旁，先生卻一直沒有離開書桌，是師母把一碗飯端到書桌前，先生這才放下手中的筆；急忙吃下這碗飯后，則又繼續伏案工作。直到9點多鐘，寫定文稿，才算開始過年。我詢問先生后，知道剛剛擱筆的乃是《唐史史料學》的書稿。后來每當我自責疏懶的時候，眼前都會浮現那-個除夕之夜先生緊張疲憊的神色。
先生的對學術要求的嚴厲，形諸文字，有目共睹。這里有對欺世盜名者的斥責，有對不良學風的批判，有對不同學術觀點的質疑商榷，也有對他人學術論著瑕疵的匡正，性質并不相同，目的卻只有一個，這就是切實推進學術研究。先生是以學術為天下公器，其間并不摻有絲毫個人意氣，一切都出自對學術的真摯追求。時下國家提倡學術創新，方向雖然完全正確，但對于學術界來說，實際卻是一種無奈的自我諷刺。其匹敵。在歷史學方面，先生精熟先秦史、隋唐史與北朝史、明清史特別是清代學術史幾大部分，而且對其馀各個時期的史事，也都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先生同時還兼通古器物的研究。在歷史文獻學方面，先生精通版本學、目錄學、碑刻學，對敦煌文書也不乏精湛的論述。在古典文學方面，先生熟悉歷代詩文辭賦，對《詩經》、《楚辭》，對《文選》，對韓愈和姚鼐的詩文，對李商隱、吳偉業、王士禎、黃景仁等人的詩，都有系統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特別是對古代文言小說和話本章回小說，研究更為精深。在文史才藝方面，先生善書法，精篆刻；能賦詩填詞寫對子，能寫典雅的文言文，包括駢文，借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此外，先生還富藏善本古籍碑帖；等等。雖然說先生天資聰穎過人，讀書博聞強記，只要是他感興趣的內容，幾乎可以達到過目不忘的程度，但一個人涉獵如此廣博的范圍，并寫出諸多高水平的著述，還是需要付出全副精力，才能夠做到。記得1989年春節的除夕夜，先生邀我到家里吃晚飯，見我進屋，先生匆匆打了一個招呼后，便埋頭寫作。吃飯時，我和師母以及壽成師兄圍坐在桌旁，先生卻一直沒有離開書桌，是師母把一碗飯端到書桌前，先生這才放下手中的筆；急忙吃下這碗飯后，則又繼續伏案工作。直到9點多鐘，寫定文稿，才算開始過年。我詢問先生后，知道剛剛擱筆的乃是《唐史史料學》的書稿。后來每當我自責疏懶的時候，眼前都會浮現那-個除夕之夜先生緊張疲憊的神色。
先生的對學術要求的嚴厲，形諸文字，有目共睹。這里有對欺世盜名者的斥責，有對不良學風的批判，有對不同學術觀點的質疑商榷，也有對他人學術論著瑕疵的匡正，性質并不相同，目的卻只有一個，這就是切實推進學術研究。先生是以學術為天下公器，其間并不摻有絲毫個人意氣，一切都出自對學術的真摯追求。時下國家提倡學術創新，方向雖然完全正確，但對于學術界來說，實際卻是一種無奈的自我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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