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眾聲道 2

前言

這一系列訪談緣起於「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此計劃從二○○二年開始，是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後我們先後放下中心的實際職務，但計劃並沒有因此結束，我們繼續進行訪談、整理記錄，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前輩對香港文學發展的種種回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歷史事實，更在於呈現歷史參與者的個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喚起被遺忘的人物及細節，從而開啟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發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們立意借鑑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時，也獲得某種研究成果。可是正統的口述歷史研究，需要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門和專業團隊進行工作，我們的能力自然無法比擬。不過，儘管力量微薄，但因著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經驗，以及對受訪前輩的尊敬，我們從未敢對訪問工作掉以輕心。

許多香港作家長期以來發表作品眾多，但結集出版成書的甚少，甚至未曾結集出版，因此也從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品的內涵被忽略，而文學寄生於報刊所揭示的作家與文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被遺忘─這些在一般論述所錯失的人與事，正是我們所要尋訪的。

訪談之前的準備工作，大多從翻檢昔日報刊開始，我們盡量搜集和了解與受訪者相關的材料，然後擬定訪談大綱。部份受訪者並不以「寫作」作為文學實踐，而以編輯、文化機構負責人、政策執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發揮影響力，為訪談而準備的材料搜集範圍更廣，搜集起來也更不容易，但我們也希望通過訪談，呈現他們在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較隱性而卻極重要的位置。至於訪談名單的擬定，受訪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絕非唯一的考慮，實際訪談名單的敲定還牽涉時機、地域、人脈等因素。因此，並未在本系列出現的前輩，絕不代表地位「次要」，他們與部份截至出版而訪談記錄仍未能達成授權共識的受訪者，我們都期待將來續有訪問和跟進出版的機會。

認真而嚴肅的口述歷史訪談，往往都不能限於一、兩次會面，礙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每一位受訪者都進行多次漫長訪問，但都盡可能因應不同情況作面談或書面的追問、續訪。訪談整理成文字稿，從初稿到定稿的審訂過程中，受訪者或直接以文字補充，或提供口頭、文獻資料作參考佐證，充實訪談內容，凡受訪者所補充的按語，均以（）標示。另一方面，我們也向相關人士查詢，翻查報刊、書信、文件、檔案等文獻資料，所得資料以附注形式作補充或以﹝﹞標示。報刊或機構簡稱首次出現也以﹝﹞交代全名，以後從略，每篇均獨立處理。訪談定稿得到受訪者授權始公開發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傳，增加「本冊相關報刊資料」及「人名索引」等附錄，輔助闡釋之外，更期望可藉此呈現較廣闊的歷史圖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訪者一些與文學、文化工作不直接相關的經歷不得不省略，內容過於重複之處也有所刪節，但為求盡量保留訪談原貌，文稿一般不會按訪談內容重組。一切改動，均在已得到授權的定稿上編輯。

無疑，口述歷史作為研究方法，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備受質疑。口述歷史的可靠性，無可否認也不能避免因受訪者的年紀、身體狀況、記憶力、情緒、個人主觀等等因素影響，也受訪問者與受訪者關係、說話時機是否適合等客觀條件左右。訪談準備再充分、資料查證再嚴謹，似乎都無法彌補口述歷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訪者如何理解、選擇、詮釋、以至「改編」歷史記憶，其實正好呈現了歷史事件中「個人」的角度，填補了客觀資料之不足。口述歷史的主觀性最受詰難，但這也正是口述歷史最精彩可貴之處。何況每一種研究方法、每一種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發揮口述歷史的長處，關鍵還是在於讀者、研究者的閱讀角度與研究態度。

訪談計劃開展以來得到不少前輩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謝多位受訪者付出心力、時間和信任，其中好幾位在接受訪談後離世，未能讓他們及見訪談出版，我們至為歉疚。多位受訪者在接受訪問之外，還授權讓所負責之刊物全文上網，並捐贈大批珍貴書刊以及富歷史價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獻資料，讓後學得以從這些第一手資料認識歷史，所有捐贈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此外，訪談工作得以開展，不同機關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經濟上提供了支援，謹此鳴謝（名單詳見書末）。

唐德剛教授曾經指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十多年來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和只有英語的《顧維鈞回憶錄》，其餘多位民國要人的口述歷史雖「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可見口述歷史工作之困難（參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們的研究規模與實力自不可與「哥大」同日而語，但勉力為之，也悉力以赴，訪談未及盡善之處，敬請各方指正。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亦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來未的歷史裡更見意義。

