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袁世凱

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國通」、黎元洪總統的外籍顧問──帕特南•威爾
親歷亂世，近距離觀察中國歷史的迴旋頓挫
為你揭開中國高層政局變幻的內幕！

從這裡可以知道歷史原來不一樣。

1912至1917年，是一個混亂的時代。辛亥革命之後，政局動蕩，發生了一連串歷史大事件，清帝遜位、袁世凱稱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張勛復辟等等，袁世凱正當此歷史關口，是了解這一時期重大問題的關鍵人物。

作者是著名的中國通，1916年被聘為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書中所記述的這段歷史，正是作者在中國政壇和報界最活躍的幾年，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

本書特色：
1. 本書作者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因此，本書幾乎就是一份關於中國高層政局變幻的內幕報告。曾在西方引起廣泛的關注。
2. 本書作者是一位出生於中國的英國人，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國通」，對中國的問題，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的分析和認識，在西方也有較高的知名度。
3. 本書内容不但有作者親歷的歷史事實，還有作者對時局、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判斷，雖未必都客觀公允，也未見得都準確無誤，但對後人了解那段中國歷史，對我們了解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那一段歷史，仍有裨益。
4. 譯者秦傳安有較強的歷史和語言功底，翻譯的語言文字通俗易懂且嚴謹準確，非常適合歷史愛好者閲讀。

帕特南•威爾（Putnam Weale），即伯特倫•萊諾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1877—1930），英國人，生於寧波，是中國海關一位英籍官員的兒子。早年留學瑞士，除母語英語外，還能流利地運用法語，德語和漢語。回到中國後，曾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任職，1902年辭職，投身新聞業，先後任幾家英國報紙駐北京的通訊員、倫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駐北京記者，1916年被中華民國總統黎元洪聘為總統府顧問，負責對外宣傳，1922—1925年兼任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顧問，期間還主持了當時北京最大的英文報紙《東方時報》（The Far Eastern Times 1923—1928）。1930年他轉而支持閻錫山，後於同年11月遇刺身亡。

辛普森是著名的中國通，出版過《遠東的新調整》、《滿人和俄國人》、《來自北京的有欠審慎的信函》、《東方的休戰及其後果》等書。

第一章 門終於打開了

第二章 袁世凱之謎

第三章 共和夢

第四章 獨裁者

第五章 日本的因素

第六章 二十一條

第七章 二十一條的由來

第八章 楊度的小冊子

第九章 古德諾博士的備忘錄

第十章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第十一章 夢中的帝國

第十二章 雲南起義

第十三章 夢斷黃粱

第十四章 新政權

第十五章 共和與現實的衝突

第十六章 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十七章 最後的難題

譯後記

第一章 門終於打開了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那場革命，最終以1912年2月12日滿清王朝的退位而收場，人們為革命的大功告成而歡呼喝彩，然而其真實面目卻大為不同。隨着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在人們的想像裏，專制統治的陰影似乎真的已經風流雲散。然而，傳統卻依然活着，它足以讓實質上的帝制機器，把那些名義上的勝利者打得落花流水。

自從1644年滿洲人從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手中攫取了皇帝寶座以來，排滿運動就由來已久。各種企圖終結滿清統治的密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然而歷史學家們在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總是裝聾作啞。他們的沉默，一方面要歸因於缺乏真實可靠的檔案材料；另一方面，在一個謠言盛行的國度，要想鑿實最簡單的真相，亦非易事。不過，毋庸置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哥老會”（一個總部設在偏遠省份四川的秘密組織），其起源便可以追溯到明代的遺民。這些人，從被趕出北京城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開展拼死一搏的遊擊戰爭。到最後，收復河山的希望徹底破滅，絕望中，他們開始使出下三濫的手段：暗殺，破壞，唯恐天下不亂。至少，我們明確地知道一件事情：19世紀初葉，一個秘密組織曾密謀在北京城的大街上刺殺嘉慶皇帝。這一事件，導致這位皇帝突然放棄了微服私訪的習慣。這一習慣的始作俑者，乃是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他們一直樂此不疲，這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外族主子的個人忠誠。

從那以後，一個多世紀以來，就再也沒有哪位皇上膽敢從紫禁城那兇險的高牆後面走出來了，除了每年像冬至祭天那樣的簡短儀式，以及兩次“逃跑”：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的時候，朝廷驚慌失措地跑到熱河行宮避難；第二次是在1900年，隨着義和團泡沫的破滅，八國聯軍的不請自來，皇上一大家子被迫沿着崎嶇不平的山路遠走西安。

這樣的囚禁，其後果很快就顯露出來了。滿洲人的統治，曾經以刀馬弓箭蜚聲四海，如今迅速地變得如此衰弱，以至於皇上們都成了純粹的“甩手掌櫃”，任由大臣擺佈。因此，19世紀的歷史，在邏輯上完全可以稱為“遞衰”的歷史。不但洋鬼子明目張膽地擂響帝國的大門，強行要求進入，國內的謀反叛亂也是層出不窮，遍地開花。撇開那些小打小鬧不說，這一時期有兩場大規模的穆斯林叛亂，還有翻天覆地的太平天國運動，據估算，其間慘遭塗炭的生靈達1億之眾。泱泱帝國，被兩敗俱傷的內戰弄得支離破碎，乖乖向洋人拱手交出了許多基本特權，等到接受了所謂的“治外法權”，那條通向最終垮台的道路，也就終於鋪平了。

