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

書籍重點

★一個韓國記者的熱血。
★一個癌末父親寫給兒子的生命故事。
★一個反抗者的苦口婆心。

書籍簡介

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
選擇未來，唯有改變。
讀懂韓國！了解台灣！

由韓國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的紀錄片《共犯們》，報導韓國兩大公共電視台的罷工實況，在影片的最後，本書作者、長期參與罷工的李容馬，被問到行動的意義時，回答說：「在黑暗的時代，我們沒有選擇沈默，這就是意義了。」書中也提到有人問他為何不退出工會，他回答：「我沒有那樣活過??」
韓國兩任總統李明博與朴槿惠以政治力干預新聞編播，促使KBS和MBC兩家公共電視台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大舉抗爭。雖然有強勢的工會力量做為後盾，但記者們付出的代價卻是將近十年的青春年華，還有往後的新聞生涯。一直到2017年12月初工會的發聲與抗爭終於獲得逆轉勝，全員復職。
本書為2012年，身為MBC工會宣傳局長的李容馬記者，為了訴求公平報導，與其他工會成員一同策畫為期170天的罷工活動，最後卻因此遭到解雇。爾後，他又被醫師診斷為腹膜癌末期。即使是重病纏身，仍未澆熄李容馬記者的希望，他一邊奮力地與病魔抗戰，一邊著手為兩個雙胞胎兒子寫的書。
透過本書，李容馬訴說自己一路以來所生活的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未來該有的走向；記述著他曾經歷過的韓國現代史（如民主化運動等），並以將近二十年的記者角度，融合曾經採訪過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政治等領域的經驗，分析韓國社會與媒體的弊病所在，除此之外，也向讀者傳遞「為了讓下一代可以在更加自由平等、充滿人情味的社會生活，韓國國民必須團結起來」的信念，自始至終他堅持相信「世界可以改變」，變得更好！
近代史上與韓國有著許多相同軌跡的台灣，作者所看到的韓國歷史與社會糾結，以及他為什麼要奮鬥打破的熱情和動力，不啻是提供給台灣的鏡子，可以讓我們對照現況，思索如何改變自己的世界。

推薦人（依姓名筆畫為序）
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阿 潑（文字工作者）
崔承浩（《共犯們》導演、韓國MBC電視台社長）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陳雅琳（電視主播、電視台總編輯、資深電視製作人暨主播）
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庫長）
蔡依橙（醫師、 新思惟國際創辦人）

作者

李容馬（이용마）
1969年生於全羅北道南原。1987年進入首爾大學政治學系就讀，並親身經歷了民主化運動的過程。在取得首爾大學政治系研究所的碩士學位之後，於1996年進入MBC電視台擔任社會記者。擔任記者期間，曾在社會、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政治等領域進行採訪報導。2012年為了訴求新聞報導自由與正義，與工會成員一起策劃了為期170天的罷工活動，因而被MBC電視台以「擾亂公司內部秩序」為由解雇。之後以「韓國社會群體分裂與政黨重組」為題，取得首爾大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四處登台演講。也曾在媒體合作工會的國民電視台主持名為「李容馬的韓國政治」談話性節目。2016年被診斷出腹膜癌末期，目前與家人一同在位於京畿道的家中療養，並盼望韓國社會能走向更光明美好的未來。

譯者

張琪惠 （Fanny Homann-Chang）
中國文化大學韓文系畢業，韓國國立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進修。從事翻譯工作十多年，現為專職韓文翻譯。著作有《開始遊韓國說韓語》一書，並有《熔爐》、《聖殤》、《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等八十多本翻譯作品。

推薦人（依姓名筆畫為序）
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阿 潑（文字工作者）
崔承浩（《共犯們》導演、韓國MBC電視台社長）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陳雅琳（電視主播、電視台總編輯、資深電視製作人暨主播）
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庫長）
蔡依橙（醫師、 新思惟國際創辦人）

【推薦序】媒體工作者的堅持 / 崔承浩（紀錄片《共犯們》導演、韓國MBC電視台社長）
韓國媒體自由所扎的根還不深。遭受日本殖民支配達三十六年後，南北韓又發生三年戰爭。戰後，韓國社會又為獨裁政府所掌控，媒體自由極度萎縮。一九八七年，獨裁政府在民眾示威浪潮中被趕下台，此後，媒體自由才開始逐漸向下扎根，到二〇〇七年為止，約二十年間，韓國媒體自由在許多層面上伸展開來。

但在二〇〇八年，具威權主義色彩的李明博政府上任後，媒體自由又開始遭到損害。特別是對政府予以批判報導的MBC電視台，遭遇當權者更多箝制。在這過程中，包括我和李容馬記者在內，共六名電視工作者被解雇，還有數百人遭懲處。

儘管如此，在這樣的箝制中，媒體人並未退縮，堅持抗爭到最後。本書的作者李容馬記者，在被解雇後，奮力抗爭，結果弄得自己得了惡性間皮細胞瘤（腹膜癌）。這本書，就是李容馬抱著病，把自己對兒子們想講的話，寫成文字而生。

李容馬記者想講的話，已呈現在此書標題上，他的信念是，不管碰到任何逆境，「都要抱著『世界能被改變』的信念挺身奮鬥，才能改變世界」，也由於這個信念，我們最後才能抗爭勝利。

我想分享一個書中未出現的場景：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新的MBC社長上任，並宣布六名媒體人予以復職，那位新任社長，就是和李容馬記者一起被解雇、一起抗爭，然後現在正在寫著此書推薦序的我本人。我們的勝利，是二〇一六年冬天開始、由市民發動燭光革命所催生的結果。為新聞自由而戰的媒體工作者一同喚起燭光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我知道台灣和韓國一樣，擁有很相似的歷史經驗，希望此書能成為台灣的國民與媒體工作者參考的範例。本書作者李容馬記者，至今仍在與病魔對抗，所幸現在正一點一點地恢復中。中華圈讀者們的聲援，將會帶給李容馬記者更大的力量。

感謝大家！

【推薦序】至少，打一場理念的游擊戰！ / 陳雅琳（電視主播、電視台總編輯、資深電視製作人暨主播）
貼近真相的記者工作
記者這一行，對我來說，是個相當迷人的工作，因為可以站在新聞現場，直接與事件的人事物接觸，不但可以擁有第一手的觀察，甚至，會遇到許多關鍵重要人物與形形色色的人馬，還會有行萬里路、繞著地球跑的寶貴經驗，人生因此變得精彩萬分，信手拈來全是獨一無二的美麗回憶；不過，最重要的，是這個工作讓我們可以比較看見真相，起碼，可以跟事實貼近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放棄十八%超優福利的穩定終身教職，一股腦兒投入新聞行業的原因。當年因為家貧，在單親媽媽的請託下去念師專，求學過程被學校選拔為國民黨高幹，屢屢代表學校到處演講與選舉，但，也因為多方接觸，讓我驚覺自己正是台灣洗腦年代下的所謂校園菁英產物，這讓我很不能接受，因為那是一種長期被欺騙的感覺； 尤其，當我知道，原來老師教的、電視講的、報紙寫的，很多都不是真的，這更讓我抓狂，內心開始萌芽，如果自己經濟獨立了、教書期滿不用賠公費了，我要轉職當記者，因為，我要站在新聞現場去貼近真相！
 
接下來，我從報社的一個環保衛生小記者幹起、到躬逢其盛創立台灣第一家電視新聞台、到歷經各任總統的獨家政治權威、到創作各種深度報導的電視節目，記者工作讓我的人生打開好幾扇窗，但最驚心動魄的，恐怕還是跟著台灣民主發展歷程前進所遇到的很多「原來如此」與「不能說的秘密」⋯⋯

