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進化：美好生活的構成（簡體書）

人性的本質不只是一串“自私”的基因。擁有積極情緒不僅僅是對生活的錦上添花，而是對人類本身的存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精神的進化》中，作者哈佛大學教授喬治·瓦利恩特為捍衛人類與生俱來的精神力量打了一場漂亮防禦戰。他認為精神居於人類獨特的大腦結構之中，體現為人類處理愛、希望、喜悅、寬容以及同情等情緒的天賦能力。這些情緒由人類大腦的不同部位產生，而非源自僵化的宗教教條。他還寫道，進化使人類歷經時間洗禮成為具有精神性的生物，而且人類必將沿著進化之路走得更遠，精神世界將會變得更加豐富。本書以詳實的心理學、神經科學、歷史學和文學研究成果為基礎，以科學的論證手法，精思冥想的抒情筆觸，解讀了人何以為人的問題。該書將幫我們找回信仰，重塑人類之魂。

喬治 E‧瓦利恩特（George E. Vaillant），哈佛大學教授，著名精神分析學家、精神病學研究專家，整個職業生涯致力於研究成人發展過程、精神分裂症、酒精與藥物上癮以及人格障礙的康復，探究人類幸福的構成與源泉。主持哈佛大學“成人發展研究專案”三十五年，著有Aging well和 Adaptation to Life等著作，對人類精神世界、人類幸福有著深刻的洞見。

一部瞭解精神世界的科學指南。如果你對人類和其精神世界的相互關係感興趣，那麼建議您來讀一讀這本哈佛大學教授 喬治·瓦利恩特（George E. Vaillant）的著作，定會刷新你對精神層面的看法，改變你對人類幸福與美好生活的體悟。

第1章 積極情緒 /
第2章 散文與激情 /
第3章 三種進化 /
第4章 信仰 /
第5章 愛 /
第6章 希望 /
第7章 喜悅 /
第8章 寬恕 /
第9章 同情 /
第10章 敬畏與神秘啟示 /
第11章 宗教與精神的區別 /

棱鏡將白光散射成一系列不同顏色的光譜，在這本書裡我同樣也將人的精神分解為一系列的積極情緒。營養科學解釋了世界上那些稀奇古怪飲食的緣起，我同樣也希望通過對這些積極情緒的關注，來探討一下人的精神世界。營養學家通過分析其他民族獨特的營養飲食，發現了維他命和四種基本食物群。與此相似，神經科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和動物行為學家通過分析研究那些經久不衰的宗教，發現愛、群體構建和積極情緒是這些宗教的共同之處。
臨床心理學家傑克·科恩菲爾德曾講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他有一次坐火車從費城到華盛頓，鄰座正好是一位未成年人罪犯矯正項目的負責人，該項目主要幫助那些犯過殺人罪的少年幫派組織成員。

該項目中有一位十四歲的男孩槍殺了一名無辜的少年，以此證明對幫派的忠心。庭審現場，受害人母親一直默默不語，看不出一絲激動的情緒。庭審結束，法官宣判男孩殺人罪成立。這時，母親才緩緩站起身來，盯著男孩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我要殺了你。”之後，男孩便被帶走，準備在少年教養所服幾年刑。
半年之後，受害人母親去探望了這位殺人犯男孩。男孩在犯下殺人罪之前，一直流浪街頭，這位母親是第一位來教養所看望他的人。他們聊了一會兒，臨走時她還給他留下了一些買香煙的錢。之後，她來探望男孩的次數漸漸多了起來，每隔一段時間她都要來，並給他帶來一些食物和小禮物。三年教養期即將結束，她問男孩出來之後有什麼打算。男孩對未來感到非常茫然，不知道要做什麼，於是她幫助男孩在一位朋友的公司裡找了一個工作安置下來。她又問男孩有沒有住的地方，在得知他之前一直流浪、無家可歸之後，她又在自己家安排了一個空房間讓他暫住。於是男孩開始住在她家，吃著她準備的食物，靠著她找的工作養活自己。八個月後的一個晚上，她把男孩叫到客廳，想和他聊聊。他們面對面坐著，沉默了好一會。還是她先開口說話:“你還記得那天在法庭上我說過要殺了你嗎？”“我當然記得，我永遠也不會忘了那一幕。”男孩回答。她繼續說:“好，我確實做到了。我真心不想讓那個殺了我兒子的男孩在這世上多活一天。於是我開始去教養所探望你，給你帶東西。我還幫你找工作，讓你和我住在一起。我希望能夠慢慢地讓你發生改變。現在看來，那個殺了我兒子的壞孩子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既然我兒子不在了，那個殺人犯也不在了，我想問問你，你是不是願意留下來？我這裡地方足夠寬敞。如果你願意，我想收養你做我的兒子。”1於是這個流浪的男孩從此有了母親。
