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紀

現實是一個無限多面的錐體，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也不例外，有各種面相，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和風景，作出千差萬別的解說、詮釋。《我的世紀》就是許榮輝從個人的經歷出發，以個人的視角，對香港這個都市的平民生活與時代變遷所作的個體敘述。作者以真實的筆觸，勾勒一幅幅歷史畫面，一如香港社會的「老照片」，展現出自六十年代以降不同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歷史嬗變。這部飽含舊時記憶與情感體驗的作品集，無疑是一部個人的「香港史」。作者不求對幾十年來的社會狀況、時代風雲作全景式的反映，只是以個人的眼光，作零散的、片斷的呈現，且作出個體的旁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工廠女工勞碌、疲憊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時代變局中的迷茫、焦慮與無力感。

蔡益懷

香港社會變遷的個體旁注
――許榮輝《我的世紀》閱讀報告
蔡益懷

窮困、勞碌、疲憊、迷茫、焦慮……這是這本作品集的關鍵詞。
現實是一個無限多面的錐體，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也不例外，有各種面相，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和風景，作出千差萬別的解說、詮釋。《我的世紀》就是許榮輝從個人的經歷出發，以個人的視角，對香港這個都市的平民生活與時代變遷所作的個體敍述。作者以真實的筆觸，勾勒一幅幅歷史畫面，一如香港社會的「老照片」，展現出自六十年代以降不同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歷史嬗變。這部飽含舊時記憶與情感體驗的作品集，無疑是一部個人的「香港史」。作者不求對幾十年來的社會狀況、時代風雲作全景式的反映，只是以個人的眼光，作零散的、片斷的呈現，且作出個體的旁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工廠女工勞碌、疲憊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時代變局中的迷茫、焦慮與無力感。
作為一個曾經在社會的底層掙扎過的作家，許榮輝始終以一種在地的情懷，審視、回望香港的社會現實與人情世態，他的心是貼近弱者的。他的文字接地氣，有人間氣息，全無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識，也無自命不凡的「自大」鼻息。這樣的作家，不顯山不露水，一向為我所尊重與欣賞。他沉潛於現實生活之中，靜默地觀察與思考，且對尋常人生作出個人化的表述。一如他在〈心情〉中所透露的創作心迹，在生命的沉澱物中發掘故事，提煉主題，紀錄曾經發生過的平凡小事，「最重要的是留下一點記憶」。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許氏的心性與創作路向了，他志在寫「一個真實的故事，一段小小的成長故事，小人物有血有淚的瑣事。」
通觀整個作品集，有兩大主調特別顯明，一是弱勢社群的悲歌，二是時代變遷的反芻。


