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
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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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中日「友好」的口號背後,代表雙方的關係存在著險惡的因素
    欲消除中日緊張關係,要先從認識彼此的歷史開始
    務實史家岡本隆司對中日歷史最大眾化的解說


    中日關係始終疏離的內情
    ●遣唐使的時代,日本在東亞屬於孤立的狀態。
    ●元日戰爭中的江南軍是「貿易船團」嗎?
    ●日本「漢語化」、中國「日本化」。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一向疏遠,即使經濟上的交流頻繁,也未因此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從中國的角度觀之,「遣唐使」是從「敗戰國」來的朝貢使節。那個時代,日本在東亞是孤立的。日本選擇性地接受來自中國的影響。「元寇」以後,日本與中國北方的關係以政治、軍事為中心,和中國南方的關係則以文化、經濟為中心。之後,日本雖然開始漢語化,但也只是庶民可以在「寺子屋」學習漢文,並非全盤接受中國文化;而中國雖然也有向日本的學習的時期,但對日本的理解卻很表面。
    在漫長的中日關係史中,「政冷經熱」是一貫的主題。這種政治與經濟的不協調,已經是歷史性的構造。這樣的構造源自於「近世」之後中、日各自的社會構成,至今仍然持續著。二○一五年出現的「爆買」現象,其實就是「政冷經熱」的一種變體。日本人長久以來對中國懷抱著憧憬之情。但不管是人還是國家,也不分古今東西,這樣的心理可以說這是很常見的。對四面環海,幾乎不知道外國的日本人來說,地理上離自己最近,又擁有悠久而強大文明的中國,確實值得仰慕。
    與中國的關係變深,日本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樣貌的近代、二十世紀的前半,也是西洋逼近日本的時代。日本人學習了西洋的技術、制度,也學會了西洋的人種差別待遇。但過度嚮往西洋的結果,就是轉變成凡事以西洋的文明為標準,於是日本人開始蔑視中國。
    二次大戰之後,戰敗的日本不再對中國懷有強大的輕蔑之心。尤其在冷戰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雖然有所隔閡,但憧憬中國的念頭再起。但是雙方的關係其實存在著險惡的因素。「友好」的熱情一旦消失,接著就是「反日」與「厭中」的情緒。本書以不同於過去的視角,解讀中日的歷史源流。
  • 岡本隆司
    一九六五年出生,近代中國史、東亞國際關係史的專家。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満期退學。擁有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宮崎大學講師、助理教授,現為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副教授。著有《近代中国と海関》、《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前者獲得大平正芳記念賞,後者得到三得利學藝獎)、《朝鮮的困境》、《中國為何反日?》、《李鴻章》、《袁世凱》、《近代中国史》。


    譯者簡介 姓名: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出版社的日文翻譯,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崗位。譯有《我愛廚房》、《殺人人形館》、《殺人黑貓館》、《北方夕鶴2/3殺人》、《魔神的遊戲》及《深泥丘奇談》等書。

  • 序言──回顧過去的中日關係
    混沌不明的中日關係/二○○五年──中日關係惡化的一年/十年還是百年……

    Ⅰ黎明──「日出之處」與「日沒之處」
    1隋唐以前
    中國史料中的古代日本/從西漢到南北朝的時代/倭國五王
    2遣唐使的時代──孤立的日本
    自稱「天子」的倭國/白村江/遣唐使的意義/選擇性的接受/迎接轉換期
    3中日的新時代
    「唐宋變革」/革新/日本與宋朝的貿易
    4「元寇」的真相
    與「元寇」的對立/對立的經過/「不合乎常理」的日本/弘安之役的意義/中日關係的原型

    Ⅱ深化與矛盾──「倭寇」與明朝
    1「從十四世紀的危機」到「朝貢一元體制」
    寒冷化與蒙古帝國的瓦解/分裂的南北與明朝的成立/現物主義與貨幣制度/做為經濟統制的朝貢/海禁與長城
    2東南亞秩序的重整
    貿易與「倭寇」與海禁/後醍醐天皇與大陸/「不征之國」──不會去征討的國家/成為「日本國王」的足利義滿/日本人的本質
    3中國的改變
    擺脫朝貢一元體制/大陸的經濟成長/貨幣在哪裡/走私貿易盛行
    4日本的改變與「倭寇」
    技術革新與大轉變/世界金銀的三分之一/倭寇再來/從「倭寇」到「倭亂」/日本與明朝的戰爭/「倭寇」的基本結構

