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丁玲形象研究

本書致力於探討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作家丁玲晚年的事蹟發展，作者舉出與其他學者不同的看法來界定丁玲晚年的時間，進而用不同的角度來展現丁玲的另一個樣貌，讓人得以更加了解丁玲。關於丁玲晚年，有太多需要正視、包容、廓清和去偽存真的東西，去掉覆蓋在丁玲身上的表象和似是而非的印象，把丁玲放置到左右著她的個體和社會政治的無奈處境之中，才能看見真實的整體的丁玲。

李美皆
現執教於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
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文學評論中心主任、副教授、中青年學科帶頭人，蘇州大學在讀博士，中國作協會員。
主要從事現當代作家作品研究及文化現象分析、女性文學研究、軍旅女作家研究。先後在《文學自由談》、《南方文壇》、《小說評論》、《粵海風》、《名作欣賞》、《評論》、《文學報》等發表評論文章數十篇。
曾獲第五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二等獎、《文學自由談》二十年作者獎•新銳作者獎。先後在《文學自由談》、《南方文壇》、《小說評論》、《當代文壇》、《名作欣賞》、《藝術廣角》、《解放軍文藝》、《神劍》、《西南軍事文學》、《解放軍報》等發表論文、評論90餘篇，所發文章被《新華文摘》、《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文藝報》、《文匯讀書週報》等轉載或轉摘40餘次；著有評論集《容易被攪渾的是我們的心》（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導論

