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
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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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摘/試閱
  • 前人說「崔顥題詩在上頭」,李白居然為之擱筆,現在長篇巨幅,洋洋數十萬字,學術規範又要求謹嚴精細,還要達到具趣味性並吸引普通讀者,非有巨大魄力,必不敢承擔寫作計劃,若無劍膽琴心,必不能順利完成研究任務。陳岸峰教授《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的出版,最能看出其學識宏富,勤奮用功,以至於組織及書寫能力高強之處。
    ――王晉光教授(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杜甫的一生,簡單而坎坷,清白而輝煌,從早年的壯遊,到中年的謀職,至晚年的急於北歸故里的江湖漂泊,翹首以盼的卻是返回故里的歸帆。其在挫折與窮苦之中,仍不忘國家大事與天下蒼生;在百無聊賴之中,依然在詩歌上千錘百鍊,在窮愁寂寞的江上悲風中調弄音律,在多少清晨黃昏中窺意象以運斤。杜甫乃中國詩歌史上最具創造力、最忠君愛國、 最悲天憫人的偉大詩人,其詩無愧為「詩史」,其人無愧為「詩聖」。
    ――陳岸峰
  • 陳岸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文學博士,曾任「香港大中華文化協會」總幹事,現任職於香港大學。研究範圍涉及中國詩學、魏晉文學、文學史、現當代中國小說,以及史學方面的戰國史、魏晉史、唐史、明史。著述包括在香港出版的《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中華書局2018)、《鏡花水月: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與結構》(中華書局2017)、《文學考古: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隱型結構》(中華書局2016,香港書展十大好書)、《醍醐灌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中華書局2015)、《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中華書局2014,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滿》(中華書局2014,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推薦獎)、《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中華書局2013)、《戰國策》(中華書局2013;北京中信2014)、《世說新語》(中華書局2012;北京中信2013)、《神話的叩問:現當代中國小說研究》(天地圖書2012),以及2011年在大陸齊魯書社出版的《沈德潛詩學研究》與《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胡適與顧頡剛》(「華東地區古籍優秀圖書獎」二等獎)。〉與此同時,他也一直致力於書畫的創作,以至於藝術史及饒學研究。
  • 學術性著作,難免道理深奧、文字艱澀,我讀陳寅恪、金岳霖、牟宗三等人著作,都有這個印象。文化名人黎東方,有一節故事,記其留法初期,不能順利就讀,因導師嫌他文字難以卒讀,不肯收留他。後來他努力尋找辦法,領悟了當中原理:西方名著,哪怕是學術巨構,一般能做到條理通順,文字優雅流暢,引人入勝,翻開書來,覺得閱讀是享受,不是苦差。蓋西方人重視讀者的要求。黎東方畢業歸國後,其歷史文化著作都屬暢銷書,大概一直記取當年的教訓。眼前,陳岸峰教授這本《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正是朝着這一方向書寫,讀者翻閱下去,一路可以感受歷史的滄桑,典故的趣味,文字的奧妙。詩歌藝術的優美與人間政局的變幻莫測,皆在其中矣。

    書名預示的重點,在於杜甫所書寫的安史之亂,但細閱全書,必能瞭解,當中涵蓋了杜甫一生重要事蹟。如果連註釋都肯留心閱讀,就知道,細微的地方,如觀公孫大娘舞劍的年代,是童稚,弱冠,抑青年;杜甫有多少兄弟姊妹,等等,都提供了參考資料,供閱覽者瞭解。至於詩人一生重大經歷,包括與李白交往,陷敵、北征、入蜀等,亦能詩文並舉,用心縷述。陷賊,使杜甫成為安史之亂的直接經歷者與受害者,卻又是在場觀察者和當路描繪者,他的歌詠和述,因此成為戰爭見證者的手稿,成為第一手歷史文獻。杜詩產生時,先天就具備「史」的色彩和價值,加上老杜的文采,作品就是史詩和詩史。其他詩人無其不幸,自然亦無其幸,這能給我們人生帶來一點啟發嗎?以亂世詩人慘情為重心,此書寫來,意義何在?居安思危!我最注意的有兩點,一是為了收復長安,求助於吐蕃、回紇,條件是「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即朝廷歡慶能取回土地和居民,但財富和子女卻放任給戎狄搶掠,不必說,這與北宋汴京淪陷,日本侵華在南京大屠殺、星加坡大屠殺,只是程度差別。作者引杜詩和史料解說,使人讀之怵目驚心,更能感受到「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的苦況。書中提及英明天子唐玄宗,讓李林甫肆意清除異己,操縱朝政,甚至兒子李瑛、李亨亦難逃迫害,於是昨日盛世歌舞昇平,今朝亂世屍骨蔽野,天子與庶民一齊奔走流浪!很明顯的,領導人昏憒,政治黑暗,是國家動亂之源;杜甫之外,不知權臣貴戚之中誰能為動亂而羞恥?以史為鑒,這一場動亂,固然讓杜甫嘗盡苦頭,然而杜子已矣,作者如此細意述說亂局之來龍去脈,詩史互證,我想,其中或許寄託其哀憫蒼生之念,不獨全為杜聖也。