我們不得不感歎于這位母親強烈的同情心和寬容之情！請問這些力量從何而來？我們都還記得這位母親的錐心之痛，在法庭上她低聲咆哮著說“我要殺了你”。所以，當她在自己的客廳裡，提醒寄住的男孩是否記得這句話時，我著實為那位男孩捏了一把汗。不過故事的結局出乎我的意料。無論是對印度教徒、猶太教徒，還是對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來說，這一刻無疑都是同樣感人至深的，不過這個故事裡卻沒有任何宗教的影子。那到底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呢？看來是無私的愛戰勝了達爾文所謂的“自私基因”和康德的“純粹理性”。積極情緒的轉換力量可見一斑。
積極情緒不僅包括同情、寬容、愛和希望，還包括喜悅、信任、敬畏和感激，這些都源于我們作為哺乳動物的天性――無私的父母之愛。它們由感受而發，生成於哺乳動物大腦邊緣系統，是我們世代進化的遺產。積極情緒為所有人類生而固有，是所有主流宗教信仰和人類的共有特徵。
可以說，這本書在某些方面具有顛覆性意義。我必須指出，擁有積極情緒不僅僅只是錦上添花而已，積極情緒對“智人”這一物種的存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安東尼奧·達馬西奧是一位敏銳的臨床神經學家，也是情緒研究領域最有建樹的學者。在其著作《笛卡爾的錯誤》中，他極力主張思想和身體是統一的說法，並總結為“如果社會和人們對快樂的追求，等同甚至多過對痛苦的規避，那他們將難以存活下去”。2若讀者允許我將快樂定義為積極情緒的產物而非單純的享樂主義的表現，那麼犯錯誤的就是達馬西奧了。本書將總結達馬西奧觀點提出之後這十四年裡搜集到的種種科學研究證據，以證明積極情緒的重要性。第六章將提到，達馬西奧的這一觀點從2003年起也開始有所變化。
進入21世紀以後，許多人特別是來自英語國家的人們，開始尋找某種共同的精神家園。一方面，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對男權主義教條的不滿，許多主流宗教的信徒人數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將其信徒與外界隔離開來的那些原教旨主義宗教的信徒人數則在逐漸增加，抵消了宗教的世俗主義的轉向。如此一來，當代文化中對人性本質問題的看法就很難得到統一。但是，如果世界像一個小星球一樣有序運轉，我們就必須就人性本質達成共識，並認識到人性的本質不應該只是一串“自私”的基因。

最近，我開始與我的一位好友就“精神”這一問題進行了簡單的交流，這位聰慧的女士對聖公會的信仰極為虔誠。“只要一聽到‘精神’這個詞，我就渾身起雞皮疙瘩”，她的聲音突然提高，嚇了我一跳，真沒想到她的反應如此激烈。不過，對她而言，精神與妄想沒什麼區別。問題其實出在“精神”這個詞語的多重意義上。對許多人來說，“精神”既是他們信仰的源頭，也是信仰的結果。不過，還有許多人不這麼想，他們覺得“精神”與神秘學沒什麼兩樣，是假冒的救世主；不過是用轉世輪回、心靈感應、水晶、天使、塔羅牌等名堂糊弄人罷了。還有另外一些人將“精神”當作一種隱蔽的自我陶醉，是“追隨天賜之福”在新時代的另一種表現。我認為這些看法統統都錯得離譜。
誠然，我們很難界定“精神”這個概念，但是當我們碰到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們還是能夠輕易地識別並認可它的。我來列舉三位偉人的例子，他們應當是多數人認可的精神楷模: 尼爾遜·曼德拉、馬丁·路德·金、莫罕達斯·甘地。就我們不斷進化的基因性能來看，這三位偉人的寬容和同情必將牢牢印刻在人類記憶中並繼續規約人類行為。
本書將“精神”定義為將我們自身與其他人類發生聯繫或與我們認知的上帝發生聯繫的過程中，體驗到的各種積極情緒的綜合體，其中愛、希望、歡樂、寬恕、同情、信念、敬畏3和感恩4是非常重要的積極情緒。還有另外四種積極情緒我沒有涵蓋在內，即興奮、滿足、狂歡、掌控，是因為即使我們被隔絕在無人的沙漠，這四種情緒依舊存在。我選取的八種積極情緒主要針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往，而不是僅僅關注自我。