第一章 心路歷程與「晚年丁玲」
第一節 丁玲晚年前的心路歷程
第二節 丁玲無可奈何的晚年開端
第三節 丁玲已然變調的晚年人格

第二章 丁玲歷史問題的影響
第一節 丁玲歷史問題的前四次審查
第二節 丁玲歷史問題的終於解決
第三節 歷史問題之於「晚年丁玲

第三章 「晚年丁玲」的觀念問題
第一節 馬恩典籍與「晚年丁玲」

一、晚年丁玲形象研究的意義
「老作家」的晚年心態，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老作家」，是指跨越現代和當代，並且在現代已經成就斐然的作家。動盪多變的時代和複雜坎坷的人生經歷使這些「老作家」到了晚年，在生活態度及歷史認識上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有些屬於「兩頭真」，即通過對歷史和自我的深刻反思，回到了未被「異化」前的「真我」，開始說真實的話，寫真實的文章，做真實的人。例如，巴金、韋君宜、徐光耀等。有些屬於九死未悔、老而彌堅，比如丁玲、艾青、臧克家、歐陽山、魏巍、曾克、草明、舒群、姚雪垠等。
後一種現象，或許可以稱為「丁玲現象」。這種現象亦曾引起學者關注，比如，有學者認為：「『文革』的發生還使許多一直要求進步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從解放前過來的知識份子在思想上進一步左翼化，這正如有一些知識份子在經歷了『文革』以後向另外一個方向走去一樣。如果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甚至不能完全理解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左翼道路以及19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分化與一些思潮產生的背景。」正是基於此，「老作家」的晚年問題值得研究。
丁玲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成就頗大、影響甚巨的重要作家，也是「症候性」很強的「問題作家」和悲劇色彩很濃的「問題人物」。她的創作，經歷了從個性主義向集體主義轉化的過程。
進入「新時期」，丁玲所表現出的人格和心態，給人一種與時代脫節的感覺。在不少人看來，她是思想僵化的「左」的代表。事實上，問題並不像看上去那樣簡單，丁玲身上既折射著特殊社會形態和文化背景中的複雜問題，又有她自身的特殊問題。
本書在丁玲的晚年研究中側重的是歷史問題對「晚年丁玲」的巨大影響。雖然本書是與「晚年丁玲」形象相連、以丁玲為個案來提出「丁玲現象」的，但能夠最好地代表這一現象的，也許不是丁玲，而是艾青、臧克家、歐陽山、魏巍、曾克、草明、舒群等人。因為丁玲晚年的九死未悔，是有自己歷史問題平反的特殊訴求在發揮重要作用的。
丁玲1980年獲得「丁陳反黨集團」和右派問題的平反，歷史問題則被遺留，直到1984年8月才獲得徹底平反。丁玲晚年的大部分時間處於爭取徹底解放——即歷史問題平反的狀態之中。丁玲的晚年心態及晚年形象，受到歷史問題平反這一因素的嚴重制約。
丁玲晚年研究雖然已有不少，但丁玲晚年從什麼時間算起，卻鮮有明確界定。在筆者的閱讀範圍內，只有王中忱在《重讀晚年丁玲》一文中這樣論述道：「本文所說的『晚年丁玲』其實也可以置換為『復出以後的丁玲』，這裡的『晚年』並不僅僅具有自然年齡的意義。
因為『右派』的頭銜，丁玲的復出經歷了一段頗為曲折的過程，1976年『文革』結束後，許多作家重返文壇，發出新的聲音，但丁玲卻要到1979年3月，才得以在山西的《汾水》雜誌發出一篇《致一位青年業餘作者的信》，那時她已經75歲，到1986年3月4日去世，作為作家丁玲的晚年，只有六七年時間。」王中忱的界定很有代表性，多數使用「晚年丁玲」的概念卻未作出明確界定的研究者，在不自覺中認同的都是這一界定。
其中或有細微差別，就是丁玲1979年1月12日從山西回到北京，有一些研究者在意念當中是以此作為丁玲復出的標誌的。無論是以1979年3月丁玲發表文章作為復出的標誌，還是以1979年1月丁玲回到北京作為復出的標誌，在以丁玲的復出為晚年的開端這一點上，當無異議。
本書關於丁玲晚年的界定，是以1976年為開端，標誌性事件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去世。為什麼如此界定？從丁玲的一些表述中可以找到依據。丁玲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的發言中說：「我以前還抱著一絲希望。我總心裡想，搞共產主義嘛，哪能這樣下去呢！我們有幾千萬個黨員嘛！當然，這裡面夾雜有不好的冒牌的黨員，但絕大多數總還是要搞共產主義的嘛！那時，我還有一絲希望。到這個時候，總理逝世以後，我不抱希望了。將來也許還有希望，但是，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啦！我就想，算了吧！我還得寫文章，寫文章不是為了翻身，不是為了翻案，更不是為了出名，都不是的。我只覺得我吃了小米，就要還帳，還老百姓的帳。我要寫一點好的東西，寫出一些好的人來，留給我們的後代，我就這麼一點心思。」
丁玲1976年10月9日寫給侄子蔣祖劍的信中說：「主席逝世，給我很大的打擊。我不能不想到主席給我的教育和培養，而我卻辜負了他，我對不起他。我曾經希望有一天因為我改造得較好，能博得主席對我的原諒。主席會說我過去儘管愚蠢，現在總算改過來了，……我好像就是為主席的一句話而努力。我總希望我能像一個敗家子而能回到主席面前。我總希望能在主席生前了結我這唯一的心願，主席逝世了，我永遠聽不到他對我的寬恕了！我不能不責備我自己，不能不深自痛苦。感到這無可挽回的遺憾！不管怎樣沉痛，而希望終歸是破滅。我什麼都不能想，也不能做。」
丁玲1977年10月9日寫給蔣祖劍、遠英的信中也說：「一年來的變化太大了。總理、主席逝世真是使人太悲慟了。我個人特別感到永遠的遺憾。我曾經希望我有機會在他們生前有一個好的彙報。可是這個機會永遠失去了。我常常想到他們過去對我的教育、鼓勵和希望，我也曾經深深體味過我為主席去寫作的幸福心情，可是一切事與願違，我卻成為一個不肖之子，我是多麼痛苦過，只希望有那麼一天，我能使他們對我點一點頭，我才可以瞑目歸去，誰知一切無可挽回，我也曾想如果我能代他們死去，那是多麼好的事，可是我卻只能與悲慟一同生活下去……」
