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腑之言：我的臺灣情與中國心，邱進益回憶錄

臺灣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回顧三十餘年的外交生涯，
並記下他二十餘年來奔走兩岸的心路歷程；
以追求世界和平與世代幸福為畢生職志。
深信兩岸只有透過和平發展、相互攜手，
始能創造出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

我生在大陸，長在臺灣，既有中國心，更有臺灣情。我總希望臺灣未來能夠有美好的出路，因此我對臺灣政局的發展，常常寄予厚望而提出若干看法。我觀察到，近六、七十年來的臺灣社會，總是陷在省籍情結、統獨爭論、種族認同、島國心態與後日本殖民主義遺緒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故我思考臺灣的出路，大概只有「獨立」或「統一」，可以化解以上的迷思。
──邱進益

兩岸今日，攸關未來世代的每一日

在意外入府四年餘的轉折中，邱進益不僅成為首位總統府發言人，更開啟了協調兩岸事務的契機；並於書中詳述如何催生國際矚目的辜汪會談，並從此致力於增進兩岸理解與交流。
縱然世界之廣，看似條條大路，然若想昂首坦途，面對於政、於商、於世代人情的兩岸關係，皆似為必經之路。

諍言字字，心繫台灣出路

無論是任何種族與社群，最重要的想望無非是安居樂業；邱進益對此亦念茲在茲，深知越細微的國民福祉，越需要政策的轉變與維護。其於外交生涯派駐多國，往來各國高層，至入府親見核心之運籌帷幄，面對國家的人事諸般安排，遇有可取之處，便真誠喜悅甚於任何；遇有不宜之處，字裡行間憂心感概，更多於針砭批評。
書中以溫緩又不失精闢之口吻，娓娓道來臺灣的國際情勢，並提出若干建言，亦如一帖打造未來的良方。

下一代的幸福與未來，
取決於我們這一代的經營與耕耘。

邱進益

1936年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外交研究所結業，新加坡國立大學企管碩士，中國南京大學史學博士。
歷任駐外大使及特任代表，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祕書長，總統府副祕書長、發言人、國策顧問，考試院銓敘部長等公職。