盧瑋鑾、熊志琴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訂

前言

訪問記錄

——羊城

——羅卡

——吳平

——陸離

——張浚華

——陳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黃子程對談）

——陳炳藻

——金炳興

附錄

——本冊相關報刊資料

——後記

——人名索引

——鳴謝

吳平（一九四一～）

筆名畢靈、阿蒙等。

原籍廣東潮州，在家鄉出生，七歲來港定居，曾就讀紅磡工業專科學校、德明書院中文系。一九六○年代初參加《中國學生周報》活動及徵文比賽，獲當時社長胡菊人邀請參加編輯工作。吳平主理《中國學生周報》各文藝版面（〈詩之頁〉除外）期間，大量採用本地年輕作者稿件，開展《中國學生周報》「本土化」重要一頁。一九六○年代後期，香港社會急劇變化，刊物銷量日漸下降，留守該刊的編輯一度只有吳平與陸離，吳平最終於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間離任。離開《中國學生周報》後，吳平曾任電視編劇、廣告撰稿、報章編輯及專欄作者，一九九○年代移居美國。

日期：二○○二年五月十日

地點：香港華美酒店

訪問者：盧瑋鑾、郭詩詠

列席者：何杏楓、張詠梅

吳：吳平 盧：盧瑋鑾 郭：郭詩詠 何：何杏楓 張：張詠梅

（節錄）

吳：大概在一九九三年移民到美國後，我便轉行做生意了。初時學電腦組裝，做技工，一年後跟合夥人合資開了一間小型電腦公司，我負責推銷、賣東西。其實現在我跟文藝、編輯工作完全脫節，以前的事都忘記了，連怎麼寫中文也未必記得呢。

盧：有些人一口咬定《周報》﹝《中國學生周報》﹞是美元文化，宣傳抗共，甚至說他們是收了錢才這樣做。但《周報》遷入新蒲崗之後，變化很大，跟從前秋貞理﹝司馬長風﹞等人主持的風格很不同。

吳：若果談到這些尖銳的關節，我所知不多。我最初去《周報》是參加他們的活動，也就是那些興趣小組。我想《周報》是最早辦這些興趣小組的機構。

盧：甚麼時候呢？

吳：大概一九六三、一九六四。

盧：那就是我讀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即陸離進去《周報》工作的時候。

吳：她比我早加入《周報》工作。其實我記得不太清楚，我最初是在那兒參加興趣班學國語的，莫名其妙地也參加了《周報》的創作比賽，那時社長是胡菊人。我得了獎，他看我對寫作有興趣，於是叫我到編輯部幫忙。我想最初是幫忙看稿子，那時投稿的人很多，有興趣寫作的中學生真的不少，我每星期經常要看三、四百篇稿，沒有誇張。

《周報》文藝版是很有系統的，由〈拓墾〉到〈穗華〉，即使程度很低，它都讓你有發表的機會。我想它最大的作用，是大大提高了當時中學生對中文的興趣，沒興趣培養出興趣，有興趣的就讓他發揮。你要想想，香港是殖民地社會，是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地方。

「友聯」和《周報》的背景我開始時不清楚，後來也沒有積極查問，但我做編輯的時候，編輯的自主權是很大很大的。

盧：蓬草現在在法國，她在訪問裏特別強調，在她學習寫作的過程中，吳平對她的影響很大。

吳：我不知道讓他們走上寫作這條路，他們有沒有後悔？

盧：她說投稿的時候，你每次回信都把她的稿子的優點和缺點講出來。

吳：我有這麼多時間這樣做嗎？那時我每期要看幾百篇稿呢。

盧：不是對每個作者都寫信吧？

吳：沒可能，大多是寫給我很佩服的投稿者。那時真的很奇怪，收到投稿，看到是中學生，怎會寫得這麼好呢？於是怕起來，懷疑是不是抄回來的。其實當時有點懷疑，於是寫信去，看看他的反應，看看他的回信是否真的寫得好。

盧：這倒是個好方法。

吳：很怕，因為有一年鬧了很大的笑話。那時每年都有徵文比賽，很多人投稿。有一年選了一篇作品出來，我覺得很像舒巷城，他是當時鮮有具有香港色彩的作家，後來揭發了，那篇文章原來真是抄襲舒巷城的。這還不止，那篇作品原來已經是第三次被人抄襲，每次抄這篇去參加比賽都能得獎，地址可能是那個人﹝抄襲者﹞的地址，他自己去拿獎金。

