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俄羅斯：從革命到普京的權威主義（簡體書）

蘇聯崩潰後，許多人都希望俄羅斯歷時數世紀之久的獨裁統治史可能終結。然而今天的俄羅斯卻似乎正在從民主政治退卻，而不是向其邁進。本書是僅有的追蹤從布爾什維克革命到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任期的俄羅斯現代政治史論著。作者根據政治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剖析了錯綜復雜的共產黨人革命與後蘇聯領導層，解釋了俄羅斯的民主化為何近乎完敗。威廉‧齊默爾曼認為，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曾是極權主義體制，但逐步演進為通常的共產主義制度，而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聯邦，則從競爭性的威權主義體制演化成21世紀頭十年的集權主義制度。他追蹤了代表選舉團——那些被授權選擇決策者的人們——在沙皇統治結束后不同政體的演進過程中是如何變化的。代表選舉團在革命後時期十分有限，在約瑟夫‧斯大林獨裁統治時期又進一步收縮，僅在他死後有所擴展。齊默爾曼還評價了俄羅斯未來選舉中的政治前景。他預計俄羅斯在未來十年未必會回歸極權主義，同樣也不太可能走向民主。

威廉·齊默爾曼（William Zimmerman），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政治學名譽教授、社會研究所名譽研究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兩大主題：俄羅斯對市場、民主和外交政策的態度之間的聯系，主要基于美國的數據，研究精英和大眾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影響；俄羅斯過去如何是，或將來如何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通過關于蘇聯政體性質的文獻，重新檢視這一問題，並評估后蘇聯時期的轉型，將當代俄羅斯置于歷史比較中進行研究。著述包括《俄羅斯人和外交政策：俄羅斯精英和大眾視角（1993—2000）》《國際關系的蘇聯視角（1956—1967）》《南斯拉夫政治與文化》等。

引言
第一章從民主集中制到民主中央集權制
第二章供選擇的動員策略（1917—1934年）
第三章從狹隘的代表選舉團到獨裁政體
第四章大清洗
第五章從極權主義到福利威權主義
第六章不確定性與“民主化”：后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政治演化（1982—1991年）
第七章民主化中的俄羅斯（1991—1997年）
第八章熊彼特民主政治的破滅、回歸確定性和正常的（“完整”）威權主義（1998—2008年）
第九章重歸不確定性？2011—2012選舉周期
第十章俄羅斯威權主義的過去和將來
平裝版后記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
譯者跋

思考俄羅斯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有助于我將關于俄羅斯政治演化的思想條理化。在比較俄羅斯聯邦和其他國家時，我采用了簡單的統計學步驟。無疑，我得益于牢記自己2007年文章中至關重要的主題思想，這避免了犯一些簡單錯誤。但隨著著書的進展，我意識到多么容易會陷入過多使用“正常狀態”這一術語的泥潭。因此，我把正常狀態著重用于專門論述俄羅斯政治制度自1917年至2013年歷史演化的場合。我想到蘇聯和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主要人物在提到正常的政治制度或環境時指的是什麼。結果表明，存在一條根本的分水嶺，但這條分水嶺不是在蘇聯和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公眾人物之間，而是在那些認為“正常狀態”意味著穩定、安全、無變化，且時常把俄國特色也包括進去的蘇俄人物和那些認為這意味著政治制度變得與西方的相似或某部分相似的人之間。 穩定、安全和維持現狀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在1991年8月一場針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流產政變期間，提到恢復正常狀態時想到的。這些也是弗拉基米爾·普京通常在談到正常狀態時考慮到的，盡管這並非普遍情況，尤其在他就任總統的第一年。那些提起正常的（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想到西方政治制度的人物實例，包括如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鮑里斯·葉利欽，以及高度引人注目的博主阿列克謝·納瓦爾尼等公眾人物（參見下文，分別在第196、197、301頁）。 雖然事實證明把正常狀態等同于西方制度一般並不約束俄羅斯領導人力求將選舉的不確定性減小到最低程度，而這種不確定性正是組織完善的西方選舉制度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卻都施展了各種計謀創造出威權主義制度特有的條件，借此現任者能夠“在選舉前夜高枕無憂”。這就是關于帶有目的論涵義的民主化的樂觀議論在21世紀的開端廣為傳播，而在其頭十年結束時聽上去卻日益空洞的部分原因。正如2000年、2004年與2008年總統選舉的倒退模式所例示的，俄羅斯在21世紀頭十年的末尾，與其在該十年的開始相比，已不太適合被稱為民主國家了。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戈爾巴喬夫發現，把一次普選中被擊敗視為一個正常的事件，對其他黨的官員來說很容易，但對他自己來說卻並不容易。他不是被全體蘇聯公民直接選出來的。說得更確切些，他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表決被選為總統的。為了當選總統，他必須取得大會成員的絕對多數。在沒有任何對手的情況下，他得到的所投票不足60%。要是蘇聯沒有在1991年崩潰，他就得參加1995年選舉以便繼續執政。 葉利欽違背了他要提早舉行總統選舉的諾言。他差點取消1996年選舉，當時他是被許多公眾人物和其他人說服后才沒有這樣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他的女兒和經濟學家阿納托利·丘拜斯了。（參見下文，第209頁，葉利欽對他曾幾乎這樣做的內疚與羞愧感清晰可見。） 相比之下，普京則用手腕將憲法對于只能連任兩屆的限制巧妙地應付過去，他在2008年指定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為他的總統繼承人，而他自己轉而擔任總理。在這方面，2008年總統選舉的特點是僅由一人或至多兩人組成“代表選舉團”——普京，可以說還有梅德韋杰夫。（我仿效菲利普·羅德，全書始終采用“代表選舉團”一詞指稱那些憑借已確立的程序選擇和罷免領袖的人們。我把通過諸如群眾集會和政變等法律管轄外手段而擁有罷免權的人們稱為“代表驅逐團”。）普京決定2012年再一次選擇擔任總統，梅德韋杰夫成為總理，這遭到了部分俄羅斯公民，特別是莫斯科人的強烈反對。群眾的反對是如此廣泛，以致在2012年3月選舉前約一個月，普京承認他或許不得不面臨一次決勝選舉，盡管競爭候選人都比較弱。 2012年3月一次決勝選舉的可能性顯示出我貫穿全書提到的兩點。那說明了俄羅斯政治從1917年至2013年近乎一個世紀的演化是一個非線性的過程：蘇聯的崩潰誘使著作家們將目的論的內涵意義附著于“民主化”這一術語，然后又經受不住截然相反的誘惑，推斷說2000年、2004年與2008年總統選舉的倒退模式預示了一個線性的過程，所以2012年的選舉將比欺騙性的2008年選舉甚至更少公開和競爭——那次選舉的公開性和競爭性少于2004年，而2004年的競爭性又不如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