一、弱勢社群的悲歌

紀錄六七十年代勞工苦況，是許榮輝小說的一大主題，也是他在香港文學創作群體中獨樹一幟的標誌性特色。也許正是得益於艱難歲月的人生經歷，許氏的創作一直保持着一種可貴的品質，即正視人間疾苦。所謂「文窮而後工」，大凡有出息的文學人，往往是承受過生活磨難的人，如狄更斯，如老舍。苦難淬礪了他們的心性，讓他們更有同情心，讓他們獨具慧眼，能夠從尋常人生中發現風景，寫出感人的故事。苦難，成了他們創作的壓艙石。在許榮輝的作品中，我也看到了這樣一些特質。
在描寫勞工生活的小說中，我特別欣賞〈父親遺下的傷痛〉和〈阿美〉這兩個作品。前者記錄老一輩的艱辛，讓人看到一個母親所承受的人生傷痛。後者則直接反映勞工密集工業時代的工人苦況，如作品中所言︰「生活在那個年代，捱生捱死的低下階層人，有種命若螞蟻的絕望感。一個人捱生捱死，唔憂做，但也只不過是搵兩餐，其他的就統統別指望了。」這個作品如實描述出工廠流水線的景況︰「那時的工廠大廈，就為這種勞工密集工業而設計和建造，每層樓的面積很大，一排一排的生產線緊緊地擠着，一眼望去，幾乎是一望無際的密密麻麻的年輕女工在低頭苦幹，叫人想到了螞蟻的勞作。」這些作品與其說是「創作」，不說如是紀錄，是活生生的見證。作者以文字的形式為自己留下一份生命的備份，同時也為香港的時代風雲、社會嬗變，作出個體的備注。
這就是文學，來自於生活，來自於真切的生活體驗。文學就是生活的話說多了，成了老生常談，容易讓人麻木，甚至反感。然而，如果你真正領會了文學的本質，就會相信，離開了生活，文學甚麼都不是。空有華美文字而無生命體驗的文學，只是一件沒有肉身與靈魂的金鏤玉衣。當然，只有生活同樣是不夠的。生活的原礦還需要經過提煉，轉化成含有人生思考的經驗，才具備文學值。文學寫作就是「去蔽」，拂去表層的塵埃，讓生活的本相得以呈現，讓讀者看清生活的本來面目，看到人的天性與真實的生存狀況。許榮輝的作品就做到了這點，他讓我們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在他的筆下，有兩個人物形象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一是母親，其二是阿美。
母親是全書中着墨最多的人物，除〈父親遺下的傷痛〉外，〈鼠〉與〈心情〉等作品，都對母親形象有不同程度的記敍與刻寫。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刻苦耐勞，又善良隱忍的女性形象。她只是「這座都市一名廉價勞工」，且看她在餅廠工作的情景︰「機器像水庫決堤的堤壩，餅乾像瀉下的洪水，女工們終日與機器角力着，拼命把流瀉下來的餅乾裝進餅桶裏，但她們總是被洪水淹沒。即使是在寒冬，也是汗流浹背，很辛苦，但無數歲月就這樣悄悄流逝。」餅廠結業，她又進入大工廠，辛苦工作幾十年，直到工廠北遷，被社會所抛棄。她的一生似乎只有兩個字「痛苦」，「以前工作得太辛苦，就是痛苦了」，「以前的痛苦，造成了今天的病痛。從痛苦走向另一個痛苦，構成了一個人生。這是母親的人生。」這位母親固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但又豈是平凡如草芥的一員，她就是老一代移民、底層勞工的縮影，是艱難歲月苦難母親的象徵。
阿美是另一類打工女的象徵，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代女工的生存處境。她在電子廠做科文，也許是沉淪下潦，又奮發無力的緣故吧，「整個人都顯得太隨便了，太無所謂了，隨便得叫人一下子感到她沒有甚麼可珍貴的東西」。她的臉「是疲累的，因為疲累而蒼白。又因為希望憑着一支煙而把滿臉的疲累支撑起來，滿臉的肌肉反而扭曲了。這種因為疲累而失控的肌肉，讓人一眼就看出了精神上一種徹底的崩潰。要命的是，這張面孔的主人，似乎對自己精神上的崩潰無所謂，或是恐怕已習以為常了，一個女子的氣質就蕩然無存了」。這無疑是許許多多工廠妹精神面貌的寫真。作者透過這個形象，表現出六七十年代打工仔的共同命運，家貧，早早投身社會，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而苟活着。他們過着昏天黑地的日子，身心交瘁，滿目都是叫人難受的昏暗。他們工作勞累、生活刻板，但仍然努力掙扎着，不少人則力求上進讀夜校。「她們知道她們身處深坑，她們必須趁着年輕還有氣力的時候，努力爬出來。但有多少人真的能夠爬得出來呢？最多的人也許爬到一半，就又跌到了坑底。」這就是他們的相同之處，無論如何的努力，總是無法擺脫困境。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沒有放棄對生活的最後一點希冀，正如阿美所說︰「我總不信我的命運會那麼差吧！」
〈阿美〉這個作品如一份社會檔案，真實紀錄了一代打工仔的苦況，讓人們看到一個時代的集體迷失，着實是香港當代文學中難得的紀實力作。值得一提的是，文學不是生活經驗的簡單複寫，而是經過作家的心靈容器發酵過，以個人的透鏡審視折射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許榮輝筆下的場景畫面都染上了個人的情感色彩，有着一層舊時歲月的蒼桑色調。正是這種個人經驗，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增添了個人的痕跡。