    Ⅲ和平與疏遠
    1中日政權的變貌
    日本的「身家更替」/民治與民政的誕生/中國經濟界的動靜/官民不同道
    2清朝朝鮮的關係與日本
    清朝的崛起/「胡亂」/竄改國書/中國併吞/「三藩」與鄭氏的攻略
    3日本與清朝關係的走向
    解除海禁/「鎖國」的內情/日本型華夷/互不干擾的日清關係
    4十八世紀這個時代──日本通貨緊縮的不景氣與凝結
    進入不景氣的時代/「米將軍」與通貨緊縮/田沼的貨幣改鑄/內聚的日本
    5十八世紀這個時代──中國通貨膨脹的好景氣與擴大貿易
    從不景氣走向好景氣/清朝的置之不理/擴大貿易/膨脹的中國

    Ⅳ世界秩序的轉變──十九世紀
    1近代前夕的世態
    「朝貢」與「互市」/漢語化的日本社會/漢語化社會的「脫中」
    2接受「西洋的衝擊」
    開國──日本型華夷的破滅/漢語化與西洋化/「互市」與鴉片戰爭/條約與攘夷
    3相剋的開始
    「鎖國」與「倭寇」/中日修好條規/朝鮮是「屬國」/出兵台灣/「琉球處分」──清朝的憂慮
    4走上甲午戰爭的路
    朝鮮的拒絕反應/「琉球處分」引起的變化/壬午兵變與甲申政變/開戰──李鴻章的失算/馬關條約與時代的轉換

    Ⅴ險峻的時代──二十世紀前期
    1逐漸屈服的中國
    「瓜分」的危機/變法──以明治維新為目標/義和團事件/日俄戰爭與其意象
    2善鄰的時代
    向日本學習/立憲與日本化的中國/辛亥革命與「和文漢讀法」
    3糾纏不清的中國與日本
    撼動歷史的愛國主義/二十一條要求/「放棄一切的覺悟」
    4中國與日本的產業革命
    目標是中國市場/日本產品的普及/中國紡織業的發達/從排日到戰爭

    結語──為了未來的中日關係
    後記
    中日關係年表
  • 4 「元寇」的真相
    與「元寇」的對立
      然而,此一時期的中日關係,應該也有受到政治的影響。雙方的政治權力變動,引發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統一了歐亞中央大草原綠洲世界的蒙古帝國,也著手展開征服、管理東西雙方農耕世界的事業。這個事業在十三世紀後期達到頂點。蒙古帝國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與旭烈兀兄弟,攻克了中國世界與伊朗伊斯蘭世界。其中忽必烈在發動奪權政變後,於西元一二六○年成為整個蒙古帝國的君主。之後的漫長三十年治世裡,忽必烈致力於稱霸東亞。
      蒙古帝國是蒙古土耳其系游牧軍事力,搭配伊朗伊斯蘭系商業經濟力而成的強大政權。透過這樣的關係,蒙古帝國沿著草原,掌握了當時橫跨歐亞大陸東西的交通幹線,對南方的農耕地帶展開波浪般的攻擊,將其納入統治下。忽必烈治世的最後階段,就是把蒙古帝國的版圖延伸至沿海地區。
      在蒙古帝國的政權裡,負責經營東方中國的人是忽必烈。忽必烈先是往東征服了朝鮮半島的高麗,往南併吞了南宋,也接收了沿海的勢力,下一步就是跨海出擊。而海的彼方就是日本列島。日本所說與「元寇」的軍事衝突,就這樣開始。
      與「元寇」的軍事衝突,就是「蒙古襲來」。發生於十三世紀末的「蒙古襲來」,若用日本的年號來表示,又稱為文永弘安之役,但這樣的說法,其實並不正確。本書使用「元寇」來表現「蒙古襲來」的目的有兩個。
      其中之一便是日語裡沒有其他更適切的說法。「蒙古襲來」是從日本「被襲」的角度來看的,但「襲來」的當事者卻不是只有蒙古人,所以「蒙古襲來」的這個說法,不能涵蓋整個亞洲。既然如此,就不如用「元寇」來表示或許更恰當吧!
      「寇」是指侵犯了不該侵犯之人的侵犯者,是貶意的用語,是蔑稱。所以「元寇」自然不是中立的詞彙,而且可能是日本人才能理解的用語。「元寇」是模仿後面將提到的「倭寇」一詞,日本人創造出來的用語。明知如此,我還是使用了「元寇」一詞,因為想用它與「倭寇」對照,從側面觀之所造成的歷史現象。

