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

★卡夫卡文學獎得主、作品最常被議論的作家閻連科，首次與影視結合，以一部紀實小說，寫出三種面貌──真實、寫作、編導
★真相與謊言交織，窺探寫作創作背後的祕辛！

一段被遺忘而重新啟動的故事，
一個陷入寫作瓶頸的作家，
一群決定現身說法的主角人物們，
他們當中，誰說的是真話？誰坐壁上觀？而誰又鬼話連篇？

嘴上造謠是犯罪，筆下造謠是文章學問。
你要在你筆下多造些好謠，多說些好假話，
把咱河南人寫得好一些……

一樁三十多年前的真人真事鄉村農家公案，作品最受爭議的作家閻連科將之寫成中篇小說〈速求共眠〉，三十年後，當年公案主角戀上相差三十多歲的女大高材生，這段被網民們宣稱是「農工與女大生」、「蟑螂與鳳鳳的畸戀」、「北方豬與南方鮮花的對戰」超越年紀、道德倫理的老少忘年戀，在微信文章上引起關注與熱議。而作家則在編、導、演的聚會上，公開討論與再製成劇本，企圖以此正式進軍電影圈。
於是，如楚門秀般，從生活現實走向電影藝術的真人實事，經過一個月實地田野調查，一對一訪談，閻連科以如剝橘子般層層扣疊、虛實交錯的寫作模式，完成《速求共眠》這部同名電影劇本。
然而，事實真如作家所寫？還是背後另有隱情？

三十年前的偉大愛情，與三十年後的美好畸戀；
文字工作者及電影工作者的心理拉鋸戰；
每一字、每一句，真亦假、假亦真，讓人分辨不清，甚至摸不著頭緒。

《速求共眠》是閻連科作品中，最不一樣也最顛覆想像的閱讀感受。以一部電影創作的行為藝術作為開端，講述真實事件改編的小說主角們各懷鬼胎、工於心計，而劇作家又如何從中去無存菁，或說重新構思以完成劇本的種種過程。這當中，作家、編劇與導演，全被推上沒有開關的電影創作跑步機，讀者你我也被強行拉入情節裡，置身於其中，一同與之悲喜交織。

閻連科
1958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省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志》、《日熄》等10餘部；中、短篇小說15部，散文、言論集12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7卷。是中國最有影響也最受爭議的作家。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馬來西亞第12屆世界華文文學獎；2012年入圍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短名單和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2014年獲捷克卡夫卡文學獎。2015年《受活》獲日本「推特」文學獎，2016年再次入圍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同年《日熄》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其作品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義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蘭、挪威、瑞典、捷克、塞爾維亞等20幾種語言，在海外出版外文作品近百本。2004年退出軍界，現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作家和香港科技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客座教授及榮譽博士。