批判為了監督權力者
在閱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內心澎湃不已，總是心有戚戚焉地，想與作者李容馬隔空擊掌，因為他大膽點出了很多積弊，尤其是財閥、媒體、官僚三位一體的舊制度！像是，三星這個富可敵國的韓國大企業，就被他形容成「三星共和國」，裡頭細細闡述了三星如何把黑手伸進國家的檢察系統、如何控制影響媒體，導致再怎麼非法都沒事、是無人能撼動的至尊！檢察體系如何技術性的巧妙避開處理三星案，三星如何透過長期的收買籠絡關鍵權力者的心，在他筆下，都無所遁形！

甚至，他不惜把媒體自家的醜陋面揭發出來，像是他寫了批判檢察廳的報導交上去，結果三星公關人員打電話質問他為什麼要批判檢察廳，讓他不禁噗嗤笑了出來，因為，他批判的是檢察廳，當事人都沉默以對了，反而是三星打電話來抗議，重點是，這個報導根本還沒發表出來⋯⋯喔喔！媒體自己內神通外鬼，李容馬在書中非常巧妙的把財閥、媒體與官僚的勾結赤裸裸地呈現開來，但我想，以他這樣的批判性格，在保守勢力當道的組織環境中，必然會遇到某些時候的阻礙與冷凍，果不其然，他說，自己的報導，永遠在電視台漏播新聞中排第一！

媒體運作裡，很多看不到的現實面，儘管作者也不會把它在電視台鏡頭前呈現出來，但透過這本書，他真的力道強大的針砭開來，像是在「飯店採訪戰爭」這件荒謬的事，他好不容易爭取到前往阿富汗戰地採訪的機會，卻沒想到，只能待在巴基斯坦，在距離戰地數百公里外的鄰國，抄著外電，讓自己像在戰爭現場一樣地播報戰爭消息，而且，經常就是待在飯店，這跟你待在南韓用外電報導有什麼不一樣？作者認為，作秀成分居多，不過就是裝出比較有真實感的戰爭！

記者保持批判的精神總是比較好的，因為會一再記得監督權力者這件事，也讓自己的理路更清晰，但實際工作起來，其實也不用因為上述案例就覺得悲觀而有任何想放棄的念頭，因為記者每天都在產生新的報導，昨日的挫折就讓它隨風而逝，只要自己夠努力優秀，依然會有很多令人驚艷的產製與報導。所以，作者最後還是努力進入阿富汗了啊，有別於外電，用自己的視角採訪出第一手的報導。

令人佩服的嗆辣
這就是我經常在演講時說的，「我總是在艱困的現實環境中，依然設法打一場理念的游擊戰，因為我還站在崗位上」。

曾經，我被要求大幅限縮報導達賴喇嘛的篇幅，當時我正在印度達蘭薩拉藏人流亡地衝鋒陷陣地採訪，後方卻傳來大卸兵甲的指令，這種前線不能打仗的挫折帶給我心靈巨大的衝擊；尤其，那一趟的專訪尊者，他最後起身要離去時又突然回頭，說了一句「我只希望真相能夠被報導出去」，頓時之間，我悲傷上了心頭，因為，報導本來就應該講真相啊，為什麼對這位全球愛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來說，把事實傳遞出去卻是一種奢求呢？他長期被中共政權打壓，即使自己早已宣布不追求西藏獨立，卻依然遭遇各種扭曲與抹黑⋯⋯我好難過，那一夜，在喜馬拉雅山腰下的藏人流亡地，一輪圓月高高掛在亮澈的星空中，我心卻悲憤不已，喝著啤酒、望著明月，我深深長嘆並思考新聞工作的意義。沮喪之際，一位新聞前輩跟我說，「沒關係，只要我們還在新聞工作這個位子上，無論何時何地，就帶著理念繼續打一場為正義報導的游擊戰，它，總是會發揮力量的！」

這宛如敲響一記醒鐘般地，又讓我新聞魂上身！對，只要我們不放棄，理念者的報導總有聚沙成塔的力量，更何況我們還有接近事件與當事人的權力，媒體不發揮，小老百姓更何堪呢？

我也曾經在揭發爐渣屋時，被各種排山倒海而來的人情壓力與恐嚇威脅所糾纏，甚至參加新聞獎時被惡意弄掉（評審看不過跑來跟我透露的），但對我來說，這些打擊都不重要，也都要挺住，因為我們謹記初衷，報導的目的就是希望讓社會正視廢爐渣已經進入建築骨材影響居住安全的問題，不希望小老百姓花了一輩子辛苦錢買房，卻買到有問題的房子。結果，這個報導最後真的促發政府行動了，不但啟動調查，還改變政策，這些，都是我們還在崗位上拚命打遊擊戰的成果。

也曾經，我正要報導炸山挖礦政策過時、讓台灣山林資產不斷殞落的主題，但，還沒出發，就有財團請重量級人士來關切，我還因此被請去溝通⋯⋯不過，對我來說，只要動機正當，沒有什麼不能溝通的，更何況我從不是衝著財團來，我只是希望問題沉疴能解決、過時的法令能修改，絕大多數是基於監督政府而報導的，因此，最後總是能在沒有阻礙、甚至得到多方資源挹注的情況下，完成好的報導！

這也許就是我跟作者李容馬個性不同的地方，同樣卑微貧窮出身，同樣對記者工作充滿崇高的理想，但我從不衝突，認為改變世界是有迂迴的方法的。所以，像我這樣的個性，就會很佩服作者李容馬了，他在書中陳述迂腐荒謬事件時，完全指名道姓，不管是政府官員或媒體同事，幾乎全都露，甚至，他也直接點名把某個媒體形容成「政權的諂媚者」、「墮落為執政者的喇叭手」⋯⋯（哈！他都已經點名了，我還在用某某的字眼），他，是不是真夠嗆辣的呢？

「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我也欣賞他的勞工意識與照顧弱勢，他認為，「媒體的第一作用，就是監督和批判掌握權力的人，是多數弱者對少數強者的牽制；而媒體應該牽制的少數強者，也不只政府和執政黨，還包括了在野黨和其他媒體，因為他們也是重要的權力機關」。他非常深刻地檢討自己所處媒體環境的角色，認為保守勢力已經長期支配他們的社會，導致形成每個人「自己心中的法西斯」，這是大家都需要警醒的！所以，閱讀此書，會讓人不斷地回想初衷，也刺激自己更思考這個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一本書，也讓我們透過筆者的視野，快速理解韓國政權更迭下，哪些與時俱進了？哪些依然停滯不前、甚至借屍還魂？都有助於讓讀者不再只是粗淺地了解韓國而已，作者確實提供了一面鏡子，讓我們也想想台灣！

那麼，最後要講的是，歷經重重磨難後，我們是否還相信世界會改變呢？我們常在年輕時懷抱這種夢想，不管後來在實踐過程中遇到多少夢碎，但拂去淚水後總是又勇往前進，甚至修正路線再往前衝，如此循環不止，當各領域都有這樣的理想者繼續努力，我認為絕對是可以跨越眼前的重重阻礙，最起碼，這個世界還是允許我們打一場正義的游擊戰啊，也如同作者所說「沒有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只要秉持信念不放棄，這世界是會改變的！也期待作者能夠早日康復！