    對立的經過
      首先來確認一下兩次武力衝突的過程吧。在此姑且以年表的方式,大略記述如下:
      一二六八年/蒙古從高麗派遣使節到日本列島,送來國書。
      一二六九年/蒙古派遣使節,在對馬登陸。
      一二七一年/趙良弼等使節團到日本。
      一二七二年/趙良弼等使節團再到日本。
      一二七四年/文永之役。
      一二七五年/杜世忠等使節團到日本。
      一二七九年/南宋舊臣范文虎派遣的使節團到達日本
      一二八一年/弘安之役。
      雙方的私下接觸應該從以前就有了,但直接的正式接觸,則是蒙古帝國攻下高麗後,於一二六八年從高麗派遣使節送國書到日本列島才開始的。
      但日本方面並沒有回覆國書,還把中國來的使者趕走了。之後蒙古王朝又反覆派遣使者到日本遞交國書,但都遭到漠視。在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的這段時間內,蒙古也進行軍事整備,聯合高麗的軍隊,攻打日本的壹岐、對馬,並在博多登陸日本。這就是所謂的文永之役。
      戰役之後,蒙古帝國再度派遣使者到日本,但這些使者卻不幸遭到鎌倉幕府處刑。雙方依舊沒有進行任何交涉,於是蒙古政府編組了大規模的遠征軍,再一次攻擊日本。這是弘安之役。
      雙方展開激戰,但蒙古軍因為暴風雨的打擊而兵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不過,日本方面也沒有獲得軍事上的全面勝利,所以蒙古計畫第三次遠征,而日本政府也積極備戰。這種情形持續了很久。但最終由於蒙古帝國內部的政情不安定,情況不允許派兵遠征,所以蒙古第三次遠征日本之事,胎死腹中。
    「不合乎常理」的日本
      前述過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就不在此贅述了。想多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坊間有很多優秀著述可供參考。
      但是,即使是前面那樣簡單的敘述,還是有引人注目、讓人覺得有必要多思考的地方。以下就對日本與蒙古,各舉一點來說明。
      先說日本對蒙古的使者與國書的態度。鎌倉幕府對國書置之不理,甚至處刑了來使,這樣的舉止可以說太不合乎常理了?別說現代社會不會那樣做,即使以當時的標準、慣例來看,一定也會覺得不符合常理。用置之不理與處刑的態度來面對對手,根本就算不上有什麼交涉。
      也有人認為鎌倉幕府威嚇、脅迫送國書來的使節,是正當的反應。但是,認為這種「勇於對抗大國,不屈服於大國」是「正當」,恐怕只存在於英雄主義色彩濃厚的日本,並不是共通的常理吧?以當時整個東亞的角度來看,日本的作為非常讓人無法理解。
      總之,問題不在日本的行動是否「正當」。若以彼此的對錯或正義與否,就論斷事情的全貌,只會得到片面的結果。為什麼日本會做出那麼不合適的行動,以致產生眾多認知的差距與分歧呢?定位好問題,有益於全面性地了解歷史的事實。
      如此一來,因孤立而不熟悉東亞常識與習慣的日本社會的模樣,就會清楚地浮現了。由武士團組成的政權體制,在亞洲中原本就是極為特別的異例,而京都與鎌倉這種雙重政府的體制,也可以說是非常稀有。
      日本人看自己的歷史時,因為自小就習慣了幕府政治的存在,認為幕府是理所當然的體制;但是縱觀亞洲歷史,就會發現幕府體制是不合常理的體制,「幕府」這個和式漢語,也很難理解。這樣的日本政權,應該不會懂統治了歐亞的大帝國的思考、理論、組織與行動。
      不過,這不是日本單方面的問題。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陸和朝鮮半島也同樣對日本列島的情形很不了解。這是事實。不了解日本的風土民情,當然就不明白日本會做出何種反應。一再受挫卻仍然不顧一切地派遣使者到日本,難道沒有什麼企圖嗎?所有的戰爭都是因為互不了解而起的,「元寇」也是同樣的情形。

