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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序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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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內容包括「關係論」、「心性論」和「天道觀」三大部分。漢代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之說後，「關係論」便已經宣告完成；但因為儒家是追求「內在超越」的文化系統，很難建構「客觀知識」來闡述自己的論點；宋代之後，儒家第二期的發展便分裂為主張「道問學」的程朱一系，以及主張「尊德性」的陸王一系。儒家第三期的發展方向，應當是以儒家文化作為主體，吸納作為西方文明之菁華的科學哲學，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說明它自身，尤其是「心性論」。基於這樣的見解，本書建構了一系列的「含攝文化的理論」，試圖破解儒家思想發展史上的「千古難題」，希望儒家文化可以藉此而獲得進一步的開展。
作者簡介
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相關著作
1.《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
2.《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
3. (Ed.) Easternization: Socio-cultural Impact on Productivity. Tokyo, Japan: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1995.
4.《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臺北：心理出版社，1995。
5.《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臺北：心理出版社，2009。
6.《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臺北：洪葉文化，2010。
7.《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臺北：心理出版社，2011。
8.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2012. 9.《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臺北：心理出版社，2014。
10.《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新北：心理出版社，2015。 11.《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7。
12.《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思源版）。新北：心理出版社，2018。
13.《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新北：心理出版社，2018。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相關著作
1.《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
2.《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
3. (Ed.) Easternization: Socio-cultural Impact on Productivity. Tokyo, Japan: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1995.
4.《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臺北：心理出版社，1995。
5.《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臺北：心理出版社，2009。
6.《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臺北：洪葉文化，2010。
7.《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臺北：心理出版社，2011。
8.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2012. 9.《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臺北：心理出版社，2014。
10.《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新北：心理出版社，2015。 11.《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7。
12.《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思源版）。新北：心理出版社，2018。
13.《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新北：心理出版社，2018。
序
本書題為《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在本書中，我將綜合過去三十幾年的研究成果，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y），說明儒家的倫理與道德，希望能解決華人社會中「良知理性」分裂的難題，同時作為在「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中發展社會科學的基礎。
