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與偽幣製造者：科學巨匠鮮為人知的偵探生涯（簡體書）

1695年,已經有時代偉大頭腦之譽的牛頓突然轉變了謀生之道。在對煉金術的多年秘密探索失敗及隨后的神經崩潰之后，為了尋求逃避，牛頓告別了曾經做出革命性發現之地的劍橋大學，來到位于倫敦的皇家造幣廠接任督辦之職。就在此前，一個另類天才，初出道的不法分子威廉·查洛納也來到了倫敦。憑借著制造偽錢幣的不凡手藝，查洛納很快在等級森嚴、相互傾軋的倫敦下層社會嶄露頭角，而那時執法和現代意義的貨幣還只是剛剛開始。于是查洛納與令人敬畏的新督辦不期而遇，在法庭上，在倫敦的街道上，在世界經歷著因牛頓開啟的思想而劇烈震動的時期，一場追蹤游戲展開了。 作者以細致的研究和生動的文筆為我們展現了對這個充滿犯罪、串通、告發的世界……作為經濟學家的牛頓的故事值得一讀。 — 《新科學家》

托馬斯·利文森（Thomas Levenson），美國學者、科學作家、紀錄片制片人，曾獲艾美獎（Emmy Award）和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除本書外，還有如下四本著作出版：《愛因斯坦在柏林》《針鋒相對：樂器的科學史》《冰河時代：地球的氣候、科學與生命》 《尋找火神：愛因斯坦如何顛覆地球，發現相對論，解密宇宙》。現與妻兒同居于波士頓郊外。 -ascii-font-family:Calibri; mso-ascii-theme-font:minor-latin;mso-fareast-font-family:宋體;mso-fareast-theme-font: minor-fareast;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hansi-theme-font:minor-latin'>— 《新科學家》

序曲 “讓牛頓出世吧！”

第一章 學會思考

1 “除了上帝”

2 “正值我年富力強”

3 “這個我計算過”

4 “無與倫比的牛頓先生”

第二章 一個無賴漢的成長

5 “厚顏之尤”

6 “順風順水”

第三章 激情

7 “各種金屬……同出一源”

8 “你可讓它這樣無窮繁殖”

9 “我常常在火邊就睡著了”

第四章 新督辦

10 “整個國家的崩潰”

11 “我們敬愛的艾薩克·牛頓”

12 “消除那些對他不利的證據”

13 “他的慣用伎倆”

14 “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第五章 沖突

15 “造幣廠督辦是一個惡棍”

16 “幾箱子他親筆寫的材料”

17 “要不是因為他，我早就出去了”

18 “一種危險的造幣新方法”

第六章 牛頓與偽幣制造者

19 “指控和誹謗皇家造幣廠”

20 “照這個速度，整個國家都會被騙了”

21 “他完成了他的差事”

22 “如果閣下愿意……”

23 “如果我死了，那就是謀殺”

24 “簡單而老實的辯護”

25 “哦，我希望上帝能夠感動你的心”

終曲 “他計算不出人們瘋狂的程度”