    此書以杜詩賞析為基礎,以歷史文獻為根據,以古今評論為輔佐,通過人物言行、政治動態、譜牒線索等材料,用夾夾議的形式,闡述安史之亂之因果、過程、影響。驟看書名,以為此書不難寫;《詩經》、《楚辭》雖是中國文學宗祖,多數人未曾閱讀,但杜甫詩歌,深入社會底層,幾乎無處不在,無人不誦。文人雅士,評者代有其人,千百年來,中外著述,不說汗牛充棟,而是數之不盡。材料如此豐富,似乎多花心思搜尋,即可縱言賦論。然而,若想深一層,即知下筆極之不易。前人說「崔顥題詩在上頭」,李白居然為之擱筆,現在長篇巨幅,洋洋數十萬字,學術規範又要求謹嚴精細,還要達到具趣味性並吸引普通讀者,非有巨大魄力,必不敢承擔寫作計劃,若無劍膽琴心,必不能順利完成研究任務。陳岸峰教授《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的出版,最能看出其學識宏富,勤奮用功,以至於組織及書寫能力高強之處。

     

    王晉光教授(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

    2017年12月8日

  •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2

    二、「安史之亂」及其影響   5

    三、杜詩的創造性   10

    四、詩史之譽   21

    五、「詩聖」桂冠   33

    六、杜詩接受史   35

    七、章節安排   41

     

    第二章 大唐盛世與長安飲者

    一、前言   44

    二、盛唐風物紀   47

    三、盛唐及其轉折點   54

    四、長安飲者與天寶政治   67

    五、雄狐之刺   86

    六、盛世危言   98

    七、結語   112

     

    第三章 「安史之亂」中的「鬼道」與「野狐」及靖亂

    一、前言   116

    二、拓邊的代價與軍事策略改變的遺患   117

    三、「鬼道」與「安史之亂」的迷思   143

    四、「野狐之喻」的測試   164

    五、「安史之亂」與馬嵬坡政變   182

    六、靖亂   207

    七、結語   214

     

    第四章 「安史之亂」中的胡馬與大唐帝國的興衰

    一、前言   218

    二、胡馬的歌詠及自傷   219

    三、戰馬養殖及其統領權   245

    四、「安史之亂」中戰馬的關鍵作用   250

    五、回紇鐵騎的協助及其遺患   256

    六、藩鎮購馬的野心   264

    七、結語   268

     

    第五章 「安史之亂」期間的政治參與及其批判

    一、前言   270

    二、「安史之亂」中長安慘劇的目擊者   271

    三、求官、獲官及貶官的政治漩渦   280

    四、後宮與宦官的政治聯盟的批判   303

    五、貶官途中所見的連環悲劇   311

    六、從「華州司功參軍」到節度使幕僚   327

    七、結語   336

     

    第六章 〈秋興八首〉的思想與結構及其在七律上的地位

    一、前言   338

    二、悲秋之詩學傳承   340

    三、「凋傷」意識   351

    四、章法結構   365

    五、中間兩聯的創造性   378

    六、七律之冠   382

    七、結語   386

     

