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

本書探討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以及泛希臘時代斯多噶學派著作中與詩學相關的課題，並進而?陳這些課題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啟蒙與傳承關係。分為五篇，皆為學界持續關注的焦點：1.摹擬與創作， 2.動物與靈魂，3.記憶與書寫，4.符號與邏輯，5.修辭與話語。所構成的詮釋網絡，統攝了本書二十章論述，其中的兩個關鍵詞「符號」與「修辭」抽離出來，即為本書主標題。 其所探討的理論課題有：自然和技藝面向的摹擬論、摹擬論、神啟論和創作論的歷史發展和詮釋?軋、詩藝與詩辯傳統、關於隱喻的論辯、符號縯繹與邏輯推理、修辭與話語……等貫穿全書。其中的母題或迴旋覆沓，或交叉重疊，統領它們的是作者多年來所服膺的符號系統研究，這種以主題為定位的寫法打破了文學理論、哲學和科學史的藩籬。 本書特色論述獨到，引證豐富、古今交錯，文字書寫脈絡清晰、分析精闢，不但跳出一般傳統的巢臼，更打破學科的框架與限制，開創出新視野。對關注西方文學發展、文學理論演化、哲學和思想史流變、學科界面與科際整合的專家和一般讀者，都是極具價值的參考典範。

 張漢良，原籍山東省臨清縣（今聊城），1945年生於貴州貴陽 (身分登記誤載為1943年)，故提前兩年退休得以率先執行科技部行遠專書寫作計畫。畢業於臺中二中、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1978年獲得臺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臺灣大學外文系系主任，獲選為胡適講座教授，2008年以特聘教授退休。 專研符號學、古代哲學典籍中的符號思想，著作有《現代詩論衡》（1977）、《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1986）、《文學的迷思》（1990）、《文學的邊界：語言符號的考察》（2011）、Sign and Discourse: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2013）等書，中外文學論文200餘篇；編著有《現代詩導讀》（1979）、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1990）、《方法：文學的路》（2000）、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2007）等書。

序■ 1

第一篇 摹擬與創作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創作論》概述 ■ 13

第二章 摹擬、「詩藝」與跨媒介符號學的起源■ 29

第三章 「詩藝」與「詩辯」文類的歷史傳承 ■39

第二篇 動物與靈魂

第四章 《創作論》的生命科學基礎 ■ 49

第五章 柏拉圖《梅諾篇》的生物符號學遺產■ 71

第三篇 記憶與書寫

第六章 書寫作為記憶術 ■ 107

第七章 《斐德諾篇》的記憶解碼 ■ 121

第八章 德希達如何解讀《斐德諾篇》■ 135

第九章 《蒂邁歐篇》17a-29d的敘述結構 ■ 153

第十章 《會飲篇》序幕中記憶與敘述的關係■ 161

第十一章 記憶與詮釋—《伊昂篇》的啟示 ■185

第四篇 符號與邏輯

第十二章 《克拉提婁斯篇》的名實之辯與現代符號學涵義■ 199

第十三章 亞里斯多德的分類學和近代生物學分類■ 243

第十四章 希臘後期懷疑論對斯多噶邏輯和符號學的挑戰■ 279

第十五章 古典人文教育與符號學的興起—拉丁文學《神凡配》的啟示 ■ 303

第五篇 修辭與話語

第十六章 比較文學、文學關係與修辭學 ■ 323

第十七章 語用分析與古代修辭—柏拉圖與奧古斯丁 ■ 337

第十八章 從舊修辭學到新修辭學—羅蘭‧巴特的「中性」
論述 ■ 361

第十九章 何謂「白色神話」？—從隱喻看修辭與哲學的論
辯 ■ 385

第二十章 傅柯的話語的秩序與所有權 ■ 399

引用書目 ■ 423

人名索引 ■ 469

一、現代詩學史上的一段插曲

 

當代詩學交流史上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簡單敘述如下。和托鐸洛夫一齊推動結構詩學的熱內特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門檻》（Seuils）中，曾追憶當年為門檻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籌畫詩學叢書的歷史因緣。他們推出的第一本書是1940年代美國學者韋勒克（RenéWellek, 1903-1995）和華倫（Austin Warren,1899-1986）合著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的法譯本；第二本才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新譯（Genette, 1987, p.33，另參見Doležel, 1990, pp.11-32）。熱內特說當時編輯部「曾經激辯」是否應當收入此書（“Je me souviens de graves débats éditoriaux lors de la traductionfrançaise du livre de Wellek et Warren”）。其實，韋勒克與華倫的書無法承擔這份歷史的重量，熱內特辯護說：這本書代表「某種文學理論」（une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而非〔總體的〕「文學理論」（la Théorie littéraire），即使這本書出版時的法文譯名果然是La Théorie littéraire（「文學理論」）。可見法美文學交流史上也不乏人情關係的產物（Genette, 1987, p.84）。

