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與岸

從歷史的噩夢中醒來（代自序） 桑品載

那年我十二歲，二等幼年兵。初冬的深夜，部隊突然緊急集合，我睡死了，居然毫無所覺。集合後各班清點人數，副班長發現我不在列子裡，回寢室把我叫醒。坐起時看到大通鋪裡只我一人，頓覺整個天已壓到頭上；我趕緊穿衣服，副班長一把將我從床上拖下來，說不必啦！

我被他拉到隊伍中央，穿著短褲，打著赤膊，冷得發抖。連長跡近侮辱地痛罵了我幾分鐘，然後揮起手中麻繩對著我光裸的身體打下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有一條血槓。

這件事竟在五十年後的一個夢裡重現。但夢裡那個挨打的人似我又非我，他只是一個中國的孩子。

快六十歲時，在上海見到了姊姊；一個秋風瑟瑟的午後，陽光經中庭梧桐樹的折射映在她臉上，記憶裡的那個美少女，如今瘦弱、老邁。我們沒有浪漫電影中那樣急奔相擁，而是緩慢相對前進。當視線能清晰看清對方時，我們相互凝望，居然感到羞澀。

在一把籐椅上坐下來，姊姊伴著我，雙方同時將記憶的鏡頭拉回半個世紀，我們哭了，哭得天昏地暗，不能自已。相思成灰，如今在灰燼中雖又出現火光，但那失去的五十年，我們還能尋找回來？

回鄉祭祖，我跪在父母墳前哭得幾乎昏厥。母親因瞞著祖母和父親作主將我託給一位連長帶來台灣，以致一直被祖母和父親乃至其他長輩責罵；父親有回氣極了，甚至拿扁擔追打她。五○年代大陸鬧饑荒，她因營養不良，得了水腫而死，那年她才四十出頭。姊姊說，直到她嚥下最後一口氣，她還在喊著我的名字，死時雙眼角猶有淚珠。父親得了肝癌，沒錢醫治，只好硬挺，吃盡了苦頭。他躺在床上時多次說：「只要能讓我跟台灣的兒子見上一面，我的病立刻好起來！」那還是在台灣宣布可赴大陸探親的前兩年。

在台灣我還有個哥哥，他是被部隊抓來的，四十九歲就死了。我比他幸運，終於等到了回家這一天。我大概是老兵中最年輕的，但我仍願被歸類為老兵。民國四十八年從軍校畢業後，分到反共救國軍，那裡全是老兵，和他們相處，我覺得自己是生活在歷史裡。離開後回顧這段生活，當眼前映現那一張張古拙而滄桑的臉龐時，我會心悸得直想哭。他們無意要寫這種歷史，卻被一隻無形的手推著在設定的軌道中前進；他們獻出了青春和生命，獲得的竟是嘲弄，甚至咒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