本書的主要論點為：儒家的「仁、義、禮」倫理體系是支撐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架構」（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是華人與西方（或其他）社會根本的差異所在，它儲存在漢語系統裡，會彰顯在任何使用漢語進行社會互動的場合，是我們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機制」，也是我們在華人社會中從事道德教育的基本素材。然而，華人追求「內在超越」的文化傳統卻無法將它轉化成客觀的知識體系，我們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才有可能說明清楚儒家倫理與道德的特色。
◈ 「關係論」的形成
儒家思想的內容，主要包含「關係論」、「天道觀」和「心性論」三大部分。歷史上，儒家諸子對這三部分發展的步調並不相同。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周遊列國14年，68歲時回到魯國，跟弟子一起寫《易傳‧文言》，希望把自己平日講學的內容，建立在堅強的形上學基礎上。但還沒把話說清楚就過世了，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孔子逝世之後，曾參寫《大學》，子思著《中庸》，孟子提出「四端」之心，並跟當時的學者展開有關「心性論」的辯論，希望把儒家的「關係論」建立在「心性論」的基礎之上。及至秦始皇焚書坑儒，相關問題的討論也因而中斷。
到了漢代，董仲舒將孟子的「四端」擴充成為「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完成儒家「關係論」的初步建構。他希望把儒家的「關係論」建立在「陰陽五行」的「宇宙論」之上，但他這部分的思想並沒有被後世儒者所接受。
◈ 「心性論」的開展
到了唐代，禪宗六祖慧能和《壇經》的出現，開啟了大乘佛教「儒佛會通」的契機；中唐時期，韓愈提出「道統」之說、李翱著《復性書》，為宋明時期儒學的復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這樣的發展並沒有解決孔子當年留下的難題，儒學第二期的發展，也因此分裂成為程朱一系的「理學」和陸王一系的「心學」。
由先秦儒家諸子對「天道」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有關「心性」的討論，又是在走一條「內在超越」的路，它跟西方文化追求的「外在超越」正好形成明顯的對比。「內在超越」的文化，並沒有辦法完成它自身，而必須藉助於「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
五四運動之後出現的「港臺新儒家」是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其方向即在於此。牟宗三（1909-1995）窮畢生之力，企圖在哲學的層次上會通中西；基本上就是想借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的助力，解決「心學」和「理學」分裂為二的難題。劉述先（1934-2016）從朱熹（1130-1200）當年提倡的「理一分殊」，看出中西會通需要精通「兩行之理」。所謂「兩行之理」中的「一行」，是指中華文化傳統；另「一行」則是指西方的科學哲學。2017年，我出版《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一書，說明我以「多重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分析儒家文化系統的知識論策略；本書則是要以一系列的理論建構，具體說明我的論點。
◈ 良知理性的分裂
本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中西文化的交會」包含三章，分別說明中國和西方文化交會以來，各自面對的難題。在中國是「良知理性的分裂」；在西方則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危機」。我寫這本書的基本信念是：任何一種文化傳統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最大的長處，也往往就是它最大的短處。
儒家的倫理與道德是支撐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架構」，它會展現在華人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面向。在任何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能依照當代知識的格準，建構出完整的理論，來說明儒家倫理與道德，作為品德教育的基礎，則該時代的「良知理性」便是分裂的。
中國文化中素有「內聖外王」的說法。儒家思想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內聖」之學；「外王」則是指各種「治國之道」，即是指控制外在世界的智慧和行動，包括法家和兵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裡，外王的理論和實踐，各有其獨特的成就。
◈ 新「外王之道」
然而，十九世紀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之後，傳統「外王」之道則顯得明顯不足。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經歷「百年羞辱」，致使「內聖」之學也受到了根本的懷疑。對於「儒家人文主義」的復興，牟宗三曾經提出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之說。李明輝（1994）認為，當代儒學在自我轉化的過程中，始終保有其「內聖外王」的思想格局。由於本書關注的焦點在於建立華人社會中的「學統」，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儒家文化未來的發展而言，西方的科學哲學可以說是一種最重要的新「外王」之道。
從1905年清廷宣布廢止科舉，並採取西式教育以來，源自西方的科學哲學已經成為華人學術社群從事學術活動最重要的格準。倘若華人學者對西方科學哲學有相應的理解，能夠運用「多重哲學典範」，發展文化分析的策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的倫理與道德，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不僅有助於「良知理性」的修復，而且可以用來建構更多適用各個不同範疇的理論，以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傳統。