由丁玲以上表述可以看出，雖然丁玲從1955年開始被整肅，1958年「流放」到北大荒，1970年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獲釋安排到山西長治嶂頭村，二十年來，她的命運一直在沉淪之中，但是，直到1976年領袖去世之前，她都沒有放棄希望。陳明的某些話也可以佐證。
丁玲一直懷著一種罪臣與忠臣相加的逐臣心態，等待著有一天被「君主」重新發現、召見、肯定和嘉許。但是，領袖的去世宣告了她的希望的破滅。希望的破滅帶來了丁玲整體心態的改變，使她從精神上真正步入了晚年。此時的丁玲72歲，生理年齡上也屬於不折不扣的老年時態了。
在明確了丁玲晚年的時間界定後，再來進行「晚年丁玲」的界定。
正如王中忱所指出，「『晚年』並不僅僅具有自然年齡的意義」。如果說，丁玲晚年的界定是一個時間的分野，「晚年丁玲」的界定就是一個心態的分野。如果說，丁玲晚年是一個年紀，「晚年丁玲」就是一種心態。相對而言，丁玲晚年是一個時間概念，一個生命的自然刻度；「晚年丁玲」則是一個典型形象，是一種歷史文化學、精神現象學的概括。
于光遠所提出的「晚年周揚」的概念也是包含了這兩層涵義：「從1977年中共十一大（69歲）到1989年去世的十二年，是周揚晚年。『晚年周揚』的概念，就他的經歷概括地說，就是『文革』中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轉變，而有些人不滿意他的轉變，對他進行打擊，使他鬱鬱而死。」
「晚年丁玲」的概念則與周揚相反：「復出後的丁玲或曰1980年代的丁玲曾被視為文學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而這樣的說法在丁玲在世的時候已經出現，但主要不是以文學批評或理論討論的方式表現，而是以『文壇內部消息』的方式口耳相傳。」
與「晚年周揚」的概念相比鄰的，是「周揚現象」。杜導正認為：「周揚現象」這個名詞，是近些年提出來的。概括地說來就是，周揚同志在建國後直到「文化大革命」，是很「左」的，辦錯了許多事，整錯了許多人，但在晚年垂暮之際，有了獨立思考，對以前的「左」的行為有所反思。「周揚現象」這個詞，說的是周揚同志，其實也是我們這樣一些現今已到了遲暮之年、能夠獨立思考的人的心態。
與「周揚現象」相對，「丁玲現象」似乎也可以成立，就是指丁玲早年參加革命，歷經政治運動的顛簸、磨難，命運坎坷，晚年猶九死未悔的人生選擇，以及與丁玲走過同樣人生道路的一群人的共同心態。雖然本書以丁玲為個案來提出這一現象，但是，能夠最好地代表這一現象的，也許不是丁玲，而是艾青、臧克家、歐陽山、魏巍、曾克、草明、舒群等人。因為丁玲晚年的九死未悔，是有自己歷史問題平反的特殊訴求在發揮重要作用的。
「晚年丁玲」與「晚年周揚」還有一個巨大的不同：「晚年周揚」是一個徹底解放了的周揚，「晚年丁玲」的大部分時間則處於爭取徹底解放——即歷史問題平反的狀態之中。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新時期」一到來，知識份子就獲得了平反解放，生活從此就高枕無憂了。事實上是，有少量人的「新時期」的到來比歷史上的「新時期」要晚得多，丁玲就是一個例子，她1980年獲得「丁陳反黨集團」和右派問題的平反，歷史問題則被遺留，直到1984年8月才獲得徹底平反。
「晚年丁玲」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本書是在晚年「被視為文學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的丁玲這一特定內涵上來使用這一概念的，簡而言之，即「老來『左』」的形象內涵。
「晚年丁玲」不是一個年歲概念，而是一個形象內涵；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生命現象，而是一個複雜的精神文化現象。對於「晚年丁玲」應該如何評價？本書認為，「左」只是從表面上看待丁玲晚年，與丁玲晚年實質上是有偏差的；丁玲晚年的「左」，一定程度上是為歷史問題平反所累的結果，是解決歷史問題不得不借重的「工具」。當然還要看到，真實的丁玲並非完全不「左」，她的「左」也並非完全出自矯情，有一些是與自身政治利益、信仰、人生道路、既得利益相關的真實表達。
在當下的語境中，對於丁玲這種早年屬於自由主義者，在1930年代左轉、晚年更左的作家的評價，註定是不會太高的。把丁玲放置到20世紀文學史中去考察，不少人得出的是悲劇的結論。不僅是文學的悲劇，而且是知識份子道路選擇的悲劇。丁玲遭到否定的不僅是文學的轉變，而且是革命道路的轉變。
被人以「左」來標誌的「晚年丁玲」，尤其使這種悲劇認定和整體否定找到了現實依據。本書以為，丁玲創作上左轉並走上革命道路有其歷史必然性，歷史是不能逆推的，在當時丁玲的左轉和革命確實有其進步性，代表了一個光明的前進方向。
至於左轉和革命以後的遭遇，有其不可預見性和不可逆轉性。丁玲晚年趕上了社會思想解放的時期，但也面臨著自我否定的艱難。而這種自我否定不是人人都可以實現的，尤其她這種帶有諸多歷史遺留問題，很難活得完全屬於自己的人。
同情的瞭解不僅對歷史地認識丁玲有意義，而且對通過丁玲道路來認識歷史有意義。「讓歷史告訴未來」，丁玲是讓後人由這一歷史思維方法中獲益的一個典型。簡單地否定丁玲一代知識份子以及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所走過的道路，是一個需要慎重的判斷。
研究丁玲的晚年心態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政治歷史現象，意義有三：
一、有助於我們理解丁玲言行和創作上的複雜性、矛盾性，廓清對於她的一些表象性認識。
二、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代文學的某些普遍性問題，比如，作家人格狀況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作家的個性自由與政治規約之間的關係等，這種認識對於今天的作家處理文學與時代及政治的關係仍大有裨益。
三、有助於我們反思中國現當代知識份子的精神缺陷，比如，根深蒂固的宗派主義作祟，缺乏對於異己的包容精神，缺乏平等理性的對話精神等，有了這種反思的基礎，才能建構一種更加文明的文學生態環境。
總之，研究丁玲晚年種種，不僅具有個案性意義，而且具有普遍性意義；不僅具有反思過去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建構未來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