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辯解：亨利‧梅因與自由帝國主義的終結（簡體書）

亨利·梅因爵士是19世紀英國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最為人熟知的，無疑是《古代法》中的這一宏偉表述：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然而，梅因在任職于英屬印度殖民地官員時，卻對印度那原始的“身份社會”進行飽含同情的辯護，批評對印度進行過快的“現代化”開發，反對給印度制定成文法典。那麼，梅因的理論與政治實踐是否存在分裂？這種悖論性的現象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原因？

在《帝國的辯解》中，曼特娜集中討論了梅因的政法理論、政治實踐與19世紀帝國主義話語間的互動關係。通過把梅因的思想放置在自由主義思潮和英帝國殖民的“印度經驗”語境中，作者精彩地展示了梅因對“傳統―現代”、“普世性―本土性”的思考，是如何推動現代人類學、社會學的發展，以及如何影響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轉型――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今日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而言，絲毫沒有過時。

作者簡介
曼特娜（Karuna Mantena），哈佛大學政治理論專業博士，耶魯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長期致力于近代政治思想、近代社會理論、帝國理論和歷史、南亞政治和歷史方面的研究，近期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于政治現實主義和圣雄甘地的政治思想，代表作有《帝國的辯解：梅因與自由帝國主義的終結》。

譯者簡介
何俊毅，甘肅省蘭州人，法學博士，現任教于西北師范大學法學院。近年來致力于西方法理學、立法學方面的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在《讀書》等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數篇。

從法學家梅因入手，解析西方殖民主義的關鍵轉型，也是理解當今后殖民問題的杰出著作

1、全面解析英國著名法學家梅因與英國殖民實踐的隱秘關聯
2、深度挖掘帝國主義殖民思想在19世紀的關鍵轉折

中譯本導言/　i

致謝/　1
導論間接統治的思想起源/　4
第一章自由帝國主義的危機/　33
第二章建構傳統社會：帝國與社會理論的起源/　86
第三章東西方的法典編纂/　131
第四章19世紀關于所有權的爭論/　171
第五章危機中的原住民社會：間接統治的觀念基礎/　210
結束語重新思考自由主義與帝國/　252

參考文獻/　264
索引/　291
譯后記/　332

1857年5月10日，孟加拉軍隊中一些當地士兵反抗英國指揮官，發動了叛亂，這次叛亂掀起了19世紀反對歐洲帝國的狂潮。除了十三萬多印度士兵的叛亂外，“印度兵變”（Sepoy Mutiny）還拉攏了大量憤憤不平的群體，加入到反對英國統治的大眾叛亂中，短暫地撼動了英帝國在印度北部的統治根基，同時也激起了英國的殘酷鎮壓。嚴格地從軍事角度來說，相較於同時代其他主要的武裝衝突而言，這場戰爭及其最終對叛亂的鎮壓是短暫的，並沒有造成過於嚴重的災難。但在梅因爵士看來，這無疑是“整個盎格魯―印度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對不列顛而言，這場叛亂是一個粗暴野蠻的警示，是一個使其理想歸於幻滅的事件，動搖了它在帝國事業上日益增強的自信。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大英帝國已經在印度進行了穩健的擴張，並獲得了鞏固。此外，印度叛亂也標誌著開啟了帝國政治歷程中一個動盪不安、狂暴激烈的十年。在這段時期，帝國版圖上爆發了一系列重大的起義，它們大多都爆發於不列顛最古老、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如愛爾蘭、牙買加和印度。印度兵變、[新西蘭的]毛利戰爭、牙買加的莫蘭特灣叛亂和愛爾蘭的芬尼安起義（後來在英格蘭發動了一系列爆炸性活動），它們一道促成了當地叛亂和帝國根基動搖的險惡預兆。這一切都戲劇性地重塑了宗主國公民對附屬國人民的態度，也引發了他們對大英帝國的意義、特性及其前景的憂慮。從這個意義上來講，1857年叛亂是大英帝國觀念轉變進程中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更確切地說，它標誌著早期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社會思潮的決定性轉向，這種社會思潮是對19世紀帝國的最主要的道德正當性辯護。
帝國的自由主義模型，已經成為學術界關注已久的主題，最近，有人開始關注帝國的哲學和理論探討。在這種模型中，帝國統治被認為是在道德和物質進步方面有效且合法的方式。然而，儘管自由帝國主義在19世紀得到了最清晰的表達和最確信的辯護，但把進步帝國（progressive empire）的自由主義模型視作英帝國觀念的限定詞的顯著傾向，淡化了帝國的正當性和統治策略在本世紀經歷了根本性修正的事實。在諸多方面，19世紀帝國的鮮明特徵在於亞洲和非洲最瘋狂的地理擴張時期（1857-1914），與自由主義緊縮以及對作為“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基礎的核心假定和原則拋棄的時期不謀而合。然而，早期以改革為導向的帝國觀念，將原住民社會（native societies）視為西線根本重建的需要；晚期帝國時期的思想，對干涉主義議程（interventionist agenda）的實用性和理論基礎都提出了質疑。強調各民族之間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表達取代了文明的普世主義表達。目前，原住民社會及其政治形態應當得到保護，而不是被剷除或被激烈地現代化，因為它們嵌入了帝國權力的制度動力學，這一點在非洲殖民地的間接統治理論和實踐方面最為顯著。
本書著力研究使19世紀帝國觀念從普適主義（Universalist）立場向文化主義（culturalist）立場全面轉變的觀念發展。殖民地叛亂、抵制和不穩定等引人注目的形式，如1857年印度兵變，導致了對過去帝國政策的重要重估，反過來也引發了對帝國統治的本質及其意圖的根本反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思以原住民社會理論為根據，並且產生了新的原住民社會理論，該理論不僅為原住民憤憤不滿的事實提供了解釋路徑，而且解釋了過去的帝國政策在促進附屬國民族現代化方面的失敗。一方面，解放後英屬加勒比的政治危機，激起了民族化和種族分化的新形式。例如，廢奴這一“偉大嘗試”的失敗，被視為是由於被解放後的奴隸先天不足，沒有能力根據自由的政治和經濟模型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在印度（後來在東南亞和非洲），即在沒有嚴格奉行先前根除土著社會的帝國政策的地區，1857年[印度兵變]後，現存原住民社會的全新種族類型，採取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理論形式，這種緊密結合的文化整體已經對現代社會的邏輯進行了抵制。就智識方面而言，這種再定位與現代社會理論的發展，即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之間明顯的歷史性對比，以及支撐這一二分法的文化和社會的整體性模型密不可分。晚期帝國觀念依賴于對傳統社會進行的社會理論解釋，它既作為帝國合法性的替代性基礎，又是明確表達截然不同的統治策略的醒目標題。梅因的社會和政治理論，是對這一傳統社會模型在其實踐和晚期帝國觀念的關係方面最具影響力的表達。因此，他的研究也集中在這個領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