消極情緒，如恐懼與憤怒，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情緒，具有重要意義。就個體生存而言，消極情緒只關注自我。相反，積極情緒則有可能將自我從以個人為中心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我們都曾深切感受過復仇和寬恕這兩種情緒的巨大力量，但是從長遠來看，它們帶來的結果是大不相同的。消極情緒往往對生存問題極為關鍵，不過僅對當下狀況產生影響；但積極情緒作用的領域要大得多，它的主要功用是幫助我們進行拓展和建構。5積極情緒讓我們變得更為寬容，道德標準不至於太過嚴苛，與此同時，還能激發我們開拓創新的能力。而這是讓我們在未來立足的關鍵。嚴謹的實驗研究證明，消極情緒使人類的注意力範圍縮小，往往使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6而積極情緒，特別是歡樂這種情緒，則會讓人類的思維方式變得更加靈活、更具有創造力和全域觀、思維效率也會相應提高。7在上文那個母親與謀殺自己兒子的少年犯的故事裡，積極情緒最終讓受害人母親和少年犯的人生內涵都得到了不可思議的拓展。相反，消極情緒如厭惡和絕望，則會讓我們的人生踟躕不前。當我們感到害怕、憤怒和沮喪時，是很難去進行創造或學習新知識的。
積極情緒對於自主神經系統的效用與鬆弛反應在冥想活動中的作用非常相似，這種鬆弛反應是由哈佛大學醫學教授赫伯特·本森普及開來的。8消極情緒通過對新陳代謝和心血管的刺激，從而使交感自主神經系統產生興奮應激反應，而積極情緒則是通過副交感神經系統使基礎代謝減緩、血壓下降、心跳減緩、呼吸平緩、肌肉張力降低。如果睡眠能緩慢降低8%的基礎代謝，那麼這一比率在冥想狀態下則能上升至10%―17%。賓西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安德魯·紐伯格教授及其同事在一項對昆達利尼瑜伽冥想訓練的功能影像學實驗中證實，副交感神經興奮度增加會產生放鬆感，進而使人進入一種相對靜止的舒緩狀態。9
加利福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羅伯特·埃蒙斯教授一生都在專注研究感恩這一積極情緒。他發現忘恩負義會讓人變得渺小，而感恩則會讓人變得高大起來。“第一，感恩是對人生中收穫的善意給予致謝……第二，感恩也是認識到一部分善意是來自於自我之外的認知過程。”10美國慶祝感恩節根本不需要與宗教信仰扯上關係，甚至也不僅僅是人道主義的體現，在我看來，感恩節在精神領域的意義要大得多。如果天地萬物僅僅以人類為中心的話，那這簡直是極大的浪費。
積極情緒、冥想訓練、精神體驗三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一份研究報告顯示，45%的人在冥想訓練中曾體會到神聖之感，而68%的人在嬰兒出生時能體會到神聖之感。11本森的研究發現，80%的冥想修行者曾選擇某一聖物象徵作為冥想過程中進入“感知狀態”的咒語。12
精神其實不僅是“追隨天賜之福”。精神具有深刻的精神生物學基礎，這一事實源自於對人類積極情緒的研究，雖然該研究本身還亟待加強。現在，很多人恐懼和嘲笑宗教信仰，他們覺得對“聖神的恐懼”和“理性的威脅”使得宗教本身變得不可信。與此相反，我相信如果嚴肅對待關於積極情緒的科學，我們就能使精神符合宗教批評者的胃口，甚至對他們多有裨益。同時，我們還能幫助那些沉迷于自己信仰傳統的信徒，抬起頭來看看其他宗教信仰，找出自己的信仰與其他信仰的共同之處，進而加深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積極情緒是一種全人類共有的、與生俱來的大腦活動。威斯康星大學神經心理學家理查德·戴維森研究發現，具有悲觀、內向人格的人，在生物學意義上，其大腦右前額葉（位於右眼窩上方）比大腦左前額葉更為活躍。而對於那些樂觀、開朗的人來說，其大腦左前額葉則比其大腦右前額葉更為活躍。該研究發現鑄就了戴維森在醫學領域的輝煌生涯。在另一項實驗中，研究對象中有一位擁有數十年冥想經歷的虔誠的西藏喇嘛。戴維森發現，這位喇嘛的大腦左前額葉活躍程度比他曾測試過的所有175名普通西方人都要高得多。13