理性主義的高度發展，猶如雙刃之寶劍，它一方面使西方人在物質文明的開創上，取代了「上帝」的位子；另一方面，它也使西方陷入「人類中心主義」的重大危機。「知其雄，守其雌」是我們吸納西方文明菁華時，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因此本書第三章將以一章的篇幅，說明我如何以科學哲學的新「外王之道」，發展文化分析的策略。
◈ 破解儒家的「千古難題」
「人」是萬物的尺度。對於傳統的任何詮釋，都必須以「人」作為基礎。第二部分「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包含三章，其內容蘊涵著我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之步驟；第四章首先說明：我如何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自我的曼陀羅模型」（mandala model of self）及「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theoretical model of face and favor），它們都是普世性的，分別涉及個人的「自我」與「社會關係」這兩個層面。第五章再以這兩個普世性的理論模型作為架構，用詮釋學的方法，分析儒家經典的內容，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文化中「四端」、「三綱」、「五常」，以及「一貫之道」等核心理念的理論意義。然後提出「五常」模式，對儒家的「關係論」作科學的詮釋。
由於儒家倫理與道德會展現在華人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不同面向，以認知心理學的語言，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倫理與道德的核心理念，便可以此作為基礎，建構更多的理論，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但這樣的研究策略既不能滿足臨床及諮商心理學對於了解「整全之人」的要求，也不能說明宋明儒者對於「心」、「性」的討論。因此，本書第六章則以榮格（Carl Jung, 1875-1961）的心理分析作為基礎，提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
宋明儒者拒斥「陰陽五行」之說，其論學焦點，從先秦儒家的「關係論」轉為「心性論」。然而，由於傳統儒家的論述及思維方式無法完成它自身，因此本書第三部分「儒家思想的完成」包含四章，旨在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理論，說明宋明儒者的「天」、「道」觀，以及朱熹對「自性」看法，並為朱子學與陽明學重新定位，以破解儒家的「千古難題」。
◈ 「中庸理性」和「離根理性」
我一向認為：華人學者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沒有系統性的理解，便很難和西方學者展開平等對話。從2009年《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一書出版之後，我便開始以我所建構的理論和西方進行對話，並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之上。本書第四部分「形塑現代人的認同」包含五章，其主要內容是用我對儒家文化傳統的理論分析，和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 ）的道德哲學進行對話，藉以說明「中庸理性」和西方「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的根本差異。這一部分所討論的問題包括：儒家修養的「道德空間」；「知識」與「行動」在儒家修養中的意義；儒家「仁道」中，「忠」與「孝」兩種社會認同的差別；「中庸理性」如何可能幫助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出他所認同的「道」。
二次大戰後的臺灣歷史，可以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從1949至1994年，是由中華民族第三次人口大遷徙的「遯」卦，逐步走向東亞經濟奇蹟的「飛龍在天」。1994年的「教改」則是「亢龍有悔」，使臺灣由盛而衰，走向今天的「渙」卦。我個人的學術，在第一階段逐步成長；到了第二階段末期，才經由榮格所說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現象，體會到《中庸》第二十九章所說的：「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千年暗室，一燈即明」。在兩岸關係面臨轉捩點的關鍵時刻，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對於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能發揮一定的槓桿效果。
這本書的許多內容，是在跟「思源學會」的同道反覆辯證中發展出來的，對於同道們所奉獻的智慧，以及老友何懷碩為本書封面所提的墨寶，謹致最誠摯的謝忱，更希望將來在復興中華文化的事業上，能夠攜手共進。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2018年9月
本書的主要論點為：儒家的「仁、義、禮」倫理體系是支撐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架構」（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是華人與西方（或其他）社會根本的差異所在，它儲存在漢語系統裡，會彰顯在任何使用漢語進行社會互動的場合，是我們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機制」，也是我們在華人社會中從事道德教育的基本素材。然而，華人追求「內在超越」的文化傳統卻無法將它轉化成客觀的知識體系，我們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才有可能說明清楚儒家倫理與道德的特色。
◈ 「關係論」的形成
儒家思想的內容，主要包含「關係論」、「天道觀」和「心性論」三大部分。歷史上，儒家諸子對這三部分發展的步調並不相同。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周遊列國14年，68歲時回到魯國，跟弟子一起寫《易傳‧文言》，希望把自己平日講學的內容，建立在堅強的形上學基礎上。但還沒把話說清楚就過世了，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孔子逝世之後，曾參寫《大學》，子思著《中庸》，孟子提出「四端」之心，並跟當時的學者展開有關「心性論」的辯論，希望把儒家的「關係論」建立在「心性論」的基礎之上。及至秦始皇焚書坑儒，相關問題的討論也因而中斷。