【推薦序】記者可以改變世界嗎？ /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庫長）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李容馬的最後一本著作，因為，腹膜癌末期的他，寫下生命的經歷留給雙胞胎兒子，而此刻，他正在京畿道的家中靜養。
這是一位父親寫給年幼孩子的「傳世家書」， 不過，李容馬寫下的不單是自己的生命歷程，也是韓國的當代媒體史，並且是一部將個人生命鑲嵌在韓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史。
 從小就感受到族群、階級不平等的李容馬，上大學之後，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自然和許多覺醒青年一樣，投入學生運動。除了在街頭上熱血狂奔，被警察逮捕、丟包外，在他心中也累積了越來越多無法以示威解決的疑問。
年輕學子參加學生運動的是重要的，對未來充滿各式各樣理想的青年，需要透過反抗式的親身經歷，了解體制的不義，試著創造未來社會，而不是依循既有權力結構的價值與安排走完一生。特別是，這個權力機制若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更應該要據理挑戰，畢竟，自己的未來自己救、自己的社會自己造。
學生運動雖然懷抱改革社會的神聖使命，但現實並不會事事如願，大部分的社會運動都不會在短期內達成目標，因為，政治的轉變本來就是「慢」的，很難一蹴可及，相反的，若是過於快速轉變，社會、群眾，甚至領導者沒有做好準備，有時反而是種災難。
但即使如此，也應該明白，社會運動要改變的不只是社會，還有行動者自己。
學生或社會運動若要改變體制，就必須走入人群，苦民所苦，自我反思，並且要能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甚至解決問題，也因此，除了當個熱血衝組，用身體衝撞，也必須學習以智慧和知識面對社會。這樣的歷程便是閱讀力、分析力、感受力、探究力、組織力、容忍力、合作力、批判力、行動力的重要養成。行動中也會發現，有許多問題並不是透過示威、抗議便能解決，除了行動，還要知識，更長遠、細緻的籌謀，以及思考如何促成政治體制與意識型態的轉變。
這樣的態度與能力並不單是熱血的學運青年所有，也是具有社會改造精神記者不可缺少的熱情與知能。作為一個記者，要有正義感，要有「結構式」的視野，能了解事件深層的歷史脈絡，看到議題背後的文化與制度問題，更要有探究、分析、組織的能力。當然，能否應對來自組織內外的政經壓力，以及面對挫折的耐力與抗壓性，更是好記者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除非你只想做傳說中的「腦殘」記者，安安穩穩、渾渾噩噩地過一生，否則記者生涯中勢必充滿各種理想與現實奮戰的血淚。
 李容馬不僅有學運青年的熱血與衝勁，政治學的背景也讓他能宏觀地看待問題。不過，即使如此，李容馬依然跟許多剛出道的記者一樣，從跑社會新聞開始，歷經財經線、政治線、軍事新聞、國際新聞，一步步看清國家權力、財閥資本、跨國集團與媒體之間複雜的共生關係，以及政商機制如何聯手透過各樣的威脅利誘操控輿論、脅迫記者。理想與現實的爭戰，成了李容馬記者生涯的日常。
 李容馬任職的MBC（韓國文化廣播公司）是韓國的公共媒體，但和台灣公視不同的是，MBC的經費除了來自「放送文化振興會」的支持，也包括廣告收益。在台灣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曾經出口到全球九十一個國家與地區的《大長今》，以及《我們結婚了》、《爸爸去哪兒》等綜藝節目。
 雖然，MBC在韓國極受歡迎，新聞節目也有一定的公信力與批判性。不過，與財團關係甚密的李明博上任後，不但讓韓國大步邁向新自由主義的道路，政府的勢力也逐步進入MBC，控制電視台。接任的朴槿惠也不遑多讓，延續李明博的作風，持續操控新聞自主與自由。MBC具有批判色彩的節目不是被調到冷門時段，就是陸續停播，不利政府的報導當然無法見光，有理想的記者受到各式各樣的打壓。 民主社會，新聞媒體要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早就是天經地義，這不但是民主政治的ABC，也是小學生就明白的道理。但現實上，幾乎沒有一個政府會放過媒體，極權政體以暴力方式直接控制，隨著資本社會的發展，則改以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等經濟模式進行操控，無不希望媒體能為其喉舌，打壓異己，宣傳洗腦，繼續維繫政治權力。
 如果媒體不能自由地傳播資訊，記者缺乏自主性，就不能提供各樣的觀點，亦無法促成公共討論，也就難以清算社會性積弊，揭露隱藏在背後的結構窠臼，不但無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媒體還失去了監督的能力，民主就會陷入危機，極權主義將會再起。
 然而，不論是新聞自由或是新聞自主，從來都不是從天而降，從歷史來看，淨是血淚抗爭的成果。MBC除了會製作受歡迎的大眾節目、具批判性的新聞，也擁有強大的媒體工會。面對來自政府的壓力自然起身抵抗，李容馬也是其中一員，歷經了一百七十天的抗爭，MBC重新改組，代表保守勢力的金張謙社長下台，MBC及記者們方才找到新的可能。
 李容馬曾經自問：究竟該怎麼做，才能清算社會的積弊，重新恢復我們社會的正義呢？該怎麼做，才能擊敗既得利益的勢力，重新建設我們的社會呢？我也想問：一位記者要留下什麼給他的後代呢？金錢？名聲？還是典範？我想，李容馬的親身經歷不但是給孩子們的「傳世家書」，也給了上述問題的最好答案。

【推薦序】國家轉型時代下的你，決定活出怎樣的人生？ / 蔡依橙（醫師、 新思惟國際創辦人）
閱讀一個國家的政治與歷史，要讀得比較有立體感，可以從兩個方向互相補足。

一個是從宏觀的大角度，看大敘事、大潮流，提供清楚的架構與整體概念。但可惜這種視角看到的世界，裡頭的人民面孔是模糊的。另一個，則是從參與其中的「個人」角度去觀察，廣義來說，小說或韓劇可以協助我們捕捉時代感受，而真實性較高一些的回憶錄，更能清楚看到個人的情緒、價值、認同、行動選擇，理解那些政治詞彙給個人帶來的影響。

本書作者李容馬，一九六九年出生，歷經韓國猛烈的學運時代，之後擔任 MBC 電視台記者，得以近距離觀察政治、商業、檢察、警察、外交等領域的嚴重問題，恨鐵不成鋼，希望韓國更好的心情，讓他不避諱展現自己的政治立場（支持盧武鉉），並積極組織工會，以罷工對抗李明博保守政權對媒體的言論管控。二〇一六年，他忽然發現罹患「腹膜惡性間皮細胞瘤」，我自己是醫療人員，這個名詞的意義，就是「如果是我得到這病的話，會知道來日無多，治療只要不造成痛苦就好，不用過於積極，重要的是，接下來的每一天，都要快點完成自己想做而還沒做的事，避免遺憾」。

本書是四十九歲的李容馬，有感於自己沒留下什麼遺產給身後的家人，想回顧並寫下自己濃烈的人生，讓兩個九歲的雙胞胎兒子，能在長大後理解，他們曾經有過一個怎樣的爸爸。正因為這樣特殊的切入點，作為讀者的我們，能獲得很多思考與啟發，以下我就韓國政治、性別角色、個人選擇等三個方面，與各位分享。

韓國政治
韓國的政治對台灣人來說並不好懂，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政治主軸跟我們並不相同。韓國的「保守勢力」，如李明博、朴槿惠，是傾向維持現狀，並加入美國陣營，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中心；但「進步勢力」，如金大中、文在寅，卻是以與北韓交流為中心，甚至考慮推動統一，建立「韓國人的韓國」。

南韓和台灣，雖然同為藍偏保守、綠偏進步，台灣的「進步勢力」也想建立「台灣人的台灣」，但仔細一想會發現，統獨立場剛好是相反的。

以作者的「進步勢力」觀點來看，南韓的根本問題，是當年幫著日本人殖民韓國的政治勢力，後來也順理成章地繼續幫美國殖民南韓，尤其政府的外交體系，什麼都以美國利益優先考量，一點都不敢讓老大哥生氣。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建立「韓國人的韓國」，並實現更為公平的世界呢？

而這個「親美幫」主軸所衍生的地域主義、政商複合體、財閥治國，本書都有非常精彩的第一手觀察，並能清楚看到一個國民在大環境下生活的感受。

現在的台灣，正在努力嘗試找到屬於自己的全新世界定位。在這個過程中，去理解南韓曾經歷過的壓抑、苦難，以及成為科技與工業強國所付出的代價，是很重要的。

性別角色
書前的獻詞：「獻給我親愛的妻子金秀英、雙胞胎兒子李玄載和李敬載。」但有趣的是，在書中，妻子與兒子們的存在感並不強。

以妻子來說，全書只提到三次，也就是在「夫妻認識進而結婚」、「他可能因為罷工而被開除」、「罹患只剩一年可活的癌症」時，但在這三處，妻子都是「沒說什麼」的無語角色。讀者不妨試著把自己代入他太太。是真的無語嗎？習慣無語嗎？還是說了也沒用？「沒說什麼」的時候，她是怎樣的心情？