    第七章 總結

    一、前言   390

    二、不遇之歎   390

    三、老病及其死因   396

    四、兩唐書評價杜甫的問題   403

    五、結語   406

     

    徵引書目   408

    後記   417

  •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杜甫,字子美,生於唐睿宗(李旦,662-716)太極元年(712),卒於唐代宗(李豫,726-779)大曆五年(770),1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之南),故自稱「京兆杜甫」或「杜陵布衣」。其十三世祖杜預(元凱,222-285)為晉代大儒兼名將,2隨晉室南渡,徙居襄陽。曾祖杜依藝(生卒年不詳)位終鞏縣令,遂世居鞏縣(在今河南省)。祖父杜審言(必簡,約645-708)為初唐詩人,與李嶠(巨山,645-714)、崔融(安成,653-706)、蘇味道(648-705)並稱「文章四友」,官至膳部員外郎。杜甫的父親杜閒(682-741)任奉天(陝西省乾縣)縣令。杜甫在家學淵源的薰陶之下,自小便詩書俱進,在其晚年所作的〈壯遊〉中,他回憶曰: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

    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3

     

    七歲作詩,九歲寫大字,十四五歲即於詩壇嶄露頭角,出入文人匯聚的場所,結交名士。「斯文崔魏徒」指的是崔尚(生卒年不詳)與魏啟中(生卒年不詳),他們倆人或許是杜甫祖父杜審言的朋友。因杜審言當時名氣不小,而且杜家還有不少人在朝為官,故文壇前輩也樂於揄揚杜甫這樣既有家學淵源又確有才氣的青年才俊。他們稱譽少年杜甫之才猶如東漢的班固(孟堅,32-92)與西漢的揚雄(子雲,前53-公元18),4或許杜甫亦自此便以班、揚作自我期許。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杜甫作出如此的自我評價: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蔔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5

     

    杜甫以具批判性的文豪和思想家揚雄及才高八斗的才子曹植(子建,192-232)作自我參照,並非口出狂言,當時的文豪、書法家,曾任北海郡太守的李邕(泰和,678-747)與著名詩人王翰(子羽,687-726),就因驚奇杜甫之才而主動去結識他。杜甫志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即要敦促、協助君主超過堯、舜的功業,使已經敗壞的社會風俗再恢復到上古那樣的淳樸敦厚,這是杜甫忠君意識的儒家思想。6後來杜甫在詩歌上以詩為史的嚴謹,其長篇之汪洋閎肆,運用史事之精準,其對君主之諷諫及批判精神,確皆如班、揚,真可謂默契神會。其十三世祖杜預的史學與祖父杜審言的詩學,令杜甫自小體認了史學之嚴謹與詩學之批判,文史結合的潛移默化,適逢「安史之亂」的天崩地裂,結合自身的坎坷人生,遂成就其現實關懷與政治批判,由此而展開波瀾壯闊的一代詩史。7

     

    二、「安史之亂」及其影響

     

    1.「安史之亂」對李唐政權的影響

    李唐政權自建立以來,出現了兩個名垂青史的盛世,前者為太宗(李世民,598-649)的「貞觀之治」,後者為玄宗的「開元之治」,其時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發達、版圖遼闊,唐朝遂成秦、漢之後最強盛的大一統帝國。然而,開元時代的繁華之下,暗藏危機,玄宗已慣於昇平,逐漸耽於逸樂驕奢:一、開元二年(714),玄宗設梨園教坊;二、天寶四年(745)納其子壽王(李瑁,720-775)的妃子楊玉環(719-756)為貴妃,白居易(樂天,772-846)的〈長恨歌〉對此有詳細而批判性的敍述,流傳千古;8三、信任奸佞:李林甫(683-753)及其後的楊國忠(楊釗,700-756),先後為相,皆大權獨攬,嫉賢妒能,殘害忠良。《新唐書.李林甫傳》載: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天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9