文獻

致謝

附錄 英國貨幣概況與本書日期說明

一個無賴漢的成長I 威廉·查洛納去倫敦的過程比牛頓簡單得多，當他決定去時，他抬腿就走了。 但是在個人成長方面，查洛納卻與牛頓有著某種相似之處，其頭腦的超群質量很早就顯露出來，而其機敏狡猾更有早熟的味道。如同任何一個非凡的天才一樣，查洛納要達到他后來的那種高超的邪惡本領，則需要經過多年的思索、冒險和實踐，也就是教育，而他所受的教育與牛頓大為不同，差不多完全是自學。 只是由于與牛頓的沖突才使得查洛納在歷史上留了名，而他早期生活的細節，甚至他的出生時間都湮沒無聞。但是一個聰明得足以挑戰牛頓的人，足以激起人們為他寫一本傳記的欲望，于是他在被處死后不久就有了這樣一本傳記。就像任何時候的有關真實犯罪的故事一樣，人們必須小心地閱讀，因為它的行文總是在讓人贊嘆的恐怖和令人欽佩的譴責之間交替。但至少那位匿名作者收集了查洛納小時候的一些單純的事實。 他比牛頓至少小十歲，甚至相差一代人，結婚時間很可能是在1684年，這使我們可以倒推他的生日最早在17世紀50年代，最晚可能在17世紀60年代。和牛頓一樣，他是在地方長大的，父親很貧困，是英格蘭中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一個織布工，他至少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后來把他們都帶入了已成為家庭行業的鑄幣行當。 他幾乎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他的傳記作者寫道：“從幼年起他就顯示出他后來變得純熟老道的那一行業所需的特點。”不幸的是，“當他剛剛能夠干點什麼的時候，所會的就是這種或那種盜賊的把戲”。有時，他的父親，也許還包括他未被提及的母親，曾感到“管不了他”。他們把他送到伯明翰去當一名制作釘子的工匠。當時那里還只是一個市場小鎮，但已經因一些五金作坊和對法律的無視而出名了。 鑒于兒子性格的明顯趨向，他們的行業選擇可以說非常不幸。那時的釘子制作正處于傳統工藝和新工藝的改革過程中，那種改革在一個世紀后因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對大頭釘制作的描述而變得十分有名。在查洛納的年代，釘子還是由手工制造的，一次做一個。制釘匠先把一根小金屬棍的一端在熔鐵爐中燒熱，之后把變軟的端頭敲成帶有四個棱的尖頭，然后再次把鐵棍燒軟，截下釘子那么長的一段，最后把釘子夾在鐵砧或一個稱為釘帽夾的工具上，把鈍的一頭敲成釘帽。 所有這些以前都是統稱為鐵匠活兒的一部分，但是到查洛納進入這一行當的時候，釘子制造已經淪為一種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現在長鐵棍是用輥軋機制成的，這種機器1565年發明于比利時的列日，17世紀初傳入英國。兩組輥子由水力帶動，第一組的一對光滑輥子把熱鐵棒軋成厚鐵板，第二組一對帶槽的輥子把鐵板切成鐵棍。那些有錢購買輥軋機的鋪子向一時買不起的廠家提供釘子棍，后者將其依金屬的重量截成一定數量的釘子。很自然地，那些位于這一生產線最底端的人——那些擁有火爐、工具和基本的金屬加工技能的人——總想尋找其他的掙錢機會。 價值4便士的格羅特銀幣一直是稀少的硬幣，皇家造幣廠只是零星地鑄造，1561年有少量出品，后來威爾士銀礦生產規模擴大，1639年又推出一批這種小銀幣，這批銀幣上印有威爾士親王的鴕鳥羽飾。此后不時地有新幣推出，但這些稱為格羅特的銀幣大多並非皇家造幣廠所造，乃是私人制品——其中相當一部分各種面值的假幣就是出自那些厭倦了用每12磅鐵生產出1200個釘子的人之手。這種假幣被稱為伯明翰格羅特，足見該城的金屬匠人對這種手藝的熱衷。 