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宛如德國版《流動的饗宴》★☆
★☆以城市為主軸，書寫人物風流及德意志百年風華的全景式作品★☆
務實、叛逆、精采而又深邃；這，就是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很不一樣，這讓人安心，尤其是試圖在此找到歸屬的異鄉人，總是能在不一樣中找到自己的角落……我的鄉親們是資本家，但也搞革命；穿西裝為跨國金融體系服務卻又上街丟石塊；愛阿多諾卻又恨阿多諾；既愛馬克思也愛歌德。這個始終在變化中的城市裡，誰才算是真正的法蘭克福人呢？也許沒有人是，也許每個人都是。」
──蔡慶樺（本書作者）

相較於大家所熟知的德國大城柏林與慕尼黑；法蘭克福除了機場、書展與法蘭克福學派外，似乎缺乏讓人辨識的關鍵字。然而，法蘭克福不僅是六八革命年代的反叛首都，它所走過的歷史與不斷綻放的風流人物，不但累積了自身的厚度、也凝煉出德意志近現代的文明與蒼涼。

這裡是商業與金融的城市。由於位居貿易之路要津，自古人們就在法蘭克福進行交易，也發展出完整的法律體系與同業公會；至今，多個重要商展仍在此舉行，歐洲央行與全球各大銀行亦在此駐點。

這裡是自由與市民、正義與反抗的城市。法蘭克福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就被封為自由城，直屬於皇帝，使法蘭克福人很早就發展出蓬勃的市民社會。而六〇年代的學運與革命世代狂潮、二戰後對納粹罪刑的最大規模起訴，以及左派恐怖組織赤軍連，皆以此處為主戰場，向上一代陳腐的價值觀提出挑戰也責問自身，深刻影響了戰後聯邦共和國的樣貌。

這裡是文學、哲學、社會學、科學與各種天才薈萃的城市。德國大文豪歌德在此誕生；全球最大的書展在此舉行；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此成為青年學子的精神導師及日後反叛的對象；哲學家哈伯瑪斯在此完成多數著作，並引領法蘭克福學派走向全世界；阿茲海默醫生在此確認失智是一種病症……法蘭克福以其厚實的文化力量與研發實力，不但影響德國與歐洲，更成為全世界學術與文化的重鎮。

務實、叛逆、精采而又深邃；這，就是法蘭克福。

作者蔡慶樺曾任駐外交部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已然將法蘭克福視為家鄉，他結合 自身政治哲學的背景、廣博閱讀及實際的生命經驗，帶領讀者從這座城市的肌理凝視德意志的重要命題，思索法蘭克福為什麼是法蘭克福，德國又為什麼是德國。

本書特色
1、以一座城市做為書寫的主題，內容不但擴及人物、歷史、思想、政治、文化與哲學，且不只是歷年的文章集結，而是有清楚的主題意識、精準分層，寫出法蘭克福的不同面向。如此「全景式」的作品在國內外書市中相對罕見。
2、作者本身的書寫與閱讀深廣兼具，能以散文筆法講述哲學概念，敘述之餘更能深刻地進行理論討論、甚至批判，在目前的青壯派作家中獨具風格，是很受歡迎的作家。
3、本書宛如德國版本的「流動的饗宴」，諸多人物與歷史事件，以法蘭克福為舞臺相遇、激盪，演繹出這座城市的獨特魅力，及其低調卻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序曲】當我在美茵河畔想起德國

文學之城
狂飆天才的誕生：歌德
歌德給當代德國的遺產——不可抹滅的德意志特質
我的家鄉是文學：文學教宗萊西—拉尼茲基
文學四重奏——帶著愛意又有點刻薄地讀書

大學之城
法蘭克福大學的光輝與黑暗
遲來五十六年的博士論文口試
德國大學的歷史自省
哲學與政治——大學焚書
社會學之城
阿多諾與班雅明——最後一個天才與被寵壞的孩子
聯邦共和國的黑格爾：哈伯瑪斯
從未過去的過去——「史家之爭」與納粹德國的罪責問題
哈伯瑪斯是納粹嗎？
六八學運之城
革命之城，革命之年
對於六八年的再思考
革命世代之城
法蘭克福學派兩代交鋒——阿多諾與克拉爾的師生矛盾
學運中的女性解放——番茄與胸襲事件
穿著籃球鞋的外交部長——左派青年費雪的政治路
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紅色丹尼與他的同代人
走過極端革命的年代——左派恐怖主義與赤軍團