到了漢代，董仲舒將孟子的「四端」擴充成為「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完成儒家「關係論」的初步建構。他希望把儒家的「關係論」建立在「陰陽五行」的「宇宙論」之上，但他這部分的思想並沒有被後世儒者所接受。
◈ 「心性論」的開展
到了唐代，禪宗六祖慧能和《壇經》的出現，開啟了大乘佛教「儒佛會通」的契機；中唐時期，韓愈提出「道統」之說、李翱著《復性書》，為宋明時期儒學的復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這樣的發展並沒有解決孔子當年留下的難題，儒學第二期的發展，也因此分裂成為程朱一系的「理學」和陸王一系的「心學」。
由先秦儒家諸子對「天道」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有關「心性」的討論，又是在走一條「內在超越」的路，它跟西方文化追求的「外在超越」正好形成明顯的對比。「內在超越」的文化，並沒有辦法完成它自身，而必須藉助於「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
五四運動之後出現的「港臺新儒家」是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其方向即在於此。牟宗三（1909-1995）窮畢生之力，企圖在哲學的層次上會通中西；基本上就是想借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的助力，解決「心學」和「理學」分裂為二的難題。劉述先（1934-2016）從朱熹（1130-1200）當年提倡的「理一分殊」，看出中西會通需要精通「兩行之理」。所謂「兩行之理」中的「一行」，是指中華文化傳統；另「一行」則是指西方的科學哲學。2017年，我出版《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一書，說明我以「多重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分析儒家文化系統的知識論策略；本書則是要以一系列的理論建構，具體說明我的論點。
◈ 良知理性的分裂
本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中西文化的交會」包含三章，分別說明中國和西方文化交會以來，各自面對的難題。在中國是「良知理性的分裂」；在西方則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危機」。我寫這本書的基本信念是：任何一種文化傳統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最大的長處，也往往就是它最大的短處。
儒家的倫理與道德是支撐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架構」，它會展現在華人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面向。在任何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能依照當代知識的格準，建構出完整的理論，來說明儒家倫理與道德，作為品德教育的基礎，則該時代的「良知理性」便是分裂的。
中國文化中素有「內聖外王」的說法。儒家思想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內聖」之學；「外王」則是指各種「治國之道」，即是指控制外在世界的智慧和行動，包括法家和兵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裡，外王的理論和實踐，各有其獨特的成就。
◈ 新「外王之道」
然而，十九世紀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之後，傳統「外王」之道則顯得明顯不足。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經歷「百年羞辱」，致使「內聖」之學也受到了根本的懷疑。對於「儒家人文主義」的復興，牟宗三曾經提出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之說。李明輝（1994）認為，當代儒學在自我轉化的過程中，始終保有其「內聖外王」的思想格局。由於本書關注的焦點在於建立華人社會中的「學統」，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儒家文化未來的發展而言，西方的科學哲學可以說是一種最重要的新「外王」之道。
從1905年清廷宣布廢止科舉，並採取西式教育以來，源自西方的科學哲學已經成為華人學術社群從事學術活動最重要的格準。倘若華人學者對西方科學哲學有相應的理解，能夠運用「多重哲學典範」，發展文化分析的策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的倫理與道德，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不僅有助於「良知理性」的修復，而且可以用來建構更多適用各個不同範疇的理論，以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傳統。
理性主義的高度發展，猶如雙刃之寶劍，它一方面使西方人在物質文明的開創上，取代了「上帝」的位子；另一方面，它也使西方陷入「人類中心主義」的重大危機。「知其雄，守其雌」是我們吸納西方文明菁華時，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因此本書第三章將以一章的篇幅，說明我如何以科學哲學的新「外王之道」，發展文化分析的策略。
◈ 破解儒家的「千古難題」