走向謝幕的寫作

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的無意義。
審美就像裸體外的紗幔，在馬虎的眼裡美成一首詩，而當你再定睛細看之後，僅就還有醜陋而已。
沒有意義而還要寫作，正如人活著不能不吃飯；而寫作，從本質上說，是作家要餵食自己的內心，而不是餵食讀者的需要。
若不寫作，人就真的死了。
然而寫作，也無非是證明你還活著罷了。
活著就是活著。在活著的今天，談論寫作的神聖是多麼虛偽與奢侈。
有的人說，我要寫一本死後能做枕頭的書，那是真心和真話；而我要說了，那就是一個笑話了！
經常懷疑，我一生的寫作，就是一場笑話吧。
若不是到了這個年齡，熱了吹風，冷了烤火或蹲在暖氣片的邊上操著袖子發呆和發呆，久而久之會覺得無聊、無聊和無聊，我就真的不再寫作了。
到了這個年齡，才知道寫作在我是選錯了職業。明白了，但已經沒有再可選擇的機會了。剩下的，就是握著筆桿年邁、衰老和等死吧。而在這還沒有衰老前，就是吃飯、走路和讓筆桿隨身而動著。
見過兩次史鐵生。第一次是在他家，他笑著對我說：「連科，我以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已經過去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就是從拋物線的高峰向下滑。」
第二次是在別人家，我抬他的輪椅上台級。上去後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寫點！」他是笑著說的這個話。可在那笑裡，有著很濃的對文學的揶揄和真誠。
對文學，還有什麼比他說的「少寫點！」更有悟覺和意味深長呢?!
到後來，我經常鸚鵡學舌地說：「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了。」可是說著說著間，我發現問題了。我不認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走過去，後來的寫作，都是拋物線的下行之滑落。
我以為，二十世紀的文學同樣也是世界文學之高峰。是另外一個新高峰。是擺脫了十九世紀文學舊有羈絆的一個再高峰。二者孰高孰低，幾無可比，如一個人姓張好還是姓李好，南轅北轍，無可論說。
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品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去寫人的靈魂的。而二十世紀間，多都在書寫人的靈魂時，更多的關注通向靈魂那作家各自不同的路。拿二十世紀文學談人的靈魂和世界之複雜，它是要輸給十九世紀的。可拿十九世紀的文學談作家那通向靈魂的路─什麼敘述結構呀、腔調節奏呀、前流後派呀、創造主義呀，那十九世紀就輸了。所以說，我絲毫不懷疑十九世紀文學是世界文學的最高峰。我是說，二十世紀的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新高峰。
扯遠了；也說得大了些。
該說說我們自己了─忽然就發現，如果斗膽把我們的寫作放在世界文學這個平台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談論小說中的靈魂，我們壓根不能和十九世紀文學比；可是說每個作家那去往靈魂的路，我們又總是忙著拾人牙慧而少有自己的創造和修路的鎬。想到此，就不免一陣心寒和惆悵，像一個鄉下人精心設計、花錢費力，用幾十年的時間，在鄉村蓋了一棟洋洋自得的樓。可是有一天，他到了城裡去，才發現那高樓漫山遍野，大胡同與小巷子，都是他家樓房的模樣兒。而且無論哪一家的哪一棟，幾乎都比他家的樓房好。
當代文學可能就是這樣兒。
好在我們中國實在是大，人口也著著實實多。倘若我們不和中文以外的作品相比較，也是能發現當代作品的千好萬好來。