在這樣的局面之，如何能讓專制主義苟延殘喘呢？答案是如此奇特，我們不得不在此坦率而詳盡地直言以告。

簡單的事實是：除了在緊接着每次外族征服之後的那段時期之外（比如13世紀的蒙古和17世紀的滿洲），中國不但從未有過任何堪稱專制主義的東西，而且，在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除了最輕微低效的稅收和聊勝於無的治安維持，除了民間自發或他們要求官方提供的所謂“互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管治。任何人如果對這些陳述有所懷疑，那他肯定對某些事實一無所知。這些事實，乃是中國族群體系的構成基礎和最高形態，必須透過這個國家的鄉村生活對之進行富有耐心的研究，方能給予恰當的評價。坦率地說，專制主義是一個從忽必烈時代流傳下來神話，那時候，他是那麼驕傲地建造了他的“汗八里”（也就是馬可‧波羅筆下的Cambaluc，北京城的前身），並在裏面塞滿自己的軍隊（他們像冬天的積雪一樣消失得那麼迅速）。從那時直到現在，一套精心設計的繁文縟節，一套精心設計的虛偽策略，給“聖旨”賦予了一種他們從未真正擁有過的最高權威。君權在19世紀的消解，使得那位依然生活在皇城之內的“聖上”成為一個傳說。傳說中，對他而言沒有甚麼奇跡是不可能的，百姓和官員都對他誠惶誠恐、俯首帖耳。

實際上，皇帝這個職位，從來就只是一個政治宗教概念，為了群體的利益而轉化為社會經濟法令。這些法令，以一種被稱為“上諭”的定期說教的形式頒佈天下，它們是政府的例行儀式。其效用，與其說是強制命令，不如說是指導教育。根據設計，它們宣揚並承續了這樣一種國家理論：皇帝，乃是國家的最高領袖，他恪守“盛世”的道德原則，這個盛世，乃是自孔孟以降，所有聖哲先賢都曾反覆念叨過的2500年前的那個繁榮時期，那時候，人民安樂，國家強盛。

因此，皇帝的職位，乃是天上的，而非人間的，是勸誡，而非武力，是用諸日常生活中的最為有力的論據。令人驚奇（確切地說，是令洋人驚奇）的回答，是由偉大的康熙皇帝在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和多明我會傳教士之間展開的那場大論戰中所作出的。這個回答，使得中國成為天主教國家的希望徹底化為泡影，同時也遭到了羅馬教皇的拒絕。皇帝的回答是：祖先崇拜的傳統習慣，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它絕對正確。君權之下的中國，政治，只是一種通過反覆灌輸“對祖先的服從”而得以行使的國家控制系統。

16世紀末葉，滿洲人還只是偏居中國東北的小小方國，正在為登上帝王寶座而拚命攻打中國的長城。從那時開始，他們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既接納達賴喇嘛，也接納西藏和蒙古那些地位更低的宗教頭領。這種努力最後證明了：擁有尊貴，不同於純粹的擁有皇位，它需要給那種以尚武精神開創的統治以穩固性。除非以某種方式賦予這種統治以“道德”名目，否則，就像蒙古人的統治一樣，只需一次宮廷政變，就足以土崩瓦解。

即使是在進入北京城之後，滿洲人也並不像歷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完全是靠軍事上的征服。縱然加上他們的蒙古和漢人助手，滿洲也是一個太小的少數民族，除了打敗明朝的軍隊，他們無法做到更多，也不可能讓中國的主要城市俯首帖耳。對於研究他們的管理方法的學者來說，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就是：當他們統治中國的時候，他們只能和漢人一起管理。這種有效的制度，一直是一種雙重控制，它始於中央的軍機處和六部，繼而延伸到各省首府，然而在巨大的鄉鎮序列中卻戛然而止，在那些地方，有史以來的自治狀態依然故我，實際上並沒有被觸及。精心設計的科舉制度，連同保留給成功士子的官方殊榮，也被滿清王朝所採用。如此一來，不僅安撫了漢人社會，也供養了一大批這樣的人：他們的利益與維護新主子的統治休戚相關。因此，一直以來就作為晉身之階的文學，不僅成了一種統治工具，而且實際上也成了外族統治的辯護士。考慮到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再加上有一套精心設計的協議條款以保護他們的女眷不會被侵略者的後宮所徵用，那麼，在經歷了明代末年那種使國家支離破碎的可怕混亂之後，大批的漢人都歡迎一個更穩固的政權，也就無足為怪了。