    為鞏固相位,李林甫杜絕「出將入相」之路,起用胡人為邊將,形成胡人勢力膨脹,尾大不掉,同樣亦是促成「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之一。至於楊國忠,《新唐書.楊國忠傳》的第一句便是「張易之之出也」,10即為武則天(武曌,624-705)的男寵張易之(?-705)的私生子。楊國忠本乃鄉野浪子,「嗜飲博,數丐貨於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11然而,卻因為是楊貴妃的「從祖兄」而獲援引,入主中樞,僥倖竊據高位。此人既非治國之才,更因與安祿山(703-757)不睦,而故意一再刺激安祿山,終於間接促成「安史之亂」爆發。

    「安史之亂」所導致的第一慘象便是大量人口的減少,《新唐書》記載:

     

    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才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12

     

    此為肅宗乾元年間(758年二月-760年閏四月)至武宗會昌(841年正月-846年十二月)年間的概況。《資治通鑑》記載:「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13代宗廣德二年(764),天下僅有戶二百九十餘萬,人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資治通鑑》卷223)。從天寶十三載(754)到廣德二年,十年之間,唐帝國的人口竟減少了約近十分之七,減少了三千六百萬人口。「安史之亂」前,全國人口官方的統計數字已達890餘萬戶,約5300萬人。如果將隱漏的人戶考慮在內,唐代史學家杜佑(君卿,735-812)估計天寶年間的戶數,「少猶可有千三四百萬」。此即杜甫在〈白馬〉中寫下沉痛的「喪亂死多門」的現實。14大量農民逃亡,流落他鄉,依附豪族地主,這些人沒有被政府登記在冊。據杜佑《通典.食貨志》「歷代盛衰戶口」條記載,代宗大曆年間,政府掌握的在籍戶數只有一百二十萬。即是說,戶口少了近九成。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即「安史之亂」結束五十年後,宰相李吉甫(弘憲,758-814)等人所撰《元和國計簿》記載:「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之一。」15八年的「安史之亂」,對李唐政權以至於社會各方面均造成深遠的影響,李唐政權元氣大傷,步向衰亡,表現在:一、物價飛漲。社會上因戰爭的摧殘導致物資短缺,米價比開元時期上漲三百倍。二、稅制破壞。由於戰亂,戶籍散失,租庸調制遭受破壞,導致唐朝要收稅不知向何處徵起,國庫收入因而大減,朝廷不得不另立名目,徵收其他稅項以作彌補,百姓負擔更重。三、人口減少。叛軍與唐軍的交戰區域十分廣大,洛陽及其四周數百里的地方盡成廢墟,人民不死於戰亂(戰區平均死了十分之七),則流亡他地,致出現土地荒蕪、人口銳減之情況,而留下的亦盡為老弱婦孺,勞動力銳減。四、人口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轉移。黃河流域的人口在戰亂前佔全國人口的60%,而戰亂後則突降為37%。16五、兵役繁重。唐朝為了應付外患與「安史之亂」,需要龐大兵源,只好強迫徵兵,導致更多百姓家庭的破裂,民不聊生。六、農民起事頻生。如日後著名的「黃巢之亂」。六、回紇恃功苛索,財政更加枯竭。七、宦官李輔國(704-762)擁立肅宗有功,獲命出掌禁軍,遂開宦官控制軍隊之先例。此後宦官權勢不斷擴大,魚朝恩(721-770)、仇士良(匡美,781-843)等宦官專擅朝政,甚至廢立君主。八、「安史之亂」期間,唐室為求平亂,採取姑息政策,積極拉攏安史降將,致使藩鎮割據,邊將坐大,如田承嗣(705-779)、李懷仙(?-768)等等,且節度使的職位可私相授受,中央無力過問,藩鎮甚至侵犯中央,最終由軍閥李克用(翼聖,856-908)結束了李唐政權的統治。

     

    2.「安史之亂」對杜甫的影響

    杜甫成長於富庶繁榮的開元(713-741)時代,在如此千載難逢的盛世,再加上他出生於官宦之家,令其童年至青年時代衣食無憂。青年時代的杜甫有過裘馬清狂的快意壯遊,但是壯年之後的他親睹大唐帝國在天寶十四載(755)因為「安史之亂」而急劇的由盛轉衰,歷經猶如天崩地裂、人間地獄的種種慘劇。在此危難之際,杜甫秉行傳統儒家思想,悲天憫人,積極入世,欲有所為。