二、時代變遷的反芻

文學有不同的面向，除了探視個體的生命狀態，揭示人的生存處境，也面向社會歷史，作出反思與批判。八十年代以降，香港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改變歷史進程的巨變，回歸、政改等等事件接踵而至，產生一波又一波的震盪。作為一個有社會意識、勤於思辨的作家，許榮輝自然也把目光投向時代風雲、社會演變，且作出他個人的觀察、判斷、言說。在這個集子中，〈本土地震紀事〉、〈心情〉、〈在阿巴度的日子〉等篇章，都一定程度反映出他個人的歷史意識，從中不難感受到他的在地情結與追問質詢精神。這些作品反映出香港社會的迷茫與焦慮，自然也探測到這個城市的變化，「味道變了，不是以往那種味道。原有的味道被外來的味道入侵了」，進而質問「一切都變得我不熟悉了，那個我熟悉的本城到哪裏去了呢？」
歷史書寫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路徑，如長江大河式的宏大敍事，或家族回憶的私密記述。許榮輝無意於寫大歷史，對社會歷史變局作全方位的掃描和展示，相反只是通過個體的體驗，對社會變遷作出吉光片羽的折射式點染。應該看到，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界一直存在一種「重大題材癖」，追求一種高、大、全的歷史書寫，幾至形成文學的「厚重拜物教」，流行緊扣重大歷史事件作機械反映、食而不化的創作風尚。我對這類創作習氣，一向是頗為抗拒的，在我看來，作家之於現實的關係，全然有別於政治家、歷史學家，並不是以「政治正確」或意識型態的標準，來進行是非判斷；也不是以歷史年表式的書寫，來羅列史實。作家始終是以一種人道的準則，審視社會、觀察人生、叩問靈魂，他們的本事是以一種悲憫之心觀照現實，撫慰蒼生。所以，不管多麼重大的事件，一落到作家筆下就不再是以新聞筆調作粗線條的報導，而是始終以個體生命的價值和尊嚴為標尺，展開人性的反思、追問、衡量、評說。面對現實，正視歷史，這才是文學的創作的本質。許榮輝的創作正體現了這樣的特質，他始終透過個人的經驗，對社會現象作人性透視，且加以思辨質詢。他不求全，不貪大，但卻為大歷史作個人的旁述與補白。
〈本土地震紀事〉以隱喻的方式指涉現實政治，對八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惶惑疑慮加以荒誕化表現。故事記述本城八十年代初的一場災難――地震，言說其深遠影響。那最初的沉悶轟響，導致人心惶惶，且成為日後社會發展根本巨變的源頭。本城人因這場地震而出現集體癔症，不少人選擇了棄城，爭相求購「地震屋」，如此等等。隨着時光的推移，本城人頓悟了這場「地震」的後果，「每個本城人心中都有一條可以勾起他無限回憶的街道，一個可以看到美麗海景的碼頭……都消失了」；「這比起一場真正的地震，把一切都摧毀了，更加徹底。」這個作品以曲筆言說現實，不直接對真實的歷史事件作出描繪與評述，反倒在表達上取得更大的自由度和迴旋空間，可以無罣無礙地將話說透，言語似乎也更具穿透力。
在許榮輝的文學作品中，〈心情〉可說是一篇我城人生的隨想錄，以「他」一個正在寫作歷史劇本的人為敍述者，對幾十年滄桑歲月、社會演變，作出片斷式的回顧與反芻，意在拼貼出一幅歷史長卷。故事從「他」隨母親由羅湖到香港第一天寫起，展現駁雜的內容，流露紛繁的意緒，母親、女皇雕像、工廠女工、「黃皮狗」鎮壓示威、拖着大包小包擠火車過關到國內寄包裹、老人凌晨四五點到診所輪街診……種種畫面、場景，如走馬燈般閃現，記憶與思緒紛至沓來，其中百感交雜的「心情」可想而知。作者通過這個作品，傾注出對這個城市的思考與過往歲月的緬懷，「女工們的疲累一直是這都市繁華的象徵」，「我們曾經有過這樣可愛而純樸的日子。都失去了嗎？」而其中最多的寄慨，當是對滄海桑田社會變遷的感喟，「畢竟是大都會，只要人一走了神，就變得一切都陌生了」；「歷史是成年人開的一個大玩笑，已被無數謊言掩蓋，歷史很大程度上是胡謅的，沒有人能找到完全的真相，我們何不在那血迹斑斑的史迹裏，也胡謅出一個娛樂人的故事來？」