可是怎麼能夠不去比較呢？哪個當代作家沒有讀過外國文學並從中汲取營養呢？像我這種人，老實說，若論中外文學對自己的影響時，比例應該為四六開。說西方文學對我這代作家的影響大於本國文學傳統之影響，不知會不會有人罵我們是走狗和漢奸，可情況，確實又是這樣兒。
不講這些扯秧子的話，說現在。說說我自己。
開頭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無意義，我不是說中國文學無意義，而是說越來越感到我自己的寫作無意義。
這個最初的無意義和越來越覺得的無意義，是從前年寫作《日熄》開始的。
真的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在這兒，絕不是說文以載道好。而是說，當小說無趣到人們在茶餘飯後都想不起來它的存在時，那是真的沒有意義了。
想一想，今天的現實富得像是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得只有幾粒鵝卵石。
想一想，我們處在一個盛產故事的時代裡，可我們的故事卻只能在離開今天後的回憶中。
想一想，我們正處在現實的巨大漩渦內，可幾乎每一個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的望，且還生怕渾水濕了自己的腳。
想一想，我們以為我們的寫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創作的高峰卻已悄然而別，笑瞇瞇地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狄更斯說：「世界這麼大，它不僅能容下我們，也能容下別的人。」套而言之即：「文壇這麼大，它容下了別的人，也容下了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我們還在寫，是因為別人允許我們寫。
我們還似乎很活躍。其實是我們沒有關心別人的活躍才覺得自己很活躍。
年輕的作家早就登台了，而且在舞台中央了。我們不過是左睜一隻眼、右閉一隻眼的佯裝不知或者看不見。不是因為他們寫得不好才顯得我們好，而是人家關心我們的好，而我們沒有關心人家的好。
現在似乎到了一代人謝幕的時候了。
雖然因為舊情的牽扯我們還在寫，但真的別忘了年輕作家已經寫得很好、很好了。之所以我們沒有最後謝幕和下台，是因為中國太大、文學舞台也足夠寬敞和寬敞；而不是因為我們在某些很少、很短的年月裡，果真的一部比一部寫得好。
尤其我，是真的江郎才盡、才情枯竭了。寫作的難，就像超齡女人要生孩子般。
我到了一個寫作的焦慮期和掙扎期。
無論焦慮和掙扎的原因是什麼，每次提筆都感到有手拤在脖子上，讓人呼吸不上來，使筆難以落下去。這如一個人沉在水裡的憋氣樣，倘若能夠浮出水面換口氣，也許還有一段距離可以游，如若換不過來氣，那就只有憋死在水下邊。
掙扎著。
焦慮著。
不求痛快和暢游，只求能讓人換口氣。
《速求共眠》就是一次嘗試換氣、緩氣的小呼吸。
倘是生命讓我緩氣和換氣了，那就再繼續努力寫下去。倘是不讓緩氣和換氣，就此擱筆也亦未可知呢。
誰知道？
天知道。
年齡、生命、感受力和支撐力，創造力的衰退和最後一根稻草的脫手，都在警告著一代作家─或者僅僅是我自己寫作的落幕和卸台。
真的甘心就此打住嗎？
重新啟程的事，又哪有那麼容易哦。
魯迅說，孩子一出生，就一天天靠近著死。這麼說，一個作家一落筆，他就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向寫作的落幕和卸台了。
準備好了要落幕扔掉的筆；也準備好了再次啟程的努力心。緩口氣，換口氣，要麼重新開始，要麼就此謝幕。
在走向謝幕的路道上，多半會碰到一堵走不出去的鬼打牆；可也許，命運好了會突然有個新舞台？
誰知道？鬼知道！
反正作好謝幕的準備就是了。

