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浙江海寧人。1925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奉黨組織的派遣去蘇聯留學。在這裏他接受了托洛次基的觀點，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一員。1929年8月奉調回國工作。不久即因為托派問題被共產黨開除。1931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開統一大會，他被選為統一組織的中央常委，分管黨報工作。不久之後他第一次被捕了。就因為他一直不放棄托派的活動，以後還被捕兩次，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失守前夕他才出獄。1949年5月移居香港，不久再遷澳門。1975年3月定居英國，直到去世。

他一生著譯甚勤，稿費是他的生活來源。他留下了大量檔次很高的著譯。像《雙山回憶錄》，就是一本關於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托派史的重要史料，東方出版社將它收入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之中，足見承認了它的價值。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按說，這是一位有資格編印全集的著作家。只是他早年出版的書籍、晚年在海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更不必說外文作品）都不易收集齊全，至於要收集歷年所寫的大量書信，更不知如何着手。我看要為他編一部嚴格意義的完整的全集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就現有的材料給他編一部選集。

要編這一部選集，我應該貢獻一點微力。我想，我也許是國內收藏王先生著譯較多的一人。我所收藏的這些書是哪裏來的？這就說來話長了。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我去擔任《魯迅全集》第六卷的工作。孫用先生介紹我認識了樓適夷先生。樓適夷先生又介紹我認識了上海的鄭超麟先生和他的堂弟、香港的樓國華（字子春，筆名一丁）先生。子春先生很熱心，送了許多書給我，其中包括王凡西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全部譯著。我還記得，為了能夠順利得到這些書籍，是李普先生托新華社香港分社楊奇先生幫我帶過來的。此外樓子春先生還把王先生在香港刊物上發表的好些文章複印寄給我。我挑選了他翻譯的一些作品編為一本小冊子《書信、日記及其他》，於1988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對這本小冊子是滿意的。因此他也就有了願意讓我來編輯他的著作的想法。

今年我知道了魏時煜博士在做「北大三人行•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其中一人就是王凡西。我就向她建議：趁此機會同時出版他本人的著作。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同意，我就來着手進行編選了。

大家都知道：王先生一直到死，都是一個堅定的托派分子。他對托洛次基的尊崇和信仰，可以說就像宗教信徒那樣的虔誠。我尊敬他的為人和學術成就，卻無法同意他所堅持的托派觀點。我以為在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很明白：托洛次基主義和史大林主義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流派，都屬於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的了。當年共產國際即史大林對於中國革命的錯誤指揮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托洛次基指出史大林的這些錯誤，是有道理的。這也就是吸引陳獨秀等許多人成為托派的原因。六十多年之後，世界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依然認為托洛次基主義是一種指導革命的有用的理論，未免太不切實際。而王先生就正是這樣一種見解。1989年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他認為這不但是史大林主義的失敗，而且還是托洛次基主義的勝利！他在這一年除夕寫的札說：「在此局勢中最使我苦悶的一個現象是：為此變革準備了半個世紀的第四國際，卻未能在此巨變中起任何顯著的作用！我們是應該起很大作用，必須起領導作用的！但願1990年開始，第四國際的作用能再大大發揮出來。」他在1991年2月13日寫的札中說：「在史大林主義徹底與普遍崩潰的今天，如果沒有以第四國際為代表的那個思想體系，即是說，如果沒有以真正國際主義和徹底大眾民主相結合的不斷革命理論的思想與實踐，那末，我們真的要看到資本主義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部與徹底地奏凱了。可以說，今後人類仍能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保持信心，並終於會見到它們的實現者，全靠有第四國際所代表的思想在！」這年12月27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兩天之後，他寫的札說：「史大林主義的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良的。要代替它，只有兩條路：或者代之以真正工人民主的、國際主義的革命政權─也就是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或者，恢復資本主義的統治，最後地與徹底地推翻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後殘餘。」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在幻想「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哩。不知道本書的讀者中有沒有一個兩個同意這個意見，反正我是完全不能同意這個意見的。

我注意到了：作者在1990年4月寫的《雙山回憶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版英譯普及本序》中表示：

今後的世界，無論目前正陷於分崩離析、彷徨覓路的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表面繁榮而實則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找到真正出路，是否只有依照托派已有文件中定下的具體方案呢？我不這樣想：人事太複雜，「歷史老人」太狡黠，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制訂的方案，總得隨事變的發展而發展。

可見他完全懂得對於未來預測之難。我很欣賞這個見解。

所以我在選編本書的時候，作者寫的那許多討論第四國際綱領的文章，那些托派組織的工作計劃、工作方案之類的文章，就都不收入了。一些關於時事的評論，儘管當時看來寫得很有分量，畢竟時過境遷，就也不收入了。現在收入的都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必將傳世的作品。

作者有一部逐日寫成的《晚年札記》，生前沒有發表過。2004年香港新苗出版社少量印製，編號發放，作為紀念。我得到的是第二號這一本，即據以編在卷三第二部分。它真實地記錄了作者最後十幾年的生存狀態和心情，彌足珍貴。

出版社領導體諒我年老力衰，無力擔負許多具體的工作，特地安排了陳明慧小姐同我合作。許多工作（特別是校對）都是她做的。

朱正
2017年12月6日