書中只有一次，太太是有說話的，這是在作者因組織罷工而被解雇的五天後，也就是作者完全忘記的結婚十週年紀念日的隔天，太太說了一句：「你知道昨天是什麼日子嗎？」

就這麼一句，很有力道。或許，這顯示的是太太在意的價值，也或許只是丈夫端的有限認知。

補充一提，在國際醫學會上，韓國男人的拚勁是很有名的，他們一整年的週末，都有各式各樣的進修與會議，不只首爾的醫師會積極參加，連遠在釜山、光州的，也很多人每週搭高鐵、飛機北上參與。會議的晚宴之後，飯店的酒吧一定找得到喝酒攤。平日的醫療與研究工作，往往做到半夜，回家真的只是洗澡睡覺而已。甚至經常連洗澡睡覺都在醫院完成。

我曾經私下問一位熟識的韓國醫師，「你這樣拚學術研究，以 《Nature》 為目標的確了不起，但人生這樣砸下去，幾乎都不在家，老婆不會抗議嗎？」他說：「是老婆叫我出來拚，拿高分期刊論文給小孩當身教，不要整天早早回家，因為她不喜歡沒有能力、沒有成績、站不出去的男人。」

那個當下，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才適合，就拿起桌上的酒杯，以「祝你的《Nature》文章早日刊出」結束這個話題。

個人選擇
雖然這是為了孩子而寫的回憶錄，但書中沒有特別寫給孩子的話，也就是說，沒有孩子的個性描述，沒有針對他們的個人發展建議，沒有他和孩子的共同回憶，似乎就是個單向的「爸爸到底是誰、經歷過什麼事情」的書寫。希望孩子記得的父親，是一個曾為「更好的韓國」做出努力、無怨無悔的形象。

作為一個南韓人，他選擇活出最精彩的自己。在他熾熱的能量之前，我們很難說些什麼。

事實上，每個人類社會都有其不公不義之處，我們每個人也在其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如果李容馬是你的朋友，你會跟他並肩作戰，還是勸勸他別那麼執著，多顧一點自己和家人，說一些他其實也聽不進去的話？

建議同在台灣的讀者們，可以用當代政治、性別氛圍、個人選擇三個面向來讀這本書，這剛好是同在東亞地緣政治圈裡的我們，都必須思考的三個面向。

【序論】南韓的變與不變 / 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
本書作者李容馬先生，擁有在社會、經濟與政治領域，近二十多年的採訪經歷，以電視台記者的角色，見證並記錄躍動的南韓。過去MBC發動罷工期間，他擔任工會宣傳局長，組織抗爭，後來在李明博任內，遭到經營層解雇，並反過來成為我的受訪對象。
他以進步派觀點，重新檢視南韓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問題與媒體生態，包括以批判視角，回顧他內心曾投以期盼改造國家的前總統盧武鉉，並對保守派垮台、南韓實現第三次政權輪替後，當下面臨的時局課題，提出解決方法。
台韓在一九九二年斷交後，資訊流通中斷，特別是盧武鉉在任期間，我們對南韓的理解，因雙方疏離漸生鴻溝而處於空窗，但兩造發展脈絡有極似之處──民進黨的國民黨化、逐漸向大企業靠攏、守舊勢力依然把持權位而反對改革，更拒絕溝通，不少人──包括政府皆是，厭倦舊體系，卻又害怕改變或覺得無力。
在對近七十年來，南韓發展的背景建立起基礎認知後，現在請藉由這本書，看看南韓的經驗，思考能怎麼改變我們所在的世界。

【導讀】鏡子、關鍵詞、夢想 / 郝明義(大塊文化董事長)
在舉世驚奇的南北韓和解與世局新演變正在進行，而台灣原地打轉，被各種鬱悶嘈雜的聲音淹沒之際，閱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是個很有意思的機會。
韓國MBC 記者李容馬寫這本書，本意是因為他患了癌症，擔心時日無多，要留下一本書給雙胞胎兒子，給他們當作未來的參考。
李容馬在書裡談人生經歷，也談他觀察到的韓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多面向的發展過程。針對過去幾十年韓國掙脫威權政治的枷鎖走向民主政治，新舊政治勢力輪替三次之後，為何被一些糾結反覆牽絆、原地打轉，尤其提出他特別的解釋。
他是為韓國人提出了一面後視鏡，因而可以看到自己由何而來，來到哪裡，以及文在寅上台後的一連串變化在未來可能的方向和意義。
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本書則是一面不折不扣的鏡子。

【台灣版序】路徑依賴 / 李容馬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指的是一旦對固定管道開始依賴，即便知道途徑實際上不符合效率，也不會輕易擺脫，我們說是「慣例」、「習慣」或「傳統」等。恪守既有慣例傳統的人，向來排除普世價值的判斷，只照舊、依循這些原則。然而，苦守既有的途徑，世界絕對無法被改變，只能像現在這樣，原地踏步。
韓國和台灣的現代史有許多共同點，都是冷戰下誕生的分裂國家，長期歷經分裂勢力間(南北韓與兩岸)的戰爭對立，還有因戰爭使得獨裁體制得以維繫。這段期間，諸如反共與追求經濟成長等絕對理念，支配了韓國和台灣；表面上標榜民主，卻把所有否定民主的行為，以「反共」名義合理化；表面上喊著尊重人權，卻以經濟成長之美名合理化所有侵害人權的行為。從此，否定民主、侵害人權等有違法律的陋習傳統，在韓國和台灣根深柢固，發展成新的路徑依賴；舉凡指出路徑不對、又有意從既存體制中掙脫出來的人，都受到國家透過中央組織無情打壓。合理的討論消失了，脫離理性智識的暗黑時代就此展開。

幸好眼前有了變化，以新世代為中心，這些人開始對既有的非法陋習提出質疑。只是，既有的慣例、習慣和傳統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因為歷經兩個以上的世代，這些慣例早在我們生活中扎根。尤其對長期以來「成功」帶領國家的社會菁英而言，與其承受選擇脫離既存軌道的風險，他們寧願保住原樣，也就是所謂的維繫「安定」，所以面對社會底層出現變化浪潮，他們一概發揮本能地抵抗。而抵抗成功，世界就絕對不會改變，只能維持現狀。

二十年來的記者生涯，讓我有機會親眼目睹韓國的這些現實，以及苦守著以財閥來帶動成長的經濟官僚、比美國人更親美的外交官僚、擔任政權走狗，汲汲營營保住自己飯碗的檢方、受冷戰理念束縛，支撐著既得體系的政治勢力，他們親如手足，當中站在頂端的，就是那些大部分靠世襲積累財富與權力的財閥。

面對在國家體制中獲得成功，又得到社會肯定的菁英，要如何克服他們的抵抗，進而讓世界改變呢？本書就是尋找這個答案的過程記錄，結論則不得不取決於大眾集體所凝結的智慧。能做到的方法，就是強化直接民主的要素，讓大眾得以在當今由少數菁英掌握的政治空間裡，直接發聲。在號稱「代議民主」，實際上卻是菁英為首的社會中，要突破他們的抵抗、反映大眾心聲，並不容易，甚至也有人在反對菁英體制的同時，對大眾直接參與這檔事，還是心生抗拒，何況每個人心中，也存在各種阻礙改革前進的途徑依賴，我們得加以克服，世界才能真正改變。因此，我認為至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偉大資產，就是確立走上徹底體現與實踐民主的路。這條路雖然遙遠，卻絕不能放棄。