「人」是萬物的尺度。對於傳統的任何詮釋，都必須以「人」作為基礎。第二部分「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包含三章，其內容蘊涵著我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之步驟；第四章首先說明：我如何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自我的曼陀羅模型」（mandala model of self）及「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theoretical model of face and favor），它們都是普世性的，分別涉及個人的「自我」與「社會關係」這兩個層面。第五章再以這兩個普世性的理論模型作為架構，用詮釋學的方法，分析儒家經典的內容，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文化中「四端」、「三綱」、「五常」，以及「一貫之道」等核心理念的理論意義。然後提出「五常」模式，對儒家的「關係論」作科學的詮釋。
由於儒家倫理與道德會展現在華人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不同面向，以認知心理學的語言，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倫理與道德的核心理念，便可以此作為基礎，建構更多的理論，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但這樣的研究策略既不能滿足臨床及諮商心理學對於了解「整全之人」的要求，也不能說明宋明儒者對於「心」、「性」的討論。因此，本書第六章則以榮格（Carl Jung, 1875-1961）的心理分析作為基礎，提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
宋明儒者拒斥「陰陽五行」之說，其論學焦點，從先秦儒家的「關係論」轉為「心性論」。然而，由於傳統儒家的論述及思維方式無法完成它自身，因此本書第三部分「儒家思想的完成」包含四章，旨在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理論，說明宋明儒者的「天」、「道」觀，以及朱熹對「自性」看法，並為朱子學與陽明學重新定位，以破解儒家的「千古難題」。
◈ 「中庸理性」和「離根理性」
我一向認為：華人學者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沒有系統性的理解，便很難和西方學者展開平等對話。從2009年《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一書出版之後，我便開始以我所建構的理論和西方進行對話，並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之上。本書第四部分「形塑現代人的認同」包含五章，其主要內容是用我對儒家文化傳統的理論分析，和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 ）的道德哲學進行對話，藉以說明「中庸理性」和西方「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的根本差異。這一部分所討論的問題包括：儒家修養的「道德空間」；「知識」與「行動」在儒家修養中的意義；儒家「仁道」中，「忠」與「孝」兩種社會認同的差別；「中庸理性」如何可能幫助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出他所認同的「道」。
二次大戰後的臺灣歷史，可以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從1949至1994年，是由中華民族第三次人口大遷徙的「遯」卦，逐步走向東亞經濟奇蹟的「飛龍在天」。1994年的「教改」則是「亢龍有悔」，使臺灣由盛而衰，走向今天的「渙」卦。我個人的學術，在第一階段逐步成長；到了第二階段末期，才經由榮格所說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現象，體會到《中庸》第二十九章所說的：「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千年暗室，一燈即明」。在兩岸關係面臨轉捩點的關鍵時刻，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對於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能發揮一定的槓桿效果。
這本書的許多內容，是在跟「思源學會」的同道反覆辯證中發展出來的，對於同道們所奉獻的智慧，以及老友何懷碩為本書封面所提的墨寶，謹致最誠摯的謝忱，更希望將來在復興中華文化的事業上，能夠攜手共進。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2018年9月
目次
第一部分：中西文化的交會
第一章 良知理性的分裂
第二章 人類中心主義的危機
第三章 新「外王之道」：文化分析的知識論策略
第二部：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
第四章 「自我」與「關係」的普世性理論
第五章 「四端」與「五常」：儒家的倫理與道德
第六章 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
第三部：儒家思想的完成
第七章 儒家的「千古難題」
第八章 宋明儒者的「天」、「道」觀
第九章 「心」與「性」：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定位
第四部：形塑現代人的認同
第 十 章 「中西會通」中的「離根理性」
第十一章 儒家的「道德空間」
第十二章 「自我」與「自性」：認同的形塑
第十三章 忠與孝：「仁道」中的兩種社會認同
第十四章 「中庸」理性：行道天涯
參考文獻
第一章 良知理性的分裂
第二章 人類中心主義的危機
第三章 新「外王之道」：文化分析的知識論策略
第二部：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
第四章 「自我」與「關係」的普世性理論
第五章 「四端」與「五常」：儒家的倫理與道德
第六章 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
第三部：儒家思想的完成
第七章 儒家的「千古難題」
第八章 宋明儒者的「天」、「道」觀
第九章 「心」與「性」：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定位
第四部：形塑現代人的認同
第 十 章 「中西會通」中的「離根理性」
第十一章 儒家的「道德空間」
第十二章 「自我」與「自性」：認同的形塑
第十三章 忠與孝：「仁道」中的兩種社會認同
第十四章 「中庸」理性：行道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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