隨着1860年北京城的陷落和《天津條約》的批准，洋人紛紛湧入中國，正是他們，對滿清專制主義的錯誤觀念在世界各地的風行居功闕偉，在這項工作中，那些滿腦子歐洲專制主義傳統的西方外交官，扮演了頗為重要的角色。他們賦予皇帝某種權威，而這種權威，事實上皇帝從未真正擁有過，除非是為了某些儀式方面的目的。或許主要是因為朝廷遠離人們的視線，加之它在對外交往中的極端傲慢，才將一種“至高無上”的概念傳佈四方，引起人們充滿敬畏的聯想。漢族的官員們很快就發現，要想在無法抵抗的高壓之下保護自己，最簡便易行的手段，就是躲在君主那冠冕堂皇的名頭後面尋求庇護。他們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做得如此成功，以至於在1900年之前，歐洲人普遍相信：在中國，沒有別的統治形式比君主專制更能深入人心。等到他們發現，所謂“聖旨”，只是在表面上享有專制君主的最高權威的時候，西方人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要把某些他們完全沒能從中國文化消極方面予以分析的東西，解釋得最符合自己的冒險精神。說來也巧，雖然自從“皇權神聖、絕對正確”的理論被治外法權摧毀殆盡的那一刻起，中國政府就完全成了“無政府”，然而，由於遙不可及的距離所提供的偽裝，使得那種將國家懷疑主義轉化為統治的積極因素的神奇力量，勉強支撐着政府繼續運行。

要想充分解釋中國的“距離哲學”，以及它在歷史上的深長意味，恐怕需要整本的專著來進行討論。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只需指出它的幾個基本要點也就足夠了。古老的中國人民在他們遼闊廣袤的土地上虎踞龍盤，不屑於那種在他們看來完全超乎自然的力量遊戲（亦即蒸汽機、電報、裝甲戰船以及諸如此類），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受到侵擾。他們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在他們看來，穿越遼闊無際、無路可通的空間發動襲擊，純粹是勞命傷財，而等到他們成為別人瞄準的目標時，在軍事力量上，他們也就成了純粹的笑柄。而且，也正是由於他們如此不堪一擊，從而為現實的妥協鋪平了道路。他們擅長現代外科醫生所採用的那種技藝──盡可能地讓傷口自我癒合。他們相信，時間和自然的力量，最終能解決政治上的紛爭。對於這樣的紛爭，西方國家總是遵照截然不同的原則大膽出擊。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看，這些觀點並不錯。從北京城到長江流域（這是中國的心臟地帶），有800英里，遠遠超過從巴黎到柏林的距離。從北京到廣州是1400英里，道路崎嶇難行。由長江溯流而上，到雲南是2000英里，這段距離，比拿破崙曾經進行過的最遠的行軍還要遠。當人們說到“邊疆領土”（蒙古、西藏、新疆）的時候，英里數就不再是數以百計，而必須換成數以千計了，再加上地勢險要，怕是連羅馬那些心高氣傲的將軍們，也要為之氣餒。

如今的中國人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距離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是政府的出發點，也是政府的目的地。發端於明代的總督制，被滿洲人當作一種穩固可靠、妙不可言的統治法則繼承了下來，且逐漸臻於完善。在這一制度中，我們看到的是那種消除了巨大障礙的制度安排。每一種權力都由皇上委派，以完全而廣泛的方式統治地方，無遠弗屆。每幾個行省統一在一位總督的治下，每件事情（除了名稱）都像聯邦各州一樣獨立，對它們的要求也只是徵稅，而在其他方面則全然不管。因此，那根將各省同中央政府綁在一起的鏈條，歸根到底還是財政，而且只是財政。這一制度在1911年的崩潰，其原因，正是由於財政改革（他們低估了以蒸汽機為象徵的新生力量）像軍事改革一樣，都實施得太遲了，而且方式也是錯誤的，因此，非但沒有鞏固反而極大削弱了君主的權威。

依據改革計劃（在拳亂底定、兩宮回鑾之後，這一計劃頗受歡迎），總督確立了一項最要命的特權，就是控制所轄行省的錢包，他們大量從各省徵稅，然後轉交給直接對北京戶部負責的“財政專員”，這個部門一直在努力用歐洲那種直接徵收每個便士（這將顯示在“年度預算”中）的稅收系統，來取代鬆散隨意的“納捐”系統。毫無疑問，假如時間允許，假如能得到歐洲的大力幫助，這項變革最終會大功告成。然而恰恰是因為時間不夠，使得滿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樣的代價，總是因為那些辦事拖沓之輩而不斷地付出。古老的理論已經被公然拋棄，如今需要的只是這樣的希望：國會將徹底摧毀“天子”的尊貴，讓總督們在造反者的手裏成為純粹的人質。1911年叛亂發生後，短短的幾週時間，就足以導致各省回到幾百年前的狀態，那時候，他們被徹底解放，各自為政。而且，他們一旦品嚐到了這次新的獨立所帶來的喜悅，指望他們重新“北面稱臣”，幾無可能。

在這裏，要想清楚地揭示中國地方主義的確切意義，則需要另費一番口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