【序】MBC新聞記者李容馬
我是為了雙胞胎兒子而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當醫院宣判我只剩下有限生命，面臨難以預測的未來時，我最擔心的是年幼的孩子。妻子一個人要獨自扶養兩個男孩勢必相當艱難。更重要的是，我擔心孩子在人生面臨要做出重大決斷的時刻，身邊卻沒有可以傾談的人該怎麼辦。因此我想透過自己經歷過的人生，來告訴他們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反正就算我還活著，也是會對照自己的經驗，這樣講給孩子聽。
當然，我在生命每個關卡做出的決定和判斷未必都是正確的。尤其，我在理想和現實的背離中糾結，一直頑強地抗拒與現實妥協，許多選擇究竟是否恰當，也有重新思考的餘地。黑格爾說，現實社會不過是人類欲望的機制，因此要在這樣的現實中追求教科書上寫的正義，是否值得期許，也應該再檢視一下。
然而，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我對不正當與不合理的現實感到激憤不已，一直在不斷抗拒、衝撞的激情中走過來。因為我想選擇的永遠是未來，而不是現在。在無論如何掙扎都難以脫離的現實中，卻想實現夢想，是我微弱的跳腳。事實上，對於今天面對未來要比過去任何時刻都覺得不安的年輕人而言，這種跳腳可能正在常態化。但即使如此，我仍然因為自己沒有選擇沉默和順從，而是一直保有這種懷抱激情的夢想，並可以示之於人，而感到自傲。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有了一個願望。我想和所有跟我一樣有著類似夢想的人分享我的經驗。任何人抱著夢想把我們一直不夠正義的社會，往更有正義的方向改變；讓我們只顧經濟成長，強求非人生活的社會，往充滿人性之美的方向改變，我都想和他們分享我的經驗。
金大中、盧武鉉兩度建立了民主政府，然而我們為何無法阻止歷史的退步呢？過去打壓人民，鞏固既得利益的威權主義勢力，是如何復活的？國民為什麼會再次將權力付託給他們？經過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我們可以確認過去的威權主義勢力依然掌握著我們社會的既得利益，也可以看清他們倒退的行徑沒有絲毫改變。
那麼究竟該怎麼做，才能清算社會的積弊，重新恢復我們社會的正義呢？該怎麼做，才能擊敗既得利益的勢力，重新建設我們的社會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過去金大中、盧武鉉政府十年歷史當中。我們國家獨立五十年之後才出現的民主政府，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免不了犯下某些錯誤施政。那些代表既得利益的勢力固然一直不容小覷，民主政府在思想上的貧乏和準備不足，也同樣牽絆了改革。我是因為記者這個職業，就近觀察了所有過程。
現在我們終於透過彈劾總統這個極端手段，擊退了威權主義的勢力，得到再次改革的機會。這個珍貴的機會，不能再度被施政上的錯誤所浪費。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回顧過去的民主政府，當作他山之石。我也期待自己記者的經歷可以扮演重要的作用。
現實和理想的偏離，大都始於人類過度的欲望。超越自己能力的欲望，使得路越走越偏。這些欲望和偏離，造成了衝突，也摧毀我們的社會。大家提出「那個人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的疑問，正說明了怪物誕生的根由。明知早已改朝換代，許多人卻仍然還想守住既得利益，依附著這個欲望又滾動增添其他欲望。我想看到一個新世界──一個可以把司馬遷的「天道是非論」視為過時的新世界。

【序論】南韓的變與不變 / 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
本書作者李容馬先生，擁有在社會、經濟與政治領域，近二十多年的採訪經歷，以電視台記者的角色，見證並記錄躍動的南韓。過去MBC發動罷工期間，他擔任工會宣傳局長，組織抗爭，後來在李明博任內，遭到經營層解雇，並反過來成為我的受訪對象。
他以進步派觀點，重新檢視南韓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問題與媒體生態，包括以批判視角，回顧他內心曾投以期盼改造國家的前總統盧武鉉，並對保守派垮台、南韓實現第三次政權輪替後，當下面臨的時局課題，提出解決方法。
台韓在一九九二年斷交後，資訊流通中斷，特別是盧武鉉在任期間，我們對南韓的理解，因雙方疏離漸生鴻溝而處於空窗，但兩造發展脈絡有極似之處──民進黨的國民黨化、逐漸向大企業靠攏、守舊勢力依然把持權位而反對改革，更拒絕溝通，不少人──包括政府皆是，厭倦舊體系，卻又害怕改變或覺得無力。
在對近七十年來，南韓發展的背景建立起基礎認知後，現在請藉由這本書，看看南韓的經驗，思考能怎麼改變我們所在的世界。

序 MBC新聞記者李容馬

前言 可以夢想就是幸福

1. 惡性間皮細胞瘤
2. 全羅南道出身和地域情結
3. 兒時的貧困和母親的叮嚀
4. 了解鼓吹競爭的現實
5. 八七學級，夢想正義的社會
6. 矗石逢釘
進入MBC
凌駕和卑屈共存的社會部
在劇變的韓國經濟中
7. 什麼是好的媒體
媒體是為了誰而存在
採訪與國際報導的現實
二〇〇二年的兩大變化
8. 社會的積弊和盧武鉉政府
檢察廳的真面目
MBC改革
令人惋惜的盧武鉉政府
9. 我留在工會的理由
10. 為了改變世界

後語 我們可以改變世界

【導讀】鏡子、關鍵詞、夢想 / 郝明義(大塊文化董事長)
在舉世驚奇的南北韓和解與世局新演變正在進行，而台灣原地打轉，被各種鬱悶嘈雜的聲音淹沒之際，閱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是個很有意思的機會。
韓國MBC 記者李容馬寫這本書，本意是因為他患了癌症，擔心時日無多，要留下一本書給雙胞胎兒子，給他們當作未來的參考。
李容馬在書裡談人生經歷，也談他觀察到的韓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多面向的發展過程。針對過去幾十年韓國掙脫威權政治的枷鎖走向民主政治，新舊政治勢力輪替三次之後，為何被一些糾結反覆牽絆、原地打轉，尤其提出他特別的解釋。
他是為韓國人提出了一面後視鏡，因而可以看到自己由何而來，來到哪裡，以及文在寅上台後的一連串變化在未來可能的方向和意義。
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本書則是一面不折不扣的鏡子。

【內文試閱】2 全羅南道出身和地域情結
我的故鄉「扉內」
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出生於全羅北道南原的一個鄉下農家。這個村莊的名字叫「扉內」。朝鮮末期在此定居的光州李氏後孫，在村莊周圍建了圍牆，打造了進出的扉門，希望像一家人一樣和睦共處，才會將此地稱為「扉內」。爺爺在此早逝後，父親和兄弟姐妹們在這裡共同生活，接著一個個分家離開。所以我出生的地方不是「我們家」或是「爺爺家」，而是大伯住過的「伯父家」。
伯父家現在已經倒塌了，只剩下田地。本來伯父家的主屋有兩間房間和廚房。對面也有兩個房間，和一個倉庫。主屋的右邊對角線方向是豬圈和製作堆肥的廁所。院子種植了茄子和番茄。我就在對面的房間內誕生。
從伯父家往後走，有一座比較高的山，那裡有祖墳。爺爺、奶奶、曾祖父、曾祖母、曾曾祖父、曾曾祖母都葬在那裡。大伯父家前面有個大水稻田，沿著稻田有條新作路（當時是這樣叫新蓋的大馬路）。沿著新作路走就是堂山，堂山一般是指有村莊的守護神，視為神聖的山或丘陵，我們村莊的堂山，就在村莊入口，林木茂密。
沿著新作路，稻田的方向有條小河流。暑假時會在這裡抓川蜷螺，寒假則會在這裡滑雪橇。我最討厭冬天來這裡洗臉。
三歲時，我們舉家搬到全州。從全州坐巴士回扉內，需要一個小時車程。小時候幾乎沒坐過車，因此我常暈車。下了巴士後，依我的腳程還需要走一個小時左右。對於小小年紀的我而言，是相當遙遠的距離。但不曉得為什麼，我卻很喜歡這裡，只要快接近寒暑假，就會央求爸媽送我回大伯父家。因此寒暑假期間我都在此地逗留。