查洛納的新師傅看起來在這方面有一手，而年輕的威廉向人們證明自己是一個學習的快手，他很快就掌握了“硬幣鑄造的基本技術”，但他的老師並沒有從中獲得多少好處，這個父親管不了的年輕人的野心已經大得不能再服侍他人了。17世紀80年代初，查洛納與他的師傅分道揚鑣，走上了“圣弗朗西斯的騾子”之路，也就是徒步上路，“要去倫敦看看”。首都對他來說是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具體的目的地，他沒有計劃，一旦到了那里也不知該做什麼。 但是逃往倫敦的決定開啟了查洛納教育里程中的一個新階段。此后十年里的大部分時間他都用來掌握這個城市可以教給他的東西——那些課程最終把一個道德意識上可塑性很強的農村男孩變成了一個可以和牛頓較量的可怕敵手。 可是即使像查洛納這樣見多識廣的無賴漢青年剛一到倫敦時也有茫然無措之感。這是一個超出想象的龐大城市，比英國男男女女所居住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大得多，這個擁有將近六十萬人、占全國人口十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其居民總數比其余接下來排名靠前的六十個所謂城鎮的人口加起來還要多，第二大城市諾里奇的人口為兩三萬人，而查洛納的故鄉伯明翰最多只有一萬人。 17世紀時的倫敦是外來人口的聚居地，那里每年死亡的人數比出生人數要多出好幾千人，但它仍在膨脹，吸收著農村的人口——每天都有300多名青年男女從農村和城鎮來到這個全國真正的大都市試探自己的命運。 就連這些鄉下人中最狡詐、最有野心的人初次看到這一幕也感到震驚，那通常被描寫為地獄般的，一個“骯臟、惡臭、喧鬧之地”。當查洛納走過一堆堆每天用馬運到城外、傾倒在路邊的人和動物的糞便時，他應當知道他距離目的地不遠了。過路的人用手捂著臉喘著氣，盡快地走過這個地方，抑制不住內心的惡心。 城里的恐怖又是另一番景象。謹慎的倫敦人都不喝自來水，特別是泰晤士河里的水，讀一下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710年寫的一首有關下雨的詩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從屠夫的案子上沖刷下來，糞便、內臟和污血，/溺斃的狗崽子、飄散著臭氣的鯡魚，都混在泥水中/死貓和蘿卜頭/在水流中翻滾。” 人們可以靠喝啤酒和杜松子酒過活，但人不能不呼吸。60多萬人擁塞在一起，腳踩著一堆堆馬糞，以燒煤和木頭取暖，用火爐、窯爐和烤爐生產城市所需的日用品——啤酒、面包、肥皂、玻璃、石灰、染料、陶器和鐵器——首都的空氣是有毒的，由此帶來的“污濁的迷霧”，即使不像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霧霾那樣令人窒息，也足以使得威廉國王在1698年搬到了郊外的肯辛頓宮（Kensington）。 當然，倫敦也有它的回報：人們可以如希望的那樣獲得財富，或者至少不只是維持生存，在那個大轉型時期，這座城市無疑成了全國的經濟中心，那是難得的謀財獲利的機會。17世紀末期，英國促成了一個以倫敦為中心橫跨整個世界的商業網，以城市為基礎的同業聯盟和股份公司在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東部大肆逐利。與北美的貿易不斷增長，東印度公司開始為英國王室取得整個印度。非洲、西印度群島、美洲殖民地連同英國本土構成了一張大網，使英國從大西洋沿岸獲取奴隸、黃金、蔗糖、朗姆酒和棉布。與中國的貿易消耗著英國的白銀——那是中國人所喜愛的貴重金屬——用來換取絲綢和優質瓷器。其中大多數，占英國國際貿易的四分之三的貨物，都是通過倫敦的碼頭、貨棧、銀行和交易所轉運交割的。 倫敦也支配著國內的經濟。