只要承認精神具有生物學基礎，我們才能認清人類在精神進化的歷程中已經取得的成果。只是精神進化的成果還不夠顯著，我們希望隨著自然界物競天擇的繼續，在人類尚未將地球銷毀殆盡的前提下，人類的精神進化取得更大的進展。

《精神的進化》一書是基於動物行為學以及神經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編寫而成，以期使積極情緒（如愛、歡樂、敬畏、同情）相關研究更為科學化。下文中將分章節對每一種積極情緒單獨進行討論，包括討論其神經生物學基礎以及進化結構。這些進化發生的具體機制雖然還只是停留在推論的階段，但經過十五年的發展這一推論已逐漸成型。“情緒是一種奇妙的適應性改變，是對生物體用以調解生存狀態的手段之一。”14這與進化機制的形成密切相關。進化只需要調用區區45000個基因，就能在人腦中搭配組成超過千億個神經元，這個任務可不輕鬆。不過基因能做的其實只是為環境因素在塑造人類大腦時提供必要的手段。
在過去十五年裡，至少有四位科學家就自然選擇轉變為親社會行為的手段進行過討論。1992年，傑拉爾德·埃德曼在其極具影響力的專著《明亮的空氣，輝煌的火焰》中提出“神經達爾文主義”的概念，用以解釋個人或文化環境對大腦可塑性的影響。15幾年後，安東尼奧·達馬西奧的著作《笛卡爾的錯誤》，以及傑克·潘克西比甚少有人提及的權威著作《情感神經科學》，均提供證據解釋了由基因影響的哺乳動物情感系統可為價值系統提供養料，以促使人們的親社會行為和諮詢系統得到進化。16當然還有大衛·斯隆·威爾遜的著作《達爾文的大教堂》為積極的種群選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17
這裡提到的進化結構以及標題裡的進化，其實並不僅僅對應基因的自然選擇。應有三種形式的進化與此相關: 基因進化、文化進化以及個體進化。從自私的爬蟲類動物進化到具有仁愛之心的哺乳動物，需要經歷基因進化來實現掌管人類積極情緒的大腦邊緣系統的進化。從仁愛、頑皮、充滿激情的哺乳動物進化到具有創造性的科學家和充滿智慧的神學家，也需要經歷基因進化來實現人類面積巨大的大腦新皮質的進化，該部位是人類科學和宗教教義構建的生物學基礎。雖然大腦邊緣系統和大腦新皮質這兩個部位在神經學意義上的聯繫相當豐富，但它們也時常翻臉不認人，視彼此為路人。情緒和理性、精神和宗教教義之間經常難以溝通和相互理解。
人類要跨越“強權即真理”的階段進化到“撒瑪利亞人”（助人為樂者），四處散播同情、寬恕，還有無私的愛，則需要經歷文化進化。文化進化相較基因進化要更為迅速和靈活。誠然，進化之後的人類社會依然會像鐵器時代一樣存在各種罪惡，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積極情緒的科學認知將演變為一種文化意識，進而幫助人類種群得以存續。實驗結果已經證明，積極情緒有利於人類更好地適應群居生活、發揮其創造性並更為迅速地習得新技能。18
第三種進化即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個體進化。回首我在哈佛大學成人發展研究中心擔任主任的三十五年間，我親身經歷了我們這一輩人從自我中心的輕狂少年逐漸轉變為子孫滿堂的白髮老人的全過程，與此同時，也參與研究了我們的大腦逐漸成熟、社會意識逐漸豐滿的個體進化過程。
精神的進化不僅停留在基因和文化兩個層面上，還包括在我們的人生中，我們如何從醜陋、笨拙不堪的毛毛蟲蛻變為優雅、善於交際的花蝴蝶。我們研究中的一位四十五歲成員這樣解釋道:“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些年，我想我學會了如何與我的妻子相處，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我學會了如何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四十歲到五十歲這個階段，我已經不太為自己著急了，反而更多地為孩子操心了。”
只是成年人發展並非到中年就宣告結束。我們來看看澳大利亞著名板球運動員唐納德·布拉德曼的一生。他自幼個性孤僻、自我中心，通過自學的方式學習打板球。二十五歲時，他已成為板球界的貝比·魯斯、板球對抗賽的超級明星。四十歲左右，他開始執掌世界上最好的板球隊的帥印。年老之後，他開始為世界奉獻他的個人天賦，而且被稱為“在世的最偉大的澳大利亞人”。六十到七十歲之間，他在國際板球界以對抗種族隔離制度而聞名，他不再執教精英球隊，而是致力於在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中推廣板球運動，並獲得了尼爾遜·曼德拉的贊許。不過，布拉德曼不也和我們一樣，是從一位自我中心的懵懂少年成長起來的嗎？