二○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於日本伊豆川端康成的腳印上

自序
走向謝幕的寫作

一 閃念
二 速求共眠（一）
三 在レストラソ餐廳
四 採訪
五 卷宗
六 速求共眠 （二）
七 一片空白如電影中長時間的黑幕般

1
一面說著淡薄名利，一面渴求某一天名利雙收─我在這高尚和虛偽的夾道上，有時健步如飛，有時跌跌撞撞，頭破血流，猶如一條土狗，想要混進貴婦人的懷抱，努力與僥倖成為我向前的雙翼。所不同的是，當土狗在遭到貴婦人的一腳猛踹時，會知趣地哀叫著回身走開，躲至空寂無人的路邊，惘然的望著天空，思索著牠應有的命運，而最終夾著尾巴孤獨地走向荒哀流浪的田野。而我，會在思索之後，舔好自己的傷口，重新收拾起僥倖的行囊，再一次踏上奮不顧身的名利之途，等待著從來沒有斷念的閃念與想願。
終於，我又一次想到了李撞。
我家鄉的這個人物，已經多次以原型的身分出現在我的寫作中。在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裡，都有著他的生活之原型。我還曾以小說的筆法，紀實的方式，寫過一部小說叫《速求共眠》，可惜那時我以虛構的名義發表了。如果那時我讀過《冷血》那本書，我一定會以非虛構的方式使它面世走進讀者的視野裡。那樣兒，也許我會果真的一夜成名，暴得名利，說不定早就是名滿天下的一個非虛構的大師了，何至於直到今天，我還在文壇為微名小利而營營苟苟、偷偷竊竊，活得像牢籠中要光無光、要滅不滅的豆油燈。
要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故事和文學。文學只能在時代的預熱中率先點燃才能名眾而經典。所以，好的作家都是時代未來的巫師或者算命師。可惜這個道理被我參悟到時我已年過半百了，除了名利，我已經看透藝術那玩藝：世界上所有的藝術，都是名利的西裝或者中山裝。只要名利大到足夠的砝碼上，隨手放在地上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也會被世人以為是行為藝術的飛輪和先驅。還有達利的畫，恐龍靈異類的破電影。一切的藝術都在反覆證明著一條規律：藝術的鄉愁是名利；而名利的故鄉是藝術。如此，一個作家或導演，是從藝術走向名利，還是從名利走向藝術，這又有什麼差別呢？基於這樣果敢而明瞭的想法，在我五十歲生日的前一夜，失眠給我送來了神賜的靈感之大禮。那是六月十三日的深夜，窗外的北京，被夜色的燈光浴洗得如KTV的包間，朦朧的歡樂，掩蓋著一個城市的憂傷。而我，躺在輾轉反側的床上，重溫著煩惱、傷痛的哀歌，伸手去床頭尋摸失眠靈的藥瓶時，摸到了在那兒沉默了一夜的手機。
黑夜讓我想到了手機上的手電筒。
手電筒讓我想到了攝像機。
攝像機讓我想到了電影。
電影讓我想到了李撞和我的非虛構。
猛然地從床上坐起，猶如地震把我從夢中搖醒了一樣：靈感襲來了！這不期而至或說如期而至的靈感，彷彿情人因為過度愛我而摑在我臉上的耳光，那種熱辣辣的快感，將會使從未體會過虛榮的人，終生無法理喻和明白。心跳如鼓，手汗如注。老實說，三十年的勤奮寫作，把我從一個鄉下孩子轉變為一個所謂的作家，洋洋灑灑，泥沙俱下，毀譽參半的所有作品，都在那一刻變得輕如鴻毛，微不足道，彷彿于連從巴黎遠郊的鄉野，千辛萬苦，受盡屈辱，而當那一夜他終於爬上貴婦人的窗口，看到了室內的奢華和貴婦人雍麗的肉體時，便覺得此前人生中的一切歡樂與苦痛，都已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意義。
我從床上走了下來。
妻子說：「你怎麼了？」
我回答：「你睡吧。」
然後，朝著窗口走去的我，如同憂慮天下而從中南海裡走出來，在長安街上深夜散步的一個偉人樣。看著西三環去南駛北的夜車，和直伸在半空的CCTV通紅明亮的電視塔，我莫名地把手在窗前的空中揮一下，一如一個皇帝把手從一張地圖上撫過而感到的江山的實在般。我決定：我要用自己所謂的名聲，再次以李撞這個人物為原形，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集編劇、導演、主演於一身，讓自己從貧窮而又自詡清高的文學隊伍中，一躍跨界為電影藝術的大師，讓那些苦苦在電影圈裡為名聲、票房、片酬和國內、國際的獎項而每日奮鬥的導演和演員，完全被這部電影所折服─誠實地說，在那揮手之後的一念間，我想到了影視圈─那飄飛在垃圾場上的花園裡最為芬芳的一句話：「銅臭花開，暗香撲鼻。」