即使在農業豐收的年頭，首都人的收入也比農村勞動力多出一半。按人口和財富計算，倫敦成了全國食物、燃油、棉布、工業品等最大的市場。倫敦人吃著來自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羊肉，從北海打撈鯡魚，喝著用東部鄉村的大麥釀造的啤酒，用著產自紐卡斯爾（Newcastle）的煤炭。貨運馬車、出租馬匹、驛站馬車運載著各式各樣的貨物，倫敦的街道成了人與動物、人群與畜群混雜喧囂的場所，令那些初來乍到的人既感到興奮又惶惑不安。 歐洲大都市的生活，那種只有倫敦（或許還有巴黎）才具有的規模，形成了一個不只是貨物和人，還包括信息的網絡。從名人光顧的咖啡館（如輝格黨人聚會的迪克咖啡館、托利黨人往來的魔鬼酒館）、為海員商店供貨的波羅的海市場、最時髦的妓院（斯特蘭德大街的韋斯伯奈鴇母妓院是行家最喜愛的地方），直到那些因世界圍繞著倫敦而塑造因此變得益發重要的各種資料，就像商船的海員帶回來的世界各地港口的水深數據，它們使得牛頓可在《原理》一書中就月球對潮汐的影響做出分析。因此盡管這里的生活充滿著惡臭和疾病，盡管貧困在這里比在英國任何一個地方更糟糕，人們還是源源不斷地涌來，城市的那些出租房屋中塞滿了鄉下出生的外來戶。倫敦有著不可抵御、日益增長的吸引力，對于那些要想干點什麼人來說，這里正是其理想場所。 查洛納在這個大城市頭幾個星期和幾個月的情形是新來者常見的。他的傳記作者寫道，剛來到時他發現自己“舉目無親，不知道從何下手以維持生計”。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嚴酷的事實：倫敦的生存和交易靠的是一張錯綜復雜而又難以打入的網絡。顯然，依靠王室或政府贊助——就像牛頓當初那樣——這對一個失去了師傅的學徒工是不能奢望的，靠經商或高額投資就更不可能。手藝人的圈子也進不去。雖然17世紀末流行的行會制度已漸趨衰落，但嚴密的手藝人的圈子使即使有本事的外來戶也被拒之門外，更不用說中途走人的半吊子。直到1742年時，還出現過倫敦的制帽商人將一名未通過學徒制度而自行制帽的人打死的事件。倫敦和主要生產地區柴郡（Cheshire）之間的奶酪生意是被大約25個人掌控的，幾百個較小的奶酪商在定價上只能聽從這伙壟斷者的擺布。科學革命和新興的工業革命帶動了一批新的行業，比如說精密儀器制造。查洛納對鼓搗金屬很有靈性，也知道一些工具的使用，但他拜師無門，沒有熟人說項讓哪個有點名氣的店鋪接收他。他就這樣游蕩著，就像許多初來乍到的無名者一樣。不錯，有些人找到了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是大批的移民無事可干，為了生計，為了一點可憐的小利你爭我奪。 進入下流社會的控制也很嚴密，就像他們所侵擾的上流社會一樣，這些犯罪分子也有等級森嚴的組織。搶劫大盜迪克·特平（Dick Turpin）——被視為近代的羅賓漢——這一類人算是貴族，他們的出身比那些同伙的層次要高，往往都有騎術方面的訓練。因攔路搶劫而被施以絞刑的人中有牧師的兒子、貧困的學者、大戶人家或紳士的敗家子——破落的、厭世的，或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說上流社會的犯罪是查洛納做不到的，那么當個熟練工人如何？17世紀80、90年代的倫敦不乏誘人的目標，在富人和不斷更新的窮苦大眾群體摩肩接踵的擠撞之間，總有很多小收入再分配的空間。雖然當時的倫敦下流社會雖沒有像后一個世紀初時那樣有組織，但仍然有一定的規矩，不是陌生人可以隨意進入的。在街上橫行的歹徒練就控制了倫敦街頭的各種絕技，有一伙劫道者的頭領有著堂皇的名字，叫奧巴代亞·萊蒙（Obadiah Lemon），他們的招術是用釣魚線和魚鉤釣取行進車輛中人的帽子和圍巾。