我關注積極情緒，並不代表我要忽略邪惡的東西。大屠殺、謀殺、吸毒、酷刑、虐待兒童等種種惡行都會在本書中被涉及。同樣，我也不會否認那些“自私”基因和消極情緒如痛苦、憤怒、悲傷等都十分具有價值。例如，悲傷能感染到其他人，讓他們也體會到失去至親的痛苦。麻風病人外形變醜，只是因為其身體末端（尤指手和腳）的痛感神經遭到了破壞。憤怒可以讓我們免受侵犯。然而，悲傷、痛苦、憤怒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持續的時間較短，積極情緒則可以長期讓我們受益。一方面，人類時常面對各種挑戰和困境，全球變暖、原子彈、城市衰敗、人口過剩、自私的資本主義變得越發殘暴，自然資源受到破壞，這些都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我們的星球。令人驚訝的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正在學習如何與越來越多的同類和平共處。
基因進化形成積極情緒花費了近2億年的時間，不過歐洲與非洲之間的關係所經歷的文化進化卻僅僅持續了500年。從14世紀到15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量屠殺和驅逐文化發達的猶太人和非洲摩爾人，自私基因使“智人”變得異常排外。其實，在經歷了那次慘絕人寰的種族大清洗之後，西班牙到現在為止還尚未完全恢復元氣。
17世紀到18世紀期間，非洲人僥倖存活下來，不過他們卻被當作奴隸，被歐洲大國販賣到美洲新大陸以獲取利潤。自私基因使“智人”肆意將陌生人置於等級制度和剝削制度的奴役之下。美國至今還在為這種殘忍的權利濫用買單。
18世紀到19世紀期間，虔誠的歐洲基督教徒認識到奴隸制度對所有人都是一場精神災難並開始為廢除奴隸制度進行不懈的鬥爭，其實這不過是為了宣揚他們基督教的優越感和業已掌握的科學技術，在道義上賦予他們將非洲所有土地據為己有的權利。自私基因使人性愛上搶奪地盤就像墮入愛河一般自然。歐洲殖民主義直接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而導致構建了帝國統治的“君主”這一種群的滅亡，這顯然與達爾文的進化論背道而馳。看來，人類要做出成功的自然選擇，一種比自私基因適應能力更強的共產主義進化模式恐怕是必須的。
接下來呢？艾伯特·史懷哲是著名的巴赫音樂研究專家，同時也是一名醫生，他于1913年在赤道非洲創建了一所小醫院。他的榜樣極具啟發性，讓人們意識到同樣是基因控制的積極情緒如同情、愛和希望也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到2008年為止，不像其他帝王早已煙消殞滅，史懷哲的榜樣至少被複製了上千次。“深受啟發”的法國曾把史懷哲當作“敵人”，把他從他的小醫院裡揪了出來，並於1917年以“戰爭罪犯”的名義將他關押起來，事實上史懷哲甚至連一隻蚊子也捨不得拍死。不過，史懷哲的事蹟也確實啟迪法國在1971年建立了“無國界醫生”組織，使法國成為第一個深刻認識到在尼日利亞內戰期間，遙遠的比夫拉正在經歷人道主義悲劇的西方大國。人類是可以從錯誤中總結吸取教訓的，雖然這個進程可能比較緩慢。這就是文化進化的全部要義。就人類的存續而言，基因進化與文化進化同樣重要。
上個世紀，隨著專制統治者的消亡以及國家宗教的搖搖欲墜，歐洲國家一致同意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歐洲應向非洲同胞乞求原諒。之後非洲每一次經歷饑荒和疾病肆虐時，歐洲國家給予的同情和幫助雖稱不上完美，不過在數量上的確有所增加。我認為這是文化進化的效果。就像基於基因進化的大腦邊緣系統利用積極情緒，幫助哺乳動物在恐龍消亡之後繼續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一樣，不斷進化的文化也能在積極情緒的作用下，為人類的共同生存和“智人”的延續鋪平道路。歐洲國家已有60年（從1945年至今）未再發動戰爭，這已是有歷史記載的最長間隔了。