推薦序

改變的歷程｜胡志強‧旺旺集團副董事長

欣聞邱進益先生即將出版回憶錄，邀後生小輩如我撰序，實感惶恐和榮幸，特以心中長記二三小事補充，不敢稱之為序。
猶記邱進益先生提及，自1988 年 11 月 至 1993 年 3 月在總統府服務的這段期間，是他人生「意外的歷程」。而我有幸躬逢其盛，在他麾下，前後共事亦有兩年多。
邱先生是外交官出身，曾任史瓦濟蘭大使等要職，他為人正派、任事認真積極、鉅細靡遺，人緣極佳。我想他之所以能在大使任內，被總統破格擢升，回國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可見其為人處事均受佳評。
邱先生不但是我的外交前輩，更是我在總統府服務時的「導師」。我當年從中山大學借調到總統府，邱先生時任副秘書長，是我的長官，也是我踏入政壇的啟蒙老師。當時他身兼五項職務，包括總統府副秘書長、總統府發言人（1990年之後開始）、國統會執行秘書、 國統會發言人，以及國統會研究委員會的召集人。可謂調和鼎鼐、無役不與，深受層峰賞識與信任。
這四年多，他見證了臺灣自威權結束、進入民主化的關鍵時期，更參與要務，不但規劃了早期對大陸的工作，為「兩岸關係」的開展奉獻心力；更籌劃了元首出國訪問，進行「務實外交」。
在政務上，我承他的多番教導，方能快速進入狀況。而他創立了總統府的發言人制，為總統府與民眾間開啟了一個交流的窗口，是歷史上首位總統府發言人。除了邱先生之外，另有三位副發言人，分別是焦仁和、郭岱君和我，我們四人輪流主持記者會。
每次舉行記者會前，副秘書長很可能怕我們講錯話，所以事先有許多摩擬和演練。我們都是嚴陣以待，開會討論題庫，盡量做足準備。
邱先生教導我如何面對媒體，後來我之所以擔任新聞局長，他是說最大的「推手」。不是指他為我說項，而是他訓練、教導了我，開拓我的視野，讓我可以勝任日後的工作。
邱先生推動國統會時，我也頗受重用，擔任議事組長。 這個歷練，讓我了解國家政策的形成和如何溝通協調。
邱先生對我最深的影響是，擔任發言人必須遵守一個重要的原則：「能說的盡量說，不能說的絕不說」。而這樣的訓練，也造就了我日後出任新聞局長時，秉持「永遠誠實」的原則。讓我受益良多！
不欺騙、不誤導、不利用記者，只要我口裡說出來的話，都是實話。
還有個小插曲是，那時為了增進與各界的聯繫，邱先生常常帶著我、焦仁和及第三局局長張復等與各院部會間溝通協調外加拼酒，所到之處幾乎是「橫掃千軍」，沒有單位打得過總統府的。
邱先生曾說，這段意外的歷程雖然讓他忙碌異常，甚至賠上健康，卻使他「視野擴大，格局提升，脫胎換骨 」。
對我而言，亦如是！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山河變色。五○年五月，乃有舟山的大撤退。我的家鄉嵊泗，也在舟山防區，故亦奉命撤退。我一家六口，隨軍撤至基隆，至此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自高中二年級起，即立志投身外交事業，報效國家。後來經過激烈的競爭，終於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進入外交部服務，前後三十餘年。我在部內從委任科員做起，以迄禮賓司司長與新聞文化司司長；在外館則從助理三等祕書做起，以迄特派代表，循序漸進，從未躐等。我先後派駐過奧地利、義大利、馬爾他、西德、瑞典、史瓦濟蘭與新加坡等國。自然有許多閱歷與見聞。故在本書的第一部對我的外交生涯，稍加敘述。
自開始進入外交界，我本有意從一而終，做一輩子的職業外交官。但人生常有許多意外，一九八八年秋，我卻經歷了一段意外的人生旅程──那就是我在那年的十一月五日，宣誓成為總統府的副祕書長。
我在總統府服務，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這四年多的日子，我見證了臺灣自威權解體進入民主化的過程，更參與了密笏，襄贊中樞，涉及許多要務。尤其是規劃了早期對大陸的工作，為兩岸關係的開展貢獻了心力。我亦籌劃了元首出國訪問，使務實外交踏出了完美的第一步。我又是歷史上的第一個總統府發言人，為總統府與民眾間開啟了一個交流的窗口。這四年多的意外歷程，雖然忙碌異常，甚至賠上健康，但卻使我視野擴大，格局提升，幾到脫胎換骨的地步。後來我又出任考試院銓敘部部長，更是意外，但我盡忠職守，仍為建立完善的文官制度而做出努力。這些在本書的第二部，加以交待。
由於我在前述那段日子裡，規劃了兩岸事務，從無到有，從有到更充實的經過，因緣際會又使我走上了第一線，與對岸從事四、五十年未曾有過的談判——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新加坡辜汪會談。自此，我與兩岸事務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先後提出了「兩岸和平合作協議」的稿本，「兩岸主權共享」的理論與「一中架構」的具體主張。我退休後，在中美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任內（二○一○至二○一六），每年率領由退休政務官與學者專家合組的訪問團，訪問北京或上海，進行穿梭與溝通，為建立兩岸互信與諒解而努力。我深信兩岸只有透過和平發展，相互攜手，始能創造出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這一切我在第三部中，都一一加以記述。
我生在大陸，長在臺灣，既有中國心，更有臺灣情。我總希望臺灣未來能夠有美好的出路，因此我對臺灣政局的發展，常常寄予厚望而提出若干看法。我觀察到，近六、七十年來的臺灣社會，總是陷在省籍情結、統獨爭論、種族認同、島國心態與後日本殖民主義遺緒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故我思考臺灣的出路，大概只有「獨立」或「統一」，可以化解以上的迷思。我的認知，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獨立」之路難行。故不能不認真思考「統一」的可能性，因此我多次提出了「統一」的路徑圖，我期盼善良的臺灣同胞，能夠理性、冷靜、客觀而有智慧的思考臺灣的出路。對於年已垂暮的老人，這是我最大的希望。第四部，立意在此。
本書承蒙老友中國國民黨前副主席胡志強博士寫序推薦，備感榮寵。他在序中對我的溢美之詞愧不敢當。志強兄聰慧機智、博學多聞，有經國濟世之才。可惜為馬英九冰封於臺中十有餘年，實屬不幸。任內又發生車禍暨小中風，言之更是痛心，十分不捨。
我一生要感謝的長官、師長、親戚、朋友太多。但最要感謝的，仍是我結縭一生的內子─——程芷英女士。由於她的容忍、體諒、豁達、關愛、不離不棄，方使成就了今日的我。尤其她勤於持家，善於管教，我的兩個兒子，如今都有不錯的人品，很好的職業與美滿的家庭，她的付出真是令我畢生難忘。
這次回憶錄所以能夠成書，特別要感謝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周惠民教授與李素瓊助教，他們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調動了施純純博士與蕭淑慧小姐，為我進行長時間的口述記錄、打繕、整理、校稿工作，他們的貢獻實在是功不可沒。
本書中之若干章節，尤其有關新加坡部分，曾發表於二○一○年十月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拙著《我和新加坡的情緣》一書，承蒙商務印書館允予轉載，特致謝意。
本書得以出版，最後要感謝的是：時報出版公司的趙政岷董事長、蘇清霖總監與李雅蓁編輯。透過他們的精心策劃、編排與設計，使得本書能有一個清新的面貌與讀者相見。