想到了那部我未來的電影，在影院先冷後熱、前寂後炸，從微溫到迅速火爆短暫的旅程和口碑的爆棚。想到了國際電影節上的金熊獎、威尼斯、坎城獎和直到今天中國電影還一路狂奔而空白浩蕩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小金人（倘若不是李安和他的《臥虎藏龍》，中國電影就委實如妓女啐在想要強姦她的嫖客臉上的道德之痰了）。如此沿著思維的跑道，那些倒在跑道上的多米諾骨牌，又反其道而回轉地紛紛站直了身子。我想到了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姜文、馮小剛、賈樟柯等，所謂中國電影的導演大咖們，在我的那部電影擠入院線公映的幾天後，或者半月後，他們伴隨著如潮的好評和如股市暴漲般的票房，一個個是怎樣地帶著妻子、情人或者某位女名星，靜默悄息地走進影院內，混進觀眾的人群，一邊看著電影，一邊不斷地拍著自己的大腿，情不自禁地用腳去踢著前座的後背，而嘴裡卻是不停地罵著：「媽的！媽的！」如同瑪律克斯在大學的宿舍裡，看完卡夫卡的《變形記》，氣得把書摔在地上後，還又拾起來扔在蠟燭上，盯著書頁燃燒的火光，一連說了三句「他媽的！他媽的！」還有遠在北美的史蒂芬．史匹柏、法國的盧．貝松，英國的丹尼．鮑伊、義大利的盧契諾．維斯康提（他還活著嗎？）還有那個伊朗的阿巴斯（也死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這一瞬間，湧進我腦裡的偉大導演和偉大的電影們，擠得如敗退城池的兵丁和僱傭，連城門都不可阻擋那從城池瀉流出來的潰散和落馬……
還有另外的期冀、希望和可能嗎？
當然有！
不僅有，而且還多而美到面向大海，春暖花開─一世界的絕望，都如那時耶穌被釘上了十字架而看到了人類未來全部的希望和光明。實在不敢多說，不敢多言。倘若我今天能夠破釜沉舟、肝膽披瀝地把我那一念間的真實，全都斗膽寫下來，我想每一個讀者，不罵我是神經病，那就一定是他們有了神經的麻木和面癱（請讀者原諒我，這兒我大約省去了我內心恥辱、惡念、卑劣並應該攤牌直寫的五百字。這省去的五百字，正是我虛偽的寫照和佐證）。有時候，在中國的文化情勢下，坦誠會毀掉一切；保留與虛偽，才是成就事業的根基。這一點我深深的明白，在我們的現實中，謊言的價值，遠遠大過真實的意義。深味了名利的我，就像一個賣塑膠盆景而給自己賣出一個真正花園的人，看透了電影這門所謂的藝術，是最能把金錢、名聲和精神、靈魂混為一談而糾纏不清的一個魔藝桶。在我看到的現實中，世界上惟有電影才可以把靈魂的斤兩，以正比的方式，擺上巨形天平的兩端。而別的藝術，則完全失去或正在失去著這種正比的依據。當繪畫進入了靈魂，而不著邊際的抽象，則成了靈魂存在的物證。而抽象，三歲幼童的彩墨，則似乎是抽象的原祖。所以，畢卡索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讓自己生理的年齡越大，而抽象的年齡越小─所有抽象的藝術，我以為都是一場板著面孔的玩笑。而文學─以我的經驗論，你若寫出了人的靈魂，就一定要放棄對讀者的苛求。想要獲求讀者和錢包的喜悅，那就一定要在小說中把靈魂當作大鍋燉菜中的豬肝和豬心。世界就是這樣兒。文學也是這樣兒。我正是因為參悟到了這一點，才開始明白電影這門所謂的藝術，其實正是一門要把紅燒肉燒成晚霞的老行當；是今天唯一可以把靈魂以斤兩變賣的典當行。我就是要做這樣一個典當師和藝術商。集編劇、導演、主演為一身，要拍出一部驚天動地的電影來，既在國際上大獎頻頻，又在票房上財源滾滾，讓中國乃至全球的觀眾、導演和演員們，都不知是世界電影又發生了一場新革命，還僅僅是一個叫閻連科（何等無恥！）的人，在他五十歲的生日到來時，上天為了給他遊戲和慶生，終於賜他靈感和機遇，讓他在世界電影場上鬧騰一下子，得名贏利後，又重新回到他的書房去寫他新小說。
未來是不可知的。只有現在，才是未來的實在。想到並認定了這一點，我從窗口退回來。這時正是凌晨兩點鐘，大腦中高度的清晰和興奮，讓躊躕在我腦裡窮白和寡空，蕩然而無存。害怕這種興奮會使我成為超過四十度的人體發燒樣，讓我在來日進入一個混沌模糊的旋轉裡，我到洗澡間天長地久地沖了一個冷水澡，然後就穿好衣服等待天亮了。