郭：西西本來是第二名，後來第一名讓人揭發抄襲，被取消了獎項，於是西西補上，得到第一名。

吳：對。

盧：你記得〈新蒲崗人生觀〉嗎？這篇很特別。《周報》給人的印象原則上是很「純」的文學創作環境，在那個時代好像與社會有些脫節，但當《周報》搬進新蒲崗後，你整個編輯方法或是關懷方向都改變了，這篇文章是很有標誌性的，可以談談嗎？

吳：我想這是很個人的。我比較喜歡寫報導性的東西，即有些事實基礎的東西，可能我想像力不太好，或是其他原因。我一直都沒有編過〈詩之頁〉，一來

《周報》人材很多，也可以找詩人客串，〈詩之頁〉一個月出版一次，有人願意做客串編輯，可以減輕我的負擔。我自己寫報導性的東西比較多，比較闊一點。

你開始時提出的那個針對性問題──即《周報》到底是否右派活動，究竟它真正的背景是甚麼，我真的無從得知。我覺得，在當時的環境，《周報》所發揮的作用是令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文字、文化有所銜接，這已經很重要了，它已經發揮了作用，真的發揮了這種作用。你們要想想，那時處於一個斷層，包括我在內，我們都沒接觸到五四、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文學和文化，因為那時香港學校不會教這些，只有靠自己。小時候，我第一次看到一本一九四○年代大陸作家的小說──那是在天台，別人搬屋丟掉的書堆中找到的──才發現用中文寫的小說也可以寫得這樣驚心動魄。這本小說寫陝西山區在土改過程中，各種勢力如何鬥爭。那時我才十多歲，這本書讓我開了眼界，知道中文小說可以如此令人手不釋卷。後來有段時期我們常常做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介紹特輯，將比較新的文學──相對於中學教科書裏的舊文章，介紹給中學生。當時覺得有這個需要，《周報》做了這件事，而且做得不錯。當時由一九三○、一九四○年代文學開始做，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文學就是左派和右派文學兩者的激烈鬥爭，那時中文運動，大學裏出現了一群由關心文學到關心政治的人，他們投來的稿提出應該怎樣鬥爭。

那時《周報》已經開始有些down﹝走下坡﹞，電影、音樂成為了年輕人主要的焦點，因為影像和音樂容易引起年輕人的興趣。《周報》在電影方面可一直維持前進，但音樂方面還是傾向「正統」，而非pop music﹝流行音樂﹞，所以讀者逐漸少了。我不太清楚這些傾向，這要找陸離來談。那時對中文寫作感興趣的學生也少了，可能社會已經比較開放，年輕人比較容易接觸資訊，不只《周報》會報導他們不知道的東西。

《周報》那時只剩下陸離和我，工作已經很辛苦，我要編〈生活和思想〉版，這不是我的專長，但我盡量做到開放。那時選登了富爭論性的「文革」文章，作者是香港大學的毛國昆兄弟，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醒目」，用了筆名。那篇文章的主旨是希望大家開放些去看文化大革命，開放些去看中國的社會問題。那時負責發行工作和派報紙的老伯，大多是從大陸逃難出來的老兵。我配了好幾張《人民畫報》登過的圖片，用來配合文章的內容。可能我這個做法不對，不過我也沒有其他一手資料。那些圖片在《人民畫報》登出來，《人民畫報》是官方宣傳，是黨的東西，你把黨的東西登在這裏，又毛澤東又甚麼的，《周報》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從大陸走難來的人看見便氣憤，於是罷工不發行、不派報紙。這件事是他們這樣做，不是上層壓下來說不可以登這些東西。我負責文藝版，從來沒牽涉高層的事，不知道他們的背景，傻傻的，那次才發現如果走得太遠，當時社會有……但我了解的是，事件的起因是由於有一群工人不喜歡我們這樣做，而不是高層壓下來，所以我並沒有感受上層有甚麼壓力給我們。除此以外，就是看稿看得我支持不住，哈！卻又看到很多很有天份的人，自己一面做一面學。我想我要談的，主要就是這兩件事情。

盧：剛才你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沒有由上而下的干預，你說明了那時是由於發行的人不肯派報紙，我想這是證據。

