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十五講（簡體書）

陳旭麓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以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理論體系蜚聲史壇，學術研究以思辨見長，分析精當，文筆生動。本書選取作者有代表性的十多篇文章，兼顧思想性與可讀性原則，內容涉及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按照時序與專題相結合進行編排。作者說：“近代中國是我們祖國剛剛走過來的昨天，與我們的生活如此親切，它的遭遇和前進更不能不使我們百回千轉地思之了。”新舊雜陳，新陳代謝，是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特點，也是其復雜性所在。因此，要理解這段歷史，就不能不依靠思辨以揭示這種復雜性。作者對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命題，都進行了具體而有說服力的辨析。如對近代史線索的思考，對革命與改良、愛國與賣國、侵略與進步等關系的研究，對“中體西用”的歷史演變和內在矛盾的闡釋，對秘密會黨、軍閥對近代社會影響的探討，等等，都發人深省。在歷史人物研究上，作者主張“知人論世”，將人物放到時代與社會變遷過程中加以考察、認識和理解，揭示其性格與思想的復雜性，從而真實地再現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如對道光帝、光緒帝、李鴻章、孫中山與魯迅等的論述，都令人耳目一新。

陳旭麓（1918～1988年），湖南雙峰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畢業于大夏大學歷史社會學系，歷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教授，華東師大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等職。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副理事長、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會副會長等職。1978年后，他以“新陳代謝”的旨趣，致力于中國近代社會變遷和文化史的研究，論著大多融義理、考據、詞章于一體，以思辨和文筆見稱學界。其著作主要有《近代史思辨錄》《浮想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等，主編《中國近代史叢書》《中國近代史詞典》《中華民國史詞典》《近代中國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想》《宋教仁集》《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等。其代表性論著大多編入《陳旭麓學術文存》及四卷本《陳旭麓文集》。

中國的近代是一個最富思辨的時代，我們的祖輩對前此沒有見到和親歷的新事物：輪船，鐵路，學堂，地動說，進化論，民約論等等，哪一樣不是經過艱苦的思辨而後承認的。千百種刊物和論著，無不是這種艱苦思辨的詳盡記錄。
前人艱苦思辨的事物，往往是吸引後人論述歷史的珍貴內容；那些站在思辨前列的人，更是後人熱烈探討的對象。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哲人，儘管年經百代，地異歐亞，人們總不會忘記他們，反复考訂他們的生平，咀嚼他們的言論，棄其糟粕，吮其精華，以開創自己時代的思辨。而近代中國是我們祖國剛剛走過來的昨天，與我們的生活如此親切，它的遭遇和前進更不能不使我們百回千轉地思之了。回憶開始發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時不怕露屁股、出醜，在戰火紛飛、天地玄黃中，隨感而發，什麼都寫，練習了文字。但自己是學歷史的，畢了業，又在學校教歷史課，教“中國通史”，漸漸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較多地引史或就史發議，把文字歸到歷史這一行業。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新的歲月裡，多次講授“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一類課程，隨後專任近代史教學，進入行業的內部分工。近代社會的巨變，時而駭浪滔天，時而峰迴路轉。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疾苦，是那樣激勵著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萬象雜陳、新陳代謝飛速的近代社會作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機。我並不是像思辨哲學家那樣由概念推論出存在，而是認真地考察歷史的勢態，佔有資料，從存在去思辨事變的由來及其演進，尋找它的規律。雖然未必盡當，但我是這樣努力以赴的。
論史與鋪敘地寫歷史長編不同，論什麼，怎樣論，作者有較大的選擇和自由，不必從頭說起，面面俱到，主要在於抓住問題，突破一點，層層剝繹，究其底里。那麼，問題從何而來？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教學準備和閱讀史籍中，日積月累，熟悉的東西多了，以此例彼，就會產生疑團，就會有問題從書中跳出來，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蒐集資料進行論證，終至一吐為快。如譚嗣同有衝決一切網羅的民主精神，何以邁不出忠君的改良派道路？“中體西用”是19世紀後期一代人引進西學的宗旨，何以長期歸之於洋務派的張之洞一兩個人的“樂道”？清朝統治者亟謀自保而編練的“新軍”，何以會走向它的反面？我寫的這些篇章，大抵由此構思取材而成文的。一是由現實中提出來的理論與實際的問題，或從見聞中一再得來的感觸，驅使我去追溯歷史，尋求前因，而近代史恰是現實的近親，現實中的許多事物還有它的影子或殘跡，由今及史，探源追流，是了解事物真像的重要途徑之一。如“農民戰爭與人口問題”，“夷”、“洋”之辨，“革命與改良”這類文章，便是循這一思路而命筆的。
此外，任何學科都有長期存在的爭議和經常冒出的分歧。變化大、曲折多的近代社會，論述它的歷史更是如此。建國三十餘年來在近代史領域中有過多少這樣的問題！這些爭議和分歧的問題，對專業者來說，沒有不樂於去思辨的，並就了解實情而有確見的課目，認真論述，是為學的分內事。如近代史的起訖年限，《李秀成供》的真偽，《瞿秋白年譜》的序言等篇，我寫了自己的看法。其間也有自己論文招來的駁議和反駁議，關於探討馮桂芬思想的兩篇，就是這樣產生的。如何對待駁議？應該是既不苟同，也不護短，嚴格按照歷史事實及時代脈絡立論。
圍繞歷史的思辨，事實第一，立論第二，那是讓歷史說話，也即實踐檢驗真理的準則。讓歷史說話有兩層意思：一層是尊重事實，事實是立論的基礎，如果事實不實，遊談無根，立論就沒有不歪的；一層是說一切設施，它的成效如何，要讓事實表現出來，如果是違背客觀規律的設施，就會受到客觀事物的懲罰，即是歷史說話。但是，用文字撰述的歷史是通過人來說話的，撰述歷史的人都有他的社會性，也都生活於一定的時空裡，他們沒有不受社會性的製約，也沒有不受所在時空的制約的，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誠於事實，是逃不出那個時空規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認識的。而史論比史編沾染的時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觸及現實，則史論更帶政論色彩。“以史為鑑”，史是過去，鑑則今人，它客觀地表述了歷史和現實的聯繫。