醫學與科學之城
探詢遺忘之地：阿茲海默
疾病不是上帝的懲罰：埃爾利希
法蘭克福的數學家們
工業的陰影——一棟承載百年歷史與創傷的建築

正義與不正義之城
一道逆風的浪：紅色的羅莎．盧森堡
正義是我的義務：拒絕沉默的弗里茲．鮑爾
一堂為德國社會而上的正義課——法蘭克福大審
對人類真正的愛：平凡人辛德勒的不凡義行
他們選擇服從——第三帝國過往與戰後的外交官審判
人性是良心的準則——抗命的外交官們
沒有正義之戰──尼莫勒牧師傳頌全世界的那首詩

【終章】一場在河畔的閱讀與追尋

六八學運之城

當我還在法蘭克福工作的時候，認識一位在法蘭克福度過六〇年代的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提起，正計劃寫一本關於法蘭克福的書，其中有一篇要談學運。他很高興地說，是的，談這座城市不能不談起那個年代的學運，並從家裡拿了張剪報給我看，那是一九六八年，學生們手牽著手上街抗議。他說：你看到了嗎，我就走在第一排。
有意思的是，他本身是法學博士，談起世界各國挑戰政治秩序的運動時，總認為改革甚至革命，不管訴求多麼正當，還是得確定民主憲政的體制不被動搖。但在一九六八年時的他所加入的學運，其實是全面質疑戰後西德體制正當性的。那個年代，對於許多法蘭克福的大學生來說，是生命中難以忘記的一部分。每個人都無畏地走上街頭，覺得這個國家因為自己的行動，正在往更好的地方去。對他們來說，不再能把未來寄托給正在當權的上一代，因為這些人在第三帝國的十二年期間是臣服於獨裁之下的子民，到了共和國時期又未能對下一代交代當時的歷史真相，不提責任，想當成一切都不曾發生。可是對青年人們來說，一切都曾真實的發生，而且，不正確的事情還在繼續發生中。例如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高等教育的僵固與無批判性、西德在越戰與冷戰中與美國的合謀。
這個反叛的學生世代，剛好在思想上也遇到了理論革命的六〇年代。戰後二十年保守主義並沒有讓德國變得更好，自由主義又僅是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犯，可是學生們又無法全然接受傳統的左派語彙，因為馬恩所使用的階級、無產者、生產關係、歷史唯物論等等分析方式已過時，一百多年來始終不見左派所允諾的革命。於是，學生們不只挑戰上一代的政治立場，也拒絕上一代的理論宏大敘述，各種新的主體、階級等等以往的社會理論概念退位，尋求社會結構之缺口的「後」思潮興起。霍克海默、阿多諾、哈伯瑪斯等法蘭克福的哲學家們提供的批判理論，缺乏革命的力量。學生們學習了老師所教授的反叛精神，但又相信，要改變這個體制，他們必須更激進，甚至更暴力。
把學生推向街頭的事件中，最具決定性的，是警察槍殺學生，以及學運領袖杜區克遭受右派激進者暗殺，這些暴力事件讓學生相信不可能再任由國家權力宰制，必須起而反抗。於是學生們從課堂上走向了街頭，又走回課堂占領高等教育殿堂，想發動一場從下而上的政治、生活與思想革命。所以整個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學運浪潮席捲整個聯邦共和國。所謂的一九六八分子（1968er），也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奪得了發言權，在政治論述、社會哲學思想、左派理論、文藝創作等領域都想像如何改變世界，累積了極為豐富的成果。倘若我們要理解戰後德國歷史，絕對不可能略過一九六八年。（未完待續）