張：那時《周報》只剩下兩個人，經濟環境怎樣？剛才提到「友聯」的背景，那當時是否已經沒有支持﹝亞洲基金會提供的經濟資助﹞？

吳：那時《周報》還屬於「友聯」名下，應該還有經濟支持。

張：相較於初期是否減少了資助？會不會有變化？

吳：因為《周報》的銷量，廣告有一筆收入，當時廣告部可聘請兩至三人。後來銷量下跌，我想是受市場影響大於資助減少。《周報》一直都屬於「友聯」，從未脫離過「友聯」，直到最後的兩年陳任來接手﹝一九七三年﹞，我想他們經濟上要負擔一部份。陳任接手《周報》的那段時期，我已經離開了，所以不太清楚。陳任加入的時候，好像已經在說：如果你們辦不好報紙，廣告沒有增加，銷量沒有增加，賠了又要如何如何之類。

張：其實那時銷量已經在下跌了？

吳：是的，是下跌了。

何：那你們有沒有想過做點宣傳之類的？

吳：沒有，那時我們完全不懂做生意。

盧：陸離那時在大叫大嚷，有讀者自己印了些小海報，在街頭周圍張貼。

吳：好像有這件事。

盧：我保存了這張海報。讀者的反應是想「救亡」——那時陸離稱為「救亡」，但不知道怎麼救。

吳：你們怎樣看呢？你們覺得《周報》為何會慢慢地走下坡？我當時是局內人，後來離開了，轉到另一個工作環境，都脫節了，陳任編的時候我已經很脫節了。

盧：陳任的時候你已經離開了吧？

吳：是的，我已經離開了，轉了去電視台工作。

張：當時離開的原因是甚麼呢？

吳：覺得沒辦法將報紙辦好，怎樣試都不行，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做不到甚麼。

我是這樣想的，沒甚麼調查或根據。《周報》興起的時候，社會沒有這種東西，但當時社會是很需要這種東西的。當然，如果沒人去做，繼續封閉下去，繼續停在那個階段也可以。不過既然有人這樣做了，那就刺激起當時年輕人對於中國文化、文學的興趣。不過一九七○年代之後，社會已經開放了很多，很容易做到類似的工作。我們又不長進啦，不懂得認識多一點東西，當時應該要有人去做。

噢，不過這該是社長的工作，哈哈！

盧：你讀完書，別人叫你加入《周報》你就加入了？

吳：不，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盧：那時你讀完中學沒有？

吳：讀完了，正在私立大專就讀。其實我沒有正式中學畢業，都是在夜校、專科學校就讀，然後在私立大專讀中文。

盧：有人質疑，當時除了《周報》外，還有《青年樂園》、《青年知識》，為甚麼我們統統不談，只談《周報》。

吳：這也對啊，為甚麼不談呢？但說到影響力……那你就以子之矛反攻，《青年樂園》同樣是有背景的，要看當時哪份刊物的影響力較大。不知何故，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比較有聰明才智的人——我不知道該怎樣說，大多是看《周報》的，以至後來搞學生運動、中文運動的人，都是從《周報》出來的人比較多，對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大，我想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如果這件事會有些價值的話，我想就在這裏。

郭：您編《周報》的時候，會不會看看當時其他文藝雜誌，試圖為自己的文藝版尋找一些特色？

吳：我沒有怎樣比較過，我想這與編輯的趣味有關。我接手的時候，上一任編輯是盛紫娟女士，女士的年紀一向是秘密，我不知道她年紀多大，她本身也寫小說。她的小說與中國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年代的小說有些銜接的地方，都是那一類風格。我想她不像我們香港長大的一群人，中間有個斷層，跟中國的文化、文學脫節，與一九四○、一九五○年代和一九三○、一九四○年代脫節。

至於選稿的方針，她看不起香港「番書仔」寫出來的東西，直接向台灣名作家約稿，她很厲害，真的全約到。她就這樣寫信過去，很勤力，真的很厲害。當時台灣很出色的作家都會投稿到這兒來，因為這裏的稿費比台灣高，所以吸引了一些出色的作家。到我接手的時候，台灣的稿源少了，可能是因為我不夠勤力寫信邀請他們寫稿吧。一來稿源少了，我要繼續開拓稿源；二來我也在本地投稿中發現愈來愈多人寫得不錯。譬如一個月四期〈穗華〉中，三篇是台灣成名作家的稿，另一篇是香港年輕作者所寫的。坦白說，那時是收成了，《周報》到我的時候已經出版了很多年，一些看《周報》、在《周報》投稿的人已經開始成熟。我接手的時候，何國道﹝杜杜﹞是中三，稍後的李金鳳是中二，學魯迅文章已經很似。其實我不過是收成，可能那時學校已經有像小思老師般在培養同學寫作，《周報》也在培養。稿費也很重要的，這些作家常常回憶說，因為收到稿費刺激感大，於是繼續努力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