推薦序
楔子

第一部 外交生涯不是夢
一、從嵊泗到基隆
二、立志投身外交的歷程
三、奧地利、義大利、馬爾他的見聞
四、兩德統一的借鏡
五、以「臺北」為名在瑞典設立機構
六、史瓦濟蘭的非洲經驗
七、我與新加坡王鼎昌、李光耀的往來
八、駐星代表任內的一鱗半爪

第二部 意外的人生旅程
一、出任總統府副祕書長
二、元首出訪與務實外交的第一步
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四、最後的公職—考試院銓敘部部長

第三部 踏入兩岸事務
一、我三次陪同李登輝副總統出訪
二、李登輝找我撰寫開放探親說帖
三、野百合學運與國是會議
四、對大陸工作三個層次的建立
五、兩岸的初期接觸
六、《國家統一綱領》的重要性
七、對《國家統一綱領》的反響
八、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解釋文
九、降轉海基會始末
十、走馬上任，準備躍馬中原
十一、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一
十二、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二
十三、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三
十四、辜汪會談之一
十五、辜汪會談之二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十七、人物點評：辜振甫、汪道涵、唐樹備
十八、海陸大戰，黯然離去
十九、《海峽兩岸和平合作協議》的創議
二十、海峽兩岸共享主權論
二十一、「一中架構」與「亞投行」