    弘安之役的意義
      現在必須思考的,是弘安之役。蒙古的遠征軍是由東路軍與江南軍組織而成的。前者從朝鮮半島出發,是蒙古軍與高麗軍的聯合軍,與文永之役時的編組相同,容易理解。問題是後者,江南軍是新加入的部隊。
      說到文永之役與弘安之役間蒙古的變化,就是蒙古在那段期間併吞了南宋。江南軍的「江南」就是南宋,也就是說江南軍是舊南宋的軍隊編制而成,這支軍隊是號稱有十萬人的龐大水軍。江南軍從寧波出發,橫渡東海,攻打平戶。
      在當時來說,這是很驚人的!人數實在太多了。真的組織了這麼多人的軍隊嗎?這個龐大的隊伍的確是軍事上的力量嗎?這是非常可疑的。也有人認為這個數量有誇大之嫌;也不能否認這個數字可能只是在比喻規模之大。還有,這支龐大的軍隊,為何要冒險選擇橫渡波濤洶湧的大海呢?這也超越了理解的範圍。
      這些問題都與以舊南宋為基地密不可分。舊南宋領地有很好的經濟與高超的技術,人口又多,是有可能組織一支龐大的隊伍。另外,因為是從「江南」直接前往日本,所以非航行危險的海路不可。
      蒙古併吞南宋十年不到,就展開這次遠征行動。要訓練出戰鬥力高的軍隊,編制龐大的隊伍,是很困難的。所以,與其說這支大隊伍是來打仗的,還不如說這支大隊伍是一個「移民團」。這是專長於蒙古史、中亞游牧民族史的歷史學者杉山正明,對蒙古遠征日本所做的解釋。或許確實如此。中國建造、組織了龐大的船團、艦隊,載了很多人到日本,這是事實。
      從印度洋延伸到中國海的伊斯蘭商圈,也擴展到中國南方,建立了一大勢力。阿拉伯裔的蒲壽庚原本是南宋政權的官員,但後來投靠蒙古,還幫助蒙古帝國掃除南宋的殘存勢力;他是一位穆斯林大商人。忽必列的蒙古帝國利用以蒲壽庚為首的穆斯林海上勢力,以及這些海上勢力背後的舊南宋海上交易。
      蒲壽庚在根據地泉州打造船艦,幫助編組江南軍,這對後來蒙古帝國遠征越南南部與爪哇島,有極大的助益。蒙古帝國因為遠征東南亞,而創造出穆斯林的通商網絡。所謂的東南亞遠征也帶著濃濃的「貿易船團」、「開拓貿易事業」的色彩。所以說,認為江南軍的最終目的在於通商,或許是很合理的想法。
      蒙古帝國就是一個以穆斯林經濟為中心的政權,原本就對商業與貿易非常敏感而且積極。在併吞了南宋後,蒙古政權的勢力也伸展到南中國海,又看到了海上交易活絡的情形,自然想要把海上交易納入體制之中。組織江南軍之事,不可能與此無關。

    中日關係的原型
      如此看來,雖然同是弘安之役的遠征軍,東路軍與江南軍的基本性質卻不相同。前者經過北方的朝鮮半島,是真正的武裝部隊,準備以政治、軍事的力量來壓制日本;相對的,後者經由南海,從其性質看來,經濟面的用意遠大於軍事面。
      這兩支部隊的不同,可以說如實地反映出中國的構成。也就是說,宋代以前的中國,是由南北兩個單元合成的。北方是游牧民族縱橫天地,時而君臨天下的政治軍事世界,南方是漢人移民開發,擴大生產力的新經濟文化世界。「元寇」時期蒙古帝國對日本的攻打行動,具體來說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經過朝鮮半島的東路軍,另一條是從寧波出發,在日本平戶登陸的江南軍。這是取決於中國地域構造的進攻方式吧。後來渡海前往中國的日本人,也不得不走兩條路線。
      「元寇」暗示了此後的中日關係。日本擊退了來襲的蒙古帝國,讓大陸方面知道日本是獨立存在的個體。同時,日本也登上了東亞的舞台,在世界史上有了固定的角色。
      因為貿易上的往來而加深的中日經濟關係,在「元寇」事件之後,政治上的關係也凸顯了出來。相對於經濟上相互依賴、互補的關係,中日的政治關係則完全相反,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敵對相剋、武力衝突。這似乎與中國南北不同的結構有關,也可以說中日關係的基本形態就是在此形成的。
      造成這種形態的力量,就是中日雙方的互不理解。在「元寇」事件中,日本的言行是亞洲與中國的常識所無法理解的。這可以說是過往歷史累積的必然結果。
      經常說「日本汲取了中國文化」,但這句話其實是非常片面的說詞,因為汲取並不等於理解。日本人把漢語文明依照自己所需地融入到自己的社會裡,未必理解漢語的真正意思,而且也沒有把本身的真實模樣傳達給漢語的國家。只要看漢文訓讀的漢話讀解法與和式漢文這種日本語表記法,就可以明白了吧!沒有使用漢語的文明人士,更能清楚中日的差異。
      中國的情形也一樣。打從內心看低外國,認為沒有必要了解外國的中華思想,所以一向不在意日本,也不想了解日本的特殊國情。這種情形在中國上層的知識分子階層尤其明顯。應該說中日之間的關係,是彼此都沒有在政治上對對方更進一步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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