還有人專門搶劫在橋頭或其他障礙面前放慢速度的馬車。不少小偷是從小就操此業的，他們在精于此道的年長的親戚或朋友的監視下用人體模特練習，希望有朝一日也成為“行家里手……在人前察言觀色，花言巧語，暗中警覺機敏。”他們分成小組行動，有嚴密的組織分工，由一個或幾個人充當“誘餌”，把“目標”引到“鉗手”所在的地點然后下手。“鉗手”技藝高超，能夠把“目標”的注意力引開，然后嫻熟地把手伸進他的口袋里。低層次的小偷只是簡單地劃破口袋后盜取。不管用什麼方法，偷到的錢包最后都交到“彈簧手”手里，他們通常潛伏在“鉗手”的身后或旁邊，“鉗手”交了錢包后便消失在人流里。 商店盜竊團伙也有類似的分工。“障眼者”把店主的注意力吸引開，“鉗手”下手偷走貨物，把它交到“收貨人”手里，后者從不進入商店，因此理論上與盜竊無牽連。設計騙局、骰子灌鉛、打牌作弊等都需要類似的同謀團伙。入室盜竊者從同謀者那里學會如何撬鎖。在犯罪商業的中心，“黑市”則是提供培訓、工作介紹、避難和不在場證明的處所。 在這個犯罪黑社會中，一個孤單的男女，沒有技能，沒有朋友，不認識圈內的大佬，想當一名自由職業者獨來獨往是非常危險的，像查洛納這樣精明的人是不會這樣做的，因此他一直游蕩在城市生活饑餓的邊緣，直到能夠找到肥差。 這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他的傳記作者用一種充滿諷刺的贊揚口氣寫道：“其天才的最初顯露是制作一種錫制的懷表，里面有性交時的陰莖”，查洛納“在街上兜售這種東西，掙些零星的錢，結交一些閑散的人。” 也就是說查洛納使自己能夠超越維持生存階段的最初嘗試是販賣性玩具。17世紀90年代的倫敦就像20世紀20年代的柏林一樣，以其在性娛樂方面的大膽發明而名聲遠揚，或者說臭名昭著。賣淫活動無處不在，它既是富有者也是貧困者生活的一部分，后者提供了這一行業的從業人員。有名的妓院相互攀比，競相提供不同名目的服務——這些服務的數量如此多，以至于約翰·阿巴思諾特（John Arbuthnot），一個18世紀早期的花花公子，聽了其中一個上層妓院的小姐介紹的許多服務后說：“求你了，咱們能老老實實地做愛嗎，不要玩那么多花樣！”。 浪詞淫畫，色情歌舞，凡是一個老道的好色之徒想要的東西他都可以得到，或許史上最淫蕩的劇目就出自這個時期，其名為《索多瑪，或放蕩的精髓》（Sodom, or the Quintessence of Debauchery），它是第二代羅切斯特伯爵、浪蕩子約翰·威爾莫特（John Wilmot）所創作的。該劇寫于1672年前后，可能是對查理二世的暗諷（他與威爾莫特至少共有一個情婦），其中對一位君主要在他的王國推行雞奸的描寫，被人解釋為是對1672年公布的《寬容宣言》的譴責，該宣言宣布正式容忍天主教。如果這真的是作者的原意，那么其意圖被外表淫蕩無比的情節巧妙地隱藏了。 有些人在普通的賣淫中得不到滿足，性工具市場由此而生發。據傳早在1660年，也就是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去世兩年之后（他的死導致了清教的衰落），圣詹姆士大街上就已有意大利進口的假陰莖出售。本地的制造商也想從中牟利，查洛納販賣的到底什麼一直是個謎，他的小發明是“其天才的最初顯露”，說明它們不僅僅是陰莖的仿制品，但很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懷表。17世紀70年代中期，制表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羅伯特·胡克發明的螺旋游絲可以儲存足夠的機械能，使得小型的手握表的走時可以精確到分鐘而不是小時，這是計時器的一個重要發展。學徒工通常要學習七年才能掌握鐘表制作的復雜技術。