代前言／1
第一講關於中國近代史線索的思考
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年限問題／15
第二講中國近代史上的愛國與賣國
1．愛國的要旨／25
2．洋務與崇洋／27
3．主戰與主和／30
第三講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
附：論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同一性／57
第四講道光是怎樣一個皇帝
第五講論“中體西用”
第六講李鴻章與中國近代化
1．李鴻章是中國近代開拓性的人物／103
2．李鴻章也有愛國主義之心，民族主義之情／1
第七講“戊戌"與啟蒙
附：光緒略論／120
第八講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
1．新軍原起／131
2．新軍的擴編／135
3．革命黨人與新軍／139
4．武昌起義時的新軍／143
第九講孫中山與魯迅
第十講小鳳仙其人
第十一講農民起義與人口問題
1．從洪亮吉談起／165
2．一個高峰連接著另一個高峰／168
3．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規律／70
4．促進與延緩／172
第十二講秘密會黨與中國社會
第十三講軍閥與近代中國社會
1．近代軍閥的演變過程／195
2．西南軍閥和北洋軍閥之區別／197
3．軍閥割據混戰局面的形成原因／199
4．軍閥所反映的近代社會的複雜關係／201
5．軍閥代表人物的認識／202
第十四講略論演化中的中國近代文化
附：因襲-規撫-創獲／212
——孫中山的中西文化觀論綱
第十五講說“海派”
出版後記／227

在歷史前進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單一的形式出現。而在歐風美雨飄打下的近代中國，各種思潮一齊湧來，形成為政治實力，更是如此。1894至1895年間，北洋艦隊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洋務派三十餘年的“富強”設想也被打得粉碎，醞釀已久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便形成一股富有朝氣的政治力量出而領航了。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開始活動起來，1895年10月孫中山首次發動的廣州起義雖遭扼殺，中國之有“革命黨”卻自此騰播於世。一個向皇帝上書請願，一個要把皇帝拉下馬，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正式出現了改良派與革命派兩面鮮明的旗幟，他們都想為衰落的中國尋找新的出路，值得大書特書。
同時登場的這兩股新的政治力量，它們決不是相等地開展活動的，而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各有其變化。從1895年5月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的幾年間，改良派的變法活動以北京、天津、上海、長沙、廣州等地為樞紐，有風靡全國之勢。1897年曹州教案發生時，康有為又趕到北京上書，汪大燮曾寫信給汪康年說：“康工部（指康有為）到京，頗有鼓動。此公攝力勝人，或能有所振發。”①所謂“攝力勝人”，是說康有為的活動有很大的吸引力，變法維新運動正在勇往向前。而革命派還只活動於遠離北京的海南地區，聲勢不著，顯然居於次要地位。這時的革命派不但同改良派分不清涇渭，就是對洋務運動破產之後仍有政治權位的洋務派頭目也沒有完全排除幻想，孫中山在1894年，章太炎在1898年還分別向李鴻章上書論政，想通過他在政治上有所興革。革命派之與改良派既有熱愛祖國、要求改變現狀的共同願望，他們曾經尋求合作，就是到了1899年農曆六月康有為已在加拿大成立名聲不好的保皇會，革命派也還是沒有放棄同康、梁攜手的活動。直到1900年，經過改良派拉攏會黨力量從事勤王的自立軍起事，以及由英國殖民主義策劃的而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參與的擁李鴻章據廣東“自立”的流產，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合作活動才告中止，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歷史地位隨之發生變化，革命的聲勢日張，逐步成為時代的主流。
促成革命與改良的地位的變化，除了變法運動的失敗對改良派的打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清朝的腐敗兜底暴露，人們對它已絕望， “革新之機”完全“遏絕於上”，要指望清朝有所作為是不可能的了。孫中山曾經回顧當年的情景說：在廣州初次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無不視他們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到庚子義和團運動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這是一個深刻的變化。原來參加維新運動的如秦力山、楊篤生、章太炎一批人都投到革命的旗幟下來了。連保皇會的梁啟超等也寫信給康有為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進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又在給徐勤的信中說，“中國舍革命外無別法”①。這兩三年間，梁啟超說了不少排滿、革命的話。過去在論述這段歷史時，都說梁啟超是玩弄政治騙術，其實這是形勢急轉直下在改良派的核心中引起了變化，也表明梁啟超與康有為堅持的保皇路線產生了分歧。所有這些，集中反映為一點，只有推翻清朝政府，中國才有革新之望。正是1900年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和國內各種力量的衝擊，風雲變色，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又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新陳代謝。
自此，革命派與改良派分了手，形成為敵對的兩個營壘，環繞著反清革命與擁清保皇激烈論戰，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孫中山的《敬告同鄉書》揭開了論戰的序幕。因此，革命派一面要發動武裝推翻清朝的戰鬥，一面又要從政治路線上同保皇的改良派作鬥爭；反過來，保皇的改良派一面要花很大的氣力對付革命派，另一面為了保皇立憲，仍要同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派爭奪；同樣，清朝政府也是在兩面的格鬥中掙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