2
煮奶。麵包。榨菜和咖啡。最後給自己泡上一杯綠茶，可以看到早上七點西三環汽車的擁堵，如同膨脹的蟻伍擁擠在雨前的樓道。晨時的涼爽，讓我重新思慮了我那熱辣辣的靈感。為了證明那部電影的可行性，我在窗口靜靜的從七點呆坐到八點鐘，又從八點呆坐到八點十幾分，直至八點三十分，當看到我的雙手上，還依然捏著激動、亢奮的汗液後，我相信了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名利雙收的可能性。
八點三十一分，我以最低調的姿態，做了高溫中含有陰冷的三樁事：
1.給顧長衛工作室的編劇、策畫楊薇薇發了一個短信，詢問了顧近時的工作狀況。
2.待楊回我短信說，顧導正在為尋找新的劇本抓耳撓腮時，我給顧長衛發了一個長微信：
尊敬的顧導：還好嗎？昨夜徹夜失眠，終於等到了靈感降臨，想到一個奇好的電影故事。我想，這個故事也許票房不一定好過《鐵達尼號》和《阿凡達》，但其藝術之可能，堪與你我都喜歡的阿巴斯的《櫻桃的滋味》相類比。望能一見相聊。

顧很快回了我微信：「真的嗎?!」
我回他：「中午十二點，老地方見！」
3.這是讓許多人更感意外、而我卻覺得選擇恰好、順理成章的一樁事─我用微信和蔣方舟有了如下的對話和討論：
我：「方舟，想掙一筆大錢嗎？」
她：「多大？十萬、二十……一百萬？」
我：「一千萬。」
她：「閻老師，你沒有發燒吧？」
我：「是真的。你想沒想過我們一道拍一部電影，由你出任女主角，我做編劇或別的什麼……而我們誰都不要片酬，作為投資計入電影成本，最後從票房分成呢？」
她：「……」
我：「知道嗎？今日中國電影票房正呈井噴之勢。有人預計今年電影票房是兩百億，而明年全國票房最低兩百六十億，後年為三百億。請你算一下，如果今年拍攝，明年上映，憑你我之努力，顧長衛之號召力，我們在中國電影票房中的兩百六十億中取百分之一就是二點六個億，百分之二就是五點二個億，百分之三就是七個億……如此以保守為計，你覺得我們做一部電影沒有三個億的票房可能嗎？而我們的這部電影投資小，場景集中，故事好看，人物豐滿，在中國上映之前先到國外各大電影節上參展和參評，倘若（是肯定）撞了一個國際獎，那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呢？僅僅是每人分上一千萬、兩千萬的意義嗎？」
她：「……」
我：「別忘了巴爾札克和杜思妥也夫斯基一生都為稿費寫作的事；別忘了托爾斯泰是因為是貴族，吃穿不愁才寫出了偉大作品的事。」
她：「……」
我：「……」
最後我們不再爭論什麼了，她默認並被我說服了這樁事。也許她只是抱著「看看玩玩」的心態吧。總之說，一個人過分的早熟並被稱為天才時，必然有其單純甚至傻癡的地方伴隨著他（她），一如一個真正的傻子所隱藏的智商永遠不會被人發現樣。蔣方舟就是這樣一個人，她落在紙上的才華在讓人稱道時，而她為人中的單純正是可以讓人利用的。愛文學，我就把巴爾札克和杜思妥也夫斯基在黑夜中尋找金幣而在黎明中撞見了偉大文學的道路鋪在你面前；愛生活，那就理應出來嘗試做一次電影的女主角，品嘗一次生活另外的味道而去豐富生活本身之單調。沒有人知道，我在軍隊服役時，曾經當過全軍的優秀指導員。所謂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把你東去的思維拉到西行的軌道上。更何況，在一個消費的時代，名利這東西，一個是買家，一個是賣家，而所有獲有名利心的人，不是被名買過來，便是被利賣出去，又有誰不在名利中間被人操弄呢？所謂的利益與輸贏，其實就是看誰是名利的操盤手；所謂的貞潔與高尚，就是看你在販賣名利時，用了什麼樣的詞藻和藉口。
我明白，在我的這部即將的電影中，我是那個最大最大的操盤手；是所有物事的總導演。其他任何人，顧長衛（這個被譽為第五代導演的藝術守墓人）、蔣方舟（這個被才華遮蔽著單純的剛剛離校的大學生）、楊薇薇（這個總是被自己的性情所左右的優秀編劇和策畫人），郭芳芳（這個胸懷電影抱負而被命運推向異處的好導演），還有又一次僅僅因為是我的同鄉，而他們就必然要從生活現實走向電影藝術的真人李撞、苗娟和他們的兒子李社、麥子及北京大學的李靜等，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他們都將成為我的一次操弄和消費，都將被我從名賣到利，又從利贖回賣給名。而總終，用他們的一切成就了的我，將會突然因為電影《速求共眠》而成為著名的電影導演藝術家。