本籍
根據之前的戶籍制度，我的本籍是我出生的故鄉全北南原。目前已經沒有戶籍制度了，那是一個以戶主為中心，記錄屬於這一戶人家所有人的本籍、姓名、生日等身分事項的制度。戶籍和祖譜不同，是整理目前和戶主生活的家人。舉例來說，如果以我的父親為主，就會記錄父親和母親，還有下面的子女和孫子。至於女兒，出嫁之後會被稱為外人，從原本的戶籍中刪除，轉移到夫家的戶籍。這個制度是以男人為基準，記錄父親、兒子、孫子、曾孫子，還有這些人的妻子。完全以男性為中心。韓國廢除戶籍制度的理由之一，就是違反了男女平等。
本籍，是指一家戶籍所在的地區。父親過世後，我們家的戶主自然就是身為長男的哥哥。本籍不會一生都不變。結婚分家後，就會重新制定本籍所在地。以我來說，就可以將本籍從全北轉移到目前居住的首爾。然而我並沒有這樣做。因此我的孩子玄載和敬載的本籍也是全北南原。當然，今天由於已經廢除戶籍制度，講本籍再也毫無意義了。
然而，今天還是有很多人講究本籍。尤其，有些公司在聘用新人的時候，還會詢問原籍。原籍是指父親的本籍。這是因為想知道將本籍改為首都圈的人原本的出身地在哪。
目前雖然敬載是在首爾出生，然而追究我的出身地，會被分類為全羅道出身。直到今天，這種區分是有意義的。因為同鄉會有群聚在一起的傾向。就像校友會聚集在一起，同鄉也更有親密感，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有別於嶺南或忠清等其他地區的人，很多湖南人會把本籍遷到首都圈。我的親戚當中舉家遷移至首爾或京畿地區的人，有相當多數將本籍從湖南遷至首都圈。

湖南歧視
許多人要追究本籍地，也就是出身地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對於湖南人的歧視。嶺南出身的朴正熙總統在一九六一年以軍事政變掌握政權之後，一直到全斗煥、金泳三總統，長達三十六年的時間都是嶺南人擔任總統。在這期間，政府要制定經濟開發政策，或是權力菁英階層要添補新血的時候，都持續排擠湖南地區。
朴正熙政府由於是以軍事政變上台，換句話說就是缺乏正統的政府。或許是這個原因，他們為了取得國民的支持，就一再推出加速經濟開發的政策。當時的經濟開發政策就是要把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政府為了工業化，鼓勵鄭周永李秉喆等資本家，建造大單位的工廠。他們建造的工廠，主要在首都圈和嶺南地區。韓國的知名工業區，除了京仁工業區外，大都聚集在嶺南的浦項、蔚山、昌原等地。
要讓工廠運轉，就需要人力。勞工的薪資越低對資本家越有利。要從哪裡確保這些廉價的勞動力呢？那就是農村。朴正熙政府在工業化的名義下，開始展開抹殺農業的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低穀價政策，讓米價跌到谷底。倘若米價慘跌，農民就難以維持生計，只得被迫放棄農業離開農村。他們會前往哪裡呢？想糊一口飯吃就要工作，因此他們不得不前往工廠。進不了工廠當勞工的人，相較之下，只能做一些打雜的工作賺錢，成為都市貧民。趙廷來的小說《漢江》，就把當時的情況描寫得很逼真。擦皮鞋或提糞桶的人，大都是從從農村上京的人們。
一九六○年代，韓國的農村人口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然而二○一七年時農村有多少人口呢？連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都不到。幾乎所有的農民都為了找工作一再往都市移居。他們成為工廠勞工和小販，也就是賺一天過一天的日薪勞工。
嶺南地區工廠林立，可以收容眾多來自嶺南農村的人力。然而湖南地區沒有工廠，湖南農村的人力大都前往首都圈，其中一部分遷移到嶺南等其他工業區地帶。韓國獨立後不久，湖南地區還是豐饒的穀倉地帶，居住著最多的人口，然而在工業化政策之後人口卻急速下降，原因就在這裡。這也是湖南人在首都圈形成社會底層，遭到許多人輕視、蔑視的根本原因。
政府的人事也是如此。總統要任命國務總理或內閣部長等高階公務員的時候，都是以和自己親近的人為主，結果他們主要任命的都是嶺南人，而非湖南人。高階文官一旦是嶺南人，他手下的人要升遷時，嶺南人自然就會得到優待，反之湖南人就遭到排擠。考上國家資格考試的人裡，就算一開始嶺南和湖南出身的人數均等，等到升遷到高階職務的時候，仍然形成大部分是嶺南人的不對稱比例。這種情況從朴正熙政府到金泳三政府，足足持續了三十六年。
這段時間的政府力量強大，官商勾結的不當腐敗也日趨嚴重。這是政治勢力藉由賄賂而左右經濟發展的時期。也因此，企業如果想取得政府批准經營什麼事業，就需要可以幫他們跟政府高層進行所謂「牽線」的人。由於政府高層大都是嶺南人，因此一般企業也不得不對嶺南人另眼相待。因為認識高層的人，或者至少要和高層同鄉的人，進行政治遊說的時候才比較方便。如此這般，基於各種原因，湖南人在我們社會的所有部門都遭受排擠。
過去收看電視連續劇或電影，流氓或幫傭等這類社會底層人物，大都操全羅道方言。騙子或叛徒，很多也來自湖南。當時由於湖南人口相當多，當然這種人也會多。但是難道其他地區就沒有這種人嗎？可唯獨湖南出身的人飽受奚落的現象，正好證明了湖南人形成我們社會的底層，過著貧困又艱辛的生活。
因此，有些湖南人為了不讓孩子遭受歧視，把本籍遷至首都圈，刻意隱瞞自己的出身地。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被社會歧視，基於自我保護，開始團結起來。這就是湖南同鄉會這個特殊組織產生的背景，也是「要消除對湖南地區結構性的歧視，就得掌握政權」的長期願望得以形成的源由。在長久的時間裡，是大家對金大中總統和在野力量的全面性支持，使得這個願望得以延續。要掌握政權，就要清除以嶺南軍人為核心的獨裁勢力。湖南人比其他地區的人更支持民主化，展現出進步的傾向，也正是基於這種心理。