宗教在文化進化中扮演的角色時好時壞。一方面，從文化的角度，宗教信仰為人類犯下的那些最可恥、最自私的惡行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藉口。另一方面，宗教那些褊狹的教條讓人類對自己的境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並常常為積極情緒演變成為人類有意識的行為提供了可能。無論是弗洛伊德還是任何一本神經病理學的教科書都沒有專門討論如歡樂、感恩這一類情緒，而宗教的聖歌和讚美詩則將這些情緒放在最為顯眼的位置加以頌揚。
我寫《精神的進化》這本書的初衷在於，希望它能為讀者搭建一座連接精神家園與科學智慧之間的橋樑，並正視它們的存在。科學攜手“左腦”認為我剛才對歐洲簡史的回顧辭藻過於華麗，不夠客觀公正；人類愛與同情的進化，作為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在好運和不斷的試誤中艱難前進，已持續了上億年的時間。而大腦邊緣系統則聯袂“右腦”高聲歌唱:
我的生命在無盡的歌聲中流逝，
這歌聲蓋住了地球上的悲歌。
我聽到了，那麼真切，卻又那麼遙遠，
那是歡呼新世界的讚歌。
無論風暴如何衝擊我緊抱的岩石
都不能動搖我心中的安寧。
因為愛是天堂與人世的主宰，
我怎能不放聲歌唱？
――羅伯特·洛瑞（1860）
正如那位熱情而又多思的科學家艾伯特·史懷哲所堅持的那樣:“人類不是僅為自己而存在的。我們應當認識到所有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意義，他們的出現令我們的生命更為完整。這個認識也能用以解讀人的精神世界與宇宙之間的關係。”19

我講了這麼多，恐怕最有耐心的讀者也忍不住要問，作為一位年屆七十、從事成人發展研究的“西方”精神病學家，憑什麼寫一部有關精神方面的書呢？我想說的是，在擔任哈佛大學成人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這三十五年裡，我的工作環境讓我有條件見證了無數年輕人成長為老年人的全過程。我還在蓋爾·希伊、愛利克·埃裡克森推論的基礎上極具前瞻性地觀察到了成人進化的動態過程。通過觀察年輕人從蹩腳笨拙的愣頭青蛻變為成熟老練的社交能手，我深深體會到父母的社會階層、信仰的宗教教派、甚至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智商其實在人類發展的歷程中作用並不大。相反，人際關係、積極情緒卻是決定人類適應能力極為關鍵的因素，這也正是暢銷書作家丹尼爾·戈爾曼和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彼得·沙洛維提出的“情緒智力”。此外，在研究人類成長的過程中，我已察覺到要關注人的行為而非說辭，特別是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行為表現，因為僅僅觀察他上個星期的行為是明顯不夠的。
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份“學期報告”，那是一篇關於宇宙起源的文章。那時我幻想著長大之後成為一位天體物理學家。進入大學後，看到大蕭條給經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我轉而開始關注經濟學。不過，我最終也沒有選擇經濟學，因為這兩者都不是研究心靈的學問。接下來，我歷經千辛萬苦成為一名神職人員，
而後來卻放棄了這一職位的原因是，宗教與科學毫不相干。最終，我選擇了醫學，希望借由醫學能使科學和心靈自此不再分離，大腦邊緣系統支配的同情心可以與左腦支配的理性和諧相處。
在醫學院學習期間，我開始認識到西方醫學對於精神的關注要比它承認的水平還要高。1955年我進入醫學院，當時治療精神分裂症最為“科學有效”的療法是胰島素休克療法。超過700篇研究論文支持胰島素休克療法有助於治療精神分裂症，雖然其中也提及了這種療法存在一定的高風險，需要對患者進行集中護理。只是這些研究論文沒有明確指出接受了胰島素休克療法的病人在醫護人員眼裡其實是最有希望康復的一批。他們不僅被寄予了希望（而非通常所遭遇的絕望），並且因為該療法極具危險性而得到了最精幹護士的悉心照料，成為關注和照料的中心，而非被扔在冷冰冰的公立醫院裡無人問津。