    「安史之亂」後,杜甫投奔肅宗行在,獲任命為左拾遺,這個以進諫為職責的位置非常適合耿直忠心的杜甫,可惜肅宗卻缺乏太宗李世民與漢成帝的雅量大度,最後因杜甫為戰敗而被貶謫的宰相房琯陳情而犯顏進諫,幾獲死罪。自此,杜甫便失意於政治,浪跡江湖,除了在嚴武幕府謀食而獲得短暫安穩外,其他大多數時間均是在異鄉漂泊中窮困潦倒。如此坎坷的經歷及政治上的失意,無形中形成了杜甫「沉鬱頓挫」的詩風,亦因為對家國的熱愛,對君主的忠心,對政治、社會的關心,令其作品充滿了現實關懷,以及對種種黑暗與不公的批判與控訴。蕭滌非指出:「最後決定杜甫的偉大的業績的乃是後一期的客觀現實」,17「後一期」即從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起至770年杜甫之死為止的十五年間的大量詩作,成就了杜甫成為偉大的詩人。即如趙翼(雲崧,1727-1814)〈題遺山詩〉所曰:「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正是「安史之亂」所引發的國家災難與社會動盪,成就了杜甫「詩史」與「詩聖」的地位。

     

    三、杜詩的創造性

     

    1. 日常語

    杜甫自稱「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又曰:「思飄雲物動,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敬贈鄭諫議十韻〉)故此,他晚年方敢言:「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其七)、「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長吟〉)。可見,杜甫在詩歌上既自負,卻也一絲不苟地進行探索,自我要求極高。杜甫主張「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他學習屈原(屈平,前340-前278)、宋玉(子淵,約前298-前222),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他學習漢魏樂府民歌,曰:「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戲為六絕句〉)。18可見,杜甫博取各家,深入傳統,鍊句鍛章,極其嚴謹。清人洪亮吉(君直,1746-1809)評李、杜在詩歌上之別時曰:「李青蓮(白)之詩,佳處在不着紙;杜浣花(甫)之詩,佳處在力透紙背。」(《北江詩話》卷二)可謂的論。杜詩內容博大精深,無所不包,他以詩「為民請命」、「致君堯舜」,以詩「陶冶性靈」、「排悶遣憂」,以詩書寫社會歷史、人物傳記,如〈八哀〉、〈諸將〉等,以詩寫奏議,如〈北征〉等,以詩寫寓言,如〈蕭明府處覓桃栽〉等,以詩寫自傳,如〈壯遊〉、〈憶昔〉等,以詩記遊,如同谷、秦州諸詩。杜甫被後世尊稱為「詩聖」,其中的一個關鍵便是其在詩歌上的創造性。

    杜詩的創造性之一便是大量地採用當時口頭語入詩,例如〈兵車行〉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19〈新安吏〉曰:「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20〈垂老別〉曰:「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21〈新婚別〉曰:「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22這些口頭語的運用主要在書寫民間疾苦及日常生活的詩中比較多,這方面對日後的宋詩有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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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關於杜甫的生日歷來意見不一,主要原因是歷來均沒準確的證據證明杜甫乃生於公元712年2月12日(唐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一日)。杜甫生於公元712年,此年有三個年號:正月,睿宗改元「太極」;五月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登基,改元「先天」。見李善馨:《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頁1。有關杜甫生於712年正月初一日的說法,從宋人呂大防、魯訔、黃鶴,到清人錢謙益、仇兆鰲、楊倫,乃至近人聞一多、朱偰、馮至等所撰年譜、傳記及箋註都因史料無徵而付之闕如。仇兆鰲在〈贈李白〉的註有以下記載:「顧宸曰:『白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公生於睿宗先天元年。』」見杜甫著;仇兆鰲註:《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1冊,卷1,頁34。然而顧宸(修遠,1607-1674)卻沒指明杜甫的出生月份。直至195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纂的《杜甫年譜》,在「公元七一二年」條中才正式宣布:「正月一日,杜甫生於河南鞏縣東二里之瑤灣。」對此,洪業率先提出質問,他在1962年的《南洋商報》元旦特刊上發表的〈我怎樣寫杜甫〉表示:「我們沒法知道杜甫出生的月份、日期,甚至是季節。」見洪業著;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21。同年4月11日,《北京晚報》上刊登了蕭滌非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嗎?〉(後收入齊魯書社1980年版《杜甫研究》修訂本),與洪業的意見不謀而合。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71年出版的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其中有「李白杜甫年表」,在「玄宗先天元年(712)」一欄就赫然寫着:「杜甫以正月元旦生於河南鞏縣瑤灣。」詳見郭鼎堂(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臺北:帛書出版社,1985),頁282。鄭騫1973年在〈杜甫的生日〉(收入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龍淵述學》)指出「四十明朝過」一句「乃是因為過年,與生日無關」。可謂意見紛紜,莫衷一是。