難道不會嗎？
那就走著瞧。
上午十點鐘，一切都沿著我預謀中的軌道開始和行進。偌大的北京城，天還是那個天，地也還是那片地，樓宇、街道和樹木，也還是昨日的樓宇、街道和樹木。而那個叫閻連科的人，已經不再是那個工作在人民大學的小說家。他是導演、瘋子、商人、巫師和謊言製造者。是藝術的仇敵和名利設計師。是這個社會的毒瘤和靈魂假藥的製造商。還有所謂的教授、農民、理想主義和野心家、最誠實的奸詐者和所謂社會良知的代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所有又都不是我（瘋子還是神經病？是一次浪漫還是一個無賴的精神之行旅？）。從家裡走出來，我很禮貌地朝小區的保安點了頭，還順手將物業清潔工那巨大的垃圾黑袋扛在肩上捎到了垃圾桶。然後我就在西三環的路邊站了站，感受了一下真實的世界後，讓自己朝著真實走過去。
把陷阱的填坑者們都約在西三環紫竹橋西北角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從我家走到香格里拉只需幾分鐘。踏走幾十步的輔路人行道，再在半空折彎兩次過街天橋就到了。在過街天橋上，我看見了貼小廣告的年輕人和在橋上賣太陽鏡、手機膜的中年漢。還有一個突然出現在那兒擺卦攤的算命人。算命人大約六十歲，禿頂髮稀，藉著一團樹蔭蹲在橋角上，面前鋪著生白布，白布上放了一本《周易》書。看見我他很驚異地站起來，說了一句把他自己的臉色驚成蒼白色的話：
「先生，你今天出門會有大災啊！」
我在他面前站下來：「沒事。我就是專門把災難帶給人的人。」
他愕然：「我說的是真話。」
「我不光說真話，」朝他冷笑笑：「我還要真的那樣做。」
然後，我就從他面前過去了。朝著香格里拉那邊走去了。長話短說（這是一切寫作的基本要領），我們是在香格里拉大堂靠北的咖啡廳裡見的面，顧長衛、蔣方舟、楊薇薇、郭芳芳（剛好一桌飯），大家握手、寒暄、問候，熱情和客氣，如四月的春風。在咖啡廳最北的玻璃牆下面，顧長衛和楊薇薇坐在茶几西邊的沙發上，郭芳芳和蔣方舟（她現在的身分是劇本策畫人，還非女主角），坐在他們對面向東的沙發上，而我如主席、總統樣，坐在長茶几的最頂端，面對著玻璃外的果樹和草坪，看見有兩隻烏鴉和一群麻雀在外面的花樹上，嘰嘰喳喳、啾啾鳴叫，可牠們到底說了一些什麼話，卻沒有一句穿過玻璃走過來。於是，大家陷入了熱情後的沉默裡，如霜淇淋被靜默悄息的油鍋炸了般。
好在這時咖啡送來了。沉默是被服務員的高跟鞋給踢破的。
顧端了一杯咖啡看看大家看看我：「閻老師，你說說？」
說什麼？有什麼好說呢？經過一夜失眠、一夜的深思熟慮和準備，我已經把該要做的事情提前都做了。如同把陷阱挖好後，將罪證工具扔了樣，我朝大家看了看，從我的黃色軍用挎包裡取出一個牛皮紙的信封袋。從信封袋裡取出四份列印好的紀實小說來，一一地分給他們四個人。
「看看這部小說吧─〈速求共眠〉，這是我們這部電影創作遠行的始發站。」
大家笑一笑，接過小說如放下端在手裡的咖啡杯。「有小說？那你該從郵箱發給大家呀。」忘了是誰帶著埋怨說了這句話。但這句話將我的第二部計畫自然而然地帶匯出來了。
「我希望大家現在看，看完就討論。」我掃視著眾人說：「我可以出錢在這開兩個間房，請大家到屋裡看小說─靜心地閱讀，是真正的心靈呼吸─我不希望大家看我的小說不走馬觀花，像去野地裡拔草樣。現在看，就現在！看完小說後，中午在這兒吃飯我請客。」
大家把目光都落到了顧長衛的臉上去。
「怎麼能讓你請客，我們有劇組。」說完這句話，顧導看了看他手機上的時間後，竟果真如我想的樣，在這五星級的酒店開了兩個房間，並在日本餐廳訂了一個包間，讓大家都分頭到賓館房間和餐館包間去看紀實小說〈速求共眠〉了（太好了！─在這兒，我順便說一句，我不是一個十分大方的人。之所以會說我出錢開房和請客，是我算定只要我說出來，顧長衛就會讓大家留下看小說，會花錢請客並開出兩個房間來。以我對他的熟悉和了解，他不這樣他會內疚到彷彿自己強姦了別人樣）。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一場莊嚴的關於電影創作的行為藝術，就這樣如一部通俗小說般，以死亡和凶殺為開端，把讀者強行拉入了情節裡。而他們幾個人，也就這樣被我推上了沒有開關的電影創作的高速跑步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