以「我們是外人嗎」為代表的地域情結
一九八七年民主化之後的十年，湖南人才掌握了政權。在民主化熱潮的推波助瀾之下，一九九七年金大中當選了總統。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了湖南出身的元首。直到今天，金大中還是唯一湖南出身的領袖。金大中當選後，在國家菁英添補新血的過程中，給了湖南人才一些特殊禮遇。然而由於在野黨占了國會大多數的席次，因此也不得不看在野黨的臉色。尤其，只靠五年的政權要消除湖南人積壓了將近四十年的遺憾，可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要消除積累將近四十年的獨裁產物，五年更是完全不夠。
然而，隨著湖南人團結在一起掌握了政權，嶺南人也開始團結。韓國社會代表既得利益的力量，看這段期間支持自己的獨裁政府倒台，也逐漸集結在嶺南人的四周，和代表民主化的湖南人打起對台，同時也擴大地域情結的衝突。
我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是指財閥、官僚、媒體人、政治上的既有勢力等。選舉的時候，他們把民主對獨裁之戰，轉化為湖南對嶺南之戰。當時為了鼓吹慶尚北道和慶尚南道（譯註：嶺南地區）應該團結在一起對抗湖南地區，流行一句話：「我們是外人嗎？」從這句流行語可見一斑。
當然，會產生這種結果，金大中總統也不是沒有責任。他和釜山出身的金泳三總統本來應該攜手團結在民主主義的大旗之下，繼續清除獨裁的殘渣，然而一九八七年兩個人都要選總統之後，反而造成政黨也擺脫不了地域情結的後果。
嶺南地區有了工業化基礎，人口開始逐漸增加，不知不覺間超過了湖南人口兩倍有餘。代議民主，本來就是多一票也獲勝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湖南幾乎根本不可能有贏過嶺南的機會。只要地域情結的糾葛還在，湖南或是其他地區出身的政黨或者候選人，無論在道德或能力上有多麼優秀，一旦對上嶺南出身的政黨或候選人，不落居下風也難。
何況，嶺南出身的政黨，依然擁有過去獨裁政權打下的根基。從朴正熙到全斗煥的既得勢力，在一九八七年民主化之後承接了嶺南地區的政黨，影響力至今依然。接下來韓國如果想持續發展，就必須打破地域情結的糾葛。
為了打破地域情結，很多人嘗試努力過。最具代表性的人，就是盧武鉉總統。盧武鉉總統來自嶺南地區的釜山，卻在領銜推動民主化並代表湖南地區的民主黨內活動。他在首爾參選當過國會議員後，又去了釜山，在當地以民主黨候選人身分競選國會議員和釜山市長，最後以失敗告終。他明知在釜山無路可走，卻揭櫫打破地域情結的大旗，持續不斷地挑戰。他就是在這個時候得到「笨蛋盧武鉉」的光榮綽號。盧武鉉的真誠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在二○○二年當選為第十六任總統。然而，地域情結並未因此輕易消失。
從二○一七年五月舉行的大選來看，我看未來會有許多變化。這是我身為政治學者、也是長期關注政治的媒體人所切身感受到的。看看我們社會能一路進步到今天，這是可以期待的事。未來，大家會把二○一七年的大選稱之為打破地域情結的起步。對於這一點，我有強烈的預感。
談論了這麼多關於地域情結的事情，是為了說明我不遷本籍的原因和背景。我不想隱瞞或逃避出身地，也認為這個社會不能再繼續歧視湖南地區。我們不是應該改變這樣的社會嗎？我們的社會，應該是任何人都不必隱瞞自己的湖南出身也沒問題才對。

6 矗石逢釘
進入MBC
結束美國旅行、告別了全州的生活，事隔一年返回首爾。此時各家報社都在招聘新進員工，在我返京後，第一個發布公告的是《中央日報》。我沒做好考試準備，卻幸運通過了筆試，甚至還實習了一陣子，來到最終面試。可惜面試的時候卻落榜了。實在難以理解，拿錄取的人和落榜的人比較一下，落榜的許多人看起來明明更優秀。其他人也同意我的看法。
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了找出原因，我和落榜的人交談，自己也苦思良久。
我的推測是：「《中央日報》不想要太過重視原則的人」。面試我的是洪錫炫會長，問題是大學時期是否上街抗爭過。一九八七年的大學生，大家都知道有著不得不抗爭的環境，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是不得不的時代使然，接著他又問我想成為怎樣的記者，我也直言不諱。結果落榜了。
《中央日報》的招聘包含了實習過程，期間相當長，為此我也沒報考其他報社。隔年，SBS最先發布聘試公告，由於是民營電視台，我其實不太想去，然而還是想報考看看。通過第一階段筆試後，第二階段是各部門經理的集體面試，很巧地又被問了之前類似的問題，大學時有沒有抗爭過等等。我也像在《中央日報》的面試那樣理直氣壯地回答。結果還是落榜。我越來越相信我的推測是真的。這些企業表面上說是想要聰明的人，實際上是不想要對「原則」太聰明的人，而是「擅長遵守上級指示」的聰明人。
MBC面試也問了同樣問題。但我這次事先準備了答案，假裝聰明又適當的答案。譬如，說一九八七年沒參加過抗爭那是騙人的，那是大家都會做的事，但我說升上高年級後就不參加了。於是，我考進了MBC電視台。
我原本想報考的是報社，畢竟在那之前一想到記者，不會聯想到電視台，而是報紙。然而我和報社似乎沒有緣分。電視台曾考慮過KBS，但花了一年時間才進入MBC，我不想再考試，因此就放棄了。而那以後，電視台的影響力比報紙越來越大，說起來也是好事吧？
透過入社考試，我領悟了兩件事。第一是私人企業不想要「聰明且遵守原則的」人，人若是太耿直，就不會在公司有不當方針時也全盤接受，反而會像崔圭碩的漫畫《錐子》一樣，加入工會和公司對抗，公司沒有工會，還會親自創立。企業需要該低頭的時候就低頭的人，不計較原則，就算非法或不當的事，只要上級指示就會去做的人。
實際上韓國的財閥，幾乎沒有不觸法的。三星的李健熙、李在鎔，現代汽車的鄭夢九，SK的崔泰源，樂天的辛東彬等財閥掌門人，都因瀆職、貪汙、違反金融實名制、提供賄賂、非法政治獻金等嫌疑，被處以拘留或不拘留起訴。大部分都留下前科。
將他們的非法指示付諸行動的人會是誰呢？連聲譽還不錯的財閥集團都幹出種種非法勾當。財閥的影響力大，因此無法斷絕政商勾結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發生胡亂帶過的事。對財閥進行改革，是我們社會永遠的話題。
這也是我們想成為先進國家仍有遙遠路途要走的證據。何謂先進國呢？先決條件，就是正直行得通的社會。這是先進國家的一個共同點。對說謊或是欺騙他人的行為，予以嚴懲。舉例來說，假造原產地，或是企業做假帳，就處以重刑，才能形成值得信賴的社會。可是我們的社會，那些領頭羊的企業本來應該帶頭示範，結果卻是帶頭犯法，還想要瞞天過海。不，是想透過政治遊說來違法解決。矗石逢釘的諺語，很少有地方像在我們社會這麼通用，這樣的劣跡在整個社會蓬勃發展。
入社經驗，也讓我體會到韓國社會的保守。世代輪替，未來雖然會有重大轉變，然而目前保守勢力還是占上風。保守勢力獨占了大韓民國的高層，從解放以來支配著我們的社會。這也是我們社會不會輕易改變的最大理由。此外，人本來就有上了年紀就和現實妥協，越來越趨於保守的傾向。因為想得到比較保守的高階層的信任、升遷，就要表現出同樣的保守。因此，任何組織的最高階層，大都是保守傾向的人士。這就是面試的時候，報社社長都會詢問是否曾經上街抗爭過的理由。如果勞動法沒有禁止阻礙勞動行為的條款，這些人或許還會詢問進了公司之後是否會加入工會。
支配韓國社會的保守勢力，從親日派到軍事獨裁，到最近的新右派，延續到「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他們和李承晚一起建立南韓的單獨政府，經歷過韓戰，變身為親美派， 和朴正熙一起進行軍事獨裁。韓戰犧牲無數人命之後，結果在國民間培養出只要是共產黨就一律槍斃的意識型態。軍事獨裁利用這種反共、反北的心理，合理化自己的執政。這個過程中，因為借助美國的支援實現了經濟成長，就把美國視為神明，把自己的國民當作豬狗的統治對象。這就是朴槿惠總統的支持者高喊反對彈劾，高舉太極旗和美國星條旗的背景。
除了國家的層峰級人物，掌握著社會上重要組織的既得利益高層，大部分也都是這種人，只是彼此程度有些差異而已。
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報社、企業、法院、國會等，幾乎所有組織都大同小異。這是因為從過去開始，所有對政府或社會抱著批判態度的人，都被這種組織徹底排除在外。對政府或社會抱著批判態度的人，也拒絕進入這類組織。這和我拒絕參加公務員資格考試的理由有些類似。當然，隨著民主化，我們社會已經產生了變化，預估未來也會有重大改革。我是希望這些進展能夠更大一些。
問題是這些保守勢力長期支配我們社會，他們的心理早就不知不覺地深刻影響我們。這可以說是已經形成每個人「自己心中的法西斯」嗎？舉例來說，以前大人常說「朝鮮傢伙就該打」，其實，這是日本殖民時期對我們韓國人說的話，但是即使日據時代已經結束了三十五年，當初日本人貶低我們的用語卻悄悄成為我們日常的用語。直到最近，社會上各個領域的上司對下屬都常說「叫你剝什麼就剝什麼」。其實，這本來是軍隊用語，叫士兵用生殖器去剝栗子，意思是上司的命令再不合理，都要無條件服從。軍事獨裁的期間和日本殖民時期一般長，這些話都滲透進我們的生活，變成常態。配合著語言，我們的想法、行動和習慣，也都軍隊化了。相較於多元性，我們要求所有人動作一致地行動；相較於注重內容，我們要求事情在規定時間內處理完畢為優先。
這是軍隊的文化，也是極權主義的一個面向。
我常想，為了真正的改革，現行一個個階段往上升遷的人事系統是否恰當？現在的組織都是論資排輩，根據舊有系統架構而設計的話，只更換幾位高階人士就可以產生改變嗎？如果沒有以政府部門為首，各部門大破大立地革新，改革並非那麼簡單。
我在大學雖然認真研讀了韓國政治經濟的特徵與理論，對於生活的現實並未充分認知，倒是透過入社考試得到非常寶貴的經驗。然而就人際關係來說，我的經驗還是相當淺薄，以至於進了公司之後又引發諸多衝突。