我們並不需要還給亞里斯多德一個公道，學術史是最好的證人。前衛的《門檻詩學叢書》標榜跨出門檻，走向未來，但是為何採納一本最古老的文學評論呢？三位主編除了上面提到的兩位外，還包括日後以女性主義著稱的愛蓮‧西克蘇（Hélène Cixous），他／她們之所以推出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法文新譯本，附有四百頁的註疏，其實是企圖透過結構詩學和符號詩學的理論框架，將這部西方詩學經典再度介紹給世人（Dupont-Roc &Lallot [Eds. & Trans.], 1980）。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再度」介紹這位西方文藝理論開山祖的《詩學》。

 

二、重訪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生平，一般參考資料都能找得著，不用在此重複。在希臘末期《詩學》文稿已經失落，連羅馬的博學鴻儒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E）也未曾得窺原貌，直到西元九世紀的敘利亞殘本出現，十世紀此殘稿的阿拉伯文譯本問世，輾轉到文藝復興兩個主要抄本出土，《詩學》研究才開始有生命。和《詩學》有關的，但迄今仍然屬於懸案的是：這份失落了一千年的作品，究竟是亞里斯多德的長期研究生涯中什麼階段的作品？完成於他早年在柏拉圖學園就學時代呢？還是他重返雅典後，自己創辦書院時？我個人贊同後面一種說法；但是在沒有定論的情況下，我把創作年代定得比較寬鬆，介於西元前360到320年之間。

從事文獻學研究的人會認為，作品年代不能確定無疑會影響到對作品意義的詮釋。我可以想見的至少有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是關於「詩辯」的當時立即的歷史性，亦即《詩學》作為對柏拉圖在《伊昂篇》、《理想國篇》和《法律篇》等著作中抨擊詩人的回應與反駁；其二是關於《詩學》的知識系統定位。《詩學》作為「詩辯」文類的鼻祖，啟發了後世許多類似的作品；在英國文學史上較著名的例子有十六世紀詩人席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和十九世紀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同名論文。說穿了，一部詩史無非就是詩辯史。無可諱言的，任何一個文本必然有它產生的各種動因；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了來看，而視「詩辯」為某種普遍的文類與修辭，實證性的史實也許可以暫時退位。

我認為第二個問題，即《詩學》的知識系統定位問題尤其重要。這個問題也可以分兩點來談：首先，《詩學》在後世命名的「亞里斯多德總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的地位；其次，亞里斯多德於西元前347年離開雅典後，於前335年重回雅典之前—這些爭議性的編年係大致重建，曾多年在小亞細亞的阿索司（Assos）和雷斯玻（Lesbos）島從事自然科學（包括素樸生物學）的研究，自然科學知識（如：機械動能、生命機體論）對他的詩論有何影響？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簡述亞里斯多德「總集」中的知識分類。嚴格說來，「詩辯」作為一種修辭的「語用表現」也應當落實在知識系統之內，屬於其中的一個分支範疇。因此上述兩個問題是分不開的。

亞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學》中區分三種知識，他說：「自然知識（περὶ φύσεως ἐπιστήμη [concerning “naturalknowledge”]）和實踐知識（πρακτικῆς [practics]）及創作知識（ποιητικῆς [poetics]）皆不相同。創作知識的原則存在於創作者之內，而非作品之內。創作是一種『技藝』（τέχνη [technique]）或某種『能量』（δύναμις [dynamics]）」（《形而上學》Metaph.1064a10-14）。亞里斯多德用的字 “ἐπιστήμη”（「知識」）後來被拉丁文系統發展出的 “science”（「科學」）取代了，引起無謂的爭議。其實 “ἐπιστήμη” 不僅為哲學用語，普通話也用，今天希臘文的「大學」（πανεπιστήμιο [panepistemio]，按：「所有的知識」）來源正是如此。亞里斯多德把創作知識分為兩門，即「詩學」（創作論）和「修辭學」。後期中世紀學者對「亞里斯多德總集」的劃分大體上承襲他自己的作法，只不過加上亞氏自己未嘗歸類的《範疇篇》等六本邏輯著作，統稱為「工具論」（Organon），使得「亞里斯多德總集」成為由四類學門構成的總集。至於創作是一種「技藝」或某種「能量」正是《詩學》的核心概念，本書其他的章節會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