我的家鄉是文學：文學教宗萊西—拉尼茲基

永遠的局外人
說到法蘭克福與文學，有一個名字永遠留在法蘭克福人的記憶裡，但他不是德國人，他選擇了德國與法蘭克福，做為他第二個家鄉，以及第一個精神的原鄉。
馬賽爾．萊西—拉尼茲基（Marcel Reich-Ranicki），戰後主掌《法蘭克福廣訊報》文藝版的波蘭人，他在這個德國極重要的質報上對德國文學的評論，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戰後德國寫作與出版的方向，其影響力之大，使得他被暱稱為「文學教宗」（Literaturpapst）。《南德日報》（Suddeutsche Zeitung）總編輯凱瑟（Joachim Kaiser）曾在該報文學版這麼描述他：「德國最被廣為閱讀的、最被畏懼的、最受矚目的、因而最被憎恨的文學批評者。」
一九二〇年，萊西—拉尼茲基出生於波蘭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波蘭商人，母親是說德語的波蘭猶太人，因此萊西—拉尼茲基從小生活在多語的環境裡，但他最喜愛的語言還是德語，那是因為德語對他來說是文化語言。受母親影響，他自小喜歡文學，每年八月二十八日母親生日時，他向母親祝壽，母親總是毫無例外地問他：你知道今天還是誰的生日嗎？
他總是毫不遲疑地說出歌德的名字。
小學時，母親帶他回到兩人的原鄉讀書。他在柏林讀小學，直到一九三八年時高中畢業。早熟的他在小學時已經展現了對文學的熱情，他說，在學校裡因為他比同學都更早能夠閱讀並引述文學作品，使得他在同學間並不受歡迎，他成為「局外人」（Außenseiter）──這個身分，幾乎刻劃了他的一生。 高中畢業後他遭納粹驅趕回華沙，被囚禁在猶太人隔離區，因為通曉德語，得以為占領波蘭的納粹軍隊擔任翻譯。當時在小小的華沙舊城區隔離了幾十萬猶太人，後來爆發了反抗行動，萊西—拉尼茲基也參與了那次反抗，失敗被捕。他與太太原將被送入毒氣室，卻在最後一刻逃離華沙。
波蘭被蘇聯解放後，他加入波蘭共產黨，協助波蘭重建。原來他的姓只有萊西，他不得不加上拉尼茲基，因為萊西太過德國化，也太過猶太化。憑藉其雙語能力，他為波蘭政府的情報機關以及外交部工作，最後也成為我的同行，外派到倫敦擔任波蘭的外交官員。但後來他被召回華沙，並被解職，原因是共產黨政府認定他的意識形態立場與黨不相符。在短暫入獄並獲釋後，他不再為政府做事，而全心投入文學。他開始為報刊撰寫德國文學評論，並在出版德國文學的波蘭出版社工作。最後這位立場被懷疑有問題的前外交官，也被政府下令禁止出版任何作品。波蘭已無他所能容身之處，一九五八年，他帶著妻小，去了德國，從此不再回到家鄉。
他先去了漢堡。漢堡向來是德國的媒體重鎮，《明鏡週刊》、《時代週報》（Die Zeit）、《週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北德廣電》（NDR）、《圖片報》（Ｂild）等大媒體都在這裡，他很快地找到為各媒體撰寫文學評論的工作。後來，當時最好的報紙《法蘭克福廣訊報》文學版主編出缺，他遂於一九七三年來到法蘭克福，直到二〇一三年過世為止。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了《我的一生》（Mein Leben），超過五百五十頁的自傳，文筆優雅清晰，寫出他從威瑪共和、納粹德國到聯邦共和國、從華沙到柏林、漢堡、法蘭克福的動盪一生，每一頁都精采。根據出版社於二〇一五年的資料，這本自傳的銷售數字是不可思議的紀錄：超出一百二十萬冊（其中也包括我買的兩本，第一本在臺灣，但是來德國後，我實在太喜愛這本書，不得不再買一本）。

對文學的愛
在自傳裡，他回憶如何開始其早熟的對文學的熱愛。那是一九三二年底，十二歲的小男孩得了一張戲票，得以進到真正的戲院──不是兒童戲院──去看席勒的戲劇《威廉．泰爾》（Wilhelm Tell）。他說，那個晚上開啟了他對德國文學永遠不變的愛。
在納粹掌權時，他在納粹的首都柏林讀書。在德文課上這個愛著文學的少年表現優異，除了「極佳」沒有拿過別的成績。但高中畢業會考時，他卻只得了「佳」，後來校長偷偷告訴他，閱卷委員們並未考慮給他「極佳」，因為那「不適合」──意思是，對一個猶太人學生來說不適合。在一九三八年的氣氛下，可以理解老師們的顧慮。 當時已經有許多德國的猶太人準備逃亡到國外。與萊西—拉尼茲基同住在柏林的叔叔，有位朋友是化學家，少年常常去他家看書。在逃亡前夕，這位長輩跟他說，你來我家吧，帶一個小行李箱，我帶不走書，你就搬回去吧。萊西—拉尼茲基拉了一只大行李箱，欣喜若狂地裝滿了里爾克等知名作家的全集。他向化學家道謝，化學家告訴他：「你根本不需要向我道謝。這些書我不是送你的，我事實上只是借給你這些書，就像這些年的時間對您來說也是借來的。我的年輕朋友啊，就連您，最終也免不了被驅離此處的命運。而這許多的書呢？最後您也得留下它們，如同我現在一樣。」 化學家是對的，兩年後，萊西—拉尼茲基終究要歸還他借來的時間。他被解送回華沙的猶太人隔離區，離開柏林前他只能匆匆地抓了幾本書放進行李，這些書中的絕大部分，他沒能夠帶走，還給了時代的無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