凌駕和卑屈共存的社會部
實習記者的矛盾
一九九六年進入MBC後，我以在警察局打轉，展開記者生涯。實習期間，我在警察局記者室混雜的房間裡，和其他公司的實習記者一起生活了六個月。實習記者最晚要從早上五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點到凌晨一點。我們要去三四個管轄警察局的刑事課、交通意外調查班、警察廳和法院等地，收集案件並報告。除了查看案件簿，我們也目擊了強盜、殺人、暴力、性暴力、交通意外和詐欺等各種亂七八糟案件的現場。
這類案件的嫌犯，總歸一句就是雜犯。這種案件裡萬一包含了名人，或是什麼高層人士等，那才算得上新聞。當然，碰上連續殺人等野蠻的案例，就更是新聞了。但這些事情通常都不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或給予社會特別教訓，或特別敲響什麼警鐘。因此相較於警察或檢察官處理這類刑事案件的地方，記者都更喜愛處理重大案件的部門。那也是出人頭地的捷徑。
身為記者，到警察局可以擺擺架子。記者前輩向我們強調，在警察面前絕對不能弱勢，因為記者是國民的代表，無論見到什麼人都可以高姿態大聲說話。我對這句教誨深有共鳴。一般人幾乎不敢面對警察，見了面也會覺得羞愧，就算沒有罪也莫名地膽怯。面對這樣的警察，堂堂正正詢問、追究對方，這件事本身就是厲害的經驗。透過這個經驗，我也養成了往後不論去任何地方見任何高層，都能堂堂正正面對對方的習慣。這就是身為記者，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基本原則的重要一步。
但實習記者有個矛盾的地方。我們對警察，雖然除了有時候會叫一聲「大哥」之外，講話時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尊稱，面對自己公司的前輩記者，卻是他們有什麼指示都得絕對服從。他們吩咐清晨六點要報告，就要在清晨六點報告，吩咐早上十點報告，就一定早上十點報告。過程中就算聽到他各種辱罵，收到各種離譜的指示，也照樣得執行。
去現場報導的地方可以呼來喚去，面對自己公司的前輩卻唯唯諾諾不敢吭聲。實習期間習慣這種矛盾情況的人，和無法適應的人，過了一段時間，人生道路就會有極大的差異。在強者面前可以展現強大一面的人，在公司無法卑屈；做不到的人在公司會變得卑屈，同樣也會屈服於強者。
當記者跑警察路線沒多久，就知道警察比記者還弱勢。一開始是因為前輩的教誨，才對他們大呼小叫，久而久之成了習慣，時間再久一點，就因為知道了警察是弱者，所以更對他們大呼小叫，而從那一刻起，也就熟悉了凌駕弱者的方法。到了此時，本來應該懂得自重才好，但大多數人做不到。凌駕弱者，是不必學習就能形成的習慣。

逐出社會部
我以不錯的評價完成了實習記者的生涯。
這六個月裡，我在鐘路警察局揭發了警察隱藏暴力犯罪等小小的頭條新聞。一九九七年六月我收到正式命令，擔任社會部警察記者。記得沒多久，我做了一條獨家報導。有一名小女孩被誘拐殺害了，不久警察逮捕到犯人。被抓到的犯人是女性，大家推測有共犯。當時距離晚間九點的《新聞平台》（News Desk）8播出，還剩下四十多分鐘，我從刑警系統的長官那裡確認此案是那個女人單獨犯案，立刻向電視台的警察線長官報告。本來我們所有的報導都是以有共犯而準備的，緊急變更為單獨犯案。
當時MBC正在轉播足球，《新聞平台》播出二十分鐘前，畫面跑馬燈預告字幕就打出單獨犯案的頭條新聞。這是我們電視台的失誤。其他電視台新聞記者看到後，蜂擁至警察署長面前，追究是否屬實。警察署長九點緊急召開記者會，正式公布此案是單獨犯案。由於MBC已經確認是單獨犯案並準備了《新聞平台》，因此直播記者會順利結束。
然而KBS是在認定有共犯的情況下準備的節目，《九點新聞》一播，警察表示單獨犯案，節目立刻亂了套。往共犯方向準備的報導沒了，新聞開了天窗，因為也沒時間準備單獨犯案的報導。
警方單獨犯案的報告，與KBS推測有共犯的報導背道而馳，KBS之後也以有共犯的推測繼續追蹤報導。當時正逢中秋節連假，KBS在連續假期獨自延續尋找共犯的報導。這個新聞對他們的打擊有多大，可想而知。
身為警察線的記者，雖然我也創造了這些成果，然而接到正式聘書還不到十個月，我就從社會部被驅逐到一九九八年的地方選舉廣播企劃團。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九九○年代後期，是KBS和MBC展開激烈競爭的時期。KBS刪掉1TV的廣告，九點新聞收視率超越了MBC的《新聞平台》。在那之前MBC的新聞可是經常穩坐第一名。KBS想逆轉情勢，全面分配了「事件與事故」新聞（包括社會案件或車禍等內容）的報導，MBC也不甘示弱，追隨他們的腳步。因此事件與事故的新聞比重拉大，甚至占了整體四十五分鐘新聞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但在競爭之下，許多無意義的事件與事故新聞占據了所有畫面，變成令人心寒的狀態。
事實上，新聞可看，是民主化之後的事。畢竟，在那之前，媒體只能單方接受政府提供的新聞，民主化之後才開始出現批判性的報導。
此外，金泳三時期實施公職人員財產公開法，再加上準備清算過去司法官的黑暗面，新聞就更有趣了。這和金泳三為了推動他要做的事，有意地利用媒體也有關係。到一九九○年代中半，電視節目的影響力漸漸大過報紙新聞。一九八八年電視直播「五共」公聽會，已經證明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九○年代之後的總統大選或是各種重要選舉過程中，電視的影響力更是越來越明顯。結果就造成電視台的壯大。
然而，真正的公共電視台，卻因為收視率競爭，把貶低記者價值的事件與事故新聞當成主力。我非常不滿。我還因而自責，問自己是為了做這種工作才當記者的嗎？上級給我的採訪指示，經常不過是些雞毛蒜皮的生活新聞而已。拒絕做這種報導的話，會引來各種咒罵，為此我和前輩們有過一連串爭執。
更麻煩的是，警察線的記者逐漸形成一種軍隊組織，社會部長官底下有案件編輯部，這個編輯部底下有首爾市警的組長（負責選跑警察線記者）。各個警察廳有一線、二線記者。身為老么的二線要接受一線指揮，一線接受市警組長指揮，市警組長又聽命於案件編輯部。這是一個難以進行合理對話和討論的組織。
在這種情況下，身為警察記者的我，新聞貢獻度逐漸變得低落。大家對我的評價，也從一個有才能的傢伙突變為不服從前輩指示的傢伙。
於是，我在一九九八年四月被趕出來，到地方選舉轉播企劃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