18世紀初時一些鐘表上附帶的木偶玩具也靠游絲驅動，因此可以想象，這可能是用其進行色情展示的早期嘗試，但是一個前制釘學徒工能否很快掌握技術而制造自己的自動機械是令人生疑的。 查洛納自己發明和出售的很可能是一種玩具表。表是地位的標志，尤為那些買不起真表的人所羨慕。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倫敦的手藝人開始制作模仿品，現存的一些物件——它們大多是在泰晤士河退潮時拾得的——都有著基本相同的構造：兩塊錫镴，每塊鑄成半個懷表的大致模樣，一半印上粗糙的表盤，另一半模仿紳士表的表殼，兩半焊接在一起作為一種廉價的時髦佩件出售。查洛納的金屬制作技術做這類東西是綽綽有余的——在其中加上假陰莖的發明也無問題。這一設計看起來並沒有給他掙很多錢，但他的傳記作者提示，其重要之處不在于他所掙的錢，而在于他所結識的閑雜人——他們由此而發現了他。其中一些朋友在查洛納此后更成功的“創業”中幫助了他，這又源自17世紀城市生活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傳染病的持續壓力。 那場瘟疫在1667年結束之后沒有卷土重來，但由于倫敦眾多的人口、令人窒息的空氣、簡陋的衛生條件，致命的疾病始終存在。天花對富人和窮人都是難逃的災難。導致倫敦人死亡的還有傷寒——在監獄里的人很容易得上這種病，因而傷寒也被稱為牢瘟。冬天有肺病和流感；夏天里蚊子傳播瘧疾，成群的蒼蠅散布痢疾、幼兒腹瀉等。嬰兒抵抗力最差，每100個倫敦兒童中有35到40個在不足兩歲時就夭折了。富人也好不了多少，教友派是一個較富有的群體，很少受充斥著市場的廉價杜松子酒的侵擾，但他們的孩子有三分之二在5歲以前就死了，幾乎所有父母都至少要埋葬一個幼兒。 看到這一點，查洛納認為自己找到金礦了。真正的醫療處理花費大，供應不足，而且常常見效慢，于是對疾病的恐慌為城市催生了一大批民間醫生、江湖騙子、藥販子和輕信的男女。據查洛納傳記的作者說，為了“滿足難熬的欲望，他就得越軌”。他找到了“境況一個比他好不了多少的伙伴，那個人同意兩人一起搭戲，來裝扮‘尿壺先知’（Piss-Pot Prophets，即通過驗尿來看病和預測未來），也就是江湖郎中（Quack-Doctors）。” 江湖郎中成功的關鍵是要使那些求醫心切的人信服，在這方面，這位從伯明翰來的年輕人顯示了能夠成就他后來事業的那種天賦。他的傳記作者談到了道德問題，但他也承認“查洛納有無人能比的厚顏，最能說會道（這是組合中最不可或缺的東西），因此決定由他扮作醫師，那位同伴扮作他的仆人。” 查洛納扮演著他的角色，他引誘、哄騙聽他忽悠的人相信他有非凡的技能和智能。他的“仆人”也必定有從那些輕信者手中騙取錢財的能耐，因為查洛納很快就用這些收入租了一棟房子，他結了婚，還有了幾個孩子（但不知道有多少或有沒有活下來的）。過了幾年，他的業務范圍擴大了，從江湖郎中變成了算命大師，“扮作先知者，給那些村姑指點擇夫之道，協助失主找回被偷走的東西，等等”。 事實證明，這后一項是導致他破產的主要原因，幫人找回失竊財物的伎倆是這樣的：你得先把它偷到手，但是要用此手段屢試不爽地去騙人，卻需要本事和細心。數年后，倫敦的黑社會為喬納森·懷爾德（Jonathan Wild）所控制，他把全城犯罪活動的黑白兩道都組織起來，他不直接參與所策劃的盜竊，其獲利的手段是幫助找回被盜物品，並充當“擒賊人”——出賣那些不按規矩盜竊的競爭對手，或僅僅是對他的自由行動構成威脅的人。 懷爾德的平衡戲法使他成功地控制了倫敦的黑白兩道長達十五年。查洛納沒有那樣心計，結果敗露了，1690年他的名字出現在一起盜竊案的嫌犯名單中，他于是逃走，藏身于哈頓花園（Hatton Garden）的貧民窟中，不敢公開身份，身無分文，“只躲在一個破舊的頂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