〈在阿巴度的日子〉也是一篇有份量的作品，文中由奇風異俗生發聯想，借題發揮，不乏讓人意會的妙喻。故事中的阿細是一位新聞工作者，被派到外國採訪，在異域他鄉的阿巴度體驗到文化的差異，這讓他想到自己的家鄉，自然彼此參照作出對比。他一抵達阿巴度就發現一個現象，不斷有人向他派單張，上面寫着︰雞蛋是好的。他對此當然抱有戒心，並產生疑問，這座都市是否語言偽術很發達，那簡單的一句話是否暗藏了很多細節。阿細是帶着恐懼來到阿巴度的，因為他的家鄉城市愈來愈不堪，「他厭惡家鄉的語言偽術」。他由「雞蛋是好的」，聯想到「教改是好的」。兩句話相互對照形成思辨的張力，發人深思，真乃精妙之筆。
此外，〈鼠〉也同樣是別具意趣之作。故事中的滿大姨是從異域歸來的華僑，由於少小離家到南洋謀生，被異族文化所同化，觀念與行為都與眾不同。她穿「奇裝異服」，哼唱「We are the world」，性格開朗，但她似乎把心留在了異域，忘了帶回來，融入新生活的速度很慢，因而給一個傳統家庭帶來不小的衝擊。最讓「我們家」無法忍受的是，滿大姨居然買回一隻老鼠，當寵物來養。這不僅給妹妹一家帶來恐慌，讓一家人不得安寧，還惹來隣里的側目。作者透過這個故事，表現出一個奇女子堅不可摧的自信，同時也表達出如下思想，「人生為甚麼會有這麼多困境了，有的是有意製造的，有的卻是莫名其妙產生的，雖然都會引起人的痛苦、驚恐，本質上是不是一樣？」「一個人要是真的有追求，即使生命的火花熄滅了，也可以重燃。」
許榮輝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講述着他的香港故事。他除了回述個人的經歷，表現弱勢群體的悲涼人生之外，還以隱喻、隨想等方式回望歷史，反思社會的變遷。這些年來人們言說香港當年時，似乎只流於一句空洞口號「獅子山精神」，倒是這些故事的細節肌理成了一種時代圖騰的紋路，而一個個的畫面、場景則成了那一個抽象概念的鮮明注腳。
許氏不是一個太着意於經營故事「橋段」的作家，但他是一個從心出發的寫作人。他從尋常人生出發，憶述、記錄他所經歷過的歲月，從中發現意蘊，且加以反芻。事實上，他還是一個思辨型的作家。
在這批作品中，一直有一個「我」的存在。「我」是這個城市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不起眼，但有自己的視角。他注視、觀看、思考、判斷，有疑惑，也有無奈。
也許，這就是許許多多小市民的共同心緒吧？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於南山書房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女裁縫的哀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父親遺下的傷痛
阿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本土地震紀事
都市愛情故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鼠
心情
在阿巴度的日子