第四部 對臺灣的關懷
一、建議馬英九總統實施內閣制
二、國是建言
三、對蔡英文總統的良心建議
四、為國民黨謀—應促請郭台銘角逐二○二○年總統大選
五、臺灣的出路

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我是第一位擔任總統府發言人職務的人，前無古人。
記得是一九九○年三月間的某日，李總統突然召見我，要我做他的發言人。我向總統報告說，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裡，並無發言人辦公室的編制，若要成立，只能是任務編組的臨時機構，如此，由祕書長下命令辦理即可。但如要我做發言人，我有兩個請求：第一，凡是府內舉行的重要會議我都得參加；我可以不對外透露，但請讓我知情。第二，因為擔任發言人，隨時會遇到緊急狀況，因此請准我隨時來敲門，向總統報告並請求指示如何回應。總統同意我的建議，我隨後就上了簽呈，祕書長也很快就同意了（後來總統府修改了組織法，成立公共事務辦公室，始有法源依據）。
成立發言人辦公室需要有人力支援。於是我先後以公文調來了中央社記者丁遠超（現在是連戰辦公室主任）、新聞局的葛保羅與陳錦治，外交部的游天德、溫治國、張功漢，以及過去我在新聞文化司司長任內的祕書呂國霞、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的陳振盛等人。同時請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焦仁和、第一局（政務局）副局長郭岱君和後來新任第一局副局長的胡志強出任新聞祕書。由我與三位新聞祕書，輪流主持新聞記者招待會。
記得在經國先生過世、李總統接任後，曾在總統府召開過一次記者會，由沈昌煥祕書長主持。當李總統當選第八任總統就職以後，即在總統府內召開中外記者會，盛況空前，乃是由我主持。由於總統府管制森嚴，不能隨意進出，故我在一九九○年四月七日舉行的第一次總統府記者招待會，地點是向臺灣銀行商借他們總行的二樓會客室。因為這是個嶄新的試驗，讓新聞界十分驚豔，效果相當不錯，焦仁和與郭岱君還被媒體稱為金童玉女。
其後我做為總統府的發言人，亦時常陪同總統各地視察、勞軍等各項活動。李總統又常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鐵路之旅就去花東，亦時常下鄉去探訪工廠、魚塭、農作等等，幾乎走遍了全臺灣。因為他是省籍出身的總統，一些地方大老都相當歡迎他，他也藉此機會拉攏他們。總統下鄉時通常有媒體記者隨行，但他們不能直接採訪總統，都是透過我來說明總統各種行程和活動的緣由、印象、結果等等。這些活動我幾乎全程陪同並發言，因為實在太忙，所以我的身體狀況也出現一些警訊。
擔任總統府發言人任內，也讓我把在新聞文化司與新聞界聯繫的經驗都運用在其中，因此和媒體之間相處得還不錯。並且，由於是總統府的發言人，所以必須要和新聞界高層有所聯繫，包括他們的發行人、社長、臺長、總編輯、總經理等，時常要進行一些應酬交際，打理好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一件滿吃力的工作。同時，發言人辦公室還要掌管總統每次接見外賓的紀錄，以及會見後的發言工作。此外，李總統又自詡是一位文化的總統，所以我們也籌辦總統府音樂會。我請郭岱君負責音樂會的籌辦工作，由她決定主題和參與表演的音樂人，以及要安排哪些節目。這些都相當耗費時間，郭副局長也做得相當好。我記得第一次的總統府音樂會，找了胡乃元、林昭亮等小提琴家來演奏，音樂會地點是在總統府大禮堂，大約可容納二百人。這樣的音樂會前後至少辦了有七、八場之多，而每一場主題都不一樣，使總統府氣氛為之一變，社會各界對此評論極佳。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在辜汪會談的過程中，由於我方談判的策略得當，幾乎所有細節都是由我來主導，對方予以配合。細節之所以重要，因為很多不是問題的問題，在臺灣看來都是問題。譬如雙方代表下榻酒店問題，已如前述。另外，新加坡政府好意邀請，希望雙方代表抵達的當天，能做東道主宴請雙方，以盡地主之誼；我對新加坡表示，好意只能心領。因為光是宴會時誰先代表致答謝詞，就是問題，更不用提辜汪兩人誰坐第一主位了。諸如此類的細微之處，我必須處處用心，需要顧慮一般國際談判時不會顧到的部分，因為絕對不能讓臺灣有被矮化的感受。西方人很實際，不似東方人那麼在意面子問題，尤其是中國人。尊卑上下的觀念，經過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傳承，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非常重要。
從兩岸談判中也可看出來，雙方的決策、執行過程很不相同。大陸方面，從授權到人事安排都是一條鞭式的，不會有相異的想法。而我們則是幾路人馬，海基會是海基會，陸委會又是陸委會，可說是多頭馬車，且又具有歇斯底里的恐懼症，在心態上就不太平衡。大陸方面對談判代表幾乎是充分授權；反觀我們則處處受限，陸委會還在立法院全部公布談判的底線，這在全世界談判歷史與經驗中幾乎未曾見過。雖然陸委會必須應付立法院中之民進黨，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談判底線必須保持祕密，也不能公開談判過程。陸委會的此種作為非常不可思議。
而我與陸委會的另一個認知上的差異，是海基會成立的宗旨與性質。依照海基會的章程，政府的捐助款約占二分之一左右，其他則為民間捐款。所以我認為基本上海基會是民間單位，只是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某些特別事務。在政府委託的事務範圍內，當然應該受政府的指揮與監督，但海基會本身仍然是個半獨立運作的組織。然而，陸委會卻欲將海基會納為下屬的行政體系，這是不合理的。黃昆輝即明言，如要解決這些決策上的糾葛，就應將海基會納入陸委會之下。此外，就個人關係來看，黃昆輝對於我出任海基會祕書長，本來就心生不滿，因為他本想安排葉金鳳出任祕書長，結果卻被辜振甫擋駕；再加上我是總統府副祕書長下放海基會，他對我很有意見。黃心胸不夠寬大，缺乏做為一個政務官應該有的氣度與擔當，我實在也看不出他主掌陸委會期間，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之後，黃還是透過監督條例，充分掌控了海基會。
其實，有關海基會定位的爭議，對當時的兩岸談判確實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我與唐樹備磋商臺商的相關問題時，唐也承認臺商確實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處理，問我可否安排兩週時間來大陸訪問；海基海協雙方共同帶領一個混合小組，實際去臺商投資地訪查。若臺商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大陸方面，就由大陸方面設法處理；若問題根源於臺灣方面，則由我帶回處理。唐的提議，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可謂是釋出了相當的善意，也提出了實際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