    2 杜預曾任西晉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在滅吳戰爭中戰功赫赫,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為現存最早、最具權威性的《左傳》註本,被收入《十三經註疏》。

    3 杜甫著;仇兆鰲註:《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3冊,卷16,頁1438。

    4 班固乃傑出的史學家與辭賦家,其所撰之《漢書》,傲視千載,而其文學作品〈兩都賦〉亦流傳天下,張衡(平子,78-139)的〈二京賦〉、左思(太沖,約250-305)的〈三都賦〉,均受其影響。至於揚雄,乃西漢的大文學家,其〈蜀都賦〉影響了班固的〈兩都賦〉,故張衡與左思亦皆受其影響。公元前11年正月,揚雄作〈甘泉賦〉諷刺成帝(劉驁,前51-前7)的鋪張;十二月,復作〈羽獵賦〉以作勸諫,成帝不以為逆,反而封揚雄為黃門郎;公元前10年,揚雄又作〈長楊賦〉,繼續對成帝的鋪張奢侈提出批評,成帝始終寬容大度,揚雄亦鍥而不捨地盡忠諫言。

    5 見杜甫著;仇兆鰲註:《杜詩詳註》,第1冊,卷1,頁73-74。

    6 劉熙載的論斷:「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藝概》卷2)。在今存杜詩中,共有四十四處提到「儒」字。詳見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3。相關論述可參閱廖仲安:〈漫談杜詩中的忠君思想〉,《江漢論壇》,1981年7月第4期(總第14期),頁86-91。鄭文:〈由杜甫對唐玄宗肅宗及代宗之評論看其晚期思想有無變質〉,《杜甫研究學刊》,1993年3月第3期(總第37期),頁42-50。

    7 有關杜甫詩史與「安史之亂」的關係的研究專著不多,單篇論文可參閱李道顯:〈杜甫「詩史」與安史之亂〉,《文學論集》(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8),第2冊,頁346-358。

    8 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如此描寫:「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玄宗之溺於美色,荒廢政務,濫封亂賞,盡在於斯。

    9 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20冊,卷223,頁6347。

    10 歐陽修等:《新唐書》,第19冊,卷206,頁5846。

    11 歐陽修等:《新唐書》,第19冊,卷206,頁5846。

    12 歐陽修等:《新唐書》,第5冊,卷52,頁1362。

    13 司馬光:《資治通鑑.唐紀四十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第3冊,頁2324。

    14 〈白馬〉作於大曆五年(770),乃杜甫目睹臧玠據潭州作亂而作。仇兆鰲在「喪亂死多門」下註曰:「或死於寇賊,或死於官兵,或死於賦役,或死於饑餒,或死於奔竄流離,或死於寒暑暴露。」見杜甫著;仇兆鰲註:《杜詩詳註》,第5 冊,卷23,頁2074。

    15 劉昫等:《舊唐書》,第3冊,卷14,頁287-288。

    16 胡煥庸:《中國人口地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頁33-35。

    17 蕭滌非:《杜甫研究》,上卷,頁9。

    18 分別見杜甫著;仇兆鰲註:《杜詩詳註》,第2冊,卷10,頁810;第1冊,卷2,頁110;第4冊,卷18,頁1602;第4冊,卷17,頁1515;第3冊,卷14,頁1209;第2冊,卷11,頁898。

    19 杜甫著;仇兆鰲註:《杜詩詳註》,第1冊,卷2,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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