二十一世紀初
寫字與霓虹燈
履歷表
這個人

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
酒徒
相愛即是相依
世界上最虔誠的眼神

女裁縫的哀愁

一、
我要說的故事，背景是這樣的： 那時（我說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樓房是低矮的，像我居住的這個地區，大多也就是七、八層吧。至於唐樓，四、五層的就很普遍了。 一般人家的日子過得很簡單，單從街景就可以看出個眉目來了。別說那些隨處可見的報紙檔，就是在街頭擺了個只賣香煙的攤檔，也可以搵兩餐了。
煙仔檔鎮日聚集着一群飛仔，窮極無聊，看到有哪個路過的細路，總愛做個像要打人的動作，撩一撩來打發無聊，看到對方露出驚怕的樣子，就會得意地大笑起來。 這種笑聲更可怕，嚇得細路跑得更快了。
那時，一般人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可以說，文盲很多。
寫信佬在街道某個避風的角落擺了個檔口，也可搵兩餐。經常，在黃昏的斜陽下，看到一個婦女坐在他跟前的一張小椅上，抽抽噎噎地說些甚麼，應該是無限的心事吧！寫信佬只管埋頭落筆，待信寫成後，以木然的神情，淡然的語調，把內容唸了一遍給她聽，她一一默默地點着頭。
這個時候她極度哀傷的情緒已經平復，她也知道，一切哀傷到了紙上都已變得很平淡，指望別人代入她的傷感，哪有可能？
有一次，我聽到寫信佬問一名婦女，還有甚麼要說的嗎？婦人就重覆了一遍她的傷心事。寫信佬以憐憫的語氣對她說：「人一出世，就注定是痛苦的了，誰沒有一肚子的辛酸？把所有這一切都寫給遠方的親人知道，徒增他們的牽掛，而毫無幫助。」
婦女含着淚點頭，感謝寫信佬把信寫得淡然的苦心。
那時，女人的美容，哪有現在五花八門的化妝技術，高級的護膚品？當街總可以看到口裏咬着一根線的女人，以熟練的技巧，為愛美的師奶刮臉。
在暖洋洋的冬日，坐在椅子上曬着陽光的師奶，一想到刮臉後的容光煥發，在臉被刮得緊繃的時候，仍不忘綻出笑容。
娛樂也簡單。電視機是專屬較富裕人家的東西，電影院很遙遠。公園裏的遊樂設施不多。我們孩子，最喜歡的去處之一是巷仔裏的理髮店。
周末的理髮店總是有着很多小孩子，一玩起捉迷藏，就把理髮的正經事忘了。
店裏還會有一大堆漫畫書，雖然已被孩子們翻得破破爛爛，畢竟是至愛，要是新添的，必成搶手貨，輪到自己時，已變得跟破破爛爛的舊書沒有分別，但仍然讀得津津有味。
理髮師傅都是馬迷。因為賽馬大多在周末舉行，周末就成了他們最繁忙的日子。他們馬不停蹄地為孩子們理髮，馬場上的賽馬也為他們馬不停蹄，帶來叫他們或悲或喜的賽果。
賽馬評述員透過收音機為他們直播，那種講馬時，語速逐步加快，最後聲嘶力竭的藝術，成了後來的傳統，是繪聲繪影的典範。
我依然記得，在評述得最起勁最緊張的時候，師傅的頭部都傾向收音機那邊去，就像向日葵傾向太陽，即使某個孩子突然尖叫並且哭了起來，他還是不理會，充其量暫時停下手，要聽到有了賽果才安心。
這是像每週的賽事，都要上演的，差別就看那個孩子遭殃罷了。因為，就算技藝再高超的師傅，因為整個心思都撲到聽馬上，剪髮器把孩子的頭髮纏住了還不知道，繼續向上推，自然要叫孩子痛得叫了起來。
賽馬日讓師傅們的周末過得很忙碌，也很容易過。賽馬日理所應當是他們最驚喜，最失望，最興奮，最沮喪的一天。
通常，他們把辛苦掙來的錢的一部份送給了馬會，但他們覺得值得，因為這樣，漫長、平淡的人生才似乎有了點起伏。那是平庸、卻也算相對穩定的時代，師傅大多數會維持這樣簡單的生活，直至他們退休，因為他們都覺得這樣的生活方式適合他們。或者，要說有甚麼其他原因，或許是他們被困在小巷裏，與外間的發展已嚴重脫節，除了這份工，也難以到別處，過別樣的生活了。
只有到了某個時候，比如，包圍着它們的低矮樓房重建了，理髮店所處的陋巷消失了，他們自然也無法維持他們的日子了。
我所認識的好多孩子，因為自小就受到熏陶，長大後也喜歡賽馬。他們後來各自走向自己的人生路，有的得意，有的失意。
市面上最熱鬧的，莫過於我家居住樓房對面的那家酒樓了。
因了這家酒樓，我從小就明白，不論多貧窮的社會，總有吃得起的人，他們把酒樓擠得滿滿的。那時的侍者，賣點心不是用車仔推着，而是把各式點心放在一個四四方方的托盤裏，用皮帶繫着，掛在脖子上，在客人中間穿梭叫賣。
侍者雖然辛苦，卻可營造一種氣氛。那時，我已經上學了。上學時，酒樓就已是一片喧囂，市聲活靈活現呈現眼前。酒樓裏的座位裝不下食客，侍應會把餐枱放到外面的行人道上。
反正那個時候的車輛不像現在這麼多，並不太受影響。早晨茶客品茗，吃點心，看報紙，自得其樂。
放學時，又看到酒樓坐滿了吃午飯的食客了。在我看來，那個時候所有的熱鬧場面，都是在酒樓表現出來的。
我家窮，雖是近在咫尺，那酒樓卻又恍如另一個世界了。
我作了這樣的開場白，無非是想說：那個時候，在我熟悉的這個地區，再野的人，過的也不過是很簡單的生活方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故事，也就留下了這種簡單生活方式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