然而，自從現代藥學研發出鹽酸氯普馬嗪這種以其化學成分緩解精神分裂症症狀的藥物之後，居然出現了一大批新的科研論文力證胰島素休克療法不過是一種積極的安慰療法。20鹽酸氯普馬嗪及其療效更為明顯的改良產品現在成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治療用藥，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胰島素休克療法基本上已消失。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胰島素休克療法給予病人的信念、希望和愛曾被700多篇研究論文歸納為醫療介入的效果。接受過悉心的集中護理和治療的病人比未接受過此類治療的病人康復速度要快一些，但是沒有一本醫療雜誌將此正名為精神治療的效果。這種關愛行為，與基督教“神學三德”所關注的信仰、希望、愛相似，在多數宗教教派裡都被認為是具有精神助推效力的行為。
從1960到1966年，我開始任住院實習醫生並繼而開始進行相關研究，那時正是神經科學誕生之初，我有幸浸潤在神經科學的時代思潮之中，不斷獲取養分。我有一位朋友埃裡克·坎德爾，當時他是一位精神病科住院醫生。他那時已經開始進行人類記憶的神經生物學研究，並憑藉這一開創性的研究在四十年之後獲得諾貝爾獎。住院實習期結束後，我開始在哈佛醫學院的基礎科學部進行藥理學方面的研究，在這裡深受“現代神經科學之父”斯蒂芬·庫夫勒科學精神的影響。我自己的導師，彼得·迪尤斯，是一位像斯坦利·科布那樣傑出的神經病學家，曾當著我的面謙遜地向托斯坦·維厄瑟爾和大衛·休伯爾這兩位日後摘取諾貝爾獎桂冠的年輕人請教，那時他們只是在我們樓下實驗室研究視覺神經生物學的兩位年輕人。雖然我後來選擇成為臨床醫生和臨床研究員，但那些年哈佛醫學院科學研究精神對我的啟迪永遠也不會淡去。我對人類大腦起源的興趣最終替代了我對宇宙起源的興趣。
多年之後，我成為一個戒酒中心的負責人，同時也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病學教授。作為任職條件之一，我接連十年都要每月參加一次匿名戒酒者協會的會議。我驚喜地發現匿名戒酒者協會的每月例會不僅滿足了我的精神需求，而且還能滿足我的那些戒酒者客戶的醫療需求，而且其效果比我早年從英國聖公會和波士頓精神分析研究所獲得的傳統信仰還要好。
1998年，我幸運地被推選為匿名戒酒者協會的一位無酒精受託人。一年之後，
一位同為無酒精受託人、還是一位教區主教的同事向我透露，我們受託人會議上的精神力量甚至強過他的主教管區會議的力量。我相信他說的話。接下來的六年時間裡，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服務了150多個國家的極具醫療效果的精神活動項目（本質上不是宗教），是如何取得這些成就的。那六年的思考成果是我撰寫這本書的源泉。我想回答的問題包括: 精神與宗教之間是什麼關係？為什麼精神僅給予人安撫而宗教則在安撫之外還會引發無數的痛苦？為什麼匿名戒酒者協會對於精神的關注，其效果等同於甚至還要強于我之前作為心理治療師時對消極情緒的探索？接下來的七年裡我一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馬丁·塞利格曼積極心理學研究協會籌劃指導委員會任職，以期尋求到這些具有悖論性質的答案。
我當然不是一位神學家。就我畢生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歷來看，我可能更像是一位精神生物學家而非神經病學家。我所做的研究與動物行為學家珍妮·古道爾和康拉德·勞倫茲的研究有更多的相似之處，然而，與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不太相同。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我一直追蹤研究項目裡那些研究對象在精神理念進化過程中的細微變化，這是非常有教益的。人類接近成熟之時，對宗教的信仰不會繼續加強，轉而發展為更為細緻的情感生活以及更為深入的情感體驗。21在我研究的頭三十年，我發現積極情感與心理健康之間關係緊密。接下來的十年裡，我開始意識到積極情緒其實是不